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校職工要安居，才能樂業，才能更好地投身于教學和科研工作。而在住房商品化的改革進程中，在房價飛速上漲的背景下，高校職工，尤其是青年教師購房難日益成為一個突出的社會問題。作為解決職工購房難的一個重要途徑，住房公積金日益引起大家的重視。但認真考察住房公積金制度在高校這個特殊領域的運行情況后，筆者卻發現了一些不容忽視的問題，在此作簡要分析并嘗試提出一些對策和建議。
一、多數高校住房公積金繳存基數偏低且長期得不到調整
繳存基數是指繳存住房公積金時的計算基礎，在繳存比例一定的情況下，繳存基數關系到職工每月住房公積金繳存額的高低，最終影響到個人購房能力的強弱。根據《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的相關規定，住房公積金繳存基數為職工上一年的月平均工資，也就是上年的工資總額除以12個月。那么依據什么來確定上年的工資總額呢？關于工資總額，根據國家統計局《關于工資總額組成的規定》（1990年1月1日國家統計局令第1號發布執行）第二章第四條的規定，工資總額由以下6個部分組成：計時工資、計件工資、獎金、津貼和補貼、加班加點工資，以及特殊情況下支付的工資，即工資總額是指各單位在一定時期內直接支付給本單位全部職工的勞動報酬總額。從實際情況來看，很多高校的繳存基數執行的是財政撥款部分對應的應發工資，俗稱檔案工資或國標工資，而以學校自籌的預算外資金進行校內分配部分，如超課時費、校內津貼、誤餐補貼、科研獎勵等往往沒有計入工資總額。如浙江省嘉興市2008年在調整機關事業單位住房公積金繳存基數的文件中就明確規定：一次性發放的補貼與獎勵，以及部門、單位自行發放的津貼補貼、獎勵，不得計入繳存工資基數。山東濟寧市則將應發工資扣除住房補貼、規范性補貼、規范性津貼、交通津貼、其他工資等，約有占工資總額55%以上的工資收入未列入住房公積金繳存基數。
眾所周知，1999年校內津貼制度改革之后，國內高校在收入分配上采取的是國家工資和校內津貼雙軌并行的二元分配模式，其中的校內津貼主要來自學校創收的預算外資金，由學校根據職工崗位、職稱、績效等因素進行自主分配，這部分在職工收入總額中所占比例一直呈上升趨勢，在一些收入來源廣、效益比較好的高校甚至能占到收入總額的65%以上。很多地市在確定職工住房公積金繳存基數時把這部分排除在外，不僅大大降低了職工的住房公積金收入，無法充分發揮住房公積金的合理避稅效應，削弱了大家的購房能力，而且嚴重違反了國家《住房公積金管理條例》，是一種違法行為。
與繳存基數低、構成不合理同時存在的是，很多地方的公積金繳存基數一定下來就是多年不變，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和職工收入的變動嚴重背離。以筆者所在的曲靖市為例，最近一次的繳存基數調整是在2007年，繳存基數按照2007年6月30日前經曲靖市勞動人事部門審定的機關、事業單位一般工資構成結構統一計提。如今4年過去了，職工的工資結構發生了很大變化，工資總額也有了很大增長，但除了因個人的職稱、職務變動而引起小幅變動外，住房公積金基本上還是原地打轉轉，如果將這4年來房價飛速上漲，貨幣不斷貶值的因素考慮進去，住房公積金對于教職工改善住房問題起到的幫助作用實際上是越來越小。與繳存基數長期不調整相對應的是，各地對繳存基數的限額卻在經常調整，以昆明市為例，2009年以來繳存基數限額調整了3次，繳存基數最高限額從2009年的6543元調整到2010年的12455元，翻了差不多一倍，這為很多效益較好的單位增加住房公積金倒是大開了方便之門。反觀眾高校，住房公積金仍然巋然不動，這進一步拉大了收入差距，使得很多高校收入本來就偏低的職工在與其他單位的對比中倍感失落，甚至萌生去意。
分析起來，繳存基數和比例低的原因不外乎以下幾點：一是地方政府財力有限。高?；径际秦斦~撥款單位，一旦提高繳存基數和比例，按1:1或更高的配套比例，對很多財政緊張的地區來說將是一筆不小的負擔，因此政府部門缺乏調整的積極性。二是調整程序比較復雜，環節多、耗時長。一般說來大致需要以下步驟：首先需要民間呼聲比較高，有關單位提出調整請求；然后當地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才會聯合人力資源與社會保障部門、財政部門、統計部門等進行聯合調研，提出初步方案報當地人民政府審核；政府審核通過后一般還要報省級人民政府批準；接著是經市人大通過后列入下一年的財政預算和部門預算；最后由單位向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上報具體數字。三是高校本身的原因。
很多高校領導對住房公積金問題沒有引起足夠重視，往往認為住房公積金的繳存基數和比例都是國家規定的，該怎么交就怎么交，很少考慮去主動爭取調整的可能。再加上有的高校，特別是新建本科院校，在生均經費撥款很低、擴張建設壓力大的情況下，資金非常緊張，對增加職工的住房公積金也是有心無力。最后不得不提的就是部分高校的人事和財務部門沒有積極就調整住房公積金的相關情況進行調研并提出建議，“等、靠、要”的思想比較嚴重。
二、地區差異大，造成人們心理不平衡
現行的住房公積金管理是以市為單位的，也就是俗稱的屬地化管理。在不違背國家統一法規的前提下，各地市根據本地情況制定自己的住房公積金管理辦法，由此也導致各高校因所處地市的不同，在繳存基數和繳存比例上都存在較大差異。筆者抽樣調查了云南省和省外幾個兄弟地市2010年住房公積金的繳納情況，具體情況如表1、表2所示：
表中的“財政工資”，是泛指財政撥款對應的工資收入；“工資總額”則泛指在“財政工資”基礎上含校內津貼等高校自籌經費解決的工資性收入。從以上兩表可以看出，昆明、鄭州雖然是省會城市，房價比一般地市要高一倍左右，但繳存基數卻是財政工資，繳存比例處于一般水平；大理、阜陽等雖然是一般的地級市，繳存基數卻是工資總額。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早在2007年1月1日，大理州就將行政事業單位職工住房公積金繳存基數由原來以職工基本工資計算，調整為按工資改革后的工資總額計算。
在全國范圍內，阜陽的繳存比例達到了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的上限，即20%。
根據表1，如果以一個有5年工齡、有講師職稱的教師為例，在文山州每月扣繳的住房公積金總額約為240元，在昆明約為500元，在大理約為1200元，而在阜陽約為1400元，最低和最高兩者相差達1000元左右。從表中我們也可以看出，住房公積金的高低和當地政府的財政能力以及房價并不具有很強的關聯關系，財政能力強、房價高的地方住房公積金未必高，如昆明市；財政能力低、房價低的地方住房公積金未必低，如邯鄲市。究其原因，當地相關部門對民生的重視程度、以高校為代表的事業單位與政府的博弈起到了主要作用。
住房公積金在不同地區高校之間的差異容易產生幾個方面的負面作用。首先是對職工的工作積極性產生打擊。畢竟人都有“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的心理。在如今這信息發達的社會里，職工之間更易進行薪金方面的相互比較，如果相形之下自己的住房公積金偏低就會產生很大的不平衡心理，容易積累怨氣，從而影響到工作狀態。其次是不利于人才跨區域流動。在不考慮其他因素的情況下，房價低、公積金較高的地區的職工一般不愿意到房價高、公積金低的地方工作。最后是對當地房地產的健康發展也會產生不利影響。如果職工住房公積金偏低，其住房消費能力就會偏低，當地房地產市場的發展就會少幾分活力。
三、部分高校在執行公積金政策時一些做法不合理
高校在職工辦理住房公積金的各項業務中起著很重要的橋梁作用，高校的具體做法往往影響著公積金政策的落實效果。經了解，目前高校在執行住房公積金政策時存在以下不合理的情況：
（一）學校充當擔保人，要求職工以房產證提供反擔保
在高校職工申請住房公積金貸款時，很多地方的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為保證資金安全并便于操作，往往要求由貸款申請人所在高校提供連帶責任保證，職工違約時，首先由高校協助公積金管理中心采取告知、扣除工資等方式對不良貸款進行追償，如果仍然無法催還貸款，則由高校代其償還。如果某高校職工違約率高，高校又不及時承擔保證責任的話，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將不再受理該單位公積金抵押貸款的申請。
高校為了降低自身風險，在為職工提供擔保的同時又要求職工提供反擔保，一般做法就是要求職工提供房產證作為抵押。這種做法存在兩個問題，首先是高校的擔保主體資格是不合法的?！稉７ā返诰艞l明確規定，學校、幼兒園、醫院等以公益為目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不得為保證擔保人。
其次，很多職工，尤其是年輕教師都是初次購房，拿不出房產證作為自己的還款保證，這時學校往往拒絕為他們提供擔保，致使他們貸款無門。這種做法不僅增加了高校的負擔，而且不便于人才流動。
（二）住房公積金繳存不及時
很多高校不是按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的規定按月繳納住房公積金，而是每半年或1年繳1次。原因很多，有的是等財政配套的專項資金下來后才繳；有的是因資金緊張，將每月代扣的住房公積金挪作他用，拆東墻補西墻；還有的僅僅是住房公積金經辦人員怕麻煩。這些做法不僅會影響到職工對住房公積金的使用，而且會降低職工住房公積金的利息收益。
（三）對違約教師沒有積極采取有力的催收措施
有些教師因各種原因不及時還款，但由于是本校職工，礙于人情，學校的公積金經辦部門長期不管不問；還有的教師因辭職、考博等離開學校后不還貸款，學校又無法從其工資中扣款，扣壓的房產證又不能拿去變賣，導致貸款長期逾期，嚴重影響到其他教師利用住房公積金貸款。
四、對策及建議
根據上文對住房公積金制度執行中存在問題的分析，對癥下藥，需要在以下幾個方面做工作。
（一）積極向政府相關部門提出調整建議
一方面高校作為事業單位中一個重要的智力密集型群體，作為科技、文化發展的一個重要陣地，在當地有一定的話語權，很多職工也都有參政議政的身份和能力，只有及時發出自己的聲音，才能喚起政府對住房公積金政策的重視，也才能有力維護職工的住房公積金權益；另一方面，行政事業單位住房公積金政策的調整需要政府逐級審批，需要很多政府部門的通力合作，高校只有積極呼吁、廣泛聯系才能有力推動相關政策的出臺。在國務院的重視和推動下，各高校都在緊鑼密鼓地進行績效工資改革，改革后工資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絕大多數教師的工資都有了提高，住房公積金繳存基數和比例調整的問題也成了當前的一個焦點問題。如果高校管理層抓住這個改革的契機聯合其他單位加強與政府相關部門的溝通，對問題的解決將有事半功倍的作用。
（二）建立補充住房公積金或提高高校的繳存比例
客觀來說，目前的住房公積金額度相對于高漲的房價來說還是較小的。高校在財力許可的情況下為職工建立補充住房公積金不失為一種以人為本、留住人才的好辦法。補充住房公積金與現行的住房公積金基本特征是相同的，都是一種長期的住房儲備金，用于職工的住房消費，屬于職工個人所有；補充住房公積金屬于非強制性繳納的社會保障項目，企事業單位根據自身的財務狀況和管理需要可以自主決定是否替員工繳納補充住房公積金。據筆者調查，目前已經有西華師范大學、天津大學、南開大學等高校在實行這種辦法。
西華師范大學的做法是根據職工的職稱、職務、工齡、現有住房面積等確定一個比例系數，每月按應發工資乘以該系數后得出為職工繳納的補充住房公積金，每月打入為職工專門辦的住房公積金卡里。由于建立補充住房公積金制度操作起來比較復雜和麻煩，更簡便快捷的做法是提高單位的繳存比例。經高校所在地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和市級政府同意后，高校就可以提高公積金繳存比例。如河北省邯鄲市決定從2010年7月1日起，邯鄲財政供養的行政事業單位職工住房公積金繳存比例開始上調，單位繳存部分由10%調至15%，個人繳存部分由6%調至8%。
（三）改變高校辦理住房公積金業務時的不合理做法
首先高校應和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協商，由貸款擔保人變為義務的貸款協助者。需要貸款的教師應到社會上尋找公積金管理中心認可的擔保服務機構購買擔保服務。高校之所以有做貸款協助者的義務，是因為高校對本校教師的資信、財產等狀況比較了解，對本學教師的行為有較強的約束能力，在協助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進行貸前調查、貸款催收等方面起可以起到積極作用。這樣一方面符合《擔保法》的規定，另一方面可以避免學校承擔最后還款責任的風險。其次高校應按時繳存住房公積金，對違約的教師要積極配合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進行貸款催收，必要時從工資中直接扣款，對可能發生壞賬的貸款制定預警和防范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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