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國際體育賽事的政治經濟環境分析——新興力量運動會的案例

像柬埔寨這些國家，雖然當初支持新興力量運動會的呼聲很高，但后來也因一些政治經濟因素成了“啞巴”。參加這些運動會不應該受到任何限制。印尼懷疑蘇聯根本沒有興趣參加新興力量運動會，只是因為它害怕失去在印尼發展中國家中的影響力，但是它并沒有反對國際奧委會。至此，印尼和中國確信這次運動會一定會舉辦成功，并且可以創建永久性的新興力量運動會組織——即每四年舉辦一次。意思是，依照蘇加諾對新興力量的定義來看，最大限度地吸引更多的國家和運動員參與運動會，新興力量運動會一定會取得成功。

而且這樣還會得到阿拉伯國家的支持（他們愿意與中國一起支持已除會籍的印度尼西亞），特別是納塞爾領導下的埃及。

“新興力量運動會”已經擴展到了亞、非、拉美之外的國家，這些進步力量主要是為了削弱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舊勢力”，號召運動員為本國爭光。

為了確保運動會順利進行，籌備會議還是對新興力量運動會略有提及，也沒有強調運動會的反奧委會性質，只是簡單說明了新興力量運動會的原因。事實上，在新興力量運動會的籌備會議上，任何一個參賽國都不必交詳細的議程，而且參賽者可以自由參賽、自由選擇自己的觀點。這就是運動會成功的秘訣。為了亞非、拉美代表團順利參加運動會，中國政府同意在交通運輸上贊助。印尼、中國兩國合辦的運動會取得了圓滿成功。因此，要基于政治因素建立一個體育協會。不做任何掩飾，就以新興力量為基礎創辦這個體育協會。

從這一點上來看，對中國意義重大，因為之前中國并沒有想過會有機會成為第二屆新興力量運動會的主辦方。

二、國際體育賽事政治經濟環境的人類學分析

為了做出回應，蘇加諾帶領印尼外交部同第一副總理蘇班德里約和運動會部長曼蘭迪共同討論了有關桑迪的評論。

自 1962 年 9 月以來，新興力量運動會要興起的勢頭就一直持續著。就此而論，新興力量運動會的創辦理念并沒有直接遵循1963年的國際奧委會理念，在評論有關桑迪的一些事件中，人們沒有產生任何異議。實際上從國際奧委會對印尼停職那一刻起，印尼大使蘇卡尼就來到中國，把一切責任都歸咎于桑迪在洛桑市的活動，因為每個人都知道桑迪是資本主義的工具。中國駐雅加達大使發電報聲明：我們應該利用新興力量這個模糊概念以及蘇加諾對拓寬運動組織的熱情來創辦新興力量運動會。新興力量運動會是一種與國際奧委會完全相同的國際性運動會。為了實現這一目標，新興力量運動會必須穩步前進，這樣才會有更多國家加入。這就表明了作為主辦方和贊助方的印尼和中國聯合起來。強烈支持國際奧委會和一些附屬的國際性運動聯盟的活動。事實上，圖尼贊成在第一屆雅加達新興力量運動會期間同中國和印尼協商與國際奧委會合作的事宜。在此期間，想要限制亞、非、拉美國家的新興力量運動會。1964 年 8 月，新興力量運動會應該在第二屆舉辦前獲得國際奧委會的認可，這一行為與中國的宗旨相同。

一般來說，體育在這方面的應用取得成功的都是本身就有形象問題的國家，例如南非和南非的政治種族隔離，德國和它為接受其歷史而做出的努力，以及最近南非主辦的世界杯，都是具有代表性的例子。從更廣的角度來看英國精英體育投資的背景，考慮過去和現在其他國家的情況是有幫助的。

在 1900-1919 年間活躍在賽場上的球員在退役后大多能夠維持其中產階級的地位，盡管他們的收入慢慢下降。這相對在1871-1882 年間活躍的球手來說是一種明顯的職業提升。這種職業提升反映出球員有很多新的機會以某種身份（在 1912年前存在著 46 個小規模的聯盟）留在棒球這份職業領域中。

這些機會包括職業聲望的提高，包括第三產業經濟的大幅度擴大。球員的新職業反映出其教育和社會背景，只有當一個球員獲得了一份職業體育的工作，他的名聲才有提升的空間。

出身于中產階級的球手最終會從事非體力活，而藍領工人往往出身于干體力活的家庭。決定一名球員退役后的第一份非棒球工作的因素是其受教育程度和其父親的教育與職業背景。

參考文獻：

[1]黃璐.NBA停擺與資本主義經濟危機[J].體育成人教育學刊，2012，28（1）：1-5.
[2] 黃璐 . 博斯曼法案的國際政治經濟本質 [J]. 天津體育學院學報，2010，25（5）：392-39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