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與文獻綜述
在總結歐債危機的教訓時，學者們發現債務危機的背后潛藏著養老金危機，失衡的養老保險制度所累積的巨額財政赤字是危機爆發的“隱性誘因”和 “直接推手”。相較于南歐諸國，我國養老保障體系的發展更不均衡。第一支柱社會基本養老保險承受著全社會的養老壓力，資金缺口巨大; 第二支柱企業年金的規模太小，尚起不到支柱的作用; 第三支柱個人養老保險的發展最為落后，無法成為一個獨立的支柱。
由于三個支柱發展失衡，我國基本養老保險逐漸形成了對公共財政的依賴。近十年來，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貼累計已超過一萬多億元，迄今尚無可行的退出辦法。據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預測，到 2025 年我國養老金缺口將達到 6萬億元。據世界銀行估算，如果不改變目前的制度與模式，到 2075 年，我國養老金缺口可能達到 9. 15 萬億元。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報告顯示，我國基本養老保險的空賬金額已于 2011 年突破2 萬億元大關，達 2. 22 萬億元。巨大的資金缺口使第一支柱的個人賬戶長期 “空賬運轉”，統賬結合的制度目標無法實現。
我國高度依賴第一支柱的養老模式不僅帶來了巨額的資金缺口，還逐年壓低了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1999 年我國公共養老保險的替代率為 69. 18%，此后逐年下降，一直降到 2011 年的 42. 90%，已低于國際警戒線。除養老保險外，退休人員很少有其它的收入來源，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過低，使部分老人退休前后的生活水平差距過大。隨著經濟的發展，人們對生活質量的要求也越來越高，基本養老保險所保的“基本”跟不上物價的上漲速度，僅靠基本養老保險已很難維持中高收入者所期待的退休生活水平。為保證退休生活品質，中高收入者有建立第二、三支柱的積極性，有承擔自我養老責任的主觀要求。
養老壓力高度集中于第一支柱弱化了企業和個人的養老責任，既抑制了第二、三支柱的發展，又強化了制度的福利剛性。一方面，民眾逐漸形成了對基本養老保險的依賴，缺乏建立企業年金，購買個人養老保險的積極性; 另一方面，由于第二、三支柱發育不充分，無法分擔第一支柱的養老壓力，使第一支柱的資金缺口只能放大，無法縮小，替代率只能下降，無法上升。由此形成了第一支柱與第二、三支柱互相抑制的發展悖論，陷入了基本保險與補充保險都無法改善的困境。在福利剛性的約束下，越失衡的養老保險制度越難調整。養老壓力過度集中，對第一支柱的高度依賴削弱了整個社會的改革承受能力，提高了公眾的改革敏感性，放大了改革的阻力，小幅度的改革都可能釀成全局性的動蕩，巨大的成本使必要的改革難以進行，清華大學 “延遲到 65 歲領取養老金”的改革建議所引發的激烈爭議凸顯了改革的困難。
全球養老保險的發展實踐表明，各支柱均衡發展的養老保險體系既能提供有效的保障，又具有較強的可調整性與可持續性。因而自世界銀行提出三大支柱理論后，各國的補充養老保險，尤其是個人養老保險便獲得了快速的發展。與國際趨勢相反，由于缺乏稅收優惠等政策激勵，我國個人養老保險的發展嚴重滯后，在全社會的養老保險總資產中，基本養老保險占 89. 50%，企業年金占 10. 50%，個人養老保險幾乎為零。隨著人口的快速老齡化，我國養老保險體系面臨著日益嚴峻的挑戰，急需加快個人養老保險的發展，以合理劃分國家和公民個人的養老責任，構建三支柱均衡發展的養老保障體系。正是因為認識到了開展個人養老保險的重要性，我國準備在上海市等地開展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改革試點。國務院先后于 2008 年和 2009 年頒布了 《關于當前金融促進經濟發展的若干意見》和 《國務院關于推進上海加快發展現代服務業和先進制造業建設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航運中心的意見》，提出“研究對養老保險投保人給予延遲納稅等稅收優惠”的政策建議，明確要 “鼓勵個人購買商業養老保險，適時開展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產品試點”。但正當上海市準備開展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試點時，國家稅務總局先是叫停了天津市濱海新區的個人補充養老保險稅前列支試點，隨后在其發布的 《關于企業年金個人所得稅征收管理有關問題的通知》\\(國稅函 ［2009］ 694 號\\) 中明確表示 “企業年金的個人繳費部分，不得在個人當月工資、薪金計算個人所得稅時扣除”，一時間使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的前景變得十分黯淡。
本文試圖從福利經濟學的角度分析政府、個人等主體在個稅遞延中的成本與收益，力圖找到問題的癥結并給出應對策略。
二、征稅模式與研究假設
1. 我國現行的個人養老保險征稅模式
我國現行稅法對個人養老保險實施的是非遞延的征稅模式。一是保費繳納階段征稅。我國 《個人所得稅法實施條例》第二十五條規定:“單位為個人繳付和個人繳付的基本養老保險費……從納稅義務人的應納稅所得額中扣除”。個人養老保險費并不在稅前扣除的范圍之內。因此，目前我國個人養老保險投保人在繳納保費時不能享受稅收優惠，只能以稅后收入繳納保費。
二是投資收益階段免稅。我國 《個人所得稅法》第二條規定: “利息、股息、紅利所得，應納個人所得稅”。從該法律條文看，個人養老保險賬戶取得的投資收益應繳納個人所得稅，但國家稅務總局在其發布的系列文件中，對投資股票和證券投資基金所取得的投資收益都明確規定 “暫不征收”個人所得稅。據此，個人養老保險的投資收益實際也不征收個人所得稅。三是保險金領取階段免稅。我國 《個人所得稅法》第四條規定: “保險賠款免納個人所得稅”。盡管“保險賠款”這一術語主要適用于財產保險業務，但基于歷史沿革，人壽保險中的保險金也“免納個人所得稅”。
2. 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的征稅模式政府可以在養老保險運行的三個環節上征稅: 繳費時、取得投資收益時及領取保險金時。根據這三個環節，如果用 T \\(Taxed\\) 表示征稅，用 E \\(Exempted\\) 表示免稅，養老保險的征稅模式可以用 8 種字母組合來表示: EEE、TEE、ETE、EET、ETT、TET、TTE 和 TTT。國際上通行的做法是對個人養老保險實行個稅遞延的 EET 征稅模式，即繳納保費、獲得投資收益時免稅，領取保險金時征稅。
我國現行個人養老保險征稅模式為非遞延的TEE 模式，即保費不允許從應稅收入中扣除，所取得的投資收益不征收資本利得稅，領取的養老保險金不繳納個人所得稅。我國欲在上海等地試行的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就是要將現行的 TEE 征稅模式轉變為國際通行的 EET 征稅模式，這一轉換必然會對相關主體的福利帶來沖擊。
3. 研究假設為分析方便，現對全文做如下假設。假設現年 x 歲的投保人，每月將自己工資 w 的一定比例π1\\(遞延比例\\) 的保險費投保個人養老保險，即每月繳納保險費 π1w，\\(π1w≤lim，lim 為遞延限額\\)，工資年增長率為 g，法定退休年齡為 60歲，月繳保費π1w \\(1 + g\\)k，連續繳納 \\(60 － x\\)年，k =0，1，2，3，…，59 － x; 領取保險金的年限為 k2，\\(k2= 0，1，2，…，\ue527 － 59\\)，\ue527 為極限年齡，工資替代率為π2。繳納保險費時該投保人的所得稅稅率為 t1，市場利率與個人年金投資收益率均為 r，退休領取保險金時該投保人的稅率為 t2，退休后的稅率低于工作時的稅率，即 t2＜ t1。在不影響結論正確性的前提下，假設個稅遞延各方主體的效用函數均為線性函數，一階導數為正，二階導數為零。
三、個人養老保險征稅模式轉換的福利沖擊
1. 征稅模式轉換與投保人福利變化
如果保險費繳納發生在各期期初，則在 TEE模式下，退休時此人個人養老保險賬戶的資金累積額為:
由于 t2＜ t1，W 的符號為正。由于征稅模式轉換，投保人的福利得到了改善，投保人的福利增量來自于政府稅收的下降，其現值為：
期稅率變化的稅負減輕效應，領取保險金時，政府又給予低稅率的優惠，按稅率 t2而非 t1征稅。
綜合式 \\(3\\) 和式 \\(4\\)，征稅模式由 TEE轉換為 EET，給投保人帶來的福利增量主要來自即期稅率降低、資本利得免稅和跨期稅率差異三個方面。一是即期稅率降低。個人所得稅實行超額累進稅率，收入越高稅率越高。個稅遞延允許保費稅前列支，投保人的應稅收入會相應減少，適用稅率隨之降低，獲得即期稅收優惠。值得強調的是，W 并非投保人因征稅模式轉換而獲得的全部福利增量，因為式 \\(3\\) 和式 \\(4\\)并沒有反映出即期稅率降低的收益。二是資本利得免稅。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賬戶資金的投資收益免稅，為投保人帶來了免稅的超額資本利得。
三是跨期稅率差異。由于投保人不同人生階段的收入水平不同，所適用的稅率也不同。通常相對于工作時，退休后的收入水平較低，在現行稅制下領取養老金階段的邊際稅率比繳費階段低，退休后較低的收入將適用較低的稅率，遞延納稅給投保人帶來了跨期低稅率的優惠。
可見，實施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將給投保人帶來較大的稅收優惠，改善其福利水平。由于個人所得稅實行累進稅率，實施個稅遞延相當于為投保人開辟了一個合法的免稅賬戶，投保人可以將一部分應稅收入轉至其中，獲得即期低稅率的優惠，同時還獲得了一份投資收益免稅的理財產品，一份能提高退休后生活水平的個人補充養老保險，享受不同生命階段稅率差異帶來的福利改善。
2. 征稅模式轉換與政府福利變化
由于存在稅收優惠，國家放棄了對部分應稅個人收入的征稅權，較之 TEE 模式，EET 模式會造成政府當期稅收收入的減少。但從長期看，這種當期稅收收入的減少，會因為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的開展，降低公共財政未來所需的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貼而得到補償。反之，在 TEE 模式下，政府通過在繳費階段征稅會增加當期的稅收收入，但會抑制公眾投保個人養老保險的積極性，阻礙養老保險第三支柱的發展，提高國家未來所需的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貼支出。簡而言之，TEE 模式有利于增加即期稅收收入，不利于減緩長期養老危機。該模式擁有了即期收入，但把問題留給了未來，EET 模式則剛好相反。
這樣，只有既分析即期稅收收入變化，又考慮未來公共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補貼支出的變化，才能正確評估政府的福利變化。
根據精算平衡原則，在實施個稅遞延的條件下，退休時投保人個人養老保險賬戶中的累積額等于其未來領取養老保險金的精算現值，考慮替代率和稅率，有:
由于個稅遞延，政府所減少的稅收收入的現值為:
式 \\(9\\) 表明，由于貼現期不同、稅率差異等原因，政府實施個稅遞延將帶來凈稅收收入損失，給當期政府帶來稅收壓力。與投保人的福利增加相對應，政府稅收收入減少也主要來自三個方面: 一是保費稅前扣除的即期減稅和遠期延稅。在投保人繳納保費期間，政府每年放棄了本可征收的金額為 12π1w \\(1 + g\\)kt1的稅款，截至投保人退休時政府共將金額為 12π1w\\(1 + g\\)kt1的稅款讓渡或 “隱性補貼”給了投保人。允許保費稅前扣除還會降低投保人的應稅收入，使其獲得即期低稅率的優惠。個稅遞延的優惠對象主要是中高收入者，而中高收入者正是個人所得稅的主要課征對象，原本面臨著較高的稅率，給予他們遞延優惠，本質上是國家放棄征收這些有負稅能力的人應繳納的一部分租稅，必然減少即期稅收收入。二是遠期稅收收入小于即期稅收損失。由于累進稅率制，投保人退休后的收入一般低于工作時的收入，適用稅率也較低。個稅遞延在降低中高收入者即期稅率的同時，又給他們帶來了遠期低稅率的優惠。因此，EET 模式下政府未來稅收的現值可能遠低于即期稅收損失，即前期免稅的稅收收入損失無法通過遠期征稅的方式彌補。三是未來基本養老保險財政補貼的減少。實施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就是要用即期財政收入的減少來減輕遠期居民養老的財政負擔，減少未來公共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貼，即用今天較小的收入減少換取未來較大的支出增加。
可見，實施個稅遞延會造成當期稅收收入的減少，惡化政府的福利水平，EET 模式下的前期免稅損失無法通過遠期征稅的方式彌補，但通過個稅遞延促進養老保險第三支柱的發展，最終會降低未來公共財政對基本養老保險的補貼支出，個稅遞延具有長期財政穩定效應，能改善政府的遠期福利水平。
四、保障效率提升與社會福利改善
政府因個稅遞延所遭受的稅收收入損失可以通過未來基本養老保險財政補貼的降低間接獲得補償。但這種補償能否覆蓋全部損失呢? 換言之，如果政府不通過個稅遞延支持養老保險第三支柱的發展，仍由第一支柱承擔π2比例的工資替代率，長期內政府需要對基本養老保險支付的補貼支出是否會大于實施個稅遞延所帶來的稅收收入損失呢? 換言之，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的開展能否提高養老保障體系的整體效率，能否改善全社會的福利呢? 我國擬在上海市試點的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力圖達到 10% 的工資替代率。如果由個人養老保險而不是由社會基本養老保險來承擔這 10% 的替代率，所帶來的隱性稅收收入增加效應大于其稅收收入減少效應，國家就應該實施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反之，則不應該實施。這就需要分析個人養老保險征稅模式轉換，替代率轉移能否在長期內給政府帶來正的稅收收益，進而改善全社會的福利。
如果不實施個稅遞延，仍由第一支柱承擔本該由個人養老保險承擔的工資替代率π2，此時政府的稅收收入由兩部分組成: 個人養老保險保費的所得稅 Tpp\\(Tax of Private Pension\\) 和社會養老保險的保險稅 \\(或保險費\\) Tpr\\(Tax of Pay-roll\\)。無個稅遞延優惠，個人投保商業養老保險的保費支出均為稅后收入，則現年 x 歲的人退休前累積為其個人養老保險保費所繳納的所得稅的現值 Tpp為:
政府還會對全部工薪收入征收工薪稅，即社保稅 \\(或社保費\\)，假設稅率為τ，則現年 x 歲的人退休前累積繳納社保稅的現值 Tpr為:
當然，即使開展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政府仍會征收工薪稅，但如果已經實施個稅遞延，基本養老保險的替代率會下降，工薪稅的稅率也會相應降低。由第一支柱承擔 π2的工資替代率，政府未來養老支出的現值為:
由基本養老保險來承擔π2的工資替代率，政府長期損失的現值為:
這樣，如果 Wg1＜ Wg2，說明實施個稅遞延，發展養老保險第三支柱給政府帶來的長期稅收損失，小于不實施個稅遞延，全部養老壓力仍由第一支柱承擔的稅收損失，政府應實施個稅遞延。反之，則不應實施個稅遞延。當然，這一結論建立在政府理性且具有時間一致性的假設之上，考慮政府的任期限制，官員的個人理性和延稅收益的長期性、不可折現性，政府更可能選擇不實施個稅遞延。
由式 \\(12\\) 可知，為使第一支柱能承擔起π2的工資替代率，社保稅的現值必須大于或等
因此，π1－\\(π1t1+ τ\\)≤0，即 \\(π1t1+ τ\\)≥π1。事實上，這里的 π1t1是政府不實施個稅遞延時所避免的稅收損失，在只能用稅后收入繳納保費的條件下，它在政府征收所得稅時即已被征收，而所得稅并不屬于社會保障稅。因此，有 τ≥π1成立，即為使第一支柱能承擔起π2的工資替代率，政府為其配置的資源必須大于π1比例的工資，政府必須按高于遞延比例π1的稅率來征稅。換言之，如果第一支柱要支撐起π2比例的工資替代率，就必須提高社保稅稅率，調動更多的社會資源。此時政府應實施個稅遞延，讓第三支柱承擔π2比例的工資替代率更有效率，更能提高全社會的福利水平。
五、結論與建議
隨著人口老齡化形勢的日趨嚴峻，我國養老保險制度面臨著不可持續的巨大威脅，需要借鑒國際養老保險改革的成功經驗，開展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用個稅遞延優惠激勵人們投保個人養老保險，促進養老保險第三支柱的發展，降低第一支柱的壓力，提高全社會的保障水平，完善三個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實施個稅遞延優惠，給予投保人以 “延遲納稅”的稅收優惠將增進投保人的福利，激勵其積極投保個人養老保險，但會降低即期稅收收入，給政府稅收帶來壓力。
由于個人所得稅實行累進稅率，投保人工作時與退休后的稅率有很大的差別。開展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實質上是國家給予人們投保養老保險的一種政策激勵。通過投保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中高收入者既可以獲得即期低稅率的優惠，又可以獲得遠期稅率差異的收益，改善其福利水平。這一制度設計的目的就是要通過降低稅負的方式鼓勵個人購買商業養老保險，激勵個人為自己投保補充養老保險，主動承擔養老責任。
藉此降低全社會對第一支柱的依賴程度，為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創造條件，提供空間，最終完善我國三個支柱的養老保障體系。實施個稅遞延，實質上是國家對負有納稅義務且有納稅能力的中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應稅收入放棄了征稅權，相當于國家給予投保人一種 “隱性補貼”，一種 “稅式支出”，必然會減少當期的財政收入，惡化其當期福利水平。
由于任期制的約束，這種稅收收入的減少，實質上是當期政府將本可由其支配的資源，讓渡給未來的政府，即用當期的稅收收入來部分地解決未來的居民養老問題，用當期福利水平的惡化換取未來福利水平的改善。在政績考評體系僵化、遠期績效無法折現的條件下，實施個稅遞延不利于當期政府的政績最大化。從長期看，個稅遞延保費稅前扣除前期免稅的損失也無法通過保險金納稅的遠期征稅來彌補。因此，當期政府缺乏實施這一制度的激勵，甚至可能成為制度推行的障礙。但國家實施個稅遞延政策是要通過即期較小的稅收收入減少，換取未來基本養老保險財政補貼支出較大的增加。因此，在任期制政府條件下，只有國家制定和執行老齡社會發展戰略，通過立法促使政府放棄部分當前利益，才能保證我國的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順利施行。
參考文獻:
［1］ 李開盛，張冬林 . 歐債危機與西方福利制度的再審視［J］. 學術月刊，2012，\\(4\\):38 －39.
［2］ 孫濤，臧秀玲 . 歐債危機與資本主義福利國家新變化［J］. 財經科學，2012，\\(6\\): 1 －9.
［3］ 鄭秉文 . 歐債危機下的養老金制度改革———從福利國家到高債國家的教訓［J］. 中國人口科學，2011，\\(5\\):2 － 15.
［4］ 鄭秉文 . 歐債危機對養老金改革的啟示:中國應如何深化改革養老保險制度［J］. 中國社會保障，2012，\\(2\\):30 － 33.
［5］ 褚福靈 . 中國退休年齡面臨的挑戰與選擇［J］. 北京勞動保障職業學院學報，2012，\\(1\\): 12 －19.
［6］ 王瑩 . 個稅遞延型養老保險———基于稅收優惠的思考［J］. 中南財經政法大學學報，2010，\\(1\\):73－ 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