職業體育俱樂部是一種以經營某一高水平運動項目訓練和競賽，并開發訓練和競賽及其附屬產品，追求利潤最大化的特殊體育企業［1］。猶如家庭是社會的細胞一樣，職業體育俱樂部是職業體育聯賽的基本組織。對內，它與數量眾多的教練員、運動員有直接的利害關系，能影響這些職業體育主體的行為; 對外，它與項目協會、職業聯賽管理機構及社會發生聯系，對聯賽管理與運營、職業體育形象等具有重要意義。如果職業體育俱樂部的行為適當，勢必有利于職業聯賽秩序的和諧穩定，為國家體育事業的發展提供持續動力。然而，回顧我國職業體育近20 年的發展歷程，職業體育俱樂部卻屢屢出現“假球”“賭球”“做球”“燒錢足球”等現象。在 2009 年初至 2012-06 的中國足球掃賭打黑行動中，從檢察機關公布的材料看，更是有多達 20 家中超、中甲足球俱樂部涉案。顯然，這遠非人們的期待。因此，探尋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治理之道成為具有現實意義的課題。
1 中國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法律治理
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官方的或民間的公共管理組織，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公共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范公民的各項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2］。在治理的基本要素中，法治無疑最具特殊意義，因為在現代社會，不管任何形式的秩序性要求，必然最終需要法律的保障。而且，治理歸根到底其實是解決資源的配置和利益協調的問題。而解決這些最好的手段是法律，這使治理對法律的依賴成為必然。在國家層面，“依法治國”方略的實施，更使法律明確成為國家治理的根據，并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對體育領域，符合國家“依法治國”方略的要求，提出“依法治體”的體育治理指導思想應是不二選擇。事實上，“依法治體”被認為是“依法治國”方略在體育行業的具體體現［3］。
對于職業體育俱樂部而言，它是體育行業引入社會資本的基本載體，是市場化發展體育的細胞，必然應遵循法治化的發展要求。因為法治，也只有法治，即通過法律的治理可以明確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法律地位，清晰其利益邊界，規范其逐利行為，從而形成有序的職業體育利益關系和利益秩序; 能以權力與義務為內容，合理設置或分配權力與權利、群體權利與個人權利、自由與責任等，清晰描述政府部門、運動項目中心或項目協會、職業俱樂部及職業運動員的利益關系，抵制傳統競技體育利益主體權力的擴張和濫用，抑制職業化主體自由和權利的無序和沖突; 明確職業足球俱樂部的行為模式和標準，對它們行為進行調整和約束，即給予主體充分的自由，又要約束壟斷、不正當競爭等行為，將職業足球俱樂部逐利行為予以法律模式化; 促進利益表達機制的規范化，使職業體育發展中的各個主體享有平等的參與權、知情權和決策權，使規范性文件的制定能代表大多數主體的意愿，維護更多人的利益，盡可能地將各類主體的利益維系一個利益共同體上，實現利益秩序穩定; 保障職業體育規范的執行力和權威性，對一些嚴重侵害職業體育發展的俱樂部進行嚴厲打擊，以保穩定促發展。
2 權利本位: 中國職業體育俱樂部法律治理的核心理念
理念指人們經過長期的理性思考及實踐而形成的對事物的理性認識和觀念體系。核心理念指人們對事物的認識和觀念體系中處于中心位置，能作為衡量其它層面觀念的標準，具有引導具體觀念形成作用的觀念。關于法律治理的核心理念，在法律不斷發揮其對社會調適作用的進程中，主要有權利本位、義務本位和社會本位 3 種主張，即法律本位問題的討論。所謂本位，指的是法律的出發點、中心或側重點。法律本位就是指對法律調整系統價值指向的一種比較通俗易懂和約定俗成的概括，是指兩種或兩種以上的價值目標中的側重點，表明一個法律體系的終極關懷是什么或應該是什么的問題［4］。
對于中國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法律治理，不論從理論依據還是現實依據看，以權利為本位都應是其核心理念，只有在這個核心理念的指導下，中國職業體育俱樂部才能稱得上是法律治理，發展的可持續性方能得到有效保障。
2． 1 黨和國家“依法治國”方略的要求
中國共產黨第十五次全國代表大會提出實行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九屆人大二次會議把這一治國方略寫入憲法，表明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將徹底實行法治，將堅定不移地沿著依法治國的道路前進。黨的十五大報告指出: 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5］。根據這一論述，依法治國的領導力量是代表廣大人民群眾意志和根本利益的中國共產黨; 依法治國的主體是廣大人民群眾; 依法治國的客體是國家事務、經濟文化事業和社會事務; 依法治國的本質在于崇尚體現廣大人民群眾的憲法和法律在國家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中的權威，嚴格依法辦事; 依法治國的目標是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顯然，無論是依法治國的領導力量、主體和客體，還是依法治國的本質和目標，都深刻說明依法治國的基本出發點和根本落腳點是為了充分發揮民主，保障人民更加切實地享有各項權利。為此，就更需要強調權利本位而不是義務本位，這是與中國國情相符的，也是民主政治的基本方略所需要的［6］。體育作為國家事業的組成部分，不管是其產業還是事業成分，自然不能夠違背國家法治的統一性要求，即必須在其法律治理的進程之中，接受依法治國權利本位核心理念的指導和評價，將權利意識和觀念體現于具體的管理和發展實踐中。
2． 2 法律治理基本理論的主張
通過法律的治理有幾個內涵: 法治意指一種治國方略或社會調控方式; 法治意指依法辦事的原則;法治意指良好的法律秩序; 法治代表某種具有價值規定的社會生活方式［7］。作為治國方略或調控方式，法治與人治相對立，其根本界線在于: 當法律與當權者的個人意志發生沖突時，是法律高于個人意志，還是個人意志凌駕于法律之上。顯然，作為現代法治國家，必須，也應該是法律高于個人意志，這意味著法治是眾人之治，表明治理之權力是眾人的權利，也即權力來源權利，權利是本位，權力是派生; 作為依法辦事的原則，表明現代法治社會人們有義務按照法律的要求行事，否則，就可能侵害他人的權利，即法治的目的是保障權利的實現，權利是目的;法治意指良好的法律秩序，指法律最終要表現為良好的法律秩序，而秩序的有效性體現在主體能否實現利益，利益的法律化就是權利。因此，權利仍然是法治的落腳點; 作為代表某種具有價值規定的社會生活方式，指法治既要有形式的規定性，也應有內容的規定性和實質性，表明法律既要宣告權利，也必須保證權利的實現，權利是明確的根本目標。
事實上，“因權利而法治”是社會踐行法治的原始動力，也是推行法治的必然結果。權利本位的法治理念，即以權利作為法律所追求的根本目標，作為衡量社會法治水平的標準，無疑也應體現于中國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法律治理之中。實踐中，傳統的體育管理或治理模式，包括對職業體育的規制，強調更多的是義務，這顯然與現代法治國家的法律治理理念不符，自然不是依法治理。因此，從現代法律治理的基本理論來看，權利本位的核心理念應全面反映在對中國職業體育俱樂部法律治理的各個環節之中，并以此為標準來衡量中國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法治化水平。
2． 3 中國職業體育俱樂部運營實踐與發展的要求
2． 3． 1 中國職業體育社會化發展和管理民主的內在要求
職業體育是競技體育社會化發展的一種機制。
社會化需要社會主體的參與，但主體的增多和性質的多樣，必然需要對先前計劃經濟時代的體育管理體制進行改革，這種改革應是根本性的，絕不僅僅表現在形式上。它既涵蓋管理體制和運行機制，也包括理念層面。然而，行政主導下的職業體育改革更多的是落在了形式上，而在實際管理和運行中仍然過多依靠行政權力，具體表現就是強調義務，忽視權利，甚至連職業聯賽的產權也由行政文件去界定。
實踐中，職業體育俱樂部與代表行政權力的相關項目中心或協會爭奪職業聯賽的產權、管理權的沖突的實質，其實就表明了社會主體對參與職業聯賽管理的權利訴求。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職業化應符合市場經濟的要求，以計劃經濟的管理模式來管理處于市場經濟中的市場主體———職業體育俱樂部，沖突、矛盾和糾紛的存在在所難免。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表明，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如果說職業化表明了職業體育的經濟基礎是市場經濟，那么，作為其上層建筑的管理體系顯然應適應其發展要求。否則，矛盾沖突仍將會不斷持續進行下去。實際上，權利本位歸根到底是商品經濟發展的產物，是商品經濟的要求在法律上的反映［6］。而市場經濟是商品經濟的高級形式，這必然要求對作為市場化的職業體育主體———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法制化管理應以權利為本位。
法治的實現與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于社會成員的自然習性和觀念，依賴于社會和政治制度的安排，依賴于歷史經驗［8］。這一點提醒人們，管理主體的理念對是不是法律治理具有重要意義。事實上，管理主體的理念直接影響了職業體育管理的規范性文件的制定，即管理制度是以權利為本位還是以義務為本位的根本性問題。實踐中，職業體育聯賽的管理者大多代表體育行政部門，在制度設計等方面沒有充分反應職業體育市場主體的意愿，也即以行政的權力包辦了原本應有市場主體所應有的權利，直接導致了權利與權力沖突的常態化，直至秩序紊亂，糾紛不斷。事實上，這是職業體育聯賽管理的民主問題，即管理權是眾人之權還是行政的壟斷權。
毋容置疑，職業體育聯賽是體育與市場結合的產物，其制度的制定應體現契約性，必須反映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意愿，也即管理要民主，不僅僅表達體育行政主體的聲音，而這恰恰是職業體育俱樂部原本應有的權利。所以，在權利本位理念的指引下，將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權利歸位，使他們參加到職業體育的民主管理中，既是職業體育法治化的要求，也能起到約束體育行政權力濫用的效果，進而實現職業體育俱樂部發自內心的遵守職業體育規范的目的，避免或減少沖突和矛盾的發生，以促進職業體育秩序的和諧穩定。
2． 3． 2 權利本位是職業體育建立有效監督機制的必要條件
權力趨向腐敗，絕對的權力導致絕對的腐?。?］。中國足球的掃賭打黑行動使人們再次清楚地認識了這一顛撲不破的真理。中國足協的權力過大。依照體育法的規定，它是全國的足球項目主管機構。實踐中它不僅有行政權，而且也將職業聯賽的經營權和管理權集于一身，既是裁判員也是運動員，出現腐敗在所必然。分析其本質，這其實是體育行政權力對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民商事權利的侵害，即以公權力侵害私權利，具體表現為職業體育俱樂部權利的弱化，在實際的運營中沒有或具有有限的職業聯賽經營權、知情權、決策權，以及對聯賽經濟運行的監督權。權利的保障來源于法律對權利的宣告，法律對私權利的確認，意味著同時宣告了公權力的禁區。弱化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權利，將會擴張職業體育管理者的權力。法治國家，以權利制約權力是一種基本特征，也是一種基本的監督形式。所以，貫徹權利本位的理念，還職業體育俱樂部對職業體育聯賽的經營權、知情權和決策權。那么，在眾多職業俱樂部監督下的中國職業體育聯賽的腐敗行為必將大大減少。任何違背職業體育發展規律的行為，完全可以通過職業體育俱樂部行使權利而得到更正，從而能有效避免貪污腐敗等丑聞在職業體育領域泛濫，使職業體育走向可持續發展。
2． 3． 3 資本的逐利性要求
資本具有逐利性。作為引入社會資本而成立的職業體育俱樂部，本身應是以營利為目的的企業法人，訴求利益、強調經濟效益是正常行為。因為在法治社會中，權利主體依法追逐自身利益的行為不僅是合法的，而且是有助于社會發展和社會文明進步的［10］。馬克思說: 人們奮斗所爭取的一切，都同他們的利益有關［11］。事實上，對利益的訴求正是中國職業體育聯賽中官員腐敗、俱樂部球員打“假球”的原因。對職業體育俱樂部而言，當管理者屢屢利用公權力侵害其應有的合法利益、正當利益的時候，發生以不當行為謀求利益的現象也就不難理解了。利益的法律化就是權利。因此，漠視資本的逐利性，不重視對職業體育俱樂部權利的保障，實質就是破壞職業聯賽的根基，會導致聯賽難以實現可持續運營。
現代法律制度中，權利是法律機體的細胞，是法律大廈的基石，是根本目標［12］。作為與市場經濟發展相適應的職業體育，在職業聯賽中重視對職業體育俱樂部權利的維護，鼓勵他們對權利和利益進行合法追求，調動他們發展的積極性，才能吸引更多的社會資本投入職業體育。
3 權利本位理念在中國職業體育俱樂部法律治理中的建構與完善
3． 1 加強依法治國、依法治體的宣傳與教育，深刻理解現代法治的精神與內涵
體育天生的自治性似乎能夠永遠排斥法律的介入，但法律體現的是國家意志，體育領域決不能，也不應該脫離國家法治的普遍性適用。而且，自治也是需要法律的保障的。然而體育傳統的自治使體育領域的許多主體法律意識淡漠，不能深刻理解現代法治國家應有的權利本位理念和文化。因此，必須通過多種途徑和形式，加強對體育主體依法治國、依法治體的教育和宣傳，使他們深刻理解權利本位的理念及其對依法治體的重要意義，清楚認識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力這兩對法律的核心范疇關系，即在這兩個關系中，權利都是本位，也是目的。而義務和權力是派生，是手段。權力來源于主體權利的讓渡，沒有權利的保障，權力也無從談起。同時，也不能使主體很好地履行義務。權利與權力、義務的關系不能顛倒，也不能出現混亂。否則，就不是法律至上，也不是真正的“法治”。如果出現對權利的肆意侵害，必將導致職業體育秩序的紊亂。
3． 2 完善職業體育的規范性文件，明確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權利內容體系
實定化的權利只有一個來源，即法律的規定。
對職業體育俱樂部而言，就需要在規制我國職業體育發展的規范性文件中，明確其應有的權利內容體系，實現以制度性確認方式宣告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權利。一則可以使職業體育俱樂部知曉其權利內容和權利邊界，形成良好的利益預期，合法訴求利益，減少或避免不當行為謀求利益現象的發生; 二則權利對應的是其他主體的義務，清楚的權利描述，可以為職業聯賽中其它主體，特別是體育行政部門或職業體育管理者設定義務和明確其權力禁區，為職業體育俱樂部有效抵制權力擴張和濫用提供制度上的保障。簡言之，處于市場經濟中的職業體育，必須體現市場的歸市場、政府的歸政府的立法取向。應盡可能避免權利與權力邊界不清，確保職業體育秩序穩定，實現多主體利益共贏。
3． 3 有權利必有救濟，建立切實有效的權利救濟機制
無救濟即無權利。權利救濟對權利的實現具有決定性的意義，無法獲得救濟的權利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職業體育的實踐中，職業體育俱樂部權利救濟的機制顯然不夠完備，法律救濟途徑根本沒有落實。以中國籃協與廣東鳳鋁俱樂部的糾紛為例，中國籃協的做法不僅違反了《準入實施方案》的規定，也違背了公平對待、程序正義、誠實信用等基本的法律原則［13］。但是，法院的一紙裁定也使廣東鳳鋁籃球俱樂部權利救濟的最后途徑成為泡影。事實上，代表體育行業管理的相關項目協會集多種權力于一身，而且其權力極具侵略性、擴張性和壓迫性，也有濫用的內在沖動。也許因為其對職業體育糾紛的裁決從未接受過司法審查的原因，從中國體育職業化起始，它就一直扮演著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角色，這導致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權利不能得到切實的保障，以致許多社會資本只能嘗試著投入，然后無奈地離去。所以，在職業體育領域建立切實有效的權利救濟機制勢在必行。
根據職業體育的特點，筆者認為只有行業自治和司法途徑進行有機結合，方能保障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權利。一是建立項目協會內的糾紛裁決和調解機構，處理職業體育俱樂部之間以及俱樂部與運動員之間的糾紛; 二是建立全國性的體育仲裁機構，受理職業體育俱樂部與項目協會間的糾紛以及職業體育俱樂部不服項目協會內的糾紛裁定\\(根據糾紛性質，可有“一裁終局”和“仲裁前置”的裁決\\) ; 三是在人民法院設立體育法庭，對“仲裁前置”的裁決進行適當性等方面的審查，也可直接受理有關職業體育俱樂部間的經濟糾紛。
3． 4 適時審查職業體育的規范性文件，充分體現權利本位的理念
權利本位的理念其實也反映了法的一種價值取向，需要一個漸進的過程。而且，就職業體育俱樂部而言，在職業體育的發展進程中，也會不斷萌生許多新的權利。因此，以權利本位的理念，適時審查職業體育的規范性文件，對職業體育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意義。對于現行規范性文件更多的是強調義務，與權利本位存在沖突，不利于職業俱樂部等職業主體行使權利，需要及時修訂和完善; 對于后續出臺的規范性文件，必須體現權利本位的理念，從權利出發，合理地配置權利與義務?？傊?，任何制度性的規范性文件都體現了權利本位，中國職業體育的才能步入“法治”化的軌道。
4 結 語
理念層面，權利本位還是義務本位有一個發展認識，并逐漸理性的過程。特別是對我國這樣一個多年來強調義務本位的國家。但是，在“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寫進憲法的今天，各行各業貫徹權利本位的理念應該到了從呼喚到運作的階段。體育領域，選擇在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法律治理中貫徹權利本位的理念，有其獨特地現實意義。一是職業體育俱樂部是市場經濟與體育結合的產物。
市場經濟就是法治經濟，如果職業體育俱樂部都不能實現法治化的治理，“依法治體”也就成為空談。
二是職業體育俱樂部的角色。它上位對接的職業體育管理者，具有行政屬性，是享有行政權力的項目中心或協會。貫徹權利本位理念，強調職業體育俱樂部的權利保護，有益于限制它們行政權力的擴張和濫用，對預防和減少官員們的腐敗亦有作用。職業體育俱樂部下位對接的主要是職業運動員，他們是體育運動的主角，是基石。對于運動員而言，職業體育俱樂部是強勢主體，強調對其法律治理，對運動員權利的保障具有重要作用。簡言之，能否對職業體育俱樂部實現法律治理，對職業體育的可持續發展意義重大，對“依法治體”及“依法治國”的方略在體育領域得到貫徹執行極具實踐價值。
參考文獻:
［1］鮑明曉． 體育產業: 新的經濟增長點［M］． 北京: 人民體育出版社，2000:259．
［2］俞可平． 全球治理引論［J］． 馬克思主義與現實，2002\\(1\\) : 20-32．
［3］賈文彤． 再論體育法律與體育政策的關系［J］． 武漢體育學院學報，2007，41\\(2\\) : 22-24．
［4］葛洪義． 法律·權利·權利本位［A］/ /張文顯，李步云．法理學論叢: 第 1 卷． 北京: 法律出版社，1999:508．
［5］江澤民． 高舉鄧小平理論偉大旗幟把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紀［J］． 求實，1997\\(18\\) :16．
［6］胡堅． 權利本位: 依法治國的觀念基礎［J］． 探索，2004\\(6\\) : 135-138．
［7］張文顯． 法理學［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大學出版社，2003:181-184．
［8］沈國明． 市場經濟·文化精神·法治的實現［A］/ /劉海年． 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M］． 北京: 中國法制出版社，1996: 416．
［9］劉作翔． 法理學［M］． 北京: 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5:524．
［10］葛洪義． 法治如何才能形成［J］． 法律科學，2002\\(6\\) : 18-27．
［11］馬克思恩克思選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82．
［12］征漢年，章群，劉玲． 法律權利化: 權利本位［J］． 南京工業大學學報: 社會科學版，2005\\(3\\) :32-36．
［13］陳華榮． 退出者的聲音: 從廣東鳳鋁訴中國籃協案反思我國職業體育臨時救濟［A］/ /追尋法治的精神． 北京: 人民體育出版社，2010:208-21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