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拔示巴綜合征”（BathshebaSyndrome）來源于這樣一個簡單故事：拔示巴（Bathsheba）是一個美女，她丈夫的上司大衛愛上了她。大衛不僅使拔示巴懷孕，還借故殺死了拔示巴的丈夫烏利亞，和她結了婚，最后一步一步地走向罪惡的深淵。這個故事被用來形容位高權重者因為權力失控導致的道德淪喪。權力會帶來特權和便利，使領導者比追隨者更有機會放縱自己。領導者也是組織中的普通人，會因個人的意志、情緒、認知等的失控而犯錯誤。

一、權力失控產生的道德風險

“拔示巴綜合征”涉及領導者的權力與道德的關系。一位好的領導者同時也應該擁有好的道德，這樣才能正確地使用權力。美國學者喬安娜說，所謂“好的”有三層意思：一是從道德而言，符合倫理；二是從方法而言，采取了正確的方式；三是從效果而言，做成正確的事?？梢?，好的道德應該是好的領導者的必備條件。但是在現實生活中，權力與道德的關系相當復雜，從消極意義上說，權力可能會導致“不好”的、不道德行為的發生，還可能支持這種“不好”的、不道德的行為逐步嚴重化，并最終轉化為掌權者無法控制的結果。

第一，權力存在著非正當侵入的可能。權力具有合法性、強制性，它要求人們服從權力擁有者的決定。權力有正當的干預，它可以中止、扭轉不正確的乃至惡化的情況發生，也必然存在著不正當的干預，這之間的界限很難有確切的考量標準。在具體實踐中也會有截然不同的兩種評價：有的時候對下屬職權內的干預會被認為是“負責任”的表現，有的時候卻被認為是“粗暴干涉”。關鍵是要看兩個方面的情形：一是整個社會的制度設計與安排對權力的約束和監督，也就是他律的情況；二是掌權者自身對所掌握權力的自律性要求。

無論怎么說，掌權者與非掌權者之間的區別很明顯，前者因為權力而天然地擁有優勢或者強勢，后者卻沒有，這就為權力的異化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在權力的約束和監督機制比較弱的情況下，權力往往顯得明目張膽和直截了當。從“拔示巴綜合征”中我們可以看到，支撐權力不正當侵入的原因之一，是權力擁有配置資源的能力。這種能力不僅可以給人輸送利益，也可以帶來損失甚至使人陷入絕境。權力的暴虐力量使許多人屈服于其淫威之下。在現代社會中，人們制定憲法來約束權力，即用權利來對抗權力，以防止權力的任意不正當的侵犯。因此，“拔示巴綜合征”較多發生在權利無法對抗權力的社會環境中。

第二，道德自律的虛弱性。道德有著強大的一面，人類社會因為道德倫理而變得更有秩序、更和諧，人們都需要社會和他人的道德給自己的生活帶來的無限好處，所以孔子說：“德不孤，必有鄰?！碑斎?，孔子也承認：“我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p>

道德與權力相比，虛弱性表現在道德自律是一件增加“痛苦指數”的事情，它要求人們不該做的事不能做，而這些不該做的事，往往是感官上感到愉悅的，能提高人暫時的、感官上的“幸福指數”。權力正好能增加個人感官上的愉悅感。道德上要求不能做的事情，在權力上能輕易做到，而且往往是人們喜歡做的。例如，有些人成為領導者以后，脾氣就變得大起來，動輒訓人。從某種程度上說，權力可以使人在感官上感到愉快，盡管這種愉快的感受實際上是非常低級的。

從總體上說，職位高、權力大的人社會約束小，而職位低、權力小的人社會約束大。職務越高，權力越大，一旦犯錯犯罪，對社會危害也就越大。社會約束性小容易造成道德上失范。道德需要自律，它是主體對自己行為的控制。權力和職位越高，越會減弱行為人主體的道德自律性。當然，在現實生活中，也存在另外一部分人，他們不因為職位的上升和權力的增大而減少道德自律性，反而會加強自身的道德約束，俗話說“夾著尾巴做人”，就是這個意思。權力為民所用更是較高的境界。如果就這兩部分人的數量比例進行比較，前一部分人的數量要多于后一部分人。道理很簡單，多數人往往不愿意主動遭受痛苦，而愿意感受快樂。

“拔示巴綜合征”的關鍵并不在于權力不正當干預后產生的道德問題，而在于后面發生了殺死烏利亞的結果。大衛誘奸拔示巴尚屬于道德問題，當這個不道德的行為發生之初，他還并未想到要借故殺掉烏利亞這個下屬。而當他把烏利亞殺死并把他的妻子占為己有后，這就不再是個道德問題而是個法律問題了。權力不正當干預的困境在于，權力進行不正當干預后所產生的后果是他當初所想象不到的，到頭來也不是他能掌控的。

二、領導干部應避免陷入“拔示巴綜合征”

“拔示巴綜合征”在現階段的我國仍有生長的土壤和空間。一方面，我國傳統上是個高權力距離的國家。所謂“權力距離”是社會對組織中權力不平等的接受程度，它能反映社會中弱勢群體成員和強勢群體成員的價值觀。在高權力距離社會中，“權力是社會的基礎，權力擁有者具有特權，而且應當盡可能做到強大”。在低權力距離社會中，“所有人都是獨立自主的，而且具有同樣的權力；等級只是作用不同，下級把上級看作和自己一樣的人”。另一方面，我國正處于社會轉型期，權力過分集中，權力配置資源的優勢、權力和利益交換的能力都很強。領導干部應嚴格自律，避免陷入“拔示巴綜合征”。

第一，掌權者不能忽視道德“小節”。隨著觀念的變化，社會上婚外情、“包二奶”的現象增多，使得過去嚴重的“道德敗壞”成為生活中的道德“小節”。然而，社會倫理和行政倫理是有區別的，社會倫理中并不嚴重的道德問題在行政倫理中卻是不被許可的，并且是十分嚴重的。

我們看到在有些國家，擔任公職的人因私人生活的道德瑕疵被媒體披露就黯然退出政壇的情形并不鮮見。行政倫理涉及公共資源的配置和維護公共利益的責任。公職人員的道德瑕疵有可能使得公共資源的配置產生偏頗，公共利益將有可能受到損害。行政倫理是一種境界倫理，它要求公職人員樹立牢固的公共利益價值觀，而社會倫理顯示出較為寬容的境遇觀，主張公民權利以不違反法律為前提即可。

值得注意的是，領導干部因“小節”發展為陷入“拔示巴綜合征”困境的，在目前已不是個案。有一種說法叫“二奶反腐”。從生活上的“出軌”逐漸發展到“權色交易”，只有一步之遙。有些人的“愛”緣于權力，這種“權色交易”注定會從道德問題逐步變為犯罪行為。所謂“二奶反腐”多發生于“情人”之間“分享不公”的“掐架”，或者是權力當事者的移情別戀或“始亂終棄”引起的“報復”等，使得權力當事者無法控制局面，有的身敗名裂，有的鋃鐺入獄。

第二，領導者個人不能輕易與隨意使用公共權力。權力推動經濟發展是后發型國家的一個普遍性特征和規律，我國在這樣一個階段也不能完全避免。公權力被少數領導者主觀隨意行使的現象在一個時期十分嚴重，一些地方既沒有經過權力機關的討論和批準，也沒有經過黨代會或全委會的討論和審議，領導者或以發展經濟為名，或以改進居住環境為名，自行決定對城市進行大規模的拆遷，對土地進行強征?！巴獍徇w的大大的好，不同意搬遷的大大的壞”的“拆遷大佐”以及“某挖挖”“某推推”“某拆城”等官員綽號在民間廣泛流傳，表明了廣大群眾對這種現象的不滿，并由此引發了許多群體性事件，對黨和政府的形象造成了嚴重的損害。不僅如此，公共權力被個人輕易地行使，也使得上下級關系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上級對下級任意批評、態度粗暴、頤指氣使的情況屢見不鮮；下級唯唯諾諾、低聲下氣、逢迎拍馬，上下級之間等級分明的情形更是常見。

權力的集中性和壟斷性可以使掌權者任意地對資源進行配置，依靠權力而獲得利益的“權錢交易”，嚴重地破壞了社會的公平正義。從目前反腐敗所揭露的問題看，一些權力掌握者利用自己的權力優勢為個人、家庭和小團體謀利益的情況令人震驚。老子掌握權力，兒子利用老子的權力經商，權力關系之間的利益輸送成為緊密的網絡。這就使得“拔示巴綜合征”擴展了它的“內涵”，即從個人的道德失范行為延伸為集團性的犯罪行為。

一個掌權者如果在權力上任意行使，在道德上肆意放縱自己，那么，除非他被及時發現而被迫中止，隨著他權力地位的上升，就會逐步建立起一個規模越來越大的利益共同體。這種利益共同體是不符合現代社會的文明、公道、正義的，只能是私人的、隱秘的和見不得人的。有的地方，這種利益共同體還與社會黑惡勢力勾連，成為反人類小團體。掌權者從權力中獲得支配他人的虛榮，也從權力中獲得貪與色的滿足，感受到權力的“快感”，更從權力中獲得不斷擴大的關系，形成封閉而隱秘的“圈子”，感受到權力的無所不能。于是，道德感變得越來越弱，對法律也無所顧忌，以致到了無法控制和無法收拾的地步，結果是其權力王國必然會轟然倒塌。

可喜的是，十八大以來，中央加大反腐敗力度，的確起到了正本清源的作用。一方面，那些權高位重者紛紛落馬，給了掌權者一個警示和警告：權力既有底線，也有邊界，權力不能超越道德底線，權力來自于人民就要為人民謀利益，這就是權力的價值所在。另一方面，公共權力是不能交易的，權力交易的結果就是掌權者自身被自己編織的利益網絡所羈絆，其結果必然是陷入自己無法控制的“拔示巴綜合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