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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目】穆時英小說中的都市體驗探究
【引言】半殖民語境下都市體驗文學研究引言
【1.1】欲望和速率下的疏離感體驗
【1.2 1.3】渴望與殘破中的壓迫感與被放逐感
【2.1】 “物”與“人”轉喻中的物化體驗
【2.2 2.3】身心相容的溫情體驗與哀歡交加的純情體驗
【第三章】質疑啟蒙的自省式體驗
【結語/參考文獻】穆時英都市文學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第 3 章 質疑啟蒙的自省式體驗
在上海半殖民的都市語境中，男女主體或產生壓抑性的眩暈感而疏離于城市，或在“人”與“城”的互喻中體驗一個多維的都市女性世界，同時被西方侵略的殖民現實所引發的“啟蒙/革命”活動也是一個無法回避的事實。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的穆時英并沒有盲目地給予這些反抗活動以意識形態的定論，而是以相當審慎的態度對其進行了深刻的剖析并引發了對傳統啟蒙意義的質疑。但是他并非為了逃離這種意識形態的束縛才有所質疑，而是以都市底層反抗者的自我意識和人性本真的一面為出發點，質疑傳統的“啟蒙/革命”范式，從而傳達出一種自省式的都市體驗。
3.1 “自我化”的“待啟蒙者”
穆時英早期小說《南北極》被左翼文學界視為普羅小說之白眉，這足以說明該文本中隱約蘊含著啟蒙革命性的表象特征。但是其中的有關啟蒙的因素卻有待細致的考察，如果我們進行深入的對比研究，就會發現二者本質的區別。小說集《南北極》中的《黑旋風》《南北極》《我們的世界》《生活在海上的人們》這幾篇共同反映出底層人們的反抗活動或許可以稱之為一種類似革命的過激行為，但正如李今所述，這些作品中的“無產者既不是俯首帖耳、聽命于人的待啟蒙的對象，也不是被啟蒙后匯入到革命洪流中的力量，而是流動在社會底層，聽憑自己本能支配，為滿足自己的本能敢于破壞一切的一股盲目的沖動，與左翼意識形態所假定的群眾毫無共同之處，因而被冠以流氓無產者的意識而受到左翼作家的批判?！雹購闹锌梢砸姵瞿聲r英文本中的反抗者與革命小說中的“待啟蒙者”有著本質的區別，顯然這些反抗者強烈的自我意識使得其在反抗斗爭的活動中占有更多的話語主動權，因此也就顛覆了傳統的“啟蒙/革命”話語。
在穆時英的反映底層人們斗爭的小說文本中，這些反抗者顯然屬于社會中的獨立群體，與古代文學《水滸傳》中描寫的一百零八將頗為相似。我們僅就穆時英小說《黑旋風》的敘事風格就能看到明顯的《水滸傳》的特點，不管是文本的敘述語言還是人物的對話都展現出一種灑脫不羈的放浪之感，人物脫離常規的社會制度約束，而這種放蕩形骸既體現出這些底層反抗者的個性化追求，同時反襯出其與傳統的啟蒙意識形態的格格不入?！逗谛L》中這樣描述主要人物“汪國勛”:“汪國勛！這姓名多漂亮，多響！他是我們的老大哥?！端疂G傳》里一百零八個英雄好漢，他都說得出；據他自己說，小時候曾給父親逼著讀完四書'五經,但他的父親一死，他所講的也給他一起帶進棺材去了?！?/p>
①這個人物雖然擁有一個代表著為國建功立業的偉大理想的名字，然而他個人的工作和生活卻與此名字毫不匹配，他只不過是上海周邊小城鎮的打工者，他盼望的美好生活就是與從小青梅竹馬的人兒一起生活，他的朋友們也都是一些善于打抱不平的講究江湖義氣的哥們。由此我們可以看出，這樣響亮的名字所蘊含的崇高理想與男主人公所經歷的平凡生活就形成一種鮮明的反差，正是這種反差突顯出男主人公積極經營個人生活的性格?？此茦O其平凡的個人生活并未掩蓋他們極具活力的反抗精神，似乎這種反抗精神與生俱來，完全不受社會規范約束。如黑旋風口出狂言道：“等著，看老子的，總有這么一天，汪大哥帶了兄弟們給逼上了梁山，坐起虎皮椅，點我帶十萬大兵來打上海，老子不宰了你?！?/p>
②這樣放蕩不羈的生活顯然與革命小說中的革命理念相背離。而我們在作品中看到的也只是一些普通的生活場景：下班后兄弟們喝著茶等著牛奶西施的閑適，共同說笑著回家的興奮等等場景。這樣的生活場景似乎是出于和平年代里的和諧畫面，以至于使讀者讀到這里覺得會有一種時代錯亂的感覺。只有在最后巡警出現的鏡頭里，我們方才知道這些闖蕩江湖的好漢并沒有完全脫離社會制度的約束。
盡管這些重情重義的闖江湖者遇到了現實中的一些挫折，卻不曾退卻，仍然執著追求內心單純的信仰--自由灑脫的生活?！拔摇睘榱舜蟾缍c那些學生們打架而釀成了禍端之后，雖然經歷了殘酷的肉體折磨，但對未來的生活充滿堅定的信念。而這種未來生活并非左翼革命啟蒙所規劃的建立某種制度國家的光明生活，盡管在他們周圍并不缺乏作為啟蒙的潛在因素。例如他們也有幸接觸到在本地接受新式教育的大學生，但是他們的相遇并沒有產生化學反應，他們不但沒有成為接受革命啟蒙的待啟蒙者，反而對一些與啟蒙相關的思想與行為給予了冷漠甚至仇恨的態度。這種不受外界干擾且執著于自我生活的生命狀態雖然在半殖民地的上海略顯不合時宜，但這也不失為一種別樣而充實的生活選擇。
時英的反映底層人們反抗的小說集《南北極》與其他的左翼革命啟蒙文學唯一相似的一點可能就是這些反抗者永遠是主要角色，不同的是這些左翼文學中的反抗者們往往有一個或者多個革命的領路人，他們就是所謂的現代知識分子階層，正是這些知識分子在指導革命斗爭的過程中起著關鍵性的作用。雖然在穆時英表面類似的小說中也出現了知識分子的角色，但是并沒有賦予其鮮明的革命意識形態色彩，因此也就淡化了啟蒙者的左翼革命意識。同時，如有論者指出，“從形式上來看，啟蒙乃是一種話語運動。啟蒙者通過話語的力量向被啟蒙者宣告什么是理想的人生，你們應該過什么樣的生活，什么是合理的制度，通過什么樣的途徑來實現合理的制度?！雹僭谀聲r英的小說文本中，啟蒙者與待啟蒙者雖然也保持著一種對話關系，但這種對話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勸說與接收的關系，待啟蒙者有自己堅定的反抗信念，且在對話的過程中透露出對啟蒙者自以為是的嘲笑。
譬如在《生活在海上的人們》中，一次出海打漁出現重大的傷亡事故后，底層民眾掀起了一場反抗活動。盡管在此文本中作者也安排了一個現代知識分子當做他們的指揮，這位唐先生似乎也非常熱心，不斷的獻計獻策。顯然唐先生這時正在像其他啟蒙者一樣試圖熱情地控制著斗爭發生的方向和節奏，但是作者并沒有將鮮明的政治意識形態轉化到這些具體的社會問題之中，這位啟蒙者所說的只是一種斗爭策略，并沒有鮮明的革命意識形態目標，并未將這次較大規模的反抗上升到為官方民族國家而斗爭的高度。斗爭的口號只是要打倒某某惡人，絕口不提關于破舊立新的話語，只是為了反抗而反抗。因而也就回避了左翼文學所主張的革命啟蒙。顯然小說文本中這個有關反抗的社會問題并未得到政治性的轉化。
正如有論者指出“如果不能把社會問題轉化為政治問題,那么政治永遠都是少數人的政治”.①同時，啟蒙者與待啟蒙者雖然在“反抗”這個社會問題上達到了共識，收獲了看似有效的對話，但是這并不意味著啟蒙者在這些底層人中樹立起了威望。文本中的現代知識分子唐先生自以為是的啟蒙者角色，在這些反抗者看來，在某些時刻竟然顯得多余起來。如文中所述，就在唐先生熱情洋溢地發動群眾斗爭時，一旁的聽者便不耐煩起來，認為為了生存而反抗是他們自認的人生信條，根本不需要他人的強調。如此的對話也表現出“待啟蒙者”對所謂啟蒙者身份的質疑，這種質疑并非一種相互之間的隔膜，如魯迅先生所說的愚昧的民眾對啟蒙者犧牲的視而不見。而是在“待啟蒙者”看來這是一種毫無價值和意義的溝通，是一種無需溝通的溝通。誠如有論者指出“自歐洲啟蒙運動以來，所謂”啟蒙“不僅指讓別人接受某種觀點，而且指讓別人真正認識到某種觀點的正確性。啟蒙要人接受的不是意見而是真理.”②在這里，底層的反抗者拒絕接受啟蒙者傳授的“真理”,也就是拒絕承認自己的“待啟蒙者”的含有某種意識形態色彩的社會身份，從而瓦解了傳統的“我”啟“你”蒙的知識與行為范式。
穆時英小說中的上海底層社會的反抗者不僅有自己獨立的反抗意識和反抗初衷，而且對于扮演啟蒙角色的現代知識分子也有自己一番獨到的審視。他們將自身無拘無束的自由狀態，與參加革命啟蒙的現代知識分子被束縛于一定的立場中的非自由狀態相比較，在突顯自我優越感的同時對這些所謂的啟蒙者加以摻雜著些許同情心的嘲諷。由此表現出作者對啟蒙者畫地為牢的質疑。
在《我們的世界》中，穆時英以第一人稱的角度講述了海盜李二爺的顛沛流離的人生經歷，其旁邊還有一個傾聽者--某先生。李二爺開頭就明確的宣告了自己的“生存哲學”,認為他們窮人的世界自有他們自己的活法不用所謂的先生插手幫忙。這樣開門見山的對話首先就表明了李二爺的立場--堅守無需他人援助或干涉的自由世界。然后他詳細地敘述了自己與有錢人為敵的驚險而刺激的交戰始末。李二爺自我反抗的世界充滿了歷險和期待，自己也非常享受那個自由的世界。然后李二爺話鋒突轉，對某先生說道：“咱們不靠天地，不靠爹娘，也不要人家說可憐--那還不是貓哭耗子假慈悲嗎？先生，說老實話，咱們窮人不是可憐的，有錢的也不是可憐的，只有像你先生那么沒多少錢又沒多少力氣的才真可憐呢！順著桿兒往那邊兒爬怕得罪了這邊兒，往這邊兒爬又怕得罪了那邊兒！”
①此番話恰好道出了知識分子身份的尷尬。作為一個潛在的啟蒙者，知識分子首先要選擇隊伍，這意味著要部分地放棄自身的獨立性，當融入社會革命的大潮后多少都會部分地喪失獨立思考的自我覺醒與反思，正如有論者指出“隨著歷史進程的持續演進，獨立個體的聲音日漸被整齊劃一的群體的聲音所淹沒，以個體本位為前提的啟蒙，從屢遭質疑而最終趨向于為人們所徹底淡忘。事實證明，由于獨立個體的退位，整體的社會革命除了為新的民族國家的確立奠定了基礎之外，其并沒有達到使每個個體都能夠得以精神自覺的實際效果”.
②在穆時英筆下，雖然底層人們的反抗斗爭貌似已經成為洪大革命潮流的組成部分，但他們仍舊堅守自己的精神世界，相對革命潮流而言他們仍然是屬于自己的“個體”,能夠保持原本的“精神自覺”;而選擇站隊的啟蒙者反而失去了自由，部分地喪失了獨立的自我。某種意義上，此時“待啟蒙者”已站在啟蒙者的位置，而作為啟蒙者的先生卻被啟蒙了一番，從而顛覆了中國傳統啟蒙的結構--知識分子/普通大眾。顯然這樣的反抗斗爭業已成為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半殖民地上海的另一種景觀，表面上這種底層人們的反抗斗爭與啟蒙革命的洪流不謀而合，但這些所謂的“待啟蒙者”卻對這場斗爭保持著清醒的自我認知，相較于那些盲目喊著意識形態色彩鮮明的革命口號的人，顯然這是一群更加自我和自醒的人。
由此我們重新認知了一種顛覆傳統“待啟蒙者”的社會角色，而正是這些人向我們傳達出了半殖民都市上海的一種自省式體驗。
3.2 啟蒙者對啟蒙自身的質疑
如果說上述待啟蒙者對啟蒙者的懷疑態度表現出半殖民上海底層人們的一種自我化的都市體驗，那么以下將要論述的啟蒙者對啟蒙自身的質疑則傳達出都市知識分子的一種自省式體驗，盡管二者的都市體驗不盡相同，但在深層次上，都表現出作者對半殖民上海都市“啟蒙革命”景觀的理性剖析。
魯迅作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曾經表達了對啟蒙的擔憂與質疑，正如“娜拉走后怎樣”,在冠冕堂皇的啟蒙教化之下，除了增加當事人的痛苦之外，糟糕的現實狀況似乎并沒有改變。而處于相同時代的穆時英對于半殖民上海的啟蒙活動狀況發出了類似的質疑--啟蒙真的能夠改變所有人的困境嗎？
在《上海的狐步舞》中，穆時英特別描述了一位左翼作家為尋求寫作素材，混跡于上海都市夜景的場面：“作家心里想：第一回巡禮賭場第二回巡禮街頭娼妓第三回巡禮舞場第四回巡禮再說，《東方雜志》《小說月報》《文藝月刊》第一句就寫大馬路北京路野雞交易所……”①穆時英在此將作家的心理活動生動地描述出來，這種心里正好展現出一個現代知識分子面對底層民眾生存狀態的功利之心--僅僅把他們不幸的遭遇當做寫作的素材，并以此表明自己正確的啟蒙覺悟。但顯然穆時英對此種啟蒙的方式提出了懷疑，就在作家為巧遇能夠表現底層人民的困難的寫作素材而暗自慶幸時，小說文本中出現了這樣的場景：一位老婦人以讓作家為其念信的名義將其帶到自己的身邊后，說出了自己的真實意圖即用媳婦的身體換來倆個人得以糊口的食物。在左翼作家看來描寫底層人民被壓迫的生存狀態是革命啟蒙文學的重要內容，同時也是一種有效的啟蒙方式。但女人們為了生存不惜向啟蒙者出賣肉體的現實，則頗具諷刺性地質疑了所謂的啟蒙者的角色以及啟蒙本身的有效性。
文本中這個作家要啟蒙的對象很可能只是能夠讀到他的文學作品的讀者或者就是當事人自己，對于深陷生活困境的當事人來說如此啟蒙卻顯得非常無力甚至多余。這兩個女人此時此刻想的只是如何能夠安身保命，她們熱情的態度同時說明了她們急于擺脫窮困現狀的心切，然而作家此刻只是僵在那里，作為啟蒙者的他此刻似乎被覺醒了，對半殖民都市上海的底層社會有了真實的了解。正如有論者指出“一旦覺醒就能看見現實，人可以在清晰的現實關系中獲得徹底真實的了解?！雹谶@種“被啟蒙”的覺醒同時透露出穆時英對這個尋找寫作素材的啟蒙者的一種諷刺。席勒認為凄厲的諷刺詩的詩人“或者生活在頹廢的時代，親眼看到了令人可怕的道德敗壞情況，或者親身遭遇到種種不幸，使他的靈魂充滿不幸?！雹鄱聲r英就是生活在半殖民上海這樣一個頹廢環境之中的諷刺詩的詩人。穆時英在此并沒有進一步交待事情發展的后續進展，但僅此一個情節的設置，就足以勾起讀者復雜的情感與聯想，從而陷入對革命啟蒙本身的思考。穆時英無疑向我們提出了一個有關啟蒙手段和啟蒙效果的問題，我們并不否認一些底層人民因受啟蒙影響而成為革命大軍的一員，但是底層民眾因多種無奈和現實問題而無法加入革命洪流的狀況卻鮮有人表達。穆時英并沒有一味地描寫這兩個底層婦女的悲慘境況，而是巧妙地讓其與代表啟蒙者的作家進行對話，對話的內容一個是精神上的啟蒙，另一個卻是物質上的生存需要，可以說這樣的對話仍然是無效的，當啟蒙遇上基本生存的需要時卻顯得那么蒼白無力。
在某種意義上，穆時英此刻為我們提供了一種看與被看的模式，與魯迅的看與被看模式的系列小說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文本中的作家為了尋找寫作素材，因而只是一個臨時性的看客而已，這兩個受難的女性則構成被看的對象，脫離文本之后還有作者和讀者的眼睛同樣在看著發生的一切，于是這個作為啟蒙者的作家又成為被看的對象，只不過這種看帶有鮮明的質疑色彩，同時作為知識分子的作者和文中的作家此刻又反映出一種啟蒙者對于自身的理性審視和質疑。
穆時英的小說文本中不僅有以看客身份出場的啟蒙者，而且還有親身參與啟蒙的現代知識分子，這種知識分子將革命的啟蒙口號轉換為實際行動，只是其從最初的革命動機到參加革命的整個過程都充滿了被動和疑惑?！秔ierrot》中的主人公潘鶴齡是一個典型的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在參加革命運動之初信誓旦旦，熱情高漲，然而他在斗爭獲得短暫勝利的第四天就被革命內部的同胞出賣了。
如果說被捕入獄只是革命過程的一個小小的打擊，那么被捕之后的歸來卻讓主人公對革命本身產生了深深的質疑。當主人公受盡皮肉之苦重返革命隊伍后，迎接他的并非想象中的熱烈場景，而是一種異樣的神情，“里邊坐著的五個人全給嚇得跳了起來，看見是他，全擺著詫異的臉色?！?/p>
①并毫不懷疑地認為他已經變節投降了。顯然潘先生所在的革命本營已成為一個群體，這些“聚集成群的人們的感情和思想全都轉到同一個方向，他們自覺的個性消失了，形成了一種集體心理?！?/p>
②在他們的想象的觀念里，被逮捕的同人犧牲掉總比活著回來更有價值，而且這些人之中沒有一個愿意了解當事人的經歷和感受，對于潘先生來說這樣的冷漠態度就如同實施冷暴力一般，他們的行為和態度不僅讓我們為潘先生感到委屈和不公正，并且對革命啟蒙者的角色感到失望。正如李歐梵所說“這個可憐的丑角在上海的這一長長的知識分子式游歷，可以被視為一個冗長的諷刺。穆時英也許本打算把它寫成一個關于上海作家的諷刺性群像，或是對五四姿態的另一種反嘲，一個浪漫主義作家蛻變成了一個革命者?！?/p>
①潘鶴齡的遭遇無疑使我們想到魯迅先生小說《藥》的革命者夏瑜，他的犧牲遭到愚昧百姓嗜其血的無視，如果這說明了魯迅先生從待啟蒙者的角度發出的對所謂啟蒙的質疑，那么《pierrot》中的潘鶴齡遭到革命內部同胞的鄙視的遭遇，則說明了穆時英從啟蒙者的角度對革命啟蒙本身的質疑和一種拒絕。如論者指出“結尾處的這一設計對革命進行了諷刺性描繪，著意凸露其荒誕、令人無法理喻的一面。在這一不乏尖刻意味的嘲諷中，革命和激進政治運動的價值意義被解構了，盡管沒有明確的替代性方案出現?！?/p>
②考慮到穆時英的小說集《南北極》起初被左翼文學界冠以的“普羅文學之白眉”的稱號，左翼批評家站在啟蒙革命主義的立場上來解讀穆時英的文本，在某種意義上，潘鶴齡顯然有作者自我的身影。而潘鶴齡這種戲劇性的命運則表明穆時英雖然置身于 1930 年代上海革命啟蒙的時代語境中，卻并不代表他對當時的革命啟蒙運動的輕易接受，更并非全盤接收進而將其作為一種信仰，顯然他對信仰或主義持審慎的態度，正如他在《關于自己的話》中所說，“談到信仰絕不是對于某種思想或主義的情感的崇拜與接受，而需要理智地探討?！?/p>
③一種獨立的知識分子的自省，使穆時英對左翼文學的激情與喧鬧保持著一份警惕與清醒。正如論者指出“穆時英等新感覺派作家基本代表了一種自由知識分子的態度和立場，試圖超越特定階級的限制，反對文學與政治完全認同，堅持個人的獨立性和藝術的獨立性”.①盡管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上海的半殖民性是一個被西方列強侵略的象征，上海底層人們的反抗斗爭與當時的革命啟蒙活動洪流相匯聚，但是在穆時英筆下，他們反抗的初衷和和落腳點卻與明確而宏偉的民族革命目標相距甚遠，他們在看似平凡的生活中自有其一套自我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態度。底層的“待啟蒙者”為了生存向啟蒙者出賣肉體，則猶如當頭棒喝使啟蒙者對啟蒙的意義產生懷疑。
而啟蒙者之間出于單純感性的信仰或者主義，而盲目地對啟蒙成員進行人身侮辱和人格攻擊更顯示出了人性惡的一面，由此我們看到了作者對啟蒙者自身形象的質疑。穆時英所展現的這幅關于上海半殖民地的“待啟蒙者”與“啟蒙者”的自畫像，無疑表明了他對這座都市的近距離的審視和理性剖析，從而表達出一種獨立知識分子的自省式都市體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