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金融危機尚未消停,歐洲主權債務危機又接踵而至,給還沒有緩過勁來的全球經濟很大沖擊。導致歐債危機的原因相當復雜,還可能由于流動性緊缺,通過信貸危機引發新一輪金融危機,形成多重危機交織在一起的局面。危機對歐元前途乃至歐洲\\(盟\\) 治理模式也帶來了不小的挑戰,使福利國家改革話題再次進入人們的視野。
若干年來,這些國家的改革,風風雨雨,眾說紛紜。誰也不會否認福利體制的社會進步意義,但問題是要建立怎樣的福利體制。這對于我們既要盡力而為,建立適合國情的發展型社會保障\\(福利\\) 體系,又要量力而行、防范道德風險,具有借鑒意義。
一、福利體制的困境
伴隨著冷戰降溫乃至后冷戰時代的到來,經濟全球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趨勢日益明朗,一個重要表現就是全球資本的流動性大大增強了,勞動者地位下降,而具有保險性質\\(事后救濟\\) 的傳統福利體制的弊端便暴露了出來。在右翼政治家看來,“福利國家機構強加于資本之上的管理和稅收負擔等于是抑制了資本投資的動力; 同時,福利國家所認可的要求、權利以及工人和工會所擁有的集體權力,等于是抑制了工人工作的動力,或者至少不能迫使他們像在完全市場經濟條件下那樣努力而有效率地工作。概括起來,這兩方面的結果導致這樣一種合力的產生: 它既使經濟不斷衰退,又使期望不斷上升……”
全球化時代的新型風險紛至沓來,社會開支捉襟見肘與福利“剛性”之間的沖突愈演愈烈。為了應對這些問題,各國的福利體制紛紛有所改革,并構成了歐洲社會治理改革的主要內容。全球化以及強勢資本的壓力是改革的“外因”。
歐洲福利政策可追溯至 17 世紀初的英國《濟貧法》\\(1601 年\\) 。19 世紀后期俾斯麥治下的德國頒行的疾病、工傷和養老保險辦法被認為是現代福利體制的開端。二戰以后,歐美福利國家的實踐在相當程度上抑制了分配不公,避免了嚴重的社會分化。傳統福利體制之所以奏效,主要是工會可以把勞動者組織起來,通過各種途徑影響政府行為,政府再督促勞資雙方尋求合作性的規制,以維系資本主義體系的運行。但是全球化尤其新興國家的崛起使這個世界今非昔比了,以信息技術和產業為代表的新技術和產業革命,新興國家門戶開放有力促進了資本流動; 但是,資本可以全球化,在全球范圍配置資源,而福利卻不可能全球化。
高福利國家因此面臨著雙重擠壓: 低福利國家勞動力涌入和本國資本蜂擁而出。居高不下的福利成本嚴重削弱了國家競爭力,政府背上了沉重的財政包袱?；蛘哒f,全球化猛烈沖擊了“資本—政府—勞工”相對穩定的博弈結構,改革就這樣成為福利國家的被迫選擇。
福利體制無法適應社會變化構成改革的“內因”。上世紀 90 年代,西歐國家進入“后福特主義”階段,在網絡化生產條件下,就業結構、社會結構均發生了不小的變化。福利體制在為困難人群提供救濟的同時也誘發了不以為恥、“鼓勵”懶惰甚至騙保的“道德公害”\\(moral hazard\\) 。以德國為例,2002 年社會福利支出為 4870 億歐元\\(占當年 GDP 的 23%\\) ; 從 1991 年到 2002 年,政府債務翻了一番,2001 年財政赤字為589 億歐元,2002 年為 743 億歐元,2003 年為 860 億歐元,主要原因就是福利開支不斷增加。
歐債危機以前,希臘勞動者退休養老金與工資收入相差無幾\\(95%\\) ,平均退休年齡是 53 歲,每年還有六周休假,這么舒坦的安排很難產生工作激勵。由于福利開支居高不下,2011 年末希臘政府債務占 GDP 比重高達170% 。傳統福利體制的缺陷被認為: 第一,強調社會公正往往與追求結果公平相混淆,后果是忽略了積極奮斗和責任意識,缺乏對創新性、差異性和卓越性的鼓勵; 第二,不斷增加公共開支以實現社會公正,而沒有考慮這些開支的實際作用; 第三,政府權力擴張以及由此滋生的官僚主義,使公民的重要價值觀\\(個人成就和個體責任、企業精神和集體精神\\) 成為附庸; 第四,權利超越義務,忽略個人對家庭和社會的義務; 第五,夸大了國家調控經濟的能力,低估了個體和企業創造財富的重要性。
這就注定了傳統福利體制不可持續。
政黨政治使競選承諾只能“透支”的方式不改不行。上世紀 80 年代以來,發達國家的經濟重心轉向非物質生產部門,2/3 以上的就業人員在第三產業工作,制造業工人無論絕對數還是相對數都明顯下降。
英國工會的組織程度在 1979 年是 55%,到了上世紀90 年代只有 35% ,結構性失業嚴重削弱了工會的力量和號召力,較靈活的產業形態更加劇了工會組織的渙散。左翼政黨為了在多黨政治中站穩腳跟,爭取選票,也不再以工人政黨身份標榜自己。英國工黨在1992 年敗選后,布萊爾就提出工黨必須以中產階級和政治中間勢力為主體。1994 年他大刀闊斧地調整工黨政策,聲稱工黨不僅是勞動者的黨,也是企業主的黨?！罢h意識形態中間化是政黨對社會結構變化的適應形式?！?/p>
執政黨刻意淡化意識形態色彩,多方面迎合中產階級的要求,包括承諾進行有利于他們的改革。為了能夠上臺,政治家競相提出各種許諾,吊起選民的胃口,而在臺上的執政者既不敢得罪資本家,也不敢增稅,那就只能靠舉債度日?！氨緛碓O計為‘安全網’的福利制度就變成了舒舒服服的‘靠墊’。一個社會,如果大家都想從國家那里多拿一點,卻不愿為國家增加財富出力,還能維持下去嗎?”福利體制改革成為無論“左”抑或“右”的共同選擇。社會福利原來是一個具有左翼色彩的價值目標,福利國家實踐也是在社會主義運動的壓力下,資本主義文明和進步的重要表征。然而,這些國家的道德優越感正在流失,批評者認為福利制度是“寄生的社會主義”\\(creeping socialism\\) ,它只能使弱者越來越依賴于國家,造成龐大的財政開支,削弱了競爭力。上世紀 80 年代,新自由主義就把福利國家當作理想主義的神話,因為當追求平等和再分配變得比經濟增長更重要之時,個人的選擇及其責任感就被削弱了。美國里根政府推行“為工作而福利”政策,英國撒切爾夫人政府更充當了改革的急先鋒。90 年代歐洲多國社會黨上臺執政,也不甘落后地強調理論綱領必須與時俱進,必須調整那些不合時宜的東西,包括縮減福利供應、調整個人所得稅等等。在這些方面,歐美各政黨的社會政策大同小異,“超越左右”,并聚焦于福利國家的轉型。
福利國家的改革在世紀之交風生水起。改革者主張用所謂“積極的福利”\\(positive welfare\\) ,即變“事后”消極地\\(或被動地\\) 應對為“事先”積極地\\(或主動地\\) 防范,這個“積極”主要是強調通過擴大社會投資,創造就業機會和崗位,使“福利國家”轉變為“社會投資國家”?！案＠麌胰绾未龠M\\(經濟\\) 增長、\\(社會\\) 發展和個人活力及自我責任,而不是培養惰性”就成為一個高度關注的問題。福利不能簡單地以國家或社會行為去代替個人責任,而是通過改善社會促進每個人自我完善的實現; 相應地,每個人也必須為社會承擔責任。要言之,改革就是要建立更有效率的工作福利制,防范過分依賴福利的風險,包括放松對市場的限制、鼓勵自立、重視培訓以及強化責任意識。
今天看來,十多年前德國施羅德政府的改革及其代表作《2010 議程》\\(Agenda 2010\\) 可圈可點。
二、施羅德改革與《2010 議程》
全球化既帶來更大的市場、更多的機會,也伴隨著更激烈的國際競爭,但福利國家的表現差勁。一是人口老齡化使社會背負了沉重的養老負擔,這些國家需要充足的勞動力和新的就業機會來支撐養老社會化,但又苦于勞動力與社會所提供的就業機會很不平衡。二是就業結構和人口結構的變化使社會福利越來越入不敷出。就業結構方面,大量相對穩定的勞動關系被靈活工作所替代,就業時間縮短,就業不足使失業時間增加; 人口結構方面,進入養老階段人口比例逐年增加,造成養老金供求比例失調和資金水平下降。1999 年 6 月,德國總理施羅德與英國首相布萊爾共同提出《歐洲社會民主黨人的前進道路》\\(施羅德/布萊爾文件\\) ,試圖尋找一個突破口,這也被認為是歐洲左翼執政黨推進福利體制改革的重要標志。
十多年過去了,不少南歐國家在長期財政赤字和靠借債度日中苦苦掙扎,終因支撐不住而導致危機爆發;只有少數國家,特別是德國得益于前十年的未雨綢繆,在危機中表現良好。
上世紀 80 年代,德國社會福利開支年均增速4. 7% ,90 年代這個增速達到 6. 6% ,但 GDP 每年僅有3. 9% 的增幅,收支缺口不斷擴大,不得不一再提高繳納率,施羅德上臺\\(1998 年\\) 前的兩年達到了創紀錄的 42%\\(上世紀 70 年代為 26%\\) 。德國人口結構嚴重老化,新生兒比例持續下降,居民壽命仍在延長,領取養老金的時間也相應延長,這使得醫療和護理保險開支大幅上升,成為最大的一筆社會福利開支。
一時間德國竟被視為“歐洲病夫”\\(kranker MannEuropas\\) 。
1992 年,德國采取了將退休年齡推遲到 65 歲等措施,但緩解壓力的效果不明顯。而且依靠現收現付籌資方式的法定養老保險籌資難度巨大,總體金額呈下降趨勢,養老金水平越來越難以保證,而法定養老保險的繳納率也不可能一直往上漲。
1998 年,施羅德政府采納了呂魯普\\(Rürup\\) 委員會的改革方案:第一層次基本養老金仍以法定養老保險為主,輔之于“呂魯普養老金”\\(積累制,可享受政府大數額、高比例退稅和補貼等\\) ; 第二層次養老金是以基金積累制為主要形式的企業輔助養老金,另外還增加了“里斯特養老金”\\(對投保企業年金的保費給予稅收優惠和政府補貼\\) ,目的是為了吸引企業進行補充保險; 第三層次養老金仍由原來的個人自愿養老保險等組成。
在任何國家,降低養老金水平都是“冒天下之大不韙”的事情。養老金總開支不可減少,那就只能想辦法“開源”。施羅德政府沒有再增加繳納率來開源\\(反而把養老保險費率下調了一個百分點\\) ,而是通過繼續調整增值稅、開征生態稅\\(包括 4 芬尼/公升的燃油稅、2 芬尼/千瓦時的電力稅\\) 投入養老金。1998 年4 月起,德國增值稅增加一個百分點,新增收入全部用于補貼養老保險; 生態稅的實施更可謂一舉兩得,這個新稅種不但彌補了養老金缺口,而且使德國成為世界上節能新技術的先行者、國際市場上運用可再生能源的優等生。依靠這些補充,德國退休年齡 2012年已逐步過渡到 67 歲。
施羅德政府還提出建立以個人負責為基礎的養老保險第二根支柱。圍繞第二根支柱是自愿還是強制展開了激烈的爭論。在野的聯盟黨指責改革是“養老欺騙”,他們不斷追加苛刻的條件,使聯邦議會有關談判久拖不決,拖延戰術逐漸形成了不利于社民黨執政的氛圍。社民黨內部也一片嘩然,施羅德感嘆在自己陣營里花費的力氣常常比在克服議會和社會上的阻力時還要多。
面對社民黨的傳統盟友工會被聯盟黨拉過去的危險,施羅德政府與工會經過艱苦談判,促成了《法定養老保險改革法》在聯邦議院的通過\\(1999 年\\) ; 政府還準備了 200 億馬克的養老補充保險,終于通過了修改后的“養老補充保險扶植計劃”\\(2001 年\\) 。養老金改革的趨勢是: 盡可能使養老保險費率平中有降,以降低工資附加成本; 在養老金計算或稅收和家庭政策中對于生育子女給予更多優惠待遇; 同失業作斗爭是解決養老金問題的關鍵,提高婦女就業率,以及放寬移民政策等等。改革目標是:未來 30 年,個人領取的養老保險金之 60% 來自于社會保險,40% 來自于財政基金。應該說,養老金保險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德國社會政策的走向。
改革以前,德國勞動力市場相當僵硬,一方面勞動力不足,另一方面許多人寧愿領取救濟金,高不成低不就。為此,施羅德政府修改《國籍法》,簡化了入籍要求,允許定期的雙重國籍。德國還有計劃地從東歐、印度引入一萬多名計算機專家,并吸引外國留學生畢業后短暫留在德國工作,另外大量使用土耳其勞工來從事清潔工作等。德國總統約翰內斯·勞在“沒有恐懼和夢魘,共同生活在德國”的演講\\(2000 年\\) 中呼吁德國應幫助生活在德國的 700 萬外國人融入社會。針對右翼極端分子制造的暴力事件,政府號召“正直的人站出來”,決不允許違法行為發生。
造成與勞動力不足并存的失業問題之原因,既有勞動力市場的過度保護,比如解雇保護規定必須根據被解雇的員工家庭情況給予補償,結果企業不敢解雇那些困難員工; 失業者領取的救濟金時間過長、數額過高,許多人喪失了尋找工作的積極性; 還有對勞動力的要求不斷提高,沒有接受或完成必要教育培訓的勞動者,往往難以找到合適工作。德國中學生約有10% 不能畢業,移民子女的這個比例高達 40% ,由此不斷產生新的失業者,甚至是長期失業者。
2002 年,德國政府委托哈茨\\(Hartz\\) 負責勞動力市場改革委員會,并提交改革方案。哈茨委員會一連推出四個方案,即哈茨Ⅰ - Ⅳ\\(哈茨改革法,正式名稱是《勞動力市場現代服務法案》的四個執行階段\\),這些改革不僅關乎勞動力市場,也牽動了社會福利體制。特別是哈茨Ⅳ方案,將失業救濟與社會救濟合并為基本安全津貼\\(Grundsicherung\\) ; 失業者領取失業保險金Ⅰ\\(普通失業保險\\) 的時間縮短為一年,之后只能領取失業保險金Ⅱ\\(哈茨Ⅳ救濟金,即合并之前的失業救濟金和社會救濟金\\) ,其金額以“僅可度日”為標準,僅僅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領取失業保險金Ⅱ者須接受“合理可期”的工作,也須接受勞務部門安排的職業培訓,無正當理由拒絕者第一次拒絕減少30% 金額,第二次拒絕減少 60% ,第三次拒絕則全部取消,僅剩住房補貼。
改革的重頭戲是 2003 年 3 月 14 日,施羅德在國會發表施政演說,宣布《2010 議程》,表示將在 2010年把國家帶到福祉和就業的巔峰! 《2010 議程》的目標是: “改善基礎條件,帶來更多的經濟成長,創造更多的就業”,以及“社會國家的轉型與更新”?！?010議程》的主要措施包括:
\\(1\\) 鼓勵就業的勞動政策。合并失業保險金與社會救濟金,所有具有勞動能力的失業者只能領取 12個月的失業保險金Ⅰ\\(55 歲以上可領取 18 個月\\) ,此后只能領取失業保險金Ⅱ,領取者沒有理由拒絕能夠勝任的工作,否則就減少保險金。
\\(2\\) 簡化解雇保護規定。為了改變企業對困難勞動者支付更多補償的情況,一方面對于那些短期雇傭者、借用雇員及臨時工可不適用解雇保護規定的標準; 另一方面有選擇地引入補償機制,使企業能夠留住高素質的員工。
\\(3\\) 改進工資協議法。在不觸及職工參與權、不取消行業工資待遇普遍適用協議的前提下,工資協議增加有更多選擇性的例外條款。勞資雙方力爭達成一致,當雙方意見不統一時,由立法者出面協調。
\\(4\\) 要求企業對每一個尋求培訓崗位并具有培訓能力的人提供培訓機會。如果企業未能履行承諾,將追索企業的培訓費。
\\(5\\) 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由于人口結構變化,醫療開支增加,必然導致工資附加費攀升和勞動力成本提高,進而影響新的就業機會。為此必須進行醫療保險方面的配套改革,增加自費部分的比例。
這些改革甫一出臺,德國即遭遇了罕見的因立法而引起的大規?？棺h活動。工會威脅不惜與社民黨決裂,也不再邀請施羅德參加傳統的 5 月集會,他們提出這樣的口號: “要改革,不要削減福利?！狈磳h要求將例外條款以法律形式寫入工資法,以減輕企業的負擔; 工會反對立法,提出寧愿與資方在工資合同內解決這些問題; 社民黨內部也有人指責施羅德的“背叛”。施羅德不得不到處游說并以黨內不支持《2010議程》就辭職相要挾。6 月,社民黨召開特別黨代會,高層根據《2010 議程》內容提出的黨綱修正案獲得80% 支持,緊接著綠黨黨代會也以 90% 支持。10 月,聯邦議院終于多數通過《2010 議程》,決定于 2004 年1 月 1 日起生效。
然而,施羅德政府的改革并沒有立竿見影。似乎存心與之作對,改革實施一年后,即 2005 年初德國失業人口突破 500 萬\\(占總勞動力 12%\\) ,社民黨在德國所有地方選舉和歐洲議會選舉中接連受挫,施羅德被迫提前宣布大選,結果黯然下臺。接盤的默克爾政府沒有勒住韁繩,而是繼續推進沒有施羅德的施羅德改革。2006 年下半年,失業人數下降到 400 萬以下,2008 年 10 月,失業人口下降到 300 萬,這是多年來沒有的。
三、改革效果的評價及其啟示
二戰以后,英國工黨政府在《貝弗里奇報告》\\(Beveridge Report\\) 基礎上建立起福利國家的樣本,社會福利成為福利國家令人羨慕的“名片”,但因時間長了,這張“名片”也要刷新了。1998 年,德國社民黨在野 16 年后重新執政,施羅德在競選綱領中提出“新中間道路”,確立了在經濟效率、生態持久和社會團結之間保持平衡的施政戰略,已經有意要動福利體制的奶酪。
可惜施羅德改革“出師未捷身先死”。一晃十多年過去了,特別是危機的爆發及其應對措施使越來越多的人對那些改革刮目相看。施羅德本人在 2013 年的一次訪談中感慨: “德國比其他歐洲國家開始改革要早,‘2010 議程’的改革舉措讓德國提高了競爭力?，F在許多歐洲國家需要改革,這是十分必要的?！?/p>
2005 年 11 月,接替施羅德任聯邦總理的大聯盟領導人默克爾在就職演說中,稱贊施羅德用《2010 議程》勇敢地撞開了改革的大門,并克服各種困難予以貫徹。
把“前人栽樹后人乘涼”用以形容改革的效果再貼切不過了: 在危機最嚴重的 2009 年,德國經濟呈4. 7% 的負增長,但就業水平僅微挫 0. 2% ; 并于此后分別實現了 4. 2% \\(2010 年\\) 、3. 0% \\(2011 年\\) 和0. 7% \\(2012 年 \\) 的增長,遠高于同期歐元區國家2. 0% 、1. 4% 、停滯甚至負增長的平均水平。德國是歐洲最大的經濟體,經濟產值占歐盟總量的 1/5,出口量占歐盟的 1/4; 德國現在的失業率為 5%~6%,是歐洲平均失業率的一半左右,特別是青年失業率已降到20 年來最低點; 德國預算收支大抵平衡,德國財政赤字和政府債務約低于歐元區國家 5 個百分點。作為歐元區最大的債權國,德國在決定歐元前途方面舉足輕重,也是經濟社會表現最好的發達國家。
2000 年 5 月,歐洲領導人簽署《里斯本議程》\\(Lisbon Agenda\\) ,確定了十年戰略目標: “成為世界上最具活力和競爭力的知識經濟,保持持續經濟增長,提供更多、更好的工作崗位,加強社會凝聚力,珍視環境?！?/p>
歐盟試圖通過實現“歐洲社會模式現代化”建立起歐洲經濟增長、就業與社會公正之間新的平衡關系,推動成員國的社會政策體系從“消費型”轉向“投資型”。所謂“開放的協調方式”\\(openmethod of coordination\\) 機制,即尊重各成員國社會領域的差異性,自愿根據本國的情況靈活地實現歐盟的目標; 也不制裁落后者,其效力來自壓力、點名和恥辱感。但后來的事實表明,這些東西都靠不住!
有的成員國不但違反了約定的財政紀律\\(赤字不得超過 GDP 的3% \\) ,更遑論進行貨真價實的社會政策改革! 歐盟和歐元區這些年的實際表現與預期目標相差甚遠,特別是其福利體制改革可以使我們獲得如下啟示:
第一,推進涉及公眾福利的改革要有極大的政治勇氣和足夠的犧牲準備。如果執政者\\(黨\\) 只考慮維護自己的黨派利益,就不可能冒這樣的政治風險?，F在看來,德國改革的最大受損者是社民黨: 當年部分干部紛紛退黨,黨主席拉封丹另立門戶,十萬黨員流失,一直到現在還沒有緩過來,領導層甚至還不敢公然為《2010 議程》評功擺好。施羅德上臺后一段時間,推進的是開源不節流的改革,并沒有遭到強烈的反對。但當施羅德意識到改革必須治本,并準備挪動許多人的奶酪時,立刻迎來洶涌澎湃的抗議浪潮甚至人身攻擊。由于改革效果的滯后性,大多數民眾缺乏足夠的耐心,改革的決心面臨巨大的考驗。如果選民嘗到的是眼前的苦滋味,對日后的果實將信將疑,他們就傾向于對改革者說“不”。由此可見,多數原則對于改革來說具有強大的殺傷力,即便有勇氣也未必能夠扛得過去。其實,施羅德政府無論是堅定不移推行改革還是半途而廢放棄改革,社民黨都元氣大傷了。
今天人們在享受改革紅利的同時,也未必能記住改革者的好———這恐怕也是歷史和現實許多改革者的“宿命”吧!
第二,改革的智慧在很大程度上體現為如何凝聚共識,盡可能減少阻力。順利推進改革的關鍵,一是彌合執政黨內部的分歧。針對黨內總有些人思想比較陳舊、行動比較僵硬,施羅德認為,社民黨不但要堅持自由、團結、公正的基本價值觀,而且必須果斷拿出國家迫切需要的明確改革議程,捍衛并堅決予以實施。二是爭取工會的支持。福利國家的工會力量雖然今不如昔,但仍然不容小覷,工會在與資本家的長期斗爭中也學會了博弈與妥協,爭取到工會的支持就能增加改革的勝算,問題是工會作為利益集團有它自己的算盤。三是擺脫反對黨的掣肘。施羅德任內聯邦參議院反對黨勢力強大,他們 29 次對改革的立法文件提出異議\\(這個數字是 1949 年到 1994 年 12 屆政府啟動協調機制次數之和\\) ?！帮@然,聯邦參議院多數在審議各類提案,如稅收政策、削減福利措施時,關注的已不是在內容上如何尋求妥協,也沒有考慮國家的政治責任,而只熱衷于政黨的爭權奪利?！?/p>
這就是為什么后來聯盟黨政府并沒有放棄《2010 議程》的改革路線圖,為什么 2012 年 4 月聯盟黨政府擬對 25 歲以上有收入人群征收年齡稅,這時輪到社民黨作為反對黨為反對而反對了。反對黨的“在野策略”、政客為了拉票,都可能導致政黨的短期行為綁架國家的長遠利益。此一時,彼一時,這也是西方政治生態“左”“右”面目日益模糊的一個寫照。
第三,改革不可避免要觸及一部分甚至不少人的眼前利益,必然使改革舉步維艱,切不可掉以輕心。
所有的改革都是利益調整,要動某些奶酪。其實大多數人都知道高福利難以為繼,口頭上誰也不反對改革,但要是動了自己的哪怕一小塊奶酪就不干了。民意調查也顯示,大部分國民希望這個國家進行改革,但人們似乎只想要抽象的改革。一旦改革涉及具體,擁護改革者馬上就會變為反對者。
德國福利體制改革再次告訴我們: 從來就沒有什么免費的午餐。社會福利首先要考慮的是支撐福利供應的生產力水平,其次是人們所享受到的福利待遇必須有勞動者工作進行儲備。福利的“剛性”特點意味著調高了會皆大歡喜,下調了則怨聲載道,但很少有人認真對待和理解社會福利主要來自這兩點。福利體制的設計需要大智慧。德國老齡化問題嚴重,但改革并沒有削減養老金,而是通過調整增值稅、開征生態稅,取得了別開生面的效果?！耙粋€聰明的社會保障體系反而會增加經濟活力。一個好的社會保障體系不能僅僅依賴于薪酬支付,否則工資水平上升將直接導致生產成本上升,相反,建立在稅收基礎上的保險體系就不會增加勞動力成本?！?/p>
今天看來,改革迫使失業者必須積極尋找工作,靈活就業也使資本更愿意雇傭新人; 但是,危機中的有效社會保障措施究竟是為了擴大內需而撒胡椒面,還是繼續進行結構性調整和人力資本投資,德國政府又將面對新的抉擇。
第四,社會政策的公平正義必須依靠勞動者工作而不是別的什么來實現。當年社民黨黨內批評者指責《2010 議程》“破壞了既有的社會公平正義”,他們認為國家應該讓“所有全職工作都有縮短”,并質疑哈茨 IV 方案對勞動力市場的改革。根據德國《社會法》Ⅲ第 16 條,失業被定義為“有工作能力,且有工作意愿,但現在無業者”,亦即失業僅僅是工作能力的暫時喪失,任何保險或救濟都不應使失業者安于現狀而放棄工作機會。隨著我國批準《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國際公約》\\(1997 年簽署,2001 年批準\\) ,自當履行該公約所要求的各項義務; 2004 年社會保障條款寫入憲法和 2011 年《社會保險法》生效,社會保障權\\(socialprotection rights\\) 作為社會與經濟權利獲得了國家法約的地位; 我國明顯加快以保障和改善民生為重點的社會建設,謀劃兼顧公平和效率的“發展型福利”,這也是維護發展、改革和穩定的大局所決定的。盡管我國政治制度不允許政黨輪替和政客拉票,但也不能排除有人迎合民粹、煽動民意,鼓吹不切實際的趕超型福利,利益集團不肯放棄特殊地位和優厚待遇而千方百計阻擾重新切分福利奶酪等情況。發展型福利不但要求實現普惠的社會保障,而且必須量力而行,要體現激勵和引導原則,堅持權利與義務相適應。由于以往長期福利短缺,公眾的預期比較強烈,我們的社會保障體制建設,一定要“治未病”\\(福利糖尿病\\) ,防患于未然; 一定要避免不可持續的過度承諾,避免社保繳費率持續提高\\(我國社保繳費率已超過 40%,在世界上名列前茅\\) ; 同時,還要謹慎探索推遲退休年齡和實行新人口政策,等等。勞動者為自己做了力所能及的保險儲備,就應當獲得相應的回報; 而對于弱勢群體,則理應由社會統籌給予救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