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文學心理學興起時，評論界展開了一場“向內轉”的大討論，這場討論以魯樞元1986年發表的《論新時期文學的“向內轉”》為標志，當時有不少批評的聲音認為“向內轉”會導致對傳統文學批評關注的“客觀社會生活”的忽視；后來魯樞元開始生態批評的道路，如果按照人們普遍對生態批評的認識，生態批評是將文學與自然相連接，那么轉向生態批評的魯樞元就應該是由“向內轉”到了“向外轉”，事實上不能這樣簡單的下定論。

其實作家和批評家面對的世界無所謂內外，都是一個鮮活的整體，之所以會有“內轉”、“外轉”之分，是與當時特殊的背景有關。

八十年代魯樞元之所以提出文學“向內轉”，是因為當時的文學過分強調了“客觀社會生活”，太關注政治因素，文學成為公共的傳聲筒，忽略了人的主體感受和價值，所以“向內轉”可以看成是反抗個體被公共綁架的工具。后來魯樞元轉向生態批評，強調自然，也與時代背景有關，即環境污染、生態危機的日益加劇。但此時的魯樞元其實早已經拋開了內外之別，因為在他的生態批評實踐中，既將自然引入了文學領域，又將精神和心靈引入了自然領域，不僅關注外在的自然生態、社會生態，也關注內在的精神生態。

生態批評看似將文學批評推向自然，是“向外”的，或者說更加側重于“向外”，以至于很多人都認為生態批評是一種“向外擴展”的批評方式，其實生態批評是一種講求“整體性”的批評方式，是“內外兼修”的。

一.生態批評的“外向性”

生態批評作為一種新的文學批評理論，受到了較為廣泛的關注,1990 年詹姆斯·漢斯的定義是：“生態批評意味著從社會和地球的語境中考察文學（和其他藝術）。文學不是存在于它自己的與外界隔絕的領域里，因此將我們對文學的討論限制在文學性本身，就阻斷了文學與其他系統的至關重要的聯系，而正是那些聯系把我們的價值觀念的表達結合起來?！?/p>

國內學者韋清琦認為：“生態批評不僅是嚴肅批評家的社會責任感的表現，它的重要意義還在于徹底打開了文學研究的視野：文學批評的視閾曾幾何時已經和文學以外的社會融合，現在又向自然敞開了。生態批評標志著文學研究已經不僅穿越了其他的人文學科，也跨向了自然學科和自然。文學批評本應是一個開放的，與外界處于不斷對話的過程，生態批評正是在學術的前沿展示了這一特點?！?/p>

兩位學者對生態批評的定義顯示出了生態批評“外向性”的特點，這種“外向性”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從學科邊界上來看，生態批評是生態學和文學的跨學科研究，具體的研究過程中還會滲透到社會學、經濟學、人類學、心理學等其他學科，具有學科上的開放性?，F代學科的分工很大程度上是工具理性思維的產物，將知識分門別類的同時，也將人進行了某種“切分”?？鐚W科的研究打破學科之間的壁壘，是一種對知識整體性的追求，也是對人本身完整性的追求。其次從生態批評的視閾來看，從文學內部轉向社會和自然，擴寬了文學批評的語境。如果說過去的文學批評總是專注于文學自身的文學性，看到的只是文學的一個側面，那么生態批評就試圖從純粹的文學性中超脫出來，在一個更加綜合的語境看到一個更加立體的文學。第三，從生態批評的效應來看。過去單一的批評語境，使文學效應也略顯局限，缺乏了自然的維度。生態批評的“外向性”則使文學批評與社會、與自然相連接，使其更加關注外在的社會危機、自然危機。

生態批評的“外向性”很容易走入一個誤區，即把生態批評當成是生態學和文學批評的簡單相加。生態批評將文學批評與生態學結合，這種結合不是形式向、內容上機械的拼湊，而是一種內在精神的契合。生態學是一門注重生態整體性的學科，這和文學批評的精神旨歸是一致的，好的文學批評也應該追求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之間的整體性和聯系性。生態批評不是簡單的套用生態學的術語、方法、數據，而是在觀念上、思想上接受生態學的啟發，正如王諾所說：“生態批評主要吸取的并非自然科學的具體研究成果和研究方法，他吸取的是生態學的基本思想———主要是整體觀、聯系觀、和諧觀等。生態批評最主要的思想資源不是來自生態學，而是來自生態哲學。生態批評是在生態哲學思想，主要是生態主義思想指導下的文學批評?！?/p>

二.生態批評的“內向性”

生態批評的外向性，把自然引入文學批評，把文學批評對文學、對社會的責任推向了對自然、對生態、甚至對整個宇宙的責任，關注社會危機、自然危機，使文學批評贏得了外在的廣闊空間。與此同時，生態批評其實也有一個極為廣闊的內在空間，即把精神和心靈引入自然，關注精神生態，關注生態心理，關注精神危機。

精神生態的提出是對“生態”內涵的擴展，“生態”如果從單純生態學的角度來看，很容易將其片面的定義為“自然生態”，但魯樞元則將“生態”的內涵進行了擴展，認為“生態”不僅包含“自然生態”，“社會生態”，還有“精神生態”。提出“自然生態”，因為在傳統文學批評中自然缺席了，這可以說是“外”，提出“精神生態”，因為在生態批評中精神缺席了，這可以說是“內”。

對“生態”內涵的擴展，也引發了“生態危機”內涵的擴展。魯樞元認為生態危機不僅發生在自然領域、社會領域，也同樣發生在精神領域。他甚至更進一步地認為自然危機、社會危機的根源在精神危機，解救精神危機才能從根本上解救生態危機。所以生態批評應該在關注生物圈的時候關注人的精神圈，關注環境污染的時候關注人的精神污染，關注生理疾病的時候關注人的“精神病癥”。

要了解人的精神生態，療救人的精神病癥，解救當下的生態危機，就必須了解人與自然之間微妙的心理機制，所以生態批評還必須向人的內心擴展，了解生態心理，這就涉及到生態心理學。

從生態心理學的角度來看，人的心靈和人的肉體一樣也是自然運演的結果，心靈在自然界中櫛風沐雨，進化演變，是自然的一部分，而劃分出人、自然、精神往往只是語言的敘述之便，或者說是人類語言敘述的局限，并不意味著他們本質上的分離。所以生態心理學家羅杰克說“那種將我們同地球上的其他生物友好地聯系起來的心理，比那種將我們同社會上的另一個人聯系起來的心理更為必須?！?/p>

羅伯特·格林韋則說：“生態心理學是為了尋找一種話語來描述人與自然的關系，它是一個工具，使我們更好的了解這種關系，診斷這種關系出現的問題，并提出診治問題的方法”。

精神生態、生態心理最終的落腳點都是要找到人與自然在心靈層面的聯系，找到人的心靈與自然之間的協同關系。所以生態批評家的職責不僅是向外擴展，將文學批評與自然連接起來，也應該向內開拓，將人的精神與自然連接起來，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打破人與自然長久以來的分界，將地球的需要與人的需要看成一個有機整體，化解人的精神危機，才能最終化解生態危機。

三.內外兼修，渾然一體

生態批評的“外向性”，關注文學與社會、與自然的聯系，關注社會危機和自然危機；生態批評的“內向性”，關注精神危機，關注生態心理。如果只關注生態批評的“外向性”，那么這種批評就只能在外圍打轉，缺乏了心靈的維度和內在的深度，只會讓生態批評變得單薄無力，無法觸及人心；如果只關注“內向性”，沉浸在文學的精神層面，又成了閉門造車，無法發揮現實的效用。所以“內外兼修”才能將文學、文學批評的效應發揮到應有的程度。

“內”與“外”本身就是一個相對的概念，長短相形，高下相盈，福禍相倚，內外相依。所以生態批評家應該時刻提醒自己要面對一個完整的世界，不去割裂什么，也不去掩藏什么，更重要的是要利用批評者的眼光修復有意的分裂，發覺一些被壓抑、掩藏、遺忘的東西，讓不完整變為完整，這才是將自然引入文學，又將精神和心靈引入自然，讓生態批評“內外兼修”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