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米勒文學批評的成就和局限研究
【引言】米勒的批評實踐活動研究引言
【第一章】米勒對文學語言和文本的認識
【2.1 2.2】探異：文學批評的重心
【2.3】求真：文學批評的目的
【第三章】米勒對接受者的要求
【結語/參考文獻】米勒的解構主義文學批評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第 3 章 米勒對接受者的要求
接受者是文學接受活動和批評活動的主體，米勒在長達六十年的文學批評活動中，對接受者提出了不同層次的要求。首先，不論在何種時代、何種語境下，接受者都要做文學忠實的信徒，堅持細讀原始語言。其次，接受者應尋找文本中的重復紐帶，構建起文本豐富的意義空間，最后，接受者進行文學活動的目的不是追尋作者的意圖，而是以文本為基礎，創造意義。
3.1 做文學忠實的信徒
進入新世紀，信息化、全球化的浪潮席卷了整個世界，面對全球化新的文化環境，文學的地位似乎越來越卑微，傳統的文學存在方式和傳播方式都經受著嚴峻的考驗。以書面文字為內容、紙質文本為載體的文學正在面臨被以網絡為載體的信息數碼圖像取代的危險。在這樣的文化背景下，文學批評該走向何方？文學活動的接受者該如何自處？對此，米勒認為文學不會終結，文學研究也不會終結，文學接受者應永遠做文學忠實的信徒。
3.1.1 全球化時代文學的處境
在《全球化時代文學研究還會繼續存在嗎》中，米勒引述了一段德里達關于“文學終結”的言論：“……在特定的電信技術王國中（從這個意義上說，政治影響倒在其次）整個的所謂文學的時代（即使不是全部）將不復存在。哲學、精神分析學都在劫難逃，甚至連情書也不能幸免……”
之后，米勒坦誠此斷言在他心中激起了復雜的感情，雖然有反感，但也不得不承認：“事實上，如果德里達是對的（而且我相信他是對的），那么，新的電信時代正在通過改變文學存在的前提和共生因素（concomitants）而把它引向終結?！雹诿桌盏倪@段話曾在學界引起強烈的反響，諸多學者為文學終結與否的問題爭論不休，卻忽視了米勒做出此結論的前提。米勒在此所說的“文學”是特指“與笛卡爾的自我觀念、印刷技術、西方式的民主和民族獨立國家概念，以及在這些民主框架下言論自由的權利聯系在一起”③的文學。也就是說，米勒的文學終結論是狹義的，他指的是建立在印刷媒介基礎上的文學閱讀產生的意義空間的終結，也是傳統閱讀習慣的改變。米勒所認為的“文學終結”只是階段性文學的終結，文學作為一種永恒的價值是不會終結的。
在米勒看來，全球化對文學及文學研究的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四個方面：第一，在新的文化環境中，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的作用越來越微弱。越來越多的人正在花費越來越多的時間看電視、看電影或者使用網絡瀏覽信息。以往由文學提供的文化功能，現在已經被電影、電視和網絡等電子媒介分化承擔。雖然許多文學作品都可以在網絡上找到，并且能夠隨時進入個人的電腦，但卻很少有人這樣做。因為處于數控時代的年輕人，都對大眾文化有一種激情。與讀詩歌和小說相比，他們更愿意看一部電影。
第二，新的電子媒介導致了文學閱讀和文學研究的內部變革。從文學閱讀的角度來說，電子媒介導致人類的新的感性經驗的出現，或者說，導致人類感知經驗的變異。從文學研究的角度來說，電子媒介改變了文學作品的存在方式。對文學學者和批評家而言，電子媒介破壞了文學作品的詩意，改變了文學接受的歷史語境。本雅明曾在《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中說過：“在漫長的歷史長河中，人類的感性認知方式是隨著人類群體的整個生活方式的改變而改變的。整個存在方式對人類集體的改變，同樣也改變了他們的感知方式?！雹偃蚧男畔r代，電子媒介改變了文學閱讀和研究，文學藝術失去了自身特有的韻味，同時也失去了令人膜拜的價值，人們對文學作品失去了敬畏之心。
第三，全球化的信息時代導致獨立的民族文學研究逐漸被跨越民族界限的比較文學研究所取代。過去的文學研究是以獨立的民族文學研究組織起來的，但現在這種組織形式卻逐漸被多語言的比較文學所取代。比如，全球化的浪潮打破了美國存在已久的英國文學研究制度化的格局。因此，這就意味著傳統的民族文學要放在多語言、多語境的環境中中進行研究。
最后，全球化導致了文化研究的迅速興起。在米勒看來，上世紀 80 年代中期，文學研究出現了外在批評的回擺。此種外在批評實質上是文學研究政治化和重新歷史化的“回擺”,其具有一定意義上的社會作用，是充當解放女性、少數民族和被殖民化者的一種工具。就這種外在批評的內容而言，米勒認為無論是新歷史主義、新實用主義、電影媒介研究還是包括婦女研究、同性戀研究、后殖民主義研究等在內少數話語研究，都貼著“文化研究”的標簽。文化研究的空間龐雜而異質，因而被文化研究浸淫的文學只是多元文化的一種象征或者文化產品中的一個品種。
在米勒看來，全球化時代，以印刷技術為特征的傳統文學已經衰落或正在走向終結，取而代之的是以電子技術為特征的新的文學形態。與此同時，傳統意義上的文學研究也被文化研究所取代，處于邊緣化的地位。但是，那種認為文學即將滅亡的觀點是錯誤的，因為載體的歷史變遷不會導致文學的終結。在全球化的時代，文學仍會以其獨特的姿態存在，它“作為幸存者，仍然急需我們去‘研究',就在這里，現在?！雹倜桌照J為，全球化信息時代，文學會繼續存在，文學研究也會繼續存在。我們仍有必要研究文學，教授如何閱讀和批評。
3.1.2 堅持細讀原始語言
全球化時代，文化批評和大眾媒體的興起使得文化研究熱鬧非凡，各種現象紛至沓來。米勒雖然預言了文學研究的時代已經過去，我們現在正走向一種不可知的新形態，但“傳統的文學理論形態依然存在。所謂傳統的文學理論，是基于一種具有歷史、文化功能的或者與歷史、文化保持聯系的文學的，是以語言為基礎的”②，因此，當今文化語境下的讀者和批評家仍需對文本中的語言予以足夠的重視。因為只有通過細讀，對文本中語言的深入把握，才能發現文本中的陌生性或言“他性”.對此，米勒曾說：“這種與’他性‘相遇只有通過常說的’細讀‘并得到理論反思的支持才會實現，今天許多人斷言修辭閱讀是過時的、反動的、不再需要或不再適合。面對這種斷言，我以頑固、執拗、不無挑戰的抗辯態度要求對原始語言細讀?！雹塾纱丝梢?，米勒對語言的關注和對文本細讀的強調。
米勒提倡的這種關注語言和細讀的方法，正是其一直踐行的“修辭性閱讀”的體現。這種修辭性閱讀“關注語言的修辭性維度，關注修辭格在文學作品中的功能?！雹芤虼?，他一直以高度專業化的姿態進行文學批評，從而確保了他的文學批評方式絕不是先入為主式的，而是始終建立在以文本為中心、反復細讀的基礎上的。這樣的批評方式可以捕捉到文本中他人忽視的矛盾與問題，進而使文學研究抵達更深的層次。
米勒對語言和細讀的重視可以在其對亞里士多德（Aristotle）《詩學》（Poetics）這一文本的解讀中得到充分的體現與印證。通過細讀，米勒發現《詩學》并不是一個統一自足的整體，而是一個有待研評的充滿矛盾的文本。比如，在《詩學》中亞里士多德用索?？死账梗⊿ophocles）《俄狄浦斯王》（Oedipus the King）來例證其悲劇的情節至上論。
但在米勒看來，《俄狄浦斯王》絕不能證實亞里士多德的這一理論。因為，按照亞里士多德所說：“悲劇是對于一個嚴肅、完整、有一定長度的行動的摹仿”①。然而《俄狄浦斯王》中所模仿的行動幾乎都是人們站在那兒交談或者吟唱。劇中所發生的一切，幾乎都是通過語言和問答形式來展現的。如果劇中的行動只是一些對話，劇中的行動都是通過語言來是實現的，情節就是語言，人物的行動就寓于這些語言細節中，那么這就有違亞里士多德所說的情節比措辭重要的原則。米勒的這一分析道破了亞里士多德悲劇情節至上論中的內在矛盾和悖謬。又如，米勒通過細讀《俄狄浦斯王》發現了幾組詞語如“運氣”（tychē）、“命運”（moira）、“思維能力”（gnōmē）、“技能”（phrōnis）、“踝骨”（arthra）、“眼球”（arthra）等之間的多重指涉以及辭格。其中“arthra”既指涉踝骨的球窩關節，又指涉眼球。兩者在劇中均有隱晦的隱喻意義。既涉及俄狄浦斯的腳傷，又隱晦地暗示了他刺瞎雙眼的結局。另外，米勒還重點分析了《俄狄浦斯王》中的反諷意義。反諷通常意味著語言的使用者無法控制語言而產生我們所不愿看到的結果?！抖淼移炙雇酢分械霓o格常常表達出說話人無意表達的意義。譬如，俄狄浦斯在談到自己的父親拉伊俄斯時說：“我從未見過他?！?/p>
但我們知道，事實并非如此，俄狄浦斯不僅見過拉伊俄斯，而且還殺了他，但俄狄浦斯對此渾然不知，并且信誓旦旦地稱要找到殺害拉伊俄斯的兇手。由以上諸多事例可見，《俄狄浦斯王》并不是亞里士多德所提倡的悲劇的典范。米勒通過對《詩學》和《俄狄浦斯王》的細讀，發現兩者之間的關系具有深刻的反諷意味。
亞里士多德將后者引入前者的目的是證實前者的理論觀點，后者卻成為了前者寄生性的在場，從根基上顛覆了前者的前提。也就是說，亞里士多德反復引用《俄狄浦斯王》，非但沒有對其在《詩學》中建立的悲劇理論進行很好的印證，反而將其推向非理性的深淵。
米勒所倡導的這種對文本中原始語言的細讀，是事先不帶任何成見的，非經驗主義式的閱讀。它能使讀者忠于文本，在細讀原始文本的過程中，注意細節，提出質疑，進而順勢印證，發掘他人不曾發掘的意義。因而，可以說，細讀在當今的文學批評活動中仍然應當占據重要的地位。細讀是進行文學批評的基礎，沒有經過細讀的文學批評終究只是毫無基礎的空中樓閣。因而，面對當今日益浮躁的文學研究現狀，文學接受者應當使自己從喧囂和浮躁中冷靜下來，回歸文本，回歸細讀，回歸原始語言，在細讀中發現文本中的奧秘與精髓，進而打開豐富多彩的文本世界。
3.2 尋找阿里阿德涅的線團
阿里阿德涅的線是希臘神話中的經典意象，是阿里阿德涅幫助忒修斯逃出迷宮的線索。米勒在《阿里阿德涅的線：重復與敘述線索》中將其比作文本的敘述線索。在他看來，文本中的敘述線索并不是一條從開始到中部再到結尾的平滑的直線。批評家在解釋或揭開文本段落之謎時，要面臨一種甄別困難，“比如比喻語言與字面語言的區別，或文本與文本所反映的文本外現實之間的區別，或小說模仿外部事物的觀念與另一方面小說又使事物發生的觀念之間的區別。批評家也許不能確定在兩種重復因素之中哪一種是另一個的本源，哪一種是另一個的’描述‘,或者是否它們事實上是一種重復、或是異類的、不能被兼容并蓄進一個模型，是雙重中心的還是非中心的?！雹俑鞣N重復現象以及它們之間的關系構成了文本豐富的意義，因而探索文本意義的迷宮就不是依據敘述線索直抵意義核心的活動，而是循著復雜交織的阿里阿德涅的線團探索意義迷宮的活動。每次探索都不能使文本意義清楚明了，無法揭開文本迷宮“真正”的意義面紗。因此，可以說，重復作為文本間的紐帶，構建起了文本豐富的意義空間。在文學批評的過程中，應當引起接受者的足夠重視。
3.2.1 兩種“重復”
“重復”是西方文學理論中的關鍵詞之一，許多理論家（包括弗洛伊德、本雅明、德魯茲、米勒等）都對其進行過研究，使其逐漸成為精神分析學、解構主義批評和文化研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米勒對重復的關注主要體現在小說的解讀上。他認為，“重復”在解讀小說的過程中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這是因為“在各種情形下，都有這樣一些重復，它們組成了作品的內在結構，同時這些重復還決定了作品與外部因素多樣化的關系，這些因素包括，作者的精神或他的生活，同一作者的其他作品，取自神話或傳說中的過去的種種主題，作品中人物或者他們祖先意味深長的往事，全書開場前的種種事件?！雹僖虼?，這就決定了讀者對一部小說的闡釋往往要通過對重復現象的解釋來完成，因而米勒認為在文學批評的過程中，讀者和批評家都應對這種廣泛存在于文學作品中的重復現象予以重視，在發現相似之處的同時，發現同樣多的差異。
米勒根據西方重復理論的兩個源頭--《圣經》與《荷馬史詩》、前蘇格拉底的哲學與柏拉圖的哲學，并結合吉爾·德魯茲（Gills Deleuze）的“重復”概念，將所有的重復類型歸結為兩種形式：“柏拉圖式”重復和“尼采式”重復?！鞍乩瓐D式”的重復建立在存在一個原始模型的基礎上，這種重復將理念作為萬物的原型，強調與模仿對象的一致性，但這個原始模型就像柏拉圖所說的“理式”,作為模仿的重復只能與“理式”無限接近，卻永遠無法抵達?！澳岵墒健敝貜褪墙⒃诓町惢A之上的。這一理論認為：
世界上的一切事物都出現在“本質差異”的背景下，都是獨一無二的。在這一理論中，世界不是摹本，而是“幻象”.一事物看起來重復了其他事物，但事實上，它們只是一種虛假的重復，是具有差異的事物相互聯系的結果。對此，米勒以托馬斯·哈代（ThomasHardy）的《卡斯特橋市長》（The Mayor of Custer Bridge）中的亨恰爾德為例進行了說明。在該小說中，亨恰爾德因為醉酒出賣妻女，而小說的結尾他又回到出賣妻女的地點，但米勒指出，事實上，他并沒有真正回到當初的地點，這種重復只是一種“幻象”.
為了更好地說明兩種重復形式的區別，米勒引入了本雅明在《普魯斯特的意象》一書中闡述的兩種記憶形式：“自覺的記憶”與“不自覺的記憶”,這兩種記憶分別與重復的兩種形式相對應?！白杂X的記憶”與“柏拉圖式重復”相對應，它構建了一個清晰的模型，通過貌似同一的相似之處合乎邏輯地周轉運行著，在這種記憶形式中，沒有鮮明生動的生活，而只剩下按時間順序排列的干巴巴的事實?！安蛔杂X的記憶”也稱為“不透明的相似”,這種“不自覺的記憶”往往與夢相聯系，因為這種記憶形式與夢一樣都會使本質上完全不同的事物呈現出驚人的相似，此種記憶形式對應著“尼采式”重復。
在本雅明看來，這兩種記憶形式的差別在于“理性與非理性、邏輯和修辭、白天和夜晚、意識和無意識、回憶和遺忘、建構和拆構之差別”②。兩者看似是完全對立的，卻以相互糾纏的方式存在。對此，本雅明以“襪子”為例，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說明。在本雅明看來，洗衣籃中的長襪可以交替變成兩種完全對立的事物，它可以既是一個代表缺失的空的口袋，又是一件彌補缺失的完滿的禮物。因此，無論是兩種記憶形式，還是兩種重復形式都是相互纏結交叉的。重復的一種形式會讓人想起另一種形式。對此，米勒以哈代的《心愛的》（The Well-Beloved）進行了說明。對于哈代來說，任何事物都是獨一無二的，世界上的每個人、每件事在本質上都不會重復。但在哈代的作品中，人們似乎都有一種強烈的在差異中尋找相似的意向。比如《心愛的》中的主人公將羅馬古城的廢墟看做他故鄉的復制?，F代文明之下的故鄉顯然與古羅馬城相距甚遠，但僅僅因為兩地都是石頭，使主人公在巨大差異中找到了相似，進而產生了錯覺。
在《小說與重復》中，米勒通過對七部小說文本的分析，論述了文學作品中普遍存在的兩種重復形式，兩種重復形式都以各種各樣的方式存在著，它們的重復鎖鏈既相互對立又糾結纏繞，從任何一個角度出發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指涉小說的意義。以這種狀態存在的兩種重復形式，使得任何一種妄圖建立連貫的、完滿的闡釋期望不斷受挫，小說總是在即將趨向于同一解釋時，又不可避免地偏離軌道引向無關與矛盾。因而，解讀和批評在兩種重復形式之間不斷搖擺，最終走向無法停止的追求小說的“無窮性之謎”的探索之路。
3.2.2 重復：文本間的紐帶
“任何一部小說都是重復現象的復合組織，都是重復中的重復，或者是其他重復形成鏈形聯系的重復的組織?！雹僖虼吮鎰e與理解小說中的重復現象是解讀和批評小說的一個重要途徑。各類重復現象及其組合形式作為文本間的紐帶，存在于一切小說文本中。
在《小說與重復》中，米勒將小說中的重復現象分為三種類型，并以七部英國現實主義小說為例，對其中的各類重復現象進行了細致地解讀。他認為，出現于小說中的各類重復現象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類型：第一類是微觀層面的重復，主要指文本中詞語、修辭格等言語成分的重復。米勒十分重視對文本中微觀層面的重復的考察。對此，他曾指出小說中最重要的重復不是對書中某一部分的重復，而是對那些具有代表性的語詞的重復。比如，在艾米麗·簡·勃朗特的《呼嘯山莊》（Wuthering Herghts）的開篇，第一句話是：“1801 年--我拜罷房東剛剛回來……”①，接著主人公講述了拜訪房東的經過，可見，“剛剛回來”一詞將過去與現在聯系起來，意味著“重復”的發生。除了暗示重復的詞，小說文本中還常常充斥著修辭格的重復。比如，《亨利·艾斯蒙德》中充滿了反諷這一辭格。反諷辭格的重復使用，在文本中建立起另一條線索，不斷消解著文本的權威和意義。又如，《德伯家的苔絲》中經常出現“紅色”一詞，這個詞是對隱喻辭格的使用，暗示了苔絲的悲劇命運。
第二類是中觀層面的重復，主要指同一部文學作品中對于事件、場景或人物的重復。米勒認為，對于事件的重復在康拉德的《吉姆爺》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主人公吉姆爺的一生仿佛就是對失敗事件的重復。起初，作為船員的吉姆沒有勇氣救小艇，之后，在遇到危險時棄船逃走。后為躲避輿論，來到部落生活，卻又在維護部落安全時失敗。重復失敗事件不斷發生，程度不斷升級，最終導致了他人生的失敗--自殺。這一系列事件導致了主人公的悲劇命運?！兜虏业奶z》是對人物重復的最好例證：在小說的結尾，按照苔絲生前的要求，她的妹妹麗莎·露嫁給了安璣·克萊，這也就意味著妹妹即將重復苔絲的命運悲劇。另外，在此類重復中還有對場景的重復。比如在《亨利·艾斯蒙德》中出現了兩次決斗的場景。在這兩次決斗中，摩痕謀殺了兩個人，這兩個人都是亨利所愛女人的丈夫。這似乎是一個隱喻性的場景，摩痕作為亨利人性中惡的一面出現，體現出亨利殺夫娶妻的意圖。
第三類是宏觀層面的重復，主要指不同作品在主題、情節、人物、事件等方面的重復。這類重復又可分為兩種類型，一種是指同一作家在不同作品中的重復，另一種是指不同作家在不同作品中的重復。米勒在解釋同一作家在不同作品中的重復時，仍以哈代的作品為例進行分析。哈代的三部小說《德伯家的苔絲》《心愛的》和《無名的裘德》
在主題和人物特征方面都有許多共同之處。比如，《無名的裘德》中裘德、淑、阿拉貝娜間的關系與《心愛的》中喬瑟林、瑪西亞和愛維斯間關系的相似，以及柏拉圖式完美情人的主題在《心愛的》《德伯家的苔絲》和《無名的裘德》不同程度的表現。這種重復可以使作品互相指涉，達到對作品更加全面的理解。另外，米勒以《亨利·艾斯蒙德》
為例對不同作家不同作品中的重復類型進行了分析。米勒認為，《亨利·艾斯蒙德》中體現著一個鮮明的主題，即在下一代人身上延續對其長輩的愛，即艾斯蒙德在碧愛崔麗克斯身上延續著對后者母親瑞切爾的愛，也就是說，艾斯蒙德對碧愛崔麗克斯的愛是對其母親的愛的重復。這一主題在哈代的《心愛的》、勃朗特的《呼嘯山莊》以及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中均有所表現。它們都將兩代人的愛情糾葛予以戲劇化的表現，在這種重復中強化了它的力度。第三種重復類型超越了單個文本的界限，構成了一種典型的互文形態。它表明單個的文本是不存在的，一切文本都處于相互影響之中，因此文本永遠處于一種無限開放的狀態。
在米勒看來，諸種重復現象及其不同的構成方式是構建文本意義的主要手段?？梢哉f，諸種重復現象是文本間的紐帶，在相似重復和異質重復的交互作用下構建起文本豐富的意義內涵。因此，文學接受者應當重視文本中的重復現象，將重復作為解讀文本的線索，通過對復雜的重復現象的分析，構建起文本豐富的意義結構，使文本的意義不斷增殖。
3.3 作為寄主的批評家
《作為寄主的批評家》是米勒在面對艾布拉姆斯和韋恩·布思等人對解構主義批評的指責時，為解構主義批評所做的辯護。在這篇文章中米勒從生物學的角度引進“寄生物”“寄主”的概念，喻指文學文本與文學文本之間、批評文本與批評文本之間、文學文本與批評文本之間的關系。通過一系列分析，米勒得出結論：批評家所要做的不是追蹤作者的意圖，而是循著文本的蹤跡創造出新的意義。
3.3.1? 寄主與寄生？
在《作為寄主的批評家》的開篇，米勒首先提出艾布拉姆斯和韋恩·布思等人對解構主義批評的質疑，在回應這一質疑的過程中，層層展開文章，為解構主義批評正名。
艾布拉姆斯與韋恩·布斯等人認為：解構主義批評是一種依附于單義性解讀的寄生性閱讀。它是以顛覆和蠶食單義性解讀的方式出現的，是單義性解讀的寄生物。對此批判，米勒并沒有以簡單否認的方式予以辯駁，而是巧妙地論證了寄主與寄生物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進而瓦解了艾布拉姆斯和韋恩·布思設定的寄生物依附、蠶食、侵害寄主的觀念。
對于寄主與寄生物之間的相互依存關系，米勒從詞素和詞源的角度對“寄生物（parasite）”和“寄主（host）”進行了分析。米勒指出，寄生物這個詞來源于希臘語“parasitos”,原義是“在食物旁邊”.它由 para-和 sitos 兩個詞素構成。Para-是一個具有雙重性對立的前綴，既能夠指附近、相似、內部，也能夠指遠處、差異和外部。它所表示的事物既可以位于內部與外部分界線的兩側，也可以是分界線本身，亦可以是聯結著內部和外部的具有滲透性的薄膜。寄生物（parasite）的這一前綴暗示了這個詞本身存在的自我分裂。米勒通過對寄生物一詞進行詞源學的追溯，發現該詞中隱含著一個思想、語言、社會組織的奇異系統。起初，“parasitos”的意思僅僅是食客，那是，他還是個正面人物，是主人的一位親密來客，同主人一起分享食物。后來，在詞義的演變過程中，“parasitos”具有了職業食客的含義，專指向別人討要進餐而自己從不回報別人的人。
由此，寄生物（parasite）形成了現代英語中生物學和社會學兩方面的含義。在生物學上，寄生物一詞主要指依賴不同有機體生長，在其中汲取營養，但對寄主沒有任何裨益的有機物。而社會學的含義是指慣于接受他人的慷慨大方而自己卻不做任何回報的人。
對于“寄主”（host）這個詞來說，也存在著這樣復雜的關系。從詞源上來說，“寄主”一詞本身就包含著主客的雙重對立關系。因為實質上“主人”（host）與“客人”（guest）可以追溯到同一詞根：“ghos-ti”,意思是陌生人，客人，主人，也就是“人們同他負有友好往來義務的人”①而之后這一詞根經過演變分化，形成了具有不同意義的兩個詞：
host 和 guest.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主人是客人，客人也是主人，主人還是主人?！?/p>
另外，寄主一詞還有“圣餐供奉用的面包或圣餅”之意，是由起源于拉丁語“hostia”的中世紀的英語“oste”一詞演化而來，有祭品、犧牲的含義。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寄主既是與原本只是“同桌食客”的寄生物共同分享食物的食客，自己也是被吃的食物。寄主與寄生物之間的關系包含在“host”這個詞本身內部。
米勒通過一系列詞源分析暗示我們：如果對任何一個詞語進行追根溯源的話，都會回到一個業已分裂的源頭，我們在日常對詞語的使用中早已遺忘了這個分裂的源頭，因而才造成了語詞的單義性現象。也就是說，語言本身是多義的、豐富的，因而也就決定了文本內部異質共生的。所以，任何一個文學文本內部都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任何一個批評文本對批評對象的解讀都有不對稱的地方，任何一位批評家的批評文本中也會有自相矛盾的地方。因而在米勒看來，對任何文本進行明顯的單義性解讀都是同該文本本身不相一致的。單義性解讀和解構主義解讀都是坐在“食物”--文本旁邊的同桌食客，三者“是主人兼客人，主人兼主人，寄主兼寄生物，寄生物兼寄生物”①的關系，并不是兩極對立的關系。它們之間始終都存在一個與兩者發生關系的第三者，兩者將這個第三者分化、蠶食或交換，并且通過跨越這個第三者而相遇。因而可以說每一個文本內都存在著寄生性的東西，既是對先前文本的摹仿、借喻，又通過吸食它們而對它們造成破壞。不論文學文本還是文學批評，都是關于話語的話語，任何單義性的意義都是不存在的。文本在不斷運動的寄生物與寄主的鎖鏈中形成聯想的結構，使話語呈現出異質性、模糊性和矛盾性。米勒通過從詞源上探索語詞，破壞語詞在形而上學系統中的穩定性，使其呈現出更有力量的模糊性、內部異質性，進而動搖文本的穩定性，達到把文本從傳統形而上學的單義性解讀中解放出來的目的。
3.3.2 創造意義：讀者的使命
米勒通過對寄主和寄生物之間的關系進行分析，得出一個結論：無論是傳統的“明顯的”單義性解讀，還是他所提倡的解構主義解讀都不是單義性的。每一種解讀都在其自身內部包含著另一種解讀，它們本身既是寄主，也是寄生物。
在米勒看來，解構主義的解讀并不是為了顛覆單義性解讀，而是為了從傳統的單義性解讀中讀出更多新的東西。他們通過詞源分析、一詞多義和概念嫁接，將文本的確定性懸置起來，從而開啟了文學文本解讀的多種可能性。解構主義的解讀強調的是在單義性解讀的基礎上，尋找文本中的邊緣和盲點，以此演示解讀的多種可能性。德里達曾在《人文科學話語中的結構、符號和游戲》一文中，提到過這兩種解讀方式的差異。他指出，單義性解讀是一種重復性閱讀，解構主義的解讀是一種批評性閱讀。兩者之間有著明顯的不同。前者的目的是譯解，是對文本中的真理和源泉的追尋。后者的目的不再是尋找文本的源泉，關注文本的真理。而只是一種肯定閱讀的游戲。很明顯，前者的目的在于客觀闡釋，力求在讀者與作者之間建立一座溝通的橋梁。解讀文本的過程就是追尋作者意圖的過程，讀者在其中所能做的也只能是簡單地追蹤、重復作者的意圖。而后者則給予了讀者更加自由的闡釋空間。在羅蘭·巴特提出的“作者之死”的觀念影響下，顛覆了作者對文本的主宰地位，文本獲得了自由與獨立。文學文本的解讀不再是對客觀性的追求，而是對文本自由嬉戲的追求。
雖然包括米勒在內的解構主義批評家都傾向于解構主義式的批評性閱讀，但他們對單義性解讀并沒有漠然視之。他們認為對于一部文學作品的閱讀應該采取雙重閱讀的方式。第一重閱讀實質上就是單義性解讀，它是解構主義批評和傳統批評都會經歷的，是解構主義批評必不可少的環節，如果沒有這個環節，即說明文本在傳統意義上是不可讀的，這樣解構主義批評便無從下手。因此，解構主義批評家承認單義性解讀的意義。比如，德里達曾在《論文字學》中指出：“重復性評論的環節在批評性閱讀中無疑有其他地位。然而要承認和尊重它所有的經典闡釋是不容易的，并且需要運用傳統批評的所有工具。但是，沒有這種承認和尊重，批評性生產將會有著向任何方向發展的危險，而且會讓自己差不多無所不說?！?/p>
因此，可以說，單義性解讀對解構主義解讀起到了一定的限制作用。然而，解構主義的解讀不會只滿足于這種力圖發現文本意義的解讀，它的目標是創新。
米勒認為文本中從來不存在確定的意義，雖然作者在寫作時有想要表達的意圖，但由于語言的異質性以及意義的播撒，他的意圖無法清晰準確地在文本中呈現出來，而只是在其中留下了一些蹤跡，這些蹤跡無法使讀者準確地把握作品，使其獲得一種確定的、完滿的意義。因而，在米勒看來，意義不是對作者意圖的追尋，而是一種文本建構物，它產生于讀者與文本的交互作用之中，這種交互作用是不斷變化的過程。因此，接受者閱讀的目的不是為了追尋意義，而是為了創造意義。正因為文學文本沒有確定的意義，讀者在解讀時才可以為它創造意義。但我們應該明白，這種解讀必然是以文本為基礎的，讀者創造的意義不會是對文本進行顛覆性的闡釋。正如芭芭拉·約翰遜（Barbaba Johnson ）所說：“對文本的解構并不是按照隨意懷疑或任意顛覆的方式，而是通過細心梳理文本內部意義的彼此沖突的力量來進行?！雹谠诿桌湛磥?，創新是批評的源泉，批評家應當以文學文本為批評對象，并在傳統閱讀的基礎上，發掘文本中邊緣化的互相矛盾的因素，得出不同于傳統閱讀的解讀方式，為文本創造出豐富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