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體決策一般分為系統 1 和系統 2 兩種類型，與系統 2 的復雜運算不同，系統 1 在意識感知閾值外認知事物，快速產生結合情感特質的判斷\\( Hodgkinson et al，2008; Kahneman，2012\\) ，直覺型決策在系統 1 中較有代表性。雙過程論\\( Evans，2008; Stanovich and West，2000; Epstein，2010 \\) 認為個體決策是系統 1 和系統 2 交互作用的結果，有必要關注各系統的作用機制，但國內現有決策研究主要集中在系統 2 領域，對直覺型決策涉及較少。國外管理學領域對直覺的研究始于 20 世紀 30 年代，自此，直覺型決策的應用和效用日益受到學者關注，近期研究顯示，直覺在創業決策\\( Kickul et al，2009\\) 、戰略識別和選擇\\( Elbanna etal，2013\\) 、新產品開發\\( Dayan and Elbanna，2011\\)等方面被廣泛使用，且對績效具有顯著的正向影響\\( Dayan and Elbanna，2011; Dane et al，2012\\) 。
與此同時，也有研究質疑直覺決策效力，如典型性、可得性以及錨定效應等都體現了啟發式直覺弊端\\( Kahneman，2012\\) ，而定勢效應\\( Einstellungeffect\\) 則體現出專業性直覺的不靈活特征\\( Bilalicet al，2008a\\) 。
直覺型決策是否有效? 針對上述不一致的研究結論，基于國外直覺領域的相關文獻，本文從直覺概念類型出發分析專業性與靈活性對直覺效用的積極作用，指出二者間存在的悖論，并從知識探索和開發視角探討悖論成因，最后依據悖論式認知和個體二元能力理論提出應對悖論的措施和未來研究方向，分析框架如圖 1 所示。研究旨在分析直覺效用領域矛盾結論的原因，深化該領域現有研究，尋求提升直覺效用的方法。
一、直覺型決策的概念和類型
1． 直覺
在直覺的諸多定義中，有學者認為直覺是一種固有能力，從應用傾向和認知風格定義直覺，如“一種心理功能，無意識但有意義地傳導感知，發掘未知和檢測尚不明顯的可能性”\\( Jung，1933\\) ，“人類強有力的能力，可能是我們具有的最為普遍的固有能力\\( Bastick，1982\\) 。也有學者強調直覺是后天學習的產物，如“直覺是分析固化成習慣”\\( Simon，1987\\) ，“可能是隱性、無意識學習的直接產物; 通過漸進式的隱性學習，對環境規律產生默會，并依此處理問題”\\( Ｒeber，1989\\) ，這突出了直覺的認知能力層面\\( Hodgkinson et al，2008\\) 。
通過整理多達 87 種直覺定義，Behling 和 Eckel\\( 1991\\) 將直覺概念分為六大類，包括超能力或第六感、個人特質、無意識過程、一組行動、經歷提純和剩余歸類。其中，超能力/第六感賦予直覺過多神秘色彩，而剩余歸類，即將除有意識分析過程之外的決策都歸為直覺則過于籠統，“只告訴我們直覺不是什么，并沒有解釋直覺是什么”\\( Ep-stein，2010\\) ，上述兩類不具備較大的實用價值。
剩余四類中，直覺的個人特質說屬于認知風格范疇，認為直覺是一種應用傾向相對穩定的個人特質，而無意識過程、行動和經歷提純三大類關注認知能力，強調直覺表現存在定量差別，直覺效用可以培育和增強\\( Hodgkinson et al，2008\\) 。
Dane 和 Pratt\\( 2007\\) 整合了直覺的認知風格觀和認知能力觀，指出“直覺是帶有情感的判斷，來源于快速、非意識的整體聯想”，直覺研究應包括對直覺過程和直覺過程的結果———“直覺性判斷”的研究。其中，直覺過程側重直覺應用，直覺過程的結果側重直覺效用，現有直覺效用研究多沿承認知能力觀，分析直覺有效性的影響因素和作用機制\\( e． g． Simon，1987; Leybourne and Sadler－ Smith，2006; Dane and Pratt，2007\\) ，但研究結論并不一致。有學者認為直覺是兼顧決策速度和質量的有益嘗試\\( Sadler －smith and Shefy，2004; Daneand Pratt，2007\\) ，也有學者指出直覺型決策存在諸多問題\\( Kahneman，2012; Bilalic et al，2008a; Dane，2010\\) ，因此，有必要從直覺分類入手，分析不同類型“直覺性判斷”效用存在差異的原因。
2． 直覺分類
個體通過外顯和內隱學習獲取的知識在長時記憶中以認知圖式存儲，包括屬性\\( attributes\\) 和屬性間關聯\\( Friske and Taylor，1994\\) ?；谡J知圖式差異，Dane 和 Pratt\\( 2007\\) 將直覺區分為啟發式和專業性兩種，兩類直覺的運作模式都是個體非意識地將外界刺激與其認知圖式進行匹配和整體聯想的過程\\( Dane and Pratt，2007\\) ，但由于認知圖式復雜性不同，直覺決策的效果也存在差異\\( Dane et al，2012\\) 。與簡單認知圖式相比，專業性認知圖式擁有眾多屬性節點和節點間豐富的聯系\\( 簡單和復雜認知圖式的比較見圖 2 － a，2 －b\\) ，更易產生有效直覺。如 Simon\\( 1987\\) 所言，直覺是分析固化成習慣的結果，對環境的快速反應需要基于多年經驗和訓練形成的復雜認知圖式，新手利用啟發式線索的直覺決策往往存在弊端，缺乏可信性\\( Leybourne and Sadler － Smith，2006\\) 。
專業性直覺又可進一步細分。Miller 和 Ire-land\\( 2005\\) 將直覺劃分為自動專長\\( automated ex-pertise\\) 和整體預感\\( holistic hunch\\) 兩種。自動專長是一種模式識別，如“對過去學習和經驗的重演”，“一種熟識感”，整體預感則突出多樣化經歷和信息的重新整合，產生思維突破\\( Miller and Ire-land，2005\\) 。Dane 和 Pratt \\( 2009 \\) 區分了問題解決式的直覺\\( problem － solving intuition\\) 和創造性直覺\\( creative intuition\\) ，前者是基于多年訓練和練習形成的模式匹配\\( pattern matching\\) ，通過對比現有情境與過往經歷，尋找相似點、差異點，自動化地獲取解決方式，這與“自動專長”一致，具備收斂特質。而創造性直覺同 Miller 和 Ireland\\( 2005\\) 提到的“整體預感”匹配，是創造力源泉，具有發散的思維特征。在非意識狀態下，個體通過重組基于多樣化經歷的信息，產生突破性創新，而不僅僅是“舊瓶裝新酒”的漸進式創新。兩類直覺在作用領域和結果、思維特質、以及決策時間等方面均存在顯著差異。
二、直覺型決策的悖論
1． 專業性與靈活性的悖論
劃分直覺類型有助于解釋直覺效用領域看似矛盾的研究結論，簡單認知圖式產生的直覺容易陷入各種啟發式線索誤區\\( Kahneman，2012\\) ，而基于復雜認知圖式的專業性直覺更為有效。專業性是影響直覺效用的重要因素，但并非充分條件，專業性直覺的進一步分類表明，當直覺類型與任務模式不匹配時，直覺效用顯著降低。Bonabeau\\( 2009\\) 指出，直覺最危險的弊端來源于自動專長式的運作方式，人們習慣將新環境歸類，在記憶中尋找匹配的模式來處理新的情境，然而“自動專長”限制了個體思考范圍，容易造成路徑依賴。
“我們直覺決策的結果是效仿競爭對手而非創建與眾不同的、帶給我們利潤的戰略”\\( Bonabeau，2009\\) ，這也是研究發現專家直覺容易產生定勢效應和缺乏靈活性的原因 \\( Bilalic et al，2008a;Dane，2010\\) 。應對復雜混沌環境，個體需要具備隨任務情境在自動專長\\( 問題解決式直覺\\) 和整體聯想\\( 創造性直覺\\) 兩種直覺類型中適時轉換的能力，實現認知圖式的一階變化和二階變化。
一階變化培育專業性，個體結合環境線索累積和構建認知圖式中屬性以及屬性間關系，隨著包容的信息日益增多，認知圖式越來越復雜、抽象和有序，這提高了自動專長或問題解決式直覺的效用。
二階變化提升靈活性，個體能夠有效處理矛盾信息，進行圖式修正或增加圖式中的子類別，超越范式限制，實現整體預感或創造性直覺 \\( Harris，1994\\) 。靈活性不僅在認知圖式的二階變化中發揮重要作用，也是個體實現認知圖式一階和二階變化相互轉化、增強直覺效用的源動力。
但研究發現，專業性與靈活性、認知圖式的一階和二階變化很難同時實現。專業性常被視作有效直覺的前因變量，決策者需要具備專業性以達到一般意義或至少高于機會水平的有效直覺。專家擁有的領域內專業知識能幫助其快速感知環境中的核心特征，而新手則更多依賴容易發生錯誤的啟發式線索\\( Gobet and Chassy，2008\\) 。但專業性認知圖式亦有較大弊端，認知圖式在累積專業性的持續培訓和練習過程中不斷被激活和調用，這種重復可能固化圖式中屬性和關系的結構，降低圖式修正幾率，形成“認知溝壑\\( cognitive en-trenchment\\) ”，制約專家靈活性\\( Dane，2010\\) 。復雜認知圖式帶來的靈活性缺失主要體現在問題解決、創造力和適應性三方面。解決問題時，認知溝壑導致決策者應用熟悉的欠佳方案，產生“定勢效應”。Bilalic et al\\( 2008a\\) 比較了象棋選手在情境 1\\( 沒有熟悉方案干擾\\) 和情境 2\\( 有熟悉方案干擾\\) 中的表現，結果顯示高段數棋手在情境2 中的表現與低段數棋手在情境 1 中的表現相當，棋手們認為自己更積極地搜尋解決措施，實際上仍然關注熟悉方案，抑制了對最優方案區域的注意力。這正是定勢效應的危險之處，人們沒有意識到定勢對自身思考方式的影響，認知圖式指引棋手將注意力集中在熟悉的解決方案上，關注與已激活圖式相一致的信息，而忽視或無法融合不一致的信息。針對創造力，突破式創新要求組合截然不同的圖式或對特定圖式中的屬性進行實質性重組，盡管專家圖式中大量的屬性儲備為圖式組合與重組提供了豐富素材，過于穩定的結構卻可能阻礙創新行為?；诖?，專家更擅長領域內逐步改進的漸進式創新，而對突破式創新力不從心，這與專家受到更多傳統規則的束縛有一定關系。
最后，適應難度指個體即使意識到問題解決需要新的方式，仍然不愿接受這一變化。長期重復形成的習慣是主要誘因，習慣在記憶中通過“腳本\\( script\\) ”存儲，與新手相比，專家的行動腳本更精確，環境發生變化時也更易功能失調 \\( Dane，2010\\) 。
綜上所述，專業性有助于構建復雜的認知圖式，提升知識應用效率，增強直覺效用。與此同時，復雜認知圖式有缺乏靈活性的風險，當自動專長不適應決策情境時，將對直覺效用產生負向影響。提升專業性直覺的效用需要兼顧專業性和靈活性，但二者之間存在看似不可調和的沖突，卻又相互關聯，這兩種“矛盾但相互關聯的要素，單一要素出現時符合邏輯，同時出現卻荒謬和不合理”，構成了悖論關系\\( paradox\\) \\( Lewis，2000\\) 。
2． 悖論成因
Jones\\( 2003\\) 認為專業性是專業群體基于知識和實踐產生的近乎排他性的資產，知識抽象性是專業性的基本特征，確保專家能提供權威判斷，另外，專業判斷還需要具體知識———過度抽象產生形式主義風險，而過度具體則使判斷流于表象。
Dane\\( 2010\\) 整理了專業性在多個領域的定義，最終從心理學視角指出專業性包括由經驗獲取的高水平領域內知識，經驗式的路徑有審慎練習、隱性學習和經驗式學習等。由此可見，知識累積是專業性培育的核心。
知識累積可分為知識獲取、知識吸收、知識轉化和知識利用四個階段，獲取指新知識識別與獲得，吸收是對知識編譯和理解的過程，轉化階段將新舊知識整合，利用關注知識應用\\( Zahra andGeorge，2002\\) 。其中，知識獲取和吸收與探索活動相關，以新能力、新知識擴展為目的，知識轉化和利用與開發活動相關，旨在挖掘現有能力\\( March，1991\\) 。專業性提升強調領域內相關知識累積，看重知識深度，通過對相同內容反復練習的開發活動形成長時記憶中組塊和模板的存儲形式\\( Chase and Simon，1973\\) 。由于關注在某一領域的漸進式積累，提倡規則和行業傳統\\( Dane，2010\\) ，專家認知圖式的穩定性較高。過分強調開發而忽視了探索活動，容易導致 March\\( 1991\\) 提到的“非最優平衡”，掉入僅關注熟悉領域、偏好可靠和可預測結果，以及就近探索的陷阱\\( Ahujaand Lampert，2001\\) ，喪失靈活性。研究顯示，個體發散性創造力會隨其創造力成功經驗的累積而降低\\( Audia and Goncalo，2007\\) ，由于人們更傾向從既往成功經驗尋找創意靈感，這種開發式活動使創意結果愈發缺乏突破性。
另外，新舊知識間的沖突在知識累積各階段普遍存在，個體常使用既有的認知和行為框架來建構新事物，較難隨外界變化適時調整\\( Lewis，2000\\) ，而隨著專業性增強，“認知溝壑”逐步加深，這種沖突表現得更為顯著。在知識獲取環節，既往經驗容易限制個體搜尋知識的范圍，影響人們解 讀 新 舊 知 識 間 關 聯 的 能 力 \\( Zahra andGeorge，2002\\) 。此時，知識搜尋一再成為對既有知識的肯定與強化，難以突破既有知識范疇。自我參照式感知增加了知識吸收環節意義構建的難度，認知慣性抹殺了效果邏輯、三角驗證、聯合、深思熟慮以及增強鞏固等多樣化的意義構建方式\\( Weik，1985\\) 。知識轉化階段，對既有知識的執迷阻礙個體在短期目標中融入長期學習規劃，容易導致新知識閑置或冗余，難以實現知識結構協調配置\\( O’Ｒeilly and Tushman，2007\\) 。知識利用時，人們更難對利用機制產生批判式思考，形成超越常規邏輯的思維跳躍\\( Lewis，2000\\) 。整體而言，通過增強專業性提升直覺效用存在過分強調開發而忽視探索活動，執迷于既有知識的問題，造成專業性與靈活性悖論。
三、悖論應對———悖論式認知和個體二元能力
1． 個體二元能力
既然專業性與靈活性悖論的核心問題是專業性培育中過分強調開發而忽視探索活動，不能有效處理新舊知識間的沖突，因此有必要具備探索和開發的二元能力以同時培育專業性與靈活性。
Mom et al\\( 2009\\) 將個體二元能力定義為“在一定時間內，結合開發和探索活動的行為傾向”，涵蓋平衡和組合兩個維度\\( Cao et al，2009\\) 。平衡維度關注相對比例分配，認為開發和探索活動是一個連續體的兩端，此多彼少，互相競爭資源，個體不得不尋求二者之間的適當平衡\\( March，1991\\) 。
而 Gupta et al\\( 2006\\) 則認為個體完全可以同時追求高水平的開發和探索活動，這種絕對意義上的度量是二元能力的組合維度。開發和探索可能不競爭相同資源，反而形成互補優勢，發揮杠桿作用。一方面，高水平開發能提升新知識利用效果，在對已有知識和資源的重復利用中，個體能愈發清楚自身資源優勢，更好地運用探索成果; 另一方面，成功探索可以促進開發實踐，規避各種過度開發的陷阱\\( Cao et al，2009\\) 。無論是二元能力的平衡維度還是組合維度，二元能力幫助行為體“整合、創建和重新配置內外部資源和技能以適應環境變化”\\( Teece and Pisano，1994; Teece et al，1997\\) ，提升靈活性。為此，有學者指出二元能力本質上是一種動態能力\\( O’Ｒeilly and Tushman，2007\\) 。
探索活動和開發活動在戰略視角、行為特征、關注焦點和資源配置等方面存在較大的沖突和差異，要平衡二者，甚至同時實現高水平的探索和開發活動并非易事。Bonesso et al\\( 2014\\) 提出個體二元能力包括認知層面和行為層面，開發與探索在行為層面的整合需要以認知層面的發散\\( pha-sic\\) 和收縮\\( tonic\\) 為基礎，認知層面對個體二元能力培育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2． 悖論式認知
悖論可能產生“二者取其一”的劣勢循環，認為兩種要素始終對立、不可調和，也可能帶來提升績效的契機。如 Smith and Tushman\\( 2005\\) 對社會悖論的評價，悖論是人們通過反思建構出來的對立傾向，一方面關注一個情境對立的兩面，另一方面存在于個體認知中。這意味著悖論中的矛盾和不合理可能源自人們受常規邏輯影響產生的思維局限，適度質疑有助于產生新視角，對打破專業圖式的過度穩定具有積極意義\\( Dane，2010\\) 。實際上，兩種矛盾要素可能并存于更大的統一系統中，具備沖突對立卻難以割裂的二元性\\( duality\\)\\( Farijoun，2010\\) ，形成“對立互補”的邏輯———內部邊界強調差別和對立，外部邊界構建統一系統尋求整合\\( Smith and Lewis，2011\\) 。這一特質在Smith 和 Tushman\\( 2005\\) “悖論式認知”的概念中得以體現，包括認知框架和認知過程兩部分: 認知框架相對穩定，是個體識別和包容情境矛盾的心智模板; 認知過程指基于認知框架的思考和信息處理方式，有分化和整合兩個階段。分化過程強調辨識和清晰表述要素之間差別，屬于認知層面的發散，整合過程旨在尋找要素間潛在、可能的關聯，實現認知層面的收縮\\( Bonesso et al，2014\\) 。
承認差異化矛盾的同時堅信互補可能，被 O’Ｒeilly 和 Tushman\\( 2004\\) 稱為“雙面神雅努斯 Ja-nus”式的思維，或“悖論式認知”\\( Smith and Tush-man，2005\\) 。傳統意義上，專業性培育過度強調開發，悖論式認知鼓勵個體從事知識獲取和吸收的探索性活動。Ingram et al\\( 2008\\) 的研究顯示，包容矛盾和沖突的悖論式認知有助于個體二元能力建設，個體在認知的分化與整合過程中增強了集成復雜性\\( integrative complexity\\) ，具備開放靈活的多維視角，能夠包容模糊和不一致\\( Miron －Spektor et al，2011\\) 。如表 1 所示，悖論式認知分化與整合的認知過程在知識累積四階段發揮了重要作用，提升了個體二元能力。
搜尋知識時，分化過程強調辨識和清晰表述新舊知識間的差別，這種對矛盾信息的搜索能有效擴展注意的廣度、深度。此外，同時關注對立要素有助于個體超越常規邏輯看問題，尋找要素間的非典型聯系，從而提升了獲取知識的容量和多樣性\\( Miron － Spektor et al，2011\\) 。吸收知識階段，分化過程促使人們不斷進行“悖論式質詢”，包容而非消除持續存在的矛盾和沖突\\( Lüscherand Lewis，2008\\) ，接受而非否定環境模糊特質，強調矛盾的持續存在，不斷調整歸類邏輯，產生“可操作的確定”\\( Jay，2013\\) 。由此帶來的“失調感”增強了個體認知和行為復雜性，潛在的矛盾得以挖掘、顯現，形成更為復雜的多種意義構建方式\\( Smith and Lewis，2011\\) 。知識轉化關注新舊知識整合，通過強化新舊知識的獨特貢獻和細微差異\\( Smith et al，2012\\) ，要素間的非典型聯系受到關注，個體容易產生遠隔聯想\\( remote association\\)或交叉索引\\( cross － indexing\\) 以尋求新舊知識之間的互補關聯\\( Zahra and George，2002\\) 。最后，悖論式認知促使個體對知識運用機制產生批判式思考，構筑質疑認知范式的雙環學習路徑來調整資源配置\\( Lewis，2000\\) ，激發新一輪知識搜尋\\( Greve，2007\\) ，形成挖掘悖論潛力的良性循環\\( Smith and Lewis，2011\\) ，培育高水平的探索和開發二元能力。
四、結論和展望
Zahra 和 George \\( 2002 \\) 指出，行為體之間的能力水平隨時間推移逐步趨同，此時，績效差異取決于個體識別和對外部變化的響應，適時調整、調用自身資源的機制，這體現出靈活性對績效的重要作用。傳統意義上以專業性作為直覺效用的單一前因存在弊端，“自動專長”式的直覺容易造成路徑依賴，個體需要隨環境和任務特質變化適時調整直覺類型，提升環境敏感度和圖式重組水平，實現在截然不同、甚至矛盾領域看到關聯模式的“交叉索引”\\( Hayashi，2001\\) ，增強認知圖式靈活性。本文分析了專業性培育中悖論式認知和個體二元能力在增強認知圖式靈活性層面的積極作用———缺乏矛盾要素分化與整合的認知過程，決策者很難平衡對立沖突的知識開發與探索活動，更談不上構建二者互補優勢，發揮杠桿作用。從矛盾互補的悖論式認知視角處理專業性與靈活性之間的悖論有助于應對專業性和靈活性沖突，構建相互促進的關系。一方面，靈活性能增強認知圖式復雜性，長時記憶模板分存儲固定信息的組塊和存儲變化信息的插槽兩部分，組塊存儲較慢，而插槽的存儲非?？靄\( Gobet and Chassy，2008\\) 。
靈活性能提升個體環境敏感度，在插槽中存儲大量變化信息，豐富領域內專業知識。另一方面，專業性提升也有助于增強靈活性，二者之間可能存在非線性關系。盡管復雜認知圖式在初始階段制約靈活性，超過一個臨界點后，專業性可能帶來更強的靈活特質，如 Bilalic et al\\( 2008b\\) 的研究顯示，與普通棋手相比，高段數棋手處理問題時不容易受定勢效應影響，顯現出更強的靈活性。
未來有必要通過實證研究檢驗專業性、悖論式認知和個體二元能力對直覺效用的作用機制，同時，有待細化悖論式認知和個體二元能力的影響因素。近年來，國外關于個體二元能力\\( ambi-dexterity\\) 和悖論式認知的文章日漸增多，但與提升專業性的研究相比，這一新興領域仍存在諸多空白。研究需要進一步探索悖論式認知和個體二元能力可能的前因變量，考察變量間交互作用對個體二元能力的影響，這對提升直覺有效性和個體二元能力建設都將具有積極的促進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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