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從上個世紀90年代起，企業越來越關注通過創新性的產品和服務、削減所有權總成本以及減少供應鏈訂貨提前期等手段，來應對日益激烈的全球市場競爭和無法預期的、多變的市場需求。一個企業如果僅僅基于自身的資源和能力很難獲得持續的競爭力，這就要求企業逐漸將管理領域拓展到供應鏈甚至是整個網絡。這既包含提供直接和間接投入的上游企業，又包括負責產品配送、加工，以及B2B市場服務的下游企業。供需雙方的合作被認為是成功供應鏈管理的決定因素。很多研究學者把企業間密切良好的關系稱之為戰略資產，并認為憑借這一資產可以使企業獲得超額利潤———關系型租金。

基于供需雙方之間的依賴關系，供需雙方關系可以分為賣方市場、買方市場和雙邊市場;而基于交易治理方式可視作從分散交易到戰略合作的連續集合。近幾年的一系列研究重點探討了供需合作帶來的積極作用。例如Autry和Golicic基于時序數據驗證了供需雙方的緊密關系對績效的積極影響。Chatain認為穩定的供需雙方關系與價值創造密切相關。Susanne等認為在價值增值網絡中關系性資源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Hus等認為供需關系在信息共享能力與績效之間發揮了中介作用。Song等通過引入供需關系功能這一操作性構念探討供需關系如何通過關系質量影響績效。另外一些研究對績效進行了進一步的細化研究，例如Terpend等指出供需雙方的合作有助于運營績效的提升、供需雙方的一體化、供應商能力的增強以及財務績效的改善。Corsten等認為供需雙方之間的相互識別能夠從三個方面提升運營績效:創新、成本管理、風險管理。類似的，Carey等發現關系資產對創新能力和成本管理有促進作用。另外，供需關系也對延遲制造有積極的促進作用。還有一些研究則探討了供需關系中對績效產生影響的重要要素，例如Yen和Hung考慮了資產專用性對新產品開發績效的影響。Stuart等研究了信任在供需雙方關系中的重要作用。Jean等則研究了關系學習、供應商創新對雙方績效的影響。Sáenz等認為吸收能力在供需關系中作用顯著，能夠提升組織的運營效率和創新能力，最終提升組織績效。

然而，以往的研究存在著如下不足。首先，此前的研究僅僅探索了供需雙方的關系建立，以及對績效的影響，沒有考慮到其他利益相關者以及對供需關系的交互作用。任何企業都是社會網絡中的一員，社會化作為組織行為研究的重要領域，探討的是組織之間的交互作用。企業內部以及企業間各成員之間的交流也能促進溝通以及問題的解決。因此，從供應商—客戶導向轉向利益相關者導向，可以深化供應鏈關系研究。其次，供應鏈上下游間存在著正式和非正式的關系的治理。但是，之前的研究僅考慮從供需雙方的角度來考慮這種治理以及對績效的影響，忽略了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不同組合對供需關系治理造成的廣泛影響，這既包括關系的增強作用，又包括可能存在的削弱作用。最后，之前關于利益相關者導向或者供應鏈關系的相關研究，絕大多數是建立在西方市場經濟環境中。然而，對不同市場結構、不同文化，特別是在不同于西方的轉軌經濟環境下的中國，利益相關者如何影響供需關系是一個非常值得研究的問題。針對這些問題，本文將基于利益相關者理論探討利益相關者導向對供需雙方關系績效的影響機制。

理論文獻與研究框架

1、供需雙方的互動關系

供需雙方的關系被定義為供需雙方就彼此在一個較長時間內的義務達成的協議，包括共享信息與合作回報及共同承擔風險等。Lambert等認為合作關系是一種特定的商業關系，在彼此信任與開放的基礎上，共同承擔風險，分享回報，產生競爭優勢，最終獲得比單個企業更好的績效。在操作層面，供需雙方發展緊密合作關系的收益包括提升全面質量管理、高效的信息分享機制、削減所有權成本以及其他的一些潛在利益。

在戰略層面上，供需雙方的合作關系將產生競爭優勢，進而有助于財務績效的實現。

在這一關系的建立過程中，供需雙方的社會化互動過程對供應鏈競爭力和績效的影響非常顯著，因為所有的收益都是由供需雙方的互動而產生。實際上，上述社會化互動屬于組織社會化研究范疇。組織社會化在組織戰略研究中已有涉及，Louis認為組織社會化是主體通過了解和學習社會價值、所期望的行為、社會性知識來扮演社會角色，成為組織成員的一個過程。近年來，組織社會化理論開始運用于供應鏈關系領域。供應鏈領域的社會化主要指在供需關系中，一方主體了解學習其他組織主體社會價值和社會規范的過程。除此以外，Cousins等認為在供應鏈社會化互動過程中，供需關系中的主體還會從其他企業的社會認知和組織慣例中獲取知識。組織行動者通過組織間和組織外的其他主體互動，能夠更好地建構人際網絡、改善溝通效果，促進問題解決。每個參與方能夠了解彼此的文化，確立是否繼續進行合作，或是在了解過程中調整自己的行為來獲取好的結果。企業與企業之間在互動中建立了良好的關系，增進了彼此的信任，進而積累了關系資本，社會化幫助建立供需之間的信任關系，并會帶來關系資本的積累，從而促進關系的良性發展。

但顯然，社會化并不是一個單一維度的概念。Morand在研究組織有效性時指出有正式和非正式行為模式，這兩種行為具有不同的特點，正式模式是一種緊密的、結構化的、非人際性的行為，而非正式模式是一種松散的、自發的、更隨意性的社會交往。Cousins等也指出存在兩種互動關系:正式社會化，如約定的具體組織形式，例如跨職能團隊，定期例會，或矩陣式報告結構;非正式互動，如經常在工作場所之外的地方進行，一種非正式的邀請等。

在正式互動關系方面，很多研究討論了供需關系中建立實際溝通結構和機制的重要性。例如，Naki-no基于對日本制造業的研究，指出供需雙方合作的預期和計劃\\(包括信息共享，決策的一致性和激勵聯盟\\)對于關系績效具有積極影響，同時也提升了客戶滿意度和供應鏈反應速度。尤其是互聯網的應用，對推進跨職能溝通具有決定性作用。

同樣，非正式社會化也能夠提升供需雙方的合作質量。正式互動規則明確、顯性、具有外部強制性，需要雙方嚴格執行。非正式互動是指對社會關系及事件本質的隱性假設和內生偏好，以及特定的個性化的關系紐帶，諸如相互之間非正式的交流、溝通和理解等。由此，非正式機制促成了企業間的默示協議，該協議并不能通過正式的機構或機制實現，而是通過考慮各方的社會歷史背景和潛在利益而產生。非正式機制的產生，保持了供應鏈柔性，產生了渠道信任和承諾，并且增強了彼此之間的信任，從而促進更為復雜的關系的建立。特別是在中國情景下，非正式社會化能夠增加成員組織社會資本的流動性和效用性，從而為企業帶來資源，并推動組織績效的產生。

正式互動和非正式互動在決定供需雙方合作關系上相互補充，相互影響，為雙方帶來關系資本，進而促進了關系績效的提升?；诖?，我們提出如下假設:

H1:供需雙方之間的正式互動關系對推進關系績效具有積極作用。

H2:供需雙方之間的非正式互動關系對推進關系績效具有積極作用。

然而，此前有關關系的研究表明，無論是正式互動還是非正式互動，關系價值或績效都是由買賣雙方的行為所決定，很少考慮到企業都是嵌入在社會網絡中。實際上，供需雙方都存在社會化過程。這一過程中的其他利益相關者會直接或間接地影響供需關系。例如，在營銷關系研究領域，一些研究者指出，從客戶導向轉向利益相關者導向可以提高投資回報率。因此，供需雙方的關系與互動不應僅僅從供應商和客戶兩方面考慮，而應該從更廣泛的利益相關者視角來加以分析。

2、利益相關者導向及其內容

利益相關者的概念可以追溯到1963年，由Freeman率先提出，從此利益相關者理論\\(ST\\)在管理學界得到了廣泛的應用。利益相關者是指能夠影響組織目標達成或被組織目標所影響的群體或個體。因此，作為企業管理者，應當考慮如何與眾多利益相關者進行關系建立，以及關系處理的方向和強度。而這些利益相關者能夠影響企業活動或被企業活動所影響，進而最終達到企業預期目標或價值。在供應鏈管理領域，供需雙方的關系不僅由雙方相互信任和互相影響所決定，而且還會受到他們同其他利益相關者的關系影響。

其原因是利益相關者能幫助供應方或需求方帶來合作中的合法性，繼而促進雙方的合作關系。合法性具有多種涵義，主要指企業主體行為的合理性、可接受性或合適性，企業利益相關者是否認同企業主體的行為。

Suchman提出了一個廣義的定義，他認為合法性是指企業的某種行為在社會關系中被認為是恰當、合適的。

合法性的關鍵因素包含實用合法性、規范合法性以及認知－價值合法性。滿足和符合社會制度、準則、規定和意義，遵從普遍使用的規則和結構，并表現出理性、謹慎態度的組織，普遍被合作者認為是值得信賴的。此外，合法性將對提升供需雙方的互動程度和社會化關系起到調節作用。根據利益相關者理論，企業合法性的實現需要企業在與兩類利益相關者的交互作用中顯現出來，這包括內部利益相關者，例如員工、股東等，以及外部利益相關者，例如政府和社區等。由于本文主要研究企業間關系的影響，我們選取政府和社區這兩個影響供需雙方關系最主要的利益相關者作為研究對象。

從政府這個利益相關者角度看，其訴求在于提升產業競爭力、形成與市場有互補作用的政府政策，促進經濟發展和企業福利的增長。遵循上述要求的企業往往在市場上較容易獲得身份和行為的合法性。特別是充分理解和遵循政府的產業政策，企業能很好地降低投資風險，發現投資機會，獲得實用合法性。同時，較好的投資收益能進一步產生企業的規范合法性。因此，良好的政府關系或導向能使得合作伙伴感知企業自身“在做正確的事情”，諸如企業的投資與運營是否符合產業發展的需要。一旦企業進入一個特定的行業或領域，并且被外界認為是正常的、不可避免的、或是一種可接受的狀況，企業將會獲得相應的合法性。

企業為了獲得持續發展，培育長遠的新業務拓展能力，還應關注社區導向對商業環境的影響。社區導向可以定義為連接組織績效和企業外部其他社會事業機構的一系列管理社區關系的行為。社區導向包括發現并滿足他人的需求，協調與他人的行為和目標。良好的社區導向能改善社區狀態，減少資源浪費，提高社區責任感。通過創新服務或業務，并與社區利益相關者互動，可以使企業合法性得以強化，并獲得前所未有的能力。這些都將使企業獲得特定的社會收益。與此同時，社區導向還能夠推進知識創新，在解決問題的過程中產生新的結構?；谏鐓^導向而產生的企業合法性主要表現為兩個方面:一方面企業可以從對金融機構或資本市場的影響力以及與科研機構的關系中獲得更多有價值的資源;另一方面，行業協會和社會其他團體的認可與尊重能使企業獲得獨特的道義和認知上的合法性。

3、利益相關者導向的增強與弱化效應

基于利益相關者的理論，本文認為利益相關者導向有兩類作用:\\(1\\)增強效應\\(2\\)弱化效應。增強效應產生于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利益相關者聯合起來所產生的關系績效，大于各主體單獨創造的績效之和。即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利益相關者相互促進可以使得關系績效形成集聚效應。之前的研究認為供應商或客戶是企業的直接利益相關者，他們之間的交互作用能提升供需雙方的關系績效，但是卻忽視了其他利益相關者的促進作用。例如，政府導向能推進供需雙方的關系，尤其是正式互動關系。因為企業具備越多的政府導向，就越能在社會網絡中獲得更多的合法性。這種合法性不僅為企業提供充足的資源，也保證企業業務的順利運行，為企業帶來信任和聲譽，從而增強供需雙方的正式互動關系。同樣，社區導向也能合法化企業的社會地位和聲譽，增強雙方關系。從制度理論的角度看，與制度規范相一致使得企業產生了合法性和穩定性，社區導向反映了滿足利益相關者需求的愿望，這種合法性將幫助企業獲得合作伙伴的認可;另一方面，從資源依賴角度看，社區導向反映了通過組織間合作來管理相互依賴的資源，社區導向可以看作是企業對相互依存關系以及關鍵資源的一種管理，這種管理能促進雙方的合作效益。政府導向與社區導向都能夠在供需雙方正式互動的框架內對關系績效產生積極作用，因此提出以下兩個假設:

H3:政府導向將增強正式互動對供需雙方關系績效的影響。

H4:社區導向將增強正式互動對供需雙方關系績效的影響。

但是當兩個或兩個以上的利益相關者聯合起來對關系績效的影響相互抵消時，弱化效應就產生了。由于非正式互動是通過一種暗示的、默契的企業間制度安排來降低環境的不確定性，相比正式互動內容模糊且形式不規范，因此非正式互動和政府導向與社區導向的交互作用呈現截然相反的情況。具體講，若一個企業與政府具有較強的互動，這將使企業能在政府的支持下恰當地制定戰略、分配資源，降低相應的交易成本\\(如在不完全市場上與交易伙伴建立非正式關系的花費\\)，因此政府導向能夠弱化非正式互動對關系績效的正向影響。同樣，社區導向能使整個組織產生、分解與使用社區智力，滿足現在和未來的需求，提升企業在市場或產業中的聲譽，減少與合作伙伴建立非正式關系的必要性。因此社區導向同樣也會弱化非正式互動對于關系績效的影響?；诖?，我們假設:

H5:政府導向將減弱非正式互動對供需雙方關系績效的影響。

H6:社區導向將減弱非正式互動對供需雙方關系績效的影響。

研究設計

1、數據與測量

在文獻回顧與之前訪談的基礎上，我們開發了符合本研究要求的問卷，并在行業協會的幫助下，搜集了電力設備行業的相關數據。我們共發出300份問卷，回收148份，回收率49%。刪除其中內容填寫不完整與具有明顯錯誤的，最終有效問卷142份，有效問卷回收率45%。有效問卷的有效樣本結構如表1所示。

為保證數據不存在回應偏差，我們進行了多重分析，對先回收的問卷和后回收的問卷在一系列關鍵變量上做了卡方檢驗\\(例如員工數量，銷售收入與公司績效\\)。結果顯示兩組問卷間不存在顯著差異，表明數據中不存在顯著的無回應偏差問題。

本研究的測量分為兩階段進行。第一階段通過文獻搜集現有的測量構念，將題項翻譯成中文，并運用回譯\\(back translation\\)保證翻譯的準確性;第二階段，對三位經理進行深入訪談，在試填后對現有的量表進行修正和潤色。所有題項采用5刻度量表，從“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分別給予1分到5分。量表中關于正式互動、非正式互動和關系績效的題項均沿用了Cousins等2006年研究中運用的題項。正式互動包括通過聯合團隊的建立理解和開拓業務，跨部門團隊開發新產品以及通過矩陣式結構進行預測、運營活動的程度;非正式互動包括通過私人間的交流了解各自的業務，經常通過非正式的方式交換信息和觀點，實地考察了解對方的愿景和戰略;關系績效包括三個題項，測量雙方是否通過合作關系提升績效，通過合作關系改進流程，通過合作關系解決其他任何問題。量表中關于政府導向和社區導向的題項先是通過對文獻梳理總結，找出和借鑒相應題項，并且在與三位經理反復溝通和探討后，修訂而成。政府導向包括兩個題項，詢問企業所在產業是否得到了政府和政策的支持，是否在本地屬于優先發展行業;社區導向包括與金融機構的關系，與科研機構、大學以及協會等其他團體的關系等。

2、信度與效度

本研究通過\\(Harman\\)單因素檢驗來測量因素同源誤差。將所有題項一起做因子分析后發現第一個因子解釋了23%，表明第一個因子沒有單獨解釋大多數的變量。因此，數據的同源誤差不嚴重。同時使用Cronbach’sα系數檢驗變量的信度，發現本研究所有變量信度都在0.7以上，說明變量的信度較好。

在假設檢驗之前，我們對所有變量采用驗證性因子分析方法，進一步測量模型的擬合度和結構效度。如表2所示，所有的因子載荷是顯著的，CFA模型擬合指數包括NFI\\(0.874\\)，ＲMSEA\\(0.092\\)，χ2\\(120.02\\)，df\\(55\\)，都說明研究模型基本適配觀測數據，可建立模型。聚合效度方面，表2中構念每一個測量條目的標準化載荷顯著且超過了門檻值0.6;區分效度方面，表3顯示每組構念間最高相關系數是0.585，而AVE的平方根均大于相關系數。以上結果符合Fornell和Larcker提出的標準，說明構念的區分效度和聚合效度達到要求。

本文運用4個獨立的回歸模型檢驗正式互動和非正式互動在政府導向和社區導向條件下對關系績效影響的假設。模型中，正式互動和非正式互動作為自變量，關系績效作為因變量，政府導向和社區導向作為兩個調節變量。為了降低共線性，數據的中心化能產生更準確的系數估計和更低的標準誤差。另外，為檢驗共線性我們對每個回歸方程都進行了VIF檢驗，模型中VIF的最大值是2.86，遠低于分界點10，說明模型中幾乎不存在共線性問題。

基準模型\\(模型1\\)僅包括控制變量，模型2首先引進正式互動和非正式互動，模型3和模型4檢驗了政府導向和社區導向對關系績效的調節作用。模型的結果如表4所示。

關于正式互動和非正式互動對關系績效的影響，模型2顯示正式互動對關系績效的影響是正向和顯著的\\(β=0.509，p＜0.001\\)，非正式互動也是如此\\(β=0.198，p＜0.05\\)，因此，假設1和假設2得到了驗證。關于政府導向的調節作用，模型3顯示正式互動和政府導向的協同影響是正向和顯著的\\(β=0.334，p＜0.001\\)。

為了表現這種交互作用，我們運用正式互動和政府導向的正負一個標準誤差作為高低取值，圖1中展現了這種交互作用。與假設3相同，圖1顯示當政府導向較高時，正式互動和關系績效間的關系得到了強化。但模型3中顯示，非正式互動和政府導向的交互作用并沒有顯著降低關系績效，因為系數為負但不顯著\\(β=－0.085，ns\\)，因此，假設4沒有得到支持。

關于社區導向的影響，如同假設5中所預計的那樣，模型4顯示正式互動和社區導向的協同影響是正向且顯著的\\(β=0.236，p＜0.01\\)，即公司在高社區導向中發展正式互動關系能提升關系績效\\(見圖2\\)。圖3顯示高社區導向下非正式互動和關系績效間的負相關關系，而在低社區導向中越追求非正式關系，就越能提高他們的關系績效，因此假設6得到了驗證\\(β=－0.247，p＜0.001\\)。

結論與啟示

本文就供應鏈管理領域中供需雙方的正式和非正式互動對關系績效的影響展開研究，其中政府導向和社區導向作為調節變量，揭示了利益相關者導向如何影響供應鏈中上游和下游關系的機制。如今在供應鏈研究領域，多數研究主要圍繞供需雙方的關系展開，很少有對利益相關者間的交互影響進行探討，而本文正是在該領域進行了開拓性研究。

1、理論意義

本文將戰略管理領域中的利益相關者的視角應用于供應鏈管理領域中企業間關系的研究。研究認為在中國經濟轉型期，利益相關者導向的確能給公司間關系績效產生影響，尤其是政府和社區導向能夠給企業帶來關系績效和競爭優勢。具體而言，已有的供應鏈管理理論發展了“供需雙方正式和非正式的合作帶來了期望的關系績效，雙方關系是相互影響的結果”這一觀點。我們的研究發現，供需雙方關系不僅由二者相互影響決定，同時也受利益相關者間的交互作用的影響，企業不能忽視上述任何一方。研究發現政府導向與正式互動共同對關系績效產生積極影響，而社區導向與正式互動也具有同樣的交互作用。此外，本文研究證明正式互動對關系績效具有積極影響，這和之前的研究結論有所不同。我們認為正式結構提供了雙方制度化的安排，能夠減少交易成本，提升公司資源和能力。尤其是當企業得到政府和社區的認同和合法性時，他們的行為被認為是符合社會范圍的體制性要求，符合社會價值和信仰。這種一致性將增強企業對合作伙伴的吸引力。特別是當市場競爭激烈時，公司向外發布自身價值是非常必要的，因此企業越具有政府和社區導向，越會增強供需雙方的正式互動關系。

研究也同樣證明了非正式互動對關系績效的影響。非正式互動是指一個公司所擁有的、長期的社會聯系和社會網絡，通過互相交換以達成組織目標。在強調集體主義的中國，當產業結構與相關制度不完善時，非正式互動\\(在中國被稱為“關系”\\)經常由個人層次轉到公司層次，促進了企業間的交換。這種交換通常有兩種形式，一種是通過交換概念的拓展，即個人的資源擁有或工作被認為是他\\(她\\)拓展關系的一部分，使得其他人必須以禮相待;另一種是為企業提供其他的選擇，從而跨越制度限制。同時，研究發現合作伙伴間非正式關系也受到利益相關者導向的調節，特別是社區導向越強，企業所需的非正式互動就越少。原因包括兩個方面，首先，社區導向可以看作是削減交易成本的一種方式，如果一個公司越是具備社區導向，就越能得到社會網絡的合法性認可，在業界受尊重的地位和商譽使其能更多的遠離機會主義行為。遠離機會主義傾向的企業，同時表現出公平與信任，在互惠互利機制下會對合作伙伴具有異常的吸引力。這將減少對非正式關系的投資，因為要達成相同的目標，建立非正式關系需要花費更多的資源。另一種解釋是，社區導向被認為是具備比較優勢的一種表現。一個企業擁有越高的社區認可度，就越有能力獲得其他公司無法擁有的多種資源。鑒于這種資源能力的唯一性，企業將獲得更高的合法性和信譽。一種無法復制的、唯一的、稀缺的資源和能力，將使公司獲得比其他合作伙伴更強的議價能力和競爭優勢，這將減少交易雙方的非正式互動。

關于政府導向中弱化效應的假設沒有得到足夠的支持，即政府導向對供需雙方的非正式互動沒有弱化效應。其潛在原因可能是:政府導向幫助企業得到政府的投資審批，公司滿足政策要求的能力將帶來相應的合法性，獲得市場準入。這種合法性并不說明公司“做正確的事情”，有本地市場的準入資格并非說明公司與合作伙伴有更多的信任。尤其在中國大陸，與政府保持良好的關系被認為是企業的一個重要資源，每一個公司都重視同政府建立密切關系。在這種環境下，政府導向并不能帶來持續關系和高績效，但卻是保證平穩運營的前提條件。另外，高政府導向并不意味著公司擁有唯一的，稀缺的和不可復制的資源和能力，因此公司很難比合作伙伴擁有更強議價能力和競爭優勢。因此，政府導向并沒有在非正式互動與關系績效上表現出顯著的弱化效應，以后的研究可以進一步探索這種可能性。

2、實踐意義

本文的結論對企業管理實踐也具有一定的啟示。首先，公司應意識到要通過正式和非正式互動構建合作關系，前者可以在規范的結構與框架中發展關系，后者可以通過個人交往增強雙方的信任，特別是在不完全競爭市場中，非正式互動可以降低雙方的機會主義和交易成本。其次，供需雙方的關系不僅由雙方的聯系決定，還會受到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影響。本研究的啟示性在于當其他競爭對手沒有意識到這一問題時，具有利益相關者導向意識的企業往往能很容易將這種能力轉化為競爭優勢。企業擁有越多的利益相關者導向，就會比其他公司擁有更多的機會構建合作關系。第三，本研究肯定社區導向的重要性，認為社區導向不僅為構建合作機制鋪平了道路，而且使個體和組織間的關系變得平穩。近兩年來，媒體報道了許多中國企業跨國投資或并購失敗的案例。例如，中國鋁業入主澳大利亞力拓集團的失敗，以及2006年中電投投資緬甸密松電站因為社會貢獻、環境影響和移民等問題而擱淺，就反映了社區的重要性。即使貿易雙方都能夠在交易中獲利，但由于缺乏社區支持，商業關系也無法建立與維系。第四，我們同樣指出政府導向的重要性，企業擁有強政府導向是建立正式關系的基礎，但這并不意味著企業可以忽視同合作伙伴間的非正式互動。因此，政府導向是合作關系形成的充分非必要條件。

3、未來研究方向

盡管本文對利益相關者導向如何影響供需雙方關系做了一些探索，但仍然有許多不足之處:

\\(1\\)從研究方法來看，研究收集的樣本量不夠大，若能獲得更多的數據，特別是不同行業的數據，本文的結論將更加可信。

\\(2\\)研究僅討論了政府導向和社區導向對正式和非正式互動以及關系績效的影響，并沒有考慮其他利益相關者，例如股東，員工和利益團體。所以，在未來的研究中，我們將進一步討論其他利益相關者對供應鏈上游和下游企業的交互影響作用。

\\(3\\)本研究基于橫截面數據，缺乏具有時間跨度的數據支撐，未來的研究可以采用追蹤研究探索利益相關者導向如何影響供需雙方的長期和短期合作關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