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是不能割斷的,也是無法割斷的,一部人類社會的發展史不僅有時間的連貫性,而且是文明成果的持續積累。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論》中指出的:“只有奴隸制才使農業和工業之間的更大規模的分工成為可能,從而使古代世界的繁榮,使希臘文化成為可能。沒有奴隸制,就沒有希臘國家,就沒有希臘的藝術和科學;沒有奴隸制,就沒有羅馬帝國。沒有希臘文化和羅馬帝國所奠定的基礎,也就沒有現代的歐洲?！?/p>
毛澤東同樣高度重視歷史,他指出:“今天的中國是歷史的中國的一個發展;我們是馬克思主義的歷史主義者,我們不應當割斷歷史。從孔夫子到孫中山,我們應當給以總結,承繼這一份珍貴的遺產”,強調“不但要懂得中國的今天,還要懂得中國的昨天和前天”。從恩格斯對幾乎是人人都會譴責的奴隸制社會的肯定,到毛澤東反對割斷中國歷史,所體現的是對歷史的尊重和對整個人類社會發展進程的科學把握。因為歷史就是一面鏡子,還是一部最好的教科書,它客觀地反映著人類社會發展的基本規律。以史為鑒,可知既往之興替,能窺久遠之未來,回顧得越遠,前瞻得可能也就越遠。
大國自有大國之道,文明自有歷史傳承。作為一個有著獨特文明與悠久歷史的國家,中國的家國同構、等級差序、中庸之道等具有濃厚本土色彩的文明元素自成一體,并對諸項制度安排產生直接而深遠的影響,也構成中華文明數千年不斷傳承的巨大柔性維系力量。盡管遠古的史料還有待發掘,但作為世界上歷史記錄最完備的國家之一,中國自西周共和元年\\(前841\\)以來的歷史記錄就精確到年,自魯隱公元年\\(前722\\)以來則精確到月日,這為探究人類社會的客觀發展規律和國家諸多制度的源頭與脈絡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條件,也可以為未來中國的持續發展提供許多有價值的啟示。但在西方話語體系主導的當今世界,中國的歷史經歷與歷史智慧往往被人有意無意地加以忽略;即使是中國的學者研究中國的問題,也大多奉西方學術為圭臬,在遵從西方思維定勢與話語架構的條件下解構著中國的實踐。
在社會保障領域,這種現象表現得尤為突出。國際社會保障學界幾乎為西方話語所壟斷,似乎人類應對自身生活風險的社會保障措施或福利制度只源于西方文明,無視中國社會保障歷史與經驗的學術語境,這既不利于世界社會保障學術的繁榮,亦不利于中國社會保障制度的改革與健康發展。人類在地球上的存在是以萬年為單位的,即使以文字記載作為考證依據,人類文明的歷史也是以千年計,而由西方主導的工業社會只有兩百多年歷史,現代社會保障制度自俾斯麥于1883—1889年創設醫療保險、工傷保險與養老保險制度以來只有一百多年歷史,再向前推至英國伊麗莎白王朝1601年制定《濟困法》也只有四百余年歷史。如果將社會保障界定為超越家庭之上、具有經濟福利性并以保障人的基本生活為目標的社會化機制與措施,那么,這種機制與措施在中國絕不是近百年才出現,更不是近數十年間才得以建立,其中的一些保障措施實際上已經存在了千年以上。
人類社會發展的進程可以依據一定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經濟政治形態劃分為若干階段,但深刻影響社會及制度變遷的思想文化卻無法割斷。
每一個國家或民族都有其歷史與文化,即使是深受外來文化的影響,也總會有自己的一些特色元素得到傳承;每一種制度都有其歷史淵源,即使是移植外來制度,也會不同程度地加注本土元素,這是文化傳承的必然結果,也是路徑依賴的慣性使然。從英、德、美、日等發達國家建立自己的社會保障制度都走過不同路徑并且保持了各自的特色,可以看到這些國家歷史傳統的影子;有著數千年文明史的中國,更是不會例外。因此,只有將視野從聚焦西方國家擴展到考量包括中國在內的全球社會保障制度,才能發現傳統文化與社會經濟政治結構對這一制度的深刻影響,才能總結、概括或歸納出不同的社會保障模式及其發展特征,才能發現社會保障制度發展進程中的普遍規律與不同國家或地區的獨特個性。
在全球社會保障進入制度變革與全面發展的新時代,在中國社會保障制度變革從試驗性狀態走向定型、穩定、可持續發展的新時期,必須正視現實中對社會保障歷史的短視,這種欠缺正在影響著當代中國社會保障政策的選擇,同時也給本應具有歷史長度并受全球化進程影響的社會保障增加了不確定性。因此,特別需要樹立社會保障歷史觀,重視從歷史源頭汲取智慧,在歷史長河中合理定位當代并尋找社會保障的可持續發展之路,為解決世界共同面臨的社會保障問題提供富有東方智慧的中國式方案。
因此,開展中國社會保障史研究,總結中國社會保障發展的歷史經驗教訓與客觀規律,構建本土化的社會保障理論體系,是中國學術界迫切需要開展的工作,也是可以古為今用并對世界社會保障理論做出應有貢獻的努力方向。
一、基本概念界定
“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意大利歷史學家、哲學家克羅齊的這句名言,強調了歷史應當以當前的現實生活作為參照系,并只有和當前的視域相重合時才能為人所理解?！耙磺袣v史都是思想史”,英國歷史學家、哲學家柯林武德的著名論斷揭示了歷史的過程不是單純事件的過程而是行動的過程,它有一個由思想的過程所構成的內在方面,研究者所尋求的正是這些思想的過程。在知識體系日臻成熟、學科范式涇渭分明的條件下,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史的主要困難不在于史料的搜集,而是在于如何將歷史語境轉化為當代語境,將歷史學范式轉換成社會保障范式,因為研究的主要目的是為中國乃至世界的社會保障改革與長遠發展提供歷史借鑒,關注它的主要不是歷史工作者而是當代社會保障工作者。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古代有著十分豐富的社會保障思想與實踐活動,但不可能有社會保障、社會救助、社會福利等現代概念,只有荒政、賑濟、養恤、居養、養老、慈幼、致仕、施醫等概念,還有名曰“王杖”的制度等。即使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使用的也是諸如救災救濟、勞動保險、公費醫療等分散的概念。今天廣泛使用的社會保障一詞,20世紀80年代中期才開始在中國出現,社會保險也是同一時期針對勞動保險進行改革后才在政策話語中被使用,社會救助則是在對傳統的救災救濟進行改革時引入的臺灣地區使用的概念,等等?？梢?盡管中國歷史上的許多社會保障實踐活動存在著傳承關系,所用概念卻并不具有一致性,與當代社會保障所使用的概念更是出入甚大。因此,以當代社會保障理論與政策為參照,使歷史概念與當前社會保障視域相重合,讓當代人能夠理解,無疑至關重要。
為此,經過筆者和部分特邀社會保障學者與歷史學者專題討論后,特對中國社會保障史所涉及的基本概念做如下界定:
\\(1\\)社會保障?，F代社會保障:是國家或社會依法建立的、具有經濟福利性的、社會化的國民生活保障系統的統稱,包括法定的社會救助、社會保險、社會福利、社會優撫系統和非法定的各種補充保障措施。它遵循公平、正義、共享原則,通過對社會財富分配的國家干預,實現保障民生與改善民生的發展目標。歷史上的社會保障:是由國家負責提供的救助、福利、優撫和社會\\(如民間鄉紳、宗教\\)慈善、社會互助的統稱。其依據是國家的法律、制度或社會約定俗成的規則,家族保障與鄰里互助構成了特有的內容?，F代社會保障與歷史上的社會保障都是超越家庭之上的、以化解或緩解個人生活\\(存\\)風險為基本目標的社會應對機制,但前者體現的是國民法定的社會保障權益,追求的是公平、正義、共享的社會發展目標;后者體現的是施予者的仁政與恩賜,實現的只能是免除生存危機的追求。
\\(2\\)社會救助?，F代社會救助:是國家面向低收入者和不幸者組成的生活困難群體提供款物接濟和扶助的生活保障措施。它以國家財政撥款為物質基礎,以幫助社會脆弱群體擺脫生存危機為目標,是政府責任的具體體現,采取的是無償救助的方式。歷史上的社會救助:是對面臨生存危機的貧窮者與不幸者的一種物質援助,它由國家負責、國庫支付,是應急性的生存保障機制,如賑災、賑濟、施醫等?，F代社會救助與歷史上的社會救助的共性,是在救助對象———社會脆弱群體、救助責任———國家負責、救助方式———無償救助等方面具有相通性,解決的是最底層社會成員的生存\\(活\\)危機問題。但前者是國家賦予國民的基本權利,后者卻是統治者為避免社會危機而采取的應急性舉措。
\\(3\\)社會優撫?，F代優撫:是國家面向軍人并惠及家屬的一種保障機制,包括死亡撫恤、傷殘撫恤和軍人\\(屬\\)優待等。歷史上的優撫:是國家面向軍人及其家屬提供的各種優惠、照顧與褒獎措施?，F代優撫與歷史上的優撫的共性,是國家責任與優撫對象具有相通性。但前者體現的是軍人的法定權益及國家對軍人職業的優厚待遇,后者體現的是基于戰爭的需要和對兵員的獎賞與補償。
\\(4\\)社會福利?，F代社會福利:是國家和社會通過社會化的福利津貼、實物供給及相關服務,滿足社會成員的生活需要并促使其生活質量不斷得到改善的生活保障措施,包括老年人福利、兒童福利、殘疾人福利、婦女福利及教育福利、住房福利等。歷史上的社會福利:是國家面向孤殘老幼婦和官吏提供的福利性措施,包括相應的物質待遇、精神褒獎和福利設施,如王杖制、居養院等,官吏的福利如致仕、恩蔭等,具有典型的身份性特征?，F代社會福利與歷史上的社會福利的共性,是在滿足特定群體的生活需要和提供福利設施方面具有相通性。但前者立足于國民的福利權益和普遍參與,是共享式制度安排;后者只是施予者對受益者的恩賜及對不幸者的憐憫,兩者的規模和水平不可同日而語。
\\(5\\)慈善?，F代慈善:是建立在社會捐獻基礎之上的一種民間救助事業,它以社會成員的善愛之心為道德或倫理基礎,以貧富差別的存在為社會基礎,以社會各界的捐獻為經濟基礎,以依法成立的民間公益團體為組織基礎,以捐獻者的意愿為實施基礎,以大眾普遍參與為發展基礎。
在實踐中,慈善機構根據捐獻者的意愿,對需要幫助的社會成員提供物質幫助及相關服務,從而是對法定社會保障制度的有益補充,并在發展中日益與法定社會保障措施融為一體。歷史上的慈善:是建立在惻隱之心、互助意識、因果報應和樂善好施傳統基礎之上的民間援助措施與活動,包括家族、鄉紳、宗教團體舉辦的慈善活動?，F代慈善與歷史上的慈善的共性,是在慈善道德、自愿捐獻及民間性等方面具有相通性。但現代慈善強調依法運行并追求平等,富有組織性,在實踐中與政府往往構成合作伙伴關系;而歷史上的慈善往往強調因緣關系,即血緣關系\\(親屬之間\\)、業緣關系\\(同事之間\\)、地緣關系\\(同鄉之間\\)等通常構成施助與受助關系的條件,無因緣則無慈善,這種特色迄今仍然影響著人們的慈善動機與慈善行為。
\\(6\\)家庭保障?，F代家庭保障:是指在家庭內部由家庭成員之間相互提供包括經濟保障、服務保障、精神慰藉等內容的生活保障機制,它建立在血緣關系的基礎之上,并被納入相關立法進行規范,如中國的《婚姻法》、《繼承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等中均有對家庭成員相互保障的規范。從西方國家的家庭津貼等政策,日本等國為家庭護理支付費用等,可以發現現代家庭保障客觀上還與國家和社會負責的社會保障緊密地結合在一起。歷史上的家庭保障:是指家庭內部成員的自我保障與相互保障,它建立在血緣關系與宗法制度之上,并向家族保障與鄰里互助延伸?，F代家庭保障與歷史上的家庭保障的共性,是均以血緣關系為紐帶,以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保障為核心,提供的是包括經濟、服務、情感在內的立體型保障。但前者往往將傳統倫理道德與相關法制有機地結合在一起,并與法定社會保障措施相融合,后者則通過宗法與地緣關系向超越一個核心家庭的家族內部與鄰里之間延伸。
\\(7\\)社會保險。社會保險是工業化以后才出現的社會保障制度安排,包括養老保險、醫療保險、工傷保險、失業保險及生育保險、護理保險等項目,保險對象主要是勞動者,強調權利與義務相結合,采取受益者與雇用單位等共同供款和強制實施的方式,目的是解除勞動者的后顧之憂,維護社會穩定發展。在中國歷史上,清代以前并無社會保險,但可以與社會保險中的養老保險相對應的有官吏致仕\\(養老\\)制度,它解決的是官吏的養老保障問題。民國時期開始探討勞工保險與社會保險問題,國民政府亦曾草擬社會保險立法草案,但時值戰亂年代,并未真正成為全國性制度安排付諸實施。
綜上,通過對社會保障相關概念的界定,可以找到現代社會保障制度與歷史上的社會保障措施的相通之處,為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史和考察各項社會保障制度的歷史淵源與傳承提供一個可以遵循的依據。
二、中國社會保障歷史發展的基本特征
從歷史發展進程來看,中國社會保障是與國家起源及朝代演進相伴始終的一種制度安排,具體的實踐活動既與當時的生產力水平和社會經濟形態密切相關,也與當時的政權形態、文化或意識形態密切相關。在數千年的國家演進中,夏商時期建立了血緣制與等級制相結合的社會組織方式即宗法制,周朝鞏固了宗法制并創建了影響后世的各種制度,兩漢時期完成了中國傳統文化與文明模式的基本定型,魏晉隋唐時期形成了多元文化大融合和多民族大家庭,宋朝已有成熟的文化和高度發達的社會系統及福利制度,明朝建立了完備的政治制度,清朝構建了多民族統一的中國版圖。中國社會保障實踐活動的源頭在殷商時代,社會保障思想的源頭則在商周文化巨變時期,春秋時期的諸子百家為后世社會保障思想的發展奠定了厚實的基礎。此后,伴隨著朝代的演進,社會保障日益成型,并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著重要的作用。
從中國歷史的沿革中可以看到數千年中華文明一脈相承。盡管從古代社會到近現代社會,生產力水平與社會經濟形態均發生了很大變化,改朝換代也必定導致社會制度的變遷,但異常豐富的史料表明,中國社會保障在歷史發展進程中依然保持著自己的一些基本特征:
第一,中國社會保障思想與實踐具有鮮明的本土性特征。一方面,從春秋、戰國時期諸子百家算起,大同思想、民本思想、仁政思想、宗法思想、重農思想、均齊思想、互助思想等一脈相承,這是世界文明史上所僅有的,其對中國社會保障的實踐影響深遠。例如,在兩千多年前,孔子提出了“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在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為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的大同思想。墨子主張“兼相愛,交相利”,提出“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若此,則饑者得食,寒者得衣,亂者得治”的兼愛利他思想。
孟子主張推己及人,提出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以及推行仁政的主張。管仲提出以民為本等政見。這些議論及政見均蘊含了豐富的社會保障思想,不僅流傳至今,而且還在深刻地影響著當代中國的發展實踐,成為社會保障本土理論的源頭和凝聚當今社會福利共識的傳統基因。重農思想作為中國的本土理論,構成了歷朝歷代倉儲后備的重要理論基礎,倉儲后備則構成了歷史上救災濟困的重要物質基礎,并延續至今,這與西方的重商主義有著重大區別。另一方面,中國自古以來就建有一些保障民生、免除禍亂的社會保障制度,有豐富的社會保障實踐?；恼?、濟貧、居養、優撫等均是數千年來建立在國家責任基礎之上并從未中斷過實踐的本土制度,家族與鄰里照顧、民間慈善則是建立在宗法、互助思想基礎之上的、久遠的非正式制度安排。例如,王杖制是有中國特色的一項老年人福利制度,它集傳統的孝道、尊老文化與家庭保障、國家福利于一體,規定達到一定年齡的老年人享有相應的特權,包括崇高的社會地位與相應的物質待遇。周朝規定,“五十杖于家,六十杖于鄉,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九十者,天子欲有問焉,則就其室以珍從?！?/p>
這一制度到漢朝時已經成為成熟的全國性制度。還有歷朝歷代開展的賑災、濟困、助殘、恤孤、居養等措施,以及宗法制度下的家庭、家族保障,在今天的社會保障制度中依然能夠找到歷史的影子。即使是進入現代社會后從國外引入的社會保險制度,也在實踐中加入了中國的傳統元素。如20世紀50年代建立的勞動保險制度就具有典型的國家負責、單位包辦、全面保障、惠及家屬、封閉運行等特征,蘊含其中的其實是家庭本位主義、集體主義、家國\\(單位\\)一體的中華傳統。
可見,中國的社會保障思想與實踐具有鮮明的本土性,中國的社會保障道路從來就是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道路,并構成了中國大國發展之道的獨特內容。
第二,中國社會保障自古以來貫穿著高度的國家\\(政府\\)責任,具有家國存于一體的特征。
在西方國家,中世紀以前的社會保障幾乎等同于宗教慈善事業,是宗教\\(特別是基督教\\)承擔著救助貧民與不幸者的責任,到中世紀末期才逐漸由世俗政權介入,這表明國家或政府介入社會保障事務在西方是很晚的事情。中國的社會保障卻是自古以來被視為國家或政府職能的重要組成部分,并有一套復雜的制度體系。
早在商朝,國家機器尚不完善,生產力水平極端低下,雖有災民、貧民等需要救濟,國家政權亦無力幫助,但王室還是推行過巫術救荒、養恤贖子等措施。成語“桑林祈雨”講述的即是成湯時期\\(前1617—前1588\\)天下大旱,國王在桑林設立祭壇,以犧牲自己來祈求天帝降雨的故事,體現的是國家的救災責任。周朝取代商朝后,國家政權不斷完善,救助災民、貧民及撫恤士兵的責任也開始得到體現。西周時期天子之下設置六大官員,排在第二位并負責民政事務的地官司徒就提出了“以保息養萬民:一曰慈幼,二曰養老,三曰賑窮,四曰恤貧,五曰寬疾,六曰安富”的社會救濟政策。自此以后,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均將救荒、濟困、養疾、恤孤、優撫等作為政府的重要職能,視為統治者的仁政和國家責任。以救助為例,在宋朝之前,官方就有各種各樣的社會救助活動,但多屬臨時性質;從宋朝開始,在各州縣普遍設立各種固定的救助機構,負責處理相關救助事務,除了官方的社會救助活動,還采取勸分、度牒、義莊等措施來推動民間救助活動?？梢?強調國家責任不僅是中國古代思想家的主張,而且也是中國歷代統治者的實踐。與社會保障中的國家責任相呼應的是宗法社會下的家國同構,中國作為宗法社會的典型特征是家國存于一體,即家庭、家族與國家在組織結構方面存在著共性,家族是家庭的擴大與延伸,國家則是家族的擴大與延伸,均以血緣—宗法關系來統領,家國存于一體是西方國家所沒有的,但在中國卻是一種普遍的文化認同,它不可避免地要影響到社會保障,就像家長要對子女負責一樣,國家也要對“子民”負責。家國存于一體,國家責任表現在社會保障制度建立、發展及實踐過程中更多地體現出“父愛主義”,政府扮演著強勢主導者的角色。這種強勢主導并不意味著政府要承擔全部或主要責任,而是在提供相應的社會保障的同時,規制著家庭保障,牽引著互助或單位保障,而社會成員也以國為家,自助、互助之間的界限并不十分明確,其福利訴求更多地采取自我解決的方式,國家福利制度也往往與家庭保障緊密相關。
20世紀中葉以后計劃經濟時代的社會保障采取的也是國家負責下的單位\\(或集體\\)保障制,家國一體在這一時期又具體化為單位或集體與家存于一體,各個單位或集體不僅要保障勞動者及其家庭成員的生活,負責救助生活困難的職工家庭,還要解決其子女的教育、就業等問題,甚至連家庭矛盾的化解也是單位或集體負責人的一項工作職責。由此可見,國家負責、家國一體確實是中國社會保障歷史進程中的傳統特征。
第三,中國社會保障一直秉承等級差序與中庸之道的傳統。一方面,自古以來,中國社會是典型的等級差序格局,是建立在禮治基礎之上的立體型社會結構,講究上下尊卑,身份并不具有平等性,但又是有秩序的。費孝通在比較中國與西方社會結構時曾有過精確的闡述:“西洋的社會有些像我們在田里捆柴,幾根稻草束成一把,幾把束成一捆,幾捆束成一挑。每一根柴在整個挑里都是屬于一定的捆、扎、把。每一根柴也可以找到同把、同扎、同捆的柴,分扎得清楚不會亂的。在社會,這些單位就是團體……我們不妨稱之為團體格局?！倍拔覀兊纳鐣Y構本身和西洋的格局是不相同的,我們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塊石頭丟在水面上所發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紋。每個人都是他社會影響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
他由此提出中國的差序格局與西方社會的團體結構相對應,前者與禮治社會相適應,后者與法治社會相適應。禮治社會的維系有賴于社會公認的行為規范,取決于尊卑上下的等級差異的不斷再生產,強調的是修身與克己,缺乏平等觀,也不承認權利義務之間的平衡,形成的是以自我為中心的推己及人的思維方式,最終通過人倫紐帶組成等級明確、上下有序的差序格局,并對中國文化有決定性的影響;法治社會的維系依靠法律,強調平等觀念,維護個人權利及其不可侵犯性。
需要指出的是,中國等級差序的社會格局還是以“官本位”為核心的,即社會普遍將是否為官、官職大小當成核心的社會價值尺度去衡量個人的社會地位和價值,其他職業則要依附于“官本位”才能獲得相應的認可,這種“官本位”意識被上升到制度層面,有一套嚴密的制度規范。時至今日,還充斥著官本位意識、官本位文化、官本位機制、官本位行為,表明其對后世的影響仍然根深蒂固。與等級差序格局相適應,中國的社會保障自古以來也具有等級差序性,雖然照顧弱者是歷朝歷代社會保障實踐的重要內容,但這種照顧總是表現為極端有限,而強者獲得的保障反而更多。在中國歷史上,官吏總能獲得更多的福利,官越大,福利越好,并可以蔭及家人與子孫;在當代,也可以發現公職人員的社會保障與福利待遇明顯高于非公職人員,等等,可見等級差序格局對中國社會保障實踐的影響深遠。另一方面,“中庸之道”作為儒家的核心理念,也是中國社會傳統的重要特點,它強調尚中貴和,不走極端,形成的是一種和合文化。受這種文化的影響,許多社會保障問題就是基于“中庸之道”用非正式制度安排來解決的,如自古以來的家族照顧、親友照顧、鄰里照顧、同鄉照顧等基于倫理與道義的做法就受到推崇,并在實踐中發揮著重要作用;現在提倡的社區照顧式“居家養老”也是典型的本土做法。因此,與西方國家社會保障講究嚴格的法定權益和正式制度安排相比,中國社會保障存在著一個具有彈性的空間,它們不是法定的正式制度安排,卻又具有強大的自我保障與相互保障功能,這種傳統還將持續下去。
第四,中國社會保障自古以來是柔性傳承,靠傳統文化維系。隨著政權交替、朝代更迭,新朝會廢止舊朝的一些法令,對舊朝一些制度做出相應調整。因此,在改朝換代的過程中,一些制度安排被中斷屬于正?，F象。然而,中國歷史上的許多社會保障措施卻代代相傳,在實踐中并非表現為新朝對舊朝制度的直接繼承,而是在強大的傳統文化維系下呈現出柔性傳承的關系。這主要基于三個原因:一是影響社會保障的傳統文化一脈相承。在儒家思想主導下,宗法思想根深蒂固,禮治社會自然延續,即使江山易主,社會主流文化也依然保持著強大的約束力,這一點甚至在由少數民族統治的元朝、清朝也不例外。正是傳統文化的強大維系力量,包括社會保障在內的相關制度安排也往往是萬變不離其宗。二是新朝對舊朝的借鑒。在改朝換代時,新朝不僅需要吸取舊朝的經驗教訓,更需要利用舊朝的官吏治理國家,這也會在很大程度上因循舊朝的制度,所謂漢承秦制、唐襲隋規即是中國歷史的真實寫照;即使是新朝立法,也大多會參考舊朝之法來確定,如大清律就是以大明律為藍本并接受唐律影響的結果,這一傳統使得許多社會保障措施得以傳承。三是社會保障實踐存在路徑依賴。如災荒是歷朝歷代都需要認真應對的風險,而應對災荒的措施無非是備災救荒并采取賑款、賑谷、以工代賑等方略,后世再改進也只是在重視程度與具體實施方式上做出相應調整。又如家庭\\(族\\)保障中的孤兒收養,自古就是根據血緣關系按照親疏原則來處理的,首先對孤兒有收養責任的是他\\(她\\)的叔伯,于后是祖父母,再后是堂叔伯等,最后是姻親屬,這種在家庭\\(族\\)內部解決孤兒收養問題的保障機制,在今天看來無疑是一種非正式制度安排,但在宗法制度與禮治社會的背景下,卻具有剛性約束力,形成強勁的路徑依賴。正是在上述因素的影響下,中國的社會保障在歷朝歷代之間得以傳承,只是這種傳承不能等同于法制社會的剛性傳承,而是在傳統文化的維系下采取柔性傳承的方式。如果不能了解和正視中國社會保障的這一歷史特征,也就無法理解為什么歷經改朝換代而許多社會保障措施依然保留著歷史痕跡的基本事實。因此,重視文化因素的影響,或許較經濟因素、政治因素等更能夠發現隱藏在社會保障發展背后的秘密。
第五,中國社會保障對國家長治久安影響重大。中國歷史上國家負責社會保障的傳統之所以能代代相傳,除了家國同構的社會政治模式與實施仁政的自發需要外,也是維護統治秩序與“家天下”政權延續的需要。自古以來,中國就是災害多發之國,如果沒有相應的社會保障措施,一旦遭遇災荒,社會就不會安定,大的災荒往往導致大的農民起義與社會動亂,甚者導致改朝換代,這是中國歷史的公例,也是促使救災、濟困等社會保障措施得以產生和發展的自然原因。例如,西周厲王二十一至二十六年\\(前856—前851\\)間的大旱,促成了中國歷史上首次大規模平民起義的爆發;秦末陳勝、吳廣起義除秦朝暴政這一原因外,還與大澤鄉等地暴雨成災有關;西漢綠林、赤眉起義,以王莽天鳳四至五年\\(17—18\\)的南方大饑荒和山東、江蘇大饑荒為背景;東漢黃巾起義也因連年災荒使百姓流離失所、無法生存所激化;隋末翟讓、竇建德、杜伏威領導的農民大起義,是因山東大水災、河南春荒等促成;唐末王仙之和黃巢領導的農民起義是因869—874年西起虢川、東達海濱的大范圍干旱釀成;宋朝王小波、李順領導的農民起義,是波及全國各地的水災、旱災、蟲害、雪災及疫病流行所激化;明末李自成起義是在崇禎元年\\(1628\\)陜西大饑荒情況下發動起來的;清朝洪秀全起義選定在1848—1850年間的全國大災荒時發難并迅速蔓延至江南各省,等等。
反之,如果救荒措施得力,即使遭遇大災也不會釀成大亂。例如,后人大多只注意到唐太宗李世民\\(599—649\\)貞觀之治時期的強盛,卻較少關注貞觀之治期間也是災害頻繁發生,但唐太宗吸取隋朝雖然“存糧如山”卻對大旱災造成的饑荒無所作為,最終導致天下大亂而喪失政權的教訓,對救災高度重視,建立了一套成熟的救災機制,包括報災、勘災、開倉賑災與移民“就食”,還有一套完善的監察機制與處罰機制,取得了良好的實施效果。
因此,唐太宗期間雖然自然災害連連,卻未出現過大的社會動亂,反而開創了唐朝盛世,也為后世備災救荒提供了有益的借鑒。
郭沫若在《甲申三百年祭》中總結明朝滅亡的教訓時說:“饑荒誠然是嚴重,但也并不是沒有方法救濟。饑荒之極,流而為盜,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餓死、鋌而走險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餓死、足有誨盜的物資積蓄著。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損有余以補不足,盡可以用人力來和天災抗衡,然而卻是‘有司束于功令之嚴,不得不嚴為催科’。這一句話已經足夠說明:無論是饑荒或盜賊,事實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p>
上述史實與言論,可以算作中國歷史上的社會保障與社會安定、國家長治久安密切關聯的最好注腳。
第六,家庭在中國自古以來就占有極為特殊的地位。家庭是人類進入文明社會以來生息繁衍的基本單位,也是人類生產、生活、教育、消費的基本單位。盡管家庭的生產功能伴隨工業化時代的到來而逐漸弱化,家庭的保障功能也伴隨著核心家庭化、少子高齡化及生活方式的現代化而逐漸弱化,但中國人重視家庭的傳統并沒有多大變化,中國的家庭一直有著極其強大的人文、社會功能。這一傳統決定了無論經濟多么發達、社會如何發展,家庭均是中國人普遍信賴的、可靠的、穩定的生活保障依靠,人們在遭遇困難或提供幫助時,首先求助或幫助的是家庭內部的成員,之后再按親疏遠近推及他人乃至整個社會。
換言之,社會成員的哺幼、養老問題及生活困難的緩解,以及多種生活服務需求的滿足,在很大程度上會通過家庭成員相互扶持的方式來解決。
鄧小平曾強調,家庭是社會的一個單元,修身齊家才能治國平天下。認為都搞集體性質的福利會帶來社會問題,比如養老問題,可以讓家庭消化。歐洲搞福利社會,由國家、社會承擔,現在走不通了。老人多了,人口老化,國家承擔不起,社會承擔不起,問題就會越來越大。全國有多少老人,都是靠一家一戶養活的。中國文化從孔夫子起,就提倡贍養老人。
可見,即使到了20世紀末,家庭保障仍然被中國政治家看成是一種天然合理的行為,是中國社會倫理道德的具體體現。在家國同構的社會政治模式下,歷朝歷代均推崇“孝悌”優先的家庭主義,重視尊老文化傳承,并采取相應措施來維護這種傳統,許多制度安排也與家庭難以分割,或者需要植根于家庭的基石之上。如前已述及的王杖制度———老年人福利制度,就是建立在傳統的孝道及家庭保障基礎之上的一項國家福利制度。時至今日,包括《婚姻法》、《繼承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殘疾人保障法》等國家法律,均對家庭成員之間的相互扶助義務做出明確的規定。因此,中國歷史上社會保障最基礎的層次其實是家庭保障及其延伸———家族保障、鄰里互助,這種非正式制度安排具有強大且持久的生命力,然后是政府負責的制度性保障,最后才是社會提供的慈善。如果不能理解中國人的家庭觀念,就不可能真正地全面理解中國的社會保障。家庭在中國社會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決定了中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不是要替代或者消滅家庭的保障功能,而是要通過社會保障措施來幫助解決家庭伴隨時代發展而難以獨自解決的生活保障與發展問題,一些社會保障制度透過家庭來實施或者與家庭保障相結合,可能會取得更好的效果,這一點其實已經在具有相似文化傳統的日本、韓國等國家得到了驗證。
由上可見,中國社會保障發展進程中所呈現出來的歷史特征是鮮明的,它與中國獨特的文化傳統、政治制度及社會生態相適應。這些特征雖然伴隨著全球化進程及國情的發展變化也會發生變化,但無論怎樣發展變化,中國社會保障的本土色彩卻不可能被抹掉,這一點已經被歷史所證明,也必然被未來所驗證。因此,走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保障道路是必然的選擇。
三、研究中國社會保障史的意義
中國歷史進程中的一個基本事實,是社會保障思想與實踐活動源遠流長。中國社會保障史研究的基本任務,即是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中國社會保障的源頭與演進路徑,揭示中國社會保障與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發展進程的內在關聯,并總結中國社會保障的歷史規律與本土特征,為中國社會保障的改革與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同時彌補國際社會保障學說的缺失。
中國社會保障史研究的意義,可以概括為以下三個方面:
第一,以史為基,可以把握社會保障發展的客觀規律。從中國古代的救災濟困措施到現代的福利國家或福利社會,所揭示的是人生來就面臨著各種各樣的生活風險,而社會保障作為面對個人難以承受的生活風險的一種集體應對機制,事實上是一種久遠的制度安排,客觀上要受到一國的政治制度、經濟發展、社會變遷、文化傳統等因素的影響。只要時代在發展,影響社會保障的因素也會發生變化,社會保障亦需要不斷調整與變遷;同時,各種正式制度安排與非正式制度安排又存在著顯著的路徑依賴,會在演進中保持一定的穩定性。這種變與不變所呈現出來的,正是社會保障固有的發展特征。如果沒有一定的時間長度,就不可能厘清社會保障制度的真正起源與發展脈絡,只有將注意力從關注現實延伸到兼顧歷史,才能發現制度背后的傳統文化及相關因素的影響。例如,中國是多災之國,災害救助作為一項重要的社會保障措施已經存在三千年,盡管救災方式、責任分擔及補償體系結構已經注入了現代色彩,但現金援助、實物援助及以工代賑卻是歷朝歷代奉行的三大救災方略;公職人員的福利待遇優厚,一直與中國的等級差序社會結構和“官本位”傳統相關聯;家庭內部的相互保障還在為建設當代社會保障制度提供富有彈性的巨大空間。這些事實驗證的恰恰是歷史中國對當代中國的深刻影響。再如,養老體現的是代際負擔的自然傳承關系,下一代人為上一代人養老和上一代人哺育下一代人是人類得以繁衍生息的歷史公理。雖然伴隨經濟社會的發展與人口老齡化時代的到來,養老方式會發生變化,但這種變化卻不可能割斷代際負擔的自然傳承。正因為如此,養老方式的優劣要經過歷史的檢驗才會有正確的結論,其中養老保險制度的優劣至少需要經歷兩三代人才能得到檢驗。在國際上,德國于1889年創建的公共養老保險制度仍然正常運行,顯然比20世紀80年代才出現的智利養老金私有化的個人賬戶制更具參考價值;而機構養老盛行的西方國家近十多年來開始對養老服務采取去機構化的取向,則表明中國悠久的家庭保障與鄰里互助傳統迄今仍具有借鑒意義。
可見,只有以史為基,從歷史的角度來考察社會保障,才可以梳理社會保障思想和實踐的發展歷程,才能準確理解社會保障的內在屬性和固有特征,進而才能真正把握社會保障發展的客觀規律。
第二,以史為鑒,可以為當代社會保障的健康、持續發展注入理性。古為今用,是歷史研究的重要目的,因為前人的經歷與智慧總能夠給后人以啟迪。迄今為止,世界上還沒有公認的最佳社會保障模式,有的只是適合國情及所處時代的社會保障政策,這說明社會保障需要植根于國情與時代,且應當保持理性,而理性的制度安排只能在對歷史的深刻把握并認真吸取其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才能產生。如果缺乏對社會保障思想和實踐的歷史借鑒,就無法全面準確地理解當前社會保障制度建設所面臨的問題和困難,也無法設計出符合社會保障發展規律和社會傳統文化的合理制度。聯系到當前,一些社會保障政策往往以解決現實問題為出發點與歸宿,很少從歷史視角來考慮長遠的發展,結果“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雖然暫時解決了一些問題,卻留下了后遺癥,有的改革措施還因無法取得社會共識而成為引發社會矛盾的新源頭。例如,家庭保障傳統因計劃生育政策及其實施過程中對“養兒防老”的片面批判,正在受到削弱;在老齡社會到來后,西方盛行的機構養老獲得了前所未有的重視,而最適合中國老年人的居家養老卻成了被忽略的角落。這些現象已經使一些老年人的生活質量受到影響。
鄰里互助與單位保障的傳統因市場化的沖擊而不再具有普遍性,“遠親不如近鄰”在一些地方被“相對形同陌路”的鄰里現象所取代;勞動關系在一些單位蛻變成了簡單的勞動力商品買賣關系即“勞動─工資”關系,勞動者因此缺乏應有的歸屬感。值得肯定的自力更生與生產自救傳統則在政府負責的舉國救災體制不斷強化下走向式微,具有積極意義的以工代賑傳統正被送進歷史,等等。所有這些,均使現行制度安排不同程度地面臨陷入發展困境的危險。類似現象的出現,源自對本國歷史經驗與教訓的輕視。
因此,開展中國社會保障史研究,有助于看清各項社會保障措施的來龍去脈及其利弊,以及發揮其正常作用所需要的條件,進而增強建設當代社會保障制度的理性認識,在繼承和發揚優良傳統的基礎上實現可持續發展。
第三,以史為據,可以彌補國際社會保障學說之缺失。中華文明史數千年來從未中斷,堪稱世界上能夠完整地反映社會保障思想與實踐歷史進程的最具代表性的國家,這對于考察社會保障的歷史進程顯然具有其他任何國家都無可比擬的優勢。同時,中國與西方具有不同的文明史,從社會保障思想的源頭就可以看出差異,并深刻地影響著社會保障實踐,形成了不同的發展路徑,這更增加了中國社會保障的歷史價值。例如,中國思想家孔子和古希臘思想家柏拉圖是兩位世界思想巨人,對后世的影響都很深遠?？鬃犹岢龃笸鐣闹鲝?柏拉圖描繪了理想國的藍圖,他們表達的都是對理想社會的向往,反映出社會保障作為理想社會的重要構成要素,在東方與西方其實具有相通的思想淵源。
不過,這種思想淵源又因孔子與柏拉圖在世界觀與方法論上的差異及各自獨特的精神追求而存在差異,孔子講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社會等級差序,而柏拉圖強調職業身份有別但主張男女平等;孔子講求中庸之道,強調善與惡的統一,而柏拉圖講求思辨,強調精神與物質世界的統一。另外,作為西方文明重要源頭的耶穌,講的是博愛,追求的是在人格平等基礎上的個性解放與個人自由,以家庭為輕,并且總是將大愛與大恨交織在一起,這與孔子講“仁”與“禮”、強調修身持家、推崇尚中貴和亦有著巨大差異?？梢?東、西方的文化差異在源頭就出現了。不僅如此,中國與西方的社會形態演進也不完全相同。楊寬指出:“中國從古以來歷史發展有其獨特的規律,根本不同于歐洲的歷史,既沒有經歷像古代希臘、羅馬那樣的典型奴隸制,更沒有經歷過像歐洲中世紀那樣的領主封建制,而是從井田制的生產方式發展為小農經濟以及地主經濟的生產方式?！?/p>
這些文化與社會形態演進的差異性,無疑會對社會保障的起源及歷史發展進程產生重大影響。中國很早就由國家承擔社會保障責任,西方很長時間卻只有宗教慈善的歷史,這是對東、西方文化差異與社會形態差異的最好注解。
伴隨當代世界全球化進程的加快,各國之間相互交融的廣度與深度將超過歷史上的任何時期,以市場經濟為主要手段的經濟形態也正在日益趨同,但歷史告訴我們,中國與西方國家的文化、社會、政治形態仍將存在差異,從而決定了各具特色的社會保障發展道路仍將繼續。正如亞伯拉罕森指出的那樣:“斯堪的納維亞福利體制對于其他地區而言是值得借鑒的,但不能復制,因為它是建立在涉及政治文化和民族同質性等眾多前提假設上的?！?/p>
以歷史事實為依據,可以發現,中國社會保障發展歷程之漫長,福利思想之多元,實踐內容之豐富,制度模式之獨特,實為世所罕有。如果對此予以忽略,就像世界文明史上只見耶穌、柏拉圖而不見孔子一樣,是具有根本性的缺陷的。因此,開展中國社會保障史研究,通過梳理翔實的史料來厘清中國社會保障發展的歷史脈絡,可以將人類社會保障思想和實踐的起源與發展向前推進一大步,這將有助于扭轉當代世界忽略中國社會保障發展史及其歷史貢獻的傾向,為全面把握采取社會保障措施來應對人生風險的歷史進程與歷史規律提供科學的依據。
綜上,中國社會保障發展的悠久歷史在世界上無可替代,既沉淀了中華文明的精華,也必然含有一些過時的糟粕,這正是它的獨特研究價值之所在。因此,對中國社會保障史的研究,兼具基礎研究、本土理論與世界意義,它不僅可以為當代中國的社會保障理論與實踐的發展提供歷史借鑒,同時也肩負著為世界認知中國社會保障歷史并彌補國際社會保障學說缺失提供科學依據的使命。不過,強調中國與西方國家文明史、傳統福利文化與社會保障發展的差異,并不意味著否定這一制度發展的一面,即無論哪個民族、哪個國家、哪種社會形態,個人或家庭都可能遇到陷入生活危機的困境,都需要對危及或影響個體生存狀態與生活質量的風險采取集體應對措施,社會保障就是以其獨特的功能而成為各國不可替代的選擇,其共性是建立在互助意識、利他主義和責任共擔的基礎之上,并必然經歷從選擇性制度到普惠性制度的轉變,這應當是社會保障發展的普遍規律。如果能夠在注重中國特色的同時也尊重普遍規律,在尊重普遍規律的同時不忘歷史的經驗教訓,一定會有助于理性地構建當代中國的社會保障體系,并使其獲得健康、持續的發展。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選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2]《毛澤東選集》,2版,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毛澤東選集》,2版,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4][22][23]鄭功成:《當代社會保障發展的歷史觀與全球視野》,載《經濟學動態》,2011\\(12\\)。
[5]貝奈戴托·克羅齊:《歷史學的理論與實際》,北京,商務印書館,1982。
[6]柯林武德:《歷史的觀念》,北京,商務印書館,1997。
[7]鄭功成:《論慈善事業的本質特征》,載《中國社會報》,1996-09-26。
[8]戴圣:《禮記》之禮運·大同,北京,中國華僑出版社,2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