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 引言

倫理型領導與中國儒家文化對領導者的品行要求一脈相承。眾所周知，儒家思想浸潤中國大地兩千多年，影響著人們的思維模式和行為方式，在企業經營方面也不例外。人們心儀、推崇儒商，企業家勇于承擔社會責任，積極修為，愿意成為儒商便是明證。所謂儒商就是把儒家信條———“仁、義、禮、智、信”等核心理念貫徹落實到商業活動中去，遵循“君子愛財，取之有道”等價值取向的商人。在經歷物欲橫流，商道淪喪等特殊時期后，人們重新認識到德才兼備、誠信經營、強調合作、以人為本等核心價值觀在今天的市場經濟活動中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以儒商精神為代表的中國商業文化背景下，我們認為企業大力推行倫理型領導是完全必要的，是切實可行的。

1 文獻回顧與假設提出

1.1 倫理型領導的內涵界定 作為一種新型的領導理論，倫理型領導的研究還處于探索階段，其內涵界定尚無定論。下面擇其具有代表性的幾位學者的觀點稍作評述。

Enderle（1987）最早提出了倫理型領導的概念，并將之界定為一種思維方式。他在對倫理型領導的注釋中指出，倫理型領導應當包括個體層面領導（影響他人）與組織層面領導（影響組織）兩個層面的內涵。

Heifetz（1994）從領導者與下屬互動這一角度出發，指出倫理型領導就是幫助下屬在飛速變化的工作和社會背景下應對變化，處理價值沖突，激勵下屬勇于面對棘手問題，為下屬提供一個充滿信任的環境。

Kanungo 等人（1998）認為領導者對所有的利益相關者負有倫理責任，倫理型領導體現在三個方面：領導者的動機是利他的；領導者運用授權而不是控制的手段影響下屬；領導者努力增強自身的道德影響力。

Trevino 等人（2000，2003）對不同行業領導者結構化訪談后指出，倫理型領導包含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合乎倫理的個人，這是倫理型領導的先決條件，體現在領導者具備誠信等個體特征，并執行合乎倫理的決策；二是合乎倫理的管理者，體現在領導者能夠采取影響組織道德觀與行為的策略。

Northouse（2001）經過研究認為，倫理型領導就是具備以下特征和行為的領導：①誠實、正直、公正；②愿意傾聽下屬的意見，肯定下屬的信念和價值觀；③為他人服務，把他人的利益放在首位，以有利于他人的方式行事。

Brown 等（2005）基于社會學習視角，對倫理型領導的內涵進行了較為系統的界定：倫理型領導是指領導者通過個體行為和人際互動，向下屬表明什么是規范的、恰當的行為，并通過雙向溝通、強制等方式，促使他們遵照執行。

綜上所述，學者們對倫理型領導概念的界定主要側重于倫理型領導的特質、行為，及其對下屬和組織的影響等幾個方面。雖然學者們的研究背景和研究對象不同，但是我們可以從其研究成果中發現倫理型領導具有這樣的特點：倫理型領導重視個人素質和道德水平的提升，通過榜樣示范、人性化關懷等領導行為影響下屬的工作態度和績效，從而營造組織倫理氛圍，推動組織目標的實現。

1.2 領導有效性研究

1.2.1 領導有效性的內涵 領導有效性代表了領導行為的過程和結果，是領導水平的總體反映。對領導有效性的定義，一方面因研究者所關注的對象不同而有很大的差異（Yukl，1994）；另一方面因不同的組織對領導的不同要求而產生多樣性。

在研究者方面，費德勒的權變模型認為當領導者的集體有良好的績效時，該領導是有效的。豪斯的目標路徑理論認為下屬的滿意度是決定領導有效性的主要因素。變革型和愿景型領導理論把領導有效性定義為一個組織實施的大規模成功變革。國內研究者王淑紅（2005）將領導有效性定義為：領導者率領組織成員為實現組織預期目標而工作的效率與效果。

在不同組織方面，行政管理類組織日常工作目標明確、責任清晰，一般不以盈利為主要目標，所以要求領導者重視人際關系的和諧。軍事組織強調命令與服從，領導者受制度、條令的制約，往往充當的是命令的執行者，在這樣的組織中，有效的領導行為更多體現為對下級的關懷?？蒲蓄惤M織不僅要求領導者具有影響力、管理能力，還要求領導者擁有一定的學習能力、科研能力。企業相對于其他組織來說人員流動性強，組織目標復雜，有效的企業領導不僅要關注企業績效，而且要協調眾多利益相關者，實現企業的可持續發展。

綜上所述，我們可以將領導有效性界定為領導者以其領導行為方式對組織成員的態度或行為方式產生影響，同時實現個人績效和組織績效的提高。企業是一類重要的社會組織，同時也是中國文化的凝聚體，本文選擇企業作為研究對象，能夠更好的探討在我國文化背景下倫理型領導與領導有效性之間的關系。

1.2.2 領導有效性的衡量指標 從目前已有的研究來看，大部分的研究者在衡量領導有效性時以領導者的領導行為影響下屬所產生的結果作為指標。這樣的指標因研究的背景和內容不同而變得十分廣泛：李超平、時勘（2003）認為領導有效性可以用額外努力、對領導的滿意度、領導者有效性三個指標來衡量。劉軍、富萍萍（2005）認為士氣和滿意度代表了領導有效性。李秀娟、魏峰（2006）指出雇員滿意度的增加、組織承諾的增加、額外努力的提高、管理績效提升和雇員整體績效的增加是有效領導行為的表現。綜合眾多研究成果，衡量領導有效性的指標可以分為態度和績效兩個方面。

根據指標在以往研究中的出現頻率以及調查測評的可行性，本文選擇員工滿意度、組織承諾、企業績效、額外努力來衡量領導的有效性。其中，員工滿意度代表員工對所做工作的總體滿意度，主要包括對領導、工作本身、同事、工資、晉升機會等多個方面；組織承諾代表了員工對組織的態度；額外努力是員工愿意為組織付出的努力，代表了個人的工作業績和潛能；高層管理者對于企業獲得高水平的經營業績是至關重要的（Bass，1990；Hunt 等，1991），良好的企業業績也是有效領導的體現。

1.3 中國情境研究 中國情境描述的是中國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體制變革，經濟逐步走向市場化并快速發展，以及在這個過程中獨特文化的影響作用（蔡莉，2013）。

中國情境因其獨特性受到了國內外學者的廣泛關注。下面選擇三個具有代表性的方面闡述中國情境的內涵。①制度環境特征。中國情境下的制度環境特征主要體現：第一，制度不完善、缺乏穩定性。第二，法律、法規的執行力不足（Delios and Henisz，2003）。第三，存在一定程度的政府干預現象。②市場環境特征。中國在計劃經濟體制基礎上引入市場機制，市場的開放使得需求變化速度快，競爭加劇，同時也減弱了原有經濟系統的作用（Li et al.，2008）。中國如今的市場體系還不完備、尚未成熟，市場環境并不穩定。③文化環境特征。中國情境的特殊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國傳統文化帶來的。在以儒家文化為核心的中國傳統文化背景下，企業在經營過程中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人們推崇儒商便是明證。儒商在經濟活動中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儒商強調個人人格和美德，倡導“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其次，儒商重視義與利之間的平衡關系，堅持“君子愛財，取之以道”、“義利利義相為用”等信條。再次，儒商推崇誠信經營，秉持“貨真價實，童叟無欺”的原則。最后，儒商注重建立和維持和諧的人際關系，“和為貴”、“和氣生財”、“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等都是其處理內外部關系的出發點。

制度環境特征、市場環境特征，特別是文化環境特征都充分體現出中國情境的獨特性?？梢?，在中國情境下探討倫理型領導對領導有效性的影響，以及實施倫理型領導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具有一定的理論意義和實踐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