十六大以來，我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水平顯著提高。在此背景下，學術界、輿論界關于我國未來是否要建成福利國家的爭論也在日漸升溫。有學者指出，我國一直處于自由與福利雙匱乏的境況，現在國家正在從“負福利”走向正福利，這是值得肯定的，并應繼續推動［1］。還有學者指出，應該注意避免“福利剛性”對政府的制約與民眾的“福利依賴”［2］。歐債危機的爆發給反對實行福利國家政策的人提供了新的論據［3］。不過也有人指出，歐債危機爆發的原因不在于福利國家政策，而在于歐盟一體化中各項推進的不協調［4］?？傊?，關于福利國家的討論已經比較多了，村級福利問題的新聞報道也有不少，但專題研究目前尚未見到。只有翟洪峰的《農業與現代化———第十期中國現代化研究論壇論文集》和孫秀芳的《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基于一個城郊村的調查和思考》對此有所涉及。本文嘗試著重探討福利問題中一個小空白點，即村級福利問題。
一、村級福利的興起
近年來，在筆者的家鄉山東省蓬萊市劉家溝鎮沿海地區的鄉村開始推行村級福利政策，村民每逢年節都可以領取到免費的米、面粉、雞蛋等物品。有的村里組織六十歲以上村民分批免費旅游，有的規定本村村民子女考上本科、研究生可以獎勵不等的獎金，有的村給上網村民報銷網費，有的村免費清運垃圾，有的村給村民繳納部分新農合、新農保經費。各村村民相遇交談的重要話題就是比較各村福利，福利先進村的村民往往謙虛中透著驕傲，其他村村民則流露出羨慕。本文就圍繞村級福利這一問題展開探討。
村級福利在山東省蓬萊沿海地區鄉村的興起與當地優厚的條件分不開。主要是由于當地海水養殖業、葡萄產業及鄉鎮民營企業比較發達，其較好的政治社會生態也是推進村級福利的重要原因。正如有學者指出的，后稅費時代，國家以各種形式向鄉村分配了大量的資源，但在一些鄉村，資源的很大一部分被基層政權和灰黑勢力以合謀的形式截取，資源分配并沒有引起相應的治理效益，反而出現了新一輪的基層治理“內卷化”［5］。在那些基層治理“內卷化”的地方，即使有一定經濟基礎，也難以興起村級福利。以上幾條可以歸為村級福利興起的地區條件: 一是在國家經濟發展的大環境下村集體有穩定可觀的收入，有福利可分; 二是在國家政治進步的大環境下，當地有良好的鄉村治理，村官能更多地體現社區立場、從事社區公益，愿意將村民福利共同享有而非少數人獨占。
村級福利現象的較廣泛出現與國家對鄉村政策的調整有密切關聯。1994 年“分稅制”后出現了基層政府的財政困境和農村的福利惡化?！胺侄愔啤笔侵醒胴斀浀募瘷囿w制，表現為“財權上收，事責下放”。這給基層帶來兩方面的惡果: 一方面，縣鄉兩級財政陷入空前困難的境地，造成基層本已匱乏的公共服務也幾近癱瘓; 另一方面，誘迫各級縣鄉政府不得不依靠強制攤派來維持運轉。面對“中央推卸保障責任、地方強化汲取權力”的雙重擠壓，鄉民的社會負擔已經大大高于鄉民人均純收入的增加倍數，種田不僅不賺錢，甚至倒貼錢。以至當時有“國家財政扶搖直上，縣級財政搖搖晃晃，鄉鎮財政沒啥名堂，村級財政一掃而光”的說法［6］。在這種“強干弱枝”的財政政策下，很多村集體連維持基本運行都頗感吃力，村財政負債數十萬的更是比比皆是［7］，更不用說去推行村級福利了。十六大以后，國家實施“多予、少取、放活”的農村政策，免除農業稅費，給予農村各種獎勵、補貼。在這種新的政策環境下，也使村集體的大部分收入都可以留歸本村，也使村級福利有了源頭活水。
二、村級福利的積極作用
\\( 一\\) 有利于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水平的提高
黨的十六大以來，黨中央多次強調要把解決好“三農”問題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并提出了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總要求，即生產發展、生活寬裕、鄉風文明、村容整潔、管理民主［8］。村級福利本身就是“生產發展”的產物，反過來對“生產發展”的影響也是有益而無害的。其直接有助于保障低收入村民的“生活寬?！? 比較各村帶頭人給村民造福情況無疑也有助于鄉風文明建設; 保持村容整潔、修筑主干道、硬化全村道路、設置路燈、清運垃圾也成了各村依次推行的福利內容。
\\( 二\\) 有利于縮小村民生活水平差距，強化村民權利平等意識
改革開放以前，我國農村大體上處于普遍貧困狀態，即一方面是貧困，另一方面是村民之間收入差距和生活水平差距較小。改革開放以后，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推行，鄉村個體私營工商業的興起，使農民擺脫了普遍貧困狀態。但是鄉村能人和普通人、困難戶之間收入及生活水平的差距也日益拉大，由此帶來的村民之間的感情疏離的現象也逐漸產生。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鄰里鄉親中的此升彼降、蕓蕓眾生里的你興我衰，更易于給人們心里造成刺激”［9］。村級福利的推行有助于實行發展成果由村民共享，縮小村民生活水平差距，達到強化村民權利平等的意識。以前同一村莊的村民內部經濟上沒有明顯分化?，F在的嚴重分化，不僅帶來感情的疏離，還使一些經濟上居于不利地位并且自覺難以得到根本改善的村民開始感受到了市場經濟條件下的相對剝奪感。
歷史證明，貧富懸殊、兩極分化與民粹主義往往有一種惡性的“共生效應”———相互刺激、相互惡化。走出這種惡性循環的辦法，不僅需要用公平競爭的自由市場主義消解權貴市場主義，而且還需要用“福利重農”的社會民主主義\\( 包括滿足農民的公共品需求、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務、福利保障乃至貿易保護等\\) 消解民粹主義，而村級福利恰可發揮此作用，最終也會產生良性的“左右共識”來推動社會的進步［6］。
\\( 三\\) 有利于引導社會資源投向農業農村、縮小城鄉差距
2010 年中央一號文件指出要把統籌城鄉發展作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根本要求，把改善農村民生作為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內容，把擴大農村需求作為拉動內需的關鍵舉措，積極引導社會資源投向農業農村［10］。有的民營企業家把在村外的工商業收入投入本村給村民發福利，這也是引導社會資源投向農業農村、以工促農的新途徑?，F代文明呼喚新的財富觀: 社會不要仇富，富人要以富行仁。美國 19 世紀末 20 世紀初就有以鋼鐵大王卡內基為代表的慈善捐贈［11］。城鄉差距問題是長期困擾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難題，村級福利現象的產生，提高了村民實際生活水平，有利于縮小城鄉差距。
\\( 四\\) 有利于豐富、補充社會保障體系
社會保障體系的承擔者主要是國家政府，但社區、企業、家族、工會、教會及其他組織也可以發揮補充作用。目前，我國的農村并不是一級政府組織而是村民自治組織。村級福利發揮著社區社會保障的作用，豐富并完善著整個社會保障體系。筆者家鄉的村級福利多數為大米、面粉等食品，這進一步動搖了村民自留耕地耕種來保證糧食自給自足的想法，為土地流轉集中減少了阻力。
三、村級福利可能存在的消極作用及防范對策
\\( 一\\) 村級福利在政治方面可能存在的消極作用
村級福利在海選村兩委負責人時容易成為爭取選民的重要內容，因此也可能存在一些問題。
1． 賄選嫌疑問題
有人擔心村級福利會不會滑向賄選，甚至本身就有賄選的色彩。這種擔心是有其依據的。以村級福利為主要內容的村級民主有不規范的地方值得重視和研究，但不可因噎廢食。賄選往往是私下對部分選民進行的，本文所說的村級福利是面向全村所有人的公開許諾，不能算是賄選。
美國開國國父之一杰斐遜曾對當時人們類似的擔憂有過論述，“財富可能會腐蝕他們，出身會迷住他們的眼睛，但是還不至于達到危害社會的地步”［12］。美國建國初期，甚至可以說很長一段時期內，其民主制度都不健全?？少F的是，美國人沒有走回頭路，而是沿著健全民主的方向一直前進到今天。
可以說，不規范民主的替代物是規范民主而不是取消民主。正如上海金融與法律研究院項目研究員劉遠舉先生在文章中所指出的，村民自治制度也算一種外部制度。民主并非僅具有政治和價值觀的意義，它實質上是集體決策、利益分配的過程，賄選實際上已經改變了利益的分配方式，立竿見影地讓村民得到了實惠?？梢院敛豢鋸埖卣f，民主的第一小步已經成功踏出，并且收獲了積極的果實。因為我們并非從良好的民主退化到這里，而是從“村長跑官”進步到向村民賄選。只要沒有暴力脅迫，村長當選的利益必然在村民提價的過程中消融，這個過程的進行中，挑戰者也必然出現［13］。
具體到村級福利，其底線在于用于村民的福利必須是村集體的合法財產。這方面要防止三種情形: 一是非法剝奪侵占本村部分村民的財產和合法權利，如有村民承包了村集體耕地、山林、水田，村集體單方面提前終止承包合同或提高承包條件的; 二是非法剝奪侵占本村村民之外其他個人和組織的財產和合法權利; 三是不履行對各級政府法定義務的。
2． 富者優勢問題
在筆者家鄉的村級福利中，有的村領導是掏自己腰包給村民發福利的。這自然會帶來一個問題，即在競選中富裕者豈不占有競選優勢了么? 應該說，在候選人其他條件相當的情況下，富裕者確實會占有優勢。但這并不要緊，至少在村級選舉中問題不大。其原因有四: 一是富裕者只要是誠實勞動、合法經營的，按中央政策，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不是什么需要防范的階級異己力量，是從“提高村黨組織帶頭人隊伍素質，注重從轉業退伍軍人、務工回鄉青年、致富能手等黨員中選拔而出的”［10］; 二是富裕者若是為富不仁，財產來源可疑，多數村民是不會選他的; 三是富裕者確實給村民帶來了實惠，包括用自己的財產給村民發放福利、較強的經營管理能力、見多識廣、信息靈通\\( 如體現在獲取各級政府的財政獎補上\\) 等; 四是村委會只是基層群眾自治組織，不需要制定什么大政方針，選舉級別越往上，競選者個人財富所起的作用越遞減，所以并不必擔心以后全國出現富人當權的情況。
防范村級福利在政治方面可能存在的消極作用，其根本方法在于貫徹落實十八大報告提出的要“更加注重健全民主制度、豐富民主形式，保證人民依法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以強化權力監督為重點……堅持用制度管權管事管人，保障人民的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14］。避免和糾正那種認為民主選舉就是人民民主、人民當家做主的思想和實踐誤區，在鞏固民主選舉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其中，加強和完善村民代表會議制度是當前加強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的一項現實而又重要的選擇。防范村級福利政治方面可能產生的消極作用，其根本在于村民要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服務、自我教育、自我監督”的能力。
\\( 二\\) 村級福利在經濟方面可能存在的消極作用
1． 村級債務問題
有人擔心若推行村級福利，村領導會不會在任期內把可支配資源全部分光，甚至寅吃卯糧，形成村級負債，進而陷入像今天希臘債務危機那樣的困境。2012 年在全國兩會上，時任廣東省委書記汪洋提出擔心東莞的村鎮經濟會成為中國的希臘，更是引起了人們的警覺［15］。這也就是阿爾蒙德在《比較政治學》中所說的“眼前福利和未來福利”“由哪一代人享受較多的利益”［16］的問題。2011 年東莞全市村組集體分紅增長率為 7． 86%，比收入增長率的 3．56% 高出了 4． 3 個百分點。盡管東莞已規定，公益福利費用占當年經營純收入的比例應控制在 70%以內，但現在群眾已經把“分紅”看成了固定的福利，通過各種途徑向集體經濟組織施加壓力，有的村不顧集體的承受能力超前分配，導致出現債務危機［17］。應該說，因村級福利造成村級債務的情況不能絕對排除，但可以盡量控制其出現的可能性。原因有三: 一是絕大多數村民并不會短期內遷離; 二是村集體財產被上級無償征用的情況除大躍進時期外幾乎沒有，被村領導個人貪污揮霍的情況也在大幅減少; 三是村民不大擔心以后出現不許平分集體資源的情況。村集體的借債能力畢竟有限，所以，在村民理性有保障的情況下，還需要通過村級財務公開、民主監督的機制來保障村領導的理性分配。
2． 擠占投資問題
還有人可能擔心基于村級福利的影響，對于村集體消費和投資的關系，人們更傾向于消費而非投資。但這種傾向至少在目前是有益無害的。原因在于: 一是村集體無征稅權，它只能將村集體資產分配給村民作福利，不會壓抑村民的個人投資; 二是我國目前面臨著經濟增長方式是由消費、投資、出口拉動轉向的，村級福利帶來的消費傾向恰好有助于其實現; 三是以村集體為投資主體參與興辦盈利性、競爭性經濟活動的問題很多，要求同時具備多種條件［18］，現在一般也不宜提倡，村集體應投資于那些公益性、基礎性的領域。
3． 福利懶漢問題
在當今歐洲一些國家，還有澳大利亞、新西蘭等地，出現了福利養懶漢甚至高福利下的高犯罪率情況［19］。在這些國家高福利的保障下，一些人有工作能力和工作機會卻不去工作，被稱為“welfare bum”。同時也造成了這些國家經濟活力受損，使得納稅人群嚴重不滿。有勞動能力的人不愿意尋求或接受政府和社會提供的技能培訓、工作崗位和就業機會，只想長期依賴政府提供的福利維持生活的現象也被稱為福利依賴。福利依賴是社會保障制度的世界性課題。我國也有媒體報道過深圳一些富裕村出現了年青一代無所事事，甚至因精神空虛而導致犯罪的情況。全國老齡委辦公室副主任吳玉韶 2012 年曾公開表示，在養老問題上要防止出現福利沖動、福利依賴和福利過度的問題。在 2010 年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副部長胡曉義的“不能重蹈一些國家由于福利過度導致養懶漢覆轍”的表態引起廣泛關注后，吳玉韶的觀點再度引起輿論對我國是否要防止福利依賴的討論。2013 年鄭功成教授在文章中提出，福利恐懼癥是我國當前福利事業發展應澄清的首要認識誤區，指出全球競爭力、創新力排名在前的國家多是高福利水平國家［20］。福利病客觀存在，但也要看到福利事業總體上發揮的是積極作用。
四、村級福利的推行前景
在東部沿海地區，村級福利呈現良好態勢。那么它的擴散前景如何呢? 讓人欣喜的是關于東北地區、中西部地區村級福利的報道也開始出現。黑龍江省牡丹江市北河沿村，近年已從村集體經濟中拿出 50 多萬元為村民開展福利建設，設立八項村級福利惠村民。湖北省宜昌市共聯村，得益于村集體經濟的壯大，該村 327 位老人按月領取退休金，283 名村辦企業下崗職工轉入城鎮職工養老統籌，1062 個村民由村集體籌資 600 多萬元統一進入被征地農民養老統籌，村民每月都有糧油補助［21］。如前文所述，村級福利受制于村的集體實力、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等條件，但隨著我國經濟的發展，尤其是中西部農村經濟的發展，對其推行前景應持謹慎樂觀態度。而如何確保這些公共資源的安全，并使村民公平享有，如何順利實現體制轉變，將是一個亟待研究和解決的問題［22］。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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