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報產品要力爭客觀、科學且及時。但是團體思維的存在使情報分析人員和團體極易受主流意識的影響而陷入團體思維的陷阱，從而影響情報產品的質量。情報分析人員應該認識團體思考并力爭規避其不良影響。
1 團體思考的概念
團體思考的概念最早由美國心理學家艾沃林·詹尼斯\\( I. L. Janis\\) 于 1962 年在 《預警的心理效應》一文中提出。詹尼斯在對團體組合、成員互動、壓力因素、內部結構等團體特征進行研究之后發現，“在具有高度內聚力的集團內部，集團內部成員為了達成一致性，勢必要壓抑或者放棄其原有立場，從而使整個集團否定其他可能的選擇方案，最終造成錯誤的決策?！保?］該理論的核心觀點認為，處于任何組織之中的個人在行為處事時的表現與其獨處時有所不同。團體的成員經常有一種認為自己是無懈可擊的幻覺，他們相互鼓勵以增強自信，以至于當他們遇到同團體意見相抵觸的信息或警示時也會置之不理。他們批評并拒絕那些與團體的估計和判斷不一致的觀點，認為持反對和懷疑態度成員的沉默就意味著團體思考已經達成一致。情報分析也是分析人員對客觀事物的認知過程。在這一過程中，團體思考也會產生影響，從而影響分析結果的準確率。
2 團體思考產生的原因
社會心理學家菲利普·泰特洛克 \\( P. Tedock\\) 曾指出，社會因素在人們的決策和判斷中起著關鍵作用。
2. 1 社會易化效應
心理學家羅伯特·扎伊翁茨 \\( Ｒ. Zajone\\) 發現，對于那些簡單的、熟練的行為，人們在有旁觀者在場時通常能做得更好; 但是對于那些復雜的、還沒有掌握好的技能，人們在有他人在場時則會表現得沒那么好。扎伊翁茨認為這就是 “社會易化”的效應［2］。一例研究大學撞球室里觀眾在場或未在場對擊球率影響的實驗，證明了觀眾在場對被試完成任務的影響。在這個研究中，一些觀察者把玩撞球的人分成技術高于平均水平和低于平均水平兩組，然后記錄這些球手在有觀眾和沒有觀眾兩種條件下的擊球成功率。觀眾促進了那些技術高于平均水平的球手的表現，卻損害了那些技術低于平均水平的球手的表現。有觀眾在場會損害個體完成復雜任務的正確率，同時對完成簡單任務的正確率會稍有改善［3］。研究者在言語、教學任務以及其他涉及決策判斷的事例中都發現了社會易化效應。
2. 2 社會性懈怠
社會性懈怠指在團體工作的環境下，作為團體中的個體會產生懈怠心理，不會像自己獨立完成時那么努力，從而影響工作的效率［4］。
心理學家沃爾瑟·莫德的一例實驗研究了拔河比賽中人們的投入程度。他發現，與參與兩人組、三人組或八人組拔河時相比，個體獨自一人與對手拔河時會拉得更賣力。平均而言，兩人組的時候單個被試的努力程度只有單人組被試的 93%，三人組中單個被試的努力程度只有85% ，而八人組中單個被試的努力程度則只有單人組被試的 49%。
社會性懈怠效應的出現是因為處于團體中時人們不會像獨自行動時那樣直接感覺到自己的努力和最終結果之間的關系。與這個差異相關的是，對最終結果所擔負的責任會在團體成員之間分散，而獨立行動時個體則要對結果負全部責任。責任分散對決策和判斷會產生強有力的影響。
2. 3 社會比較理論
社會比較理論是費斯汀格 \\( L. Festinger\\) 在 1954 年提出的［5］。費斯汀格認為，人們具有評價自身能力水平和自身觀點恰當性的需要。那么在缺乏客觀的、非社會性的標準時，人們就會把自己和其他人做比較，從而從他人身上獲取行動或決策判斷的線索。
該理論的核心觀點包括: 人們具有評價自己觀點和能力的自然傾向性; 在缺乏客觀的、非社會性信息的時候，人們會通過與他人的觀點和能力做比較來評價自己的觀點和能力; 在面臨選擇時，人們更愿意和那些觀點和能力與自己接近的人做比較。資深情報分析人員一般會與資深情報分析人員的分析結果做一對比，而不會與情報分析新手的分析結果做比較。
3 團體思考的理論模型
團體思考的理論模型如圖 1 所示。
這個模型涵蓋了團體思考產生的條件、癥狀以及導致的后果 3 個方面。根據這個模型，具有內聚力或高度內聚力的團體 \\( 方框 A\\) 與結構上存在缺陷的組織 \\( 方框 B-1\\) 以及外界的刺激因素 \\( 方框 B-2\\) 相互作用會增大團體思考出現的概率。團體思考癥狀 \\( 方框 C\\) 一旦出現，就預示著團體思考很可能要發生。當一個團體表現出這些癥狀時，決策欠妥的癥狀 \\( 方框 D\\) 也會隨之出現。決策過程存在缺陷在很多情況下會降低做出正確決策的概率\\( 方框 E\\) 。團體思考理論表明在具有內聚力或高度內聚力的團體 \\( 方框 A\\) ，方框 B-1 和 B-2 中的狀況出現得越多，決策失誤的可能性就越大［6］。
4 團體思考個案研究
可以通過幾個典型的情報案例，對團體思考進行解讀。
4. 1 決策部門內部缺乏處理問題的科學程序
以伊朗人質危機為例。在伊朗人質危機中，美國在決定是否啟動 “鷹爪”行動的跨軍種聯合秘密營救行動時，國務卿萬斯剛好離開了華盛頓。當萬斯得知這一消息時，他堅持要求再舉行一次討論會，以便陳述自己的主張。除了受到嘲弄，他沒能說服任何人。參照團體思考的理論模型，當時的美國政府缺乏處理問題的科學程序 \\( 方框 B-1\\) 。在美國人質被扣留的情況下，美國政府該如何沉著冷靜地面對局勢，確保人質安然無恙又能夠避免發生流血戰爭，這需要情報界以及政府群策群力、共同商議以及研究討論，制訂出科學嚴密的實施方案。遺憾的是，卡特政府在國務卿萬斯離開華盛頓的情況下便草率做出了營救的決定。在這種狀況下，國務卿具備充分的發言權和決策權，但他卻未能參與其中。這是決策程序不科學的體現 \\( 方框B-1\\) ，由此引發團體思考癥狀 \\( 方框 C\\) 和決策欠妥的癥狀 \\( 方框 D\\) ，最終導致決策的失誤 \\( 方框 E\\) 。
再以基層單位的情報產品形成過程為例。情報上報的某基層單位，在整理階段性或專題性報文時，通常會分配給某個小集團，指定專人負責統籌，集團成員協作完成。
首先，負責人召集所有成員開會討論，形成初步提綱，按照成員各自的研究重點分配具體部分。接著，大家分頭搜集資料，形成自己負責部分的初稿。最后，負責人將大家的初稿歸納整合成專題情報并上報給上級機關。在整個流程中，首次討論的提綱是關鍵性的指引，它的合理與否直接影響到情報產品的準確與否。從整個流程可知，提綱提出是在搜集資料之前，這本身就不符合情報的生產規律。
在占有可靠信息源的基礎上形成的提綱才具備科學性和完整性，未占有信息源就商議提綱其實就是紙上談兵。而且，確定的提綱再無進一步的商議與完善，這也有悖于情報生產的流程。美軍對 “情報流程”的闡述包括以下幾個環節: 準備—搜集—處理—生產，且每個環節之間應該保持緊密聯系，形成合理的合力。該單位的情報生產過程缺乏合理的、科學的程序，在生產情報產品時，提綱的生成過程不夠系統，成員間缺乏良性互動，負責人在最后階段按照自己意愿整合歸納，從而使情報產品成為集團思維的產物。
4. 2 部屬面臨上級施加的高壓
以 1961 年美國旨在推翻卡斯特羅政權的豬灣行動為例。事發前，許多顧問都認為該計劃很不可靠?？墒钦绾＼娚蠈⒗赘瘛げ嗽诨貞涗浿兴鶎懙哪菢?，“肯尼迪總統再三告訴軍方，那是中央情報局的一次行動，你們不要參與其中……我們選擇了保持緘默?！备眹鴦涨錅匪埂ぢ骰貞?，“肯尼迪總統要求在場的人都對入侵計劃表態，人人都表示支持，我也一樣。我這樣做是因為不想給總統留下一種印象———我不支持總統的決定?！弊詈?，這個計劃堅持不渝地執行了，但卻以完全失敗而令美國政府狼狽不堪。
根據團體思考的模型，肯尼迪總統的直接指示或暗示給部屬構成了外部壓力，形成了阻礙決策的刺激性外部因素 \\( 方框 B-2\\) 。部屬通常不會提出與團體的傾向性相左的意見，當其頂頭上司持某種立場時更是如此。豬灣行動前肯尼迪總統的態度決定了部屬的立場，加上團體本身存在內聚力 \\( 方框 A\\) ，這就營造了一種外部壓力氛圍，即持不同見解者可能會遭遇被團體或領袖排擠的威脅，因此，他們寧愿選擇與上司一致的意見，做到明哲保身。因此，團體思考癥狀隨之產生 \\( 方框 C\\) 。顯而易見，團體思考限制了政策選擇的范圍，降低了政策選擇的質量，最終導致決策的失誤 \\( 方框 E\\) 。
再以企業面臨重大情報信息時的反應為例。企業的基層情報人員接觸到意義重大的信息源時，一般不會直接形成報文上報，而是將初稿呈遞給上級領導過目。如果情報內容涉及的話題較為敏感和重大，分管的各層領導會非常謹慎。上報前會召開會議，商議上報的措辭、方式和時機。但是在這樣一種嚴肅的集體氛圍中，部屬的意見都會被束縛在團體領導的意志范圍內，如果領導的意愿傾向于保守上報，大多數部屬不會公然提出異議，因為那樣的風險較大，事后也許會面臨被排擠或壓制的命運。集體中的成員都會采取明哲保身的立場，如此便會形成貌似少數服從多數的決議，其實，那種情境下的多數只不過是領導高壓下的產物。
4. 3 決策者構成具有內聚力的團體
以美國情報界評估薩達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現狀時的徹底失敗為例。當時，作為美國政府利益代表的美國情報界、白宮和五角大樓在伊拉克是否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上抱成一團，形成了思想、步調和期望完全統一的團體。凡是符合他們想法的證據，他們就會大肆渲染其重要性，與他們的猜測不一致的證據，他們則置之不理。
“9·11”調查委員會報告透露，美國情報界是如何在評估薩達姆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計劃的現狀時徹底失敗的，以及一心要把美國拖入戰爭的白宮和五角大樓官員是如何毫不猶豫地采納錯誤結論，支持了美國情報界的論斷。這份由共和黨和民主黨共同提交的報告通過列舉詳細得出奇的細節，得出如下結論: 中情局、白宮和五角大樓自始至終都 “夸大”了伊拉克擁有生化武器并積極重新制定核武器計劃的證據。例如，當聯合國武器核查人員2002 年秋天重返伊拉克并報告說他們在該國無法找到任何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時，中情局把這些核查人員斥為 “容易上當受騙的新手”，并說他們被狡詐的伊拉克接待人員耍了。當幾名伊拉克官員和科學家主動說薩達姆實際上摧毀了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庫并放棄了核計劃時，這些人被污蔑為 “說謊者”，而綽號為 “曲線球”的線人提供的可疑消息卻被采納，因為他們的故事與美國政府的想法一致，符合中情局、白宮和五角大樓的共同利益［7］。
美國白宮和五角大樓之所以支持美國情報界的認定，是因為他們的團體利益一致，他們的潛意識中認定伊拉克擁有大規模殺傷性武器。因此，在處理和接收情報產品時，自然而然地傾向于與團體利益一致的想法，與團體不一致的想法，統統遭到了摒棄。
同時，就當時的情報界而言，即使機構內部存在不同意見，在向國家決策者上報時只能有一個確定的結論。而負責上報工作的則是由幾個高級官員負責的，其他情報分析人員并沒有越級上報的權利。因此，迎合布什政府的意愿形成的內聚力團體，自然而然在決策判斷時會產生思維的團體傾向。
5 避免團體思考偏見的措施
團體思考的弊端會導致情報判斷的失誤，應該采取措施避免。因此，特提出以下幾點建議。
5. 1 在團體中設立 “唱反調” 的角色
“唱反調”也叫 “魔鬼的辯護”，這是團體避免陷入類似思維方式的一種創新思維方法。有的專家將這種創新思維方法叫做扮演 “傻子”。團體根據成員人數多少，專門設立少部分人扮演 “傻子”，尋找證據，故意和集體觀點唱反調。唱反調的 “傻子”盡最大能力提出各種稀奇古怪的觀點，并努力為反面觀點辯護。目的是刺激異己觀點，打破團體一致的思考方法。
5. 2 團體領導不要過早表達觀點傾向
領導的意見不應太早提出，以免團體的主流意見受到扭曲。例如，華盛頓在美國聯邦政府議會制定第一部憲法的過程中一言不發，因為華盛頓認識到戰功顯赫的總統的意見必定會使一派意見過于強大而失去民主制憲的基本準則。情報分析與研判應該依據所掌握的資料和信息，盡量避免團體的主流意識產生偏向領導觀點的可能。團體的領導不應過早地提出自己傾向性的意見。一旦主流意識不是正確的判斷時，最終的情報產品很可能受到團體思考的影響。
5. 3 在團體中分組討論，分組擬議
各種意見的碰撞會幫助情報分析團體一定程度上規避團體思維，因此應該將競爭機制引入情報分析研判中來。在情報分析研判的過程中將情報分析團體分成小組，并將他們分別聚會擬議，然后再全體聚會交流分歧 \\( 小組成員可以重新分配\\) 。這樣容易形成各種不同的觀點，制衡出現團體思維的小組，降低團體思維的發生幾率。
5. 4 打破團體界限，吸納外界看法
當局者迷，旁觀者清。集思廣益是避免團體思維的一個有效方法。在情報產品生產出來之前，團體應該邀請一些非團體成員來發表意見，請他們以局外人的立場評判團體的結論。這些局外人的知識結構和立場態度有別于團體成員，因此，在看待同樣的問題時視角是嶄新的，不受束縛的。況且，團體之外的人不太關心團體凝聚力的問題，不太在乎團體內是否有不同的聲音。所以，他們的觀點不會夾雜任何感情成分和功利色彩，這樣征集到的異己觀點往往更具有客觀性。
5. 5 征求匿名意見，鼓勵真實想法
在強調集體主義的中國，集體的利益常常是得到大多數人大力維護的，少數成員在團體主義的壓力下很可能會屈就主流意見。為了鼓勵每個成員的真實想法和觀點，應該采取匿名投票的方式。匿名投票能使成員們都不必受領導者權威和團體壓力的影響而各抒己見。情報分析團體的領導可以要求成員匿名寫下自己的意見，使情報分析人員避開團體思維造成的壓力，保證成員不必害怕團體的譴責從而提出他們的真實想法。
參考文獻。
［1］ JANIS I L. Psychological effects of warnings［J］． Man and Soci-ety in Disaster，1962 \\( 5\\) : 89-93.
［2］ ZAJONE Ｒ B. Social facilitation ［J］． Science，1965 \\( 8\\) :269-274.
［3］ MICHAELS J W，BLOMMEL J M，BＲOCATO Ｒ M，et al． So-cial faciliation and inhibition in a natural setting ［J］． Ｒeplica-tions in Social Psychology，1982，67: 371-378.
［4］ MOEDE，WALTHEＲ. The conjunction fallacy: a task specificphenomenon? ［J］．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1984 \\( 10\\) : 243-252.
［5］ FESTINGEＲ L. A theory of social comparison processes ［J］．Human Ｒelations，1954 \\( 7\\) : 117-140.
［6］ 王志可 . “集團思維”對情報分析的影響 ［J］． 軍事情報研究，2008 \\( 4\\) : 47-50.
［7］ 張曉軍 . 美國軍事情報研究 ［M］． 北京: 軍事科學出版社，2007: 15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