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期以來， 學界都以年代作為分期， 以斷代史的形式， 或者從思潮流派出發甚至囿于黨派之見， 將文學史分成若干板塊。 例如唐弢主編的 《中國現代文學》[ 1 ], 黃修己著的 《中國現代文學發展史》[ 2 ], 楊義著的 《中國現代小說史》[ 3 ], 許志英、 鄒恬主編的 《中國現代文學主潮》[ 4 ], 錢理群等著的 《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 5 ], 孔范今主編 《二十世紀中國文學史》[ 6 ]等， 都無一例外地將現代作家納入這種寫作模式中，在這種看似面面俱到的史學書寫中， 文學創作被生硬地切割開來， 且非常奇怪地被組織進同一部史學著作中， 這就難免讓人發問： 各個作家分別進入文學史的邏輯是什么？ 換句話說， 他們究竟分享了一個什么樣的理論預設？ 從而將流派不一、 黨派各異的現代作家們統攝起來。 毫無疑問， 文學史寫作是一個篩選、 組織的過程。 究竟誰有權利進入文學史， 而哪些作家又會被踢出游戲圈， 或者誰會是史學書寫的重點， 而誰又應該一筆帶過， 這些都不可避免地具有著者的選擇 “理由”. 在當前的文學體制之下， 各個作家在文學史中所占的比重以及從什么視野入手作為史學書寫的切入點， 都必須考慮進去。 在這樣的前提下， 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前后被左翼 “名將” 們點名批判的沈從文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后歸國的老舍這兩個少數民族作家入手， 來闡釋他們與 “主流意識形態” 之間的關系， 并以此來重新反思文學史的書寫， 就具有某種啟示意義。
一、 文化守成與啟蒙意識形態
關于中國現代思想史， 李澤厚有一個非常經典的論述， 叫做 “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 把中國現代思想放置到啟蒙與救亡的互動關系中進行闡釋， 并認為， “五四時期啟蒙與救亡并行不悖相得益彰的局面并沒有延續多久， 時代的危亡局勢和劇烈的現實斗爭， 迫使政治救亡的主題又一次全面壓倒了啟蒙的主題?！盵 7 ]
從某種主流話語來看的話， 這樣的論斷誠然不假， 但是， 在這個論斷下面， 究竟還隱含了多少理論預設？ 則是我們從來沒有追問的問題。持上述觀點的做法至少預設了四個方面的理論向度， 其一是政治思想上必須具有左翼激進主義而非保守主義， 是 “進步” 的而非 “反動” 的或者調和 “中庸” 的； 其二是在文化觀念上必須具有激烈的反傳統傾向， 并具有強烈的 “向西方學習” 的意識； 其三是在審美上傾向于功利主義， 類似于沈從文的 “為藝術而藝術” 傾向以及那些被認為是遠離社會階級斗爭現實， “立場” 不堅定的藝術流派則被排除在外； 其四是具有政治貴族精英傾向， 這就排除了非 “主流” 文學家們具有啟蒙思想的可能。 這種理論預設不僅是康德要敢于運用自己的理智把自己從不成熟的狀態中解救出來的啟蒙座右銘， 以及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擺脫恐懼成為主人的 “啟蒙辯證法”, 更是陳獨秀在 《敬告青年》 中提出的 “六義”, 即 “自主的而非奴隸的”“進步的而非保守的” “進取的而非退隱的” “世界的而非鎖國的” “實利的而非虛文的” “科學的而非想象的”[ 8 ]. 這樣， 凡是符合 “六義” 的就被冠以 “啟蒙” 思想家之名， 而當某一方面或者幾個方面發生變化時， 他就不再被當做啟蒙者了。 典型者如胡適、 周作人等人。 很顯然， 在 “五四” 新文化運動的前幾年，以 《文學改良芻議》 《易卜生主義》 以及以 《人的文學》 《平民的文學》 等名之于世的胡適、 周作人當仁不讓地被建構進啟蒙者的行列， 可是之后的他們如魯迅所說的 “風流云散” 之后， 就很難再被稱為啟蒙者了。
這樣的問題當然不僅只是 “五四” 期間圍繞 “啟蒙” 問題的進退問題， 它還涉及到之后的很多作家，比如因為寫了 《貓城記》 而備受左翼人士攻擊的老舍以及被稱為保守主義者的沈從文。 他們是否同樣具有啟蒙者的 “資格”? 如果說完全不具備 “啟蒙性”, 那么， 他們是以什么樣的身份被寫入文學史的？ 如果具有“啟蒙” 的素質， 那么， 在什么意義上來說獲得了被 “追認” 的 “啟蒙” 意識？ 這些都是語焉未詳的問題。
可以說， 李澤厚 “救亡壓倒啟蒙” 的論斷是對左翼文學的精到概括， 但是， 它并不能概括中國現代文學的整個群體。 盡管從某種程度來說， 老舍經歷過 “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 階段， 但是， 對于沈從文這樣的少數民族作家來說， 啟蒙與救亡一直都是并行不悖的事情， 救亡并沒有壓倒啟蒙，一開始進行創作的沈從文， 盡管也表達出了 “詩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能夠感動一個民族心的力量”[ 9 ]的想法， 但是， 剛從湘西步入城市的他， 在經受著各種冷遇的同時， 還要為如何生存下去， 立足于都市而絞盡腦汁。 在這個階段， 自顧不暇的沈從文主要在于抒發內心的苦悶與惆悵。 自 《阿麗絲中國游記》 之后， 沈從文漸漸地開啟了自己的民族文化認同過程， 以湘西少數民族文化開啟都市文化之蒙， 并由此推而廣之兼及整個國家的民族精神重造問題。
“這世界上或有想在沙基或水面上建造崇樓杰閣的人， 那可不是我。 我只想造希臘小廟。 選山地作基礎， 用堅硬石頭堆砌它。 精致， 結實， 勻稱， 形體雖小而不纖巧， 是我理想的建筑。 這神廟供奉的是 人性'.”[ 10 ]沈從文的這段話被學界廣泛征引， 當年的左翼斗士們以此作為沈從文鼓吹 “人性論” 的 “罪證”, 而后來的 “沈研” 者們則又以此來作為顛覆前說的關鍵詞， 認為在沈從文筆下， “連最刻板的操練也輝映著人性的光芒， 顯示了某種超拔現實的力量?！盵 11 ]
清理各種不同的 “人性” 論說， 我們就會發現， 論爭的實質并不在于沈從文是否書寫了人性， 或者把人性提升到一個什么樣的高度， 而現在， 問題的實質在于我們應該如何去理解 “人性” 對于沈從文寫作的意義。
很顯然， 沈從文并非就人性而描寫人性， 對他來說， 湘西社會體現出的人性美與人情美正是補救他在都市社會所遭遇到的人情冷暖的良藥， 而其筆下所描述的湘西 “血性” 氣質則正是對都市 “閹宦” 性格乃至整個國民素質的救世秘方。 這對于 “啟蒙” 論者來說是不能容忍的， 在他們看來， 判斷一個人是否具有啟蒙意識， “向西方學習” 的觀念是一個重要的評價指標。 更何況， 城市歷來都被視為啟蒙運動的產物，因此， 對城市的攻擊也就意味著對啟蒙成果的質疑。 這是任何以啟蒙自居的 “現代人” 都無法容忍的。 然而， 接下來的問題是， 在這種看似啟蒙與 “反啟蒙” 的二元對立敘事中， 究竟何者更接近啟蒙的真諦？ 則是從來就沒人討論的問題。
盡管之前因為 “嚴重歪曲人民革命運動， 并錯誤的嘲笑了革命者”[ 12 ]而為人詬病， 但是， 又因為“他始終堅持了 五四的思想啟蒙傳統”[ 13 ]而得以被文學史確認。 正是在 “向西方學習” 這樣一個前提之下， 老舍得以進入啟蒙者的行列。
如果從 “五四” 時代的思維邏輯來看， 老舍毫無疑問應該被作為啟蒙者來對待。 寫于英國的 《二馬》對于舊中國 “國民性” 的批判， 使學界很快地就接受了他的啟蒙立場， 并把他與魯迅的精神遺產聯系起來， 從而在主流文學史中占據了一席之地。以 “進化論” 作為衡量標準， 以 “五四” 時代所流行的個體與群體之間的關系為切入點， 可以說， 老舍不折不扣地保有了啟蒙者的名額。 然而， 接下來的令人尷尬的問題是我們該如何看待一直以來被爭論不休的 《貓城記》 這樣的作品？ 老舍的啟蒙意識是否只是針對個別作品而刻意為之？ 如果 《貓城記》 也屬于啟蒙性作品， 那么， 我們對 “啟蒙” 應該作什么樣的理解？ 如果不是， 那么， 我們又該怎樣去理解老舍對貓國的批判所顯露出來的現實意義？ 同時， 如果把 《四世同堂》 這樣的作品納入 “啟蒙” 序列里面去， 那么， 是否也意味著凡是以批判傳統文化觀念宣傳抗戰救國的書寫都可以納入到啟蒙文化里面去？
很顯然， 以上關于老舍的提問都可以在沈從文那里對應起來。 難道沈從文在 《八駿圖》 《長河》 等小說中不也同樣地表現出了某種批判意識嗎？ 難道被學界津津樂道的關于湘西的書寫不也體現出某種對于其反面書寫亦即都市書寫的批判嗎？ 如果老舍可以被作為啟蒙作家， 那么， 沈從文為什么就不能？
要解決這些問題， 我們就最好回到 “什么是啟蒙” 這樣一個最基本的問題上來。 1784 年， 康德在《柏林月刊》 上發表了 《答復這個問題： “什么是啟蒙運動”?》， 開篇就寫道： “啟蒙運動就是人類脫離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狀態。 不成熟狀態就是不經別人的引導， 就對運用自己的理智無能為力。 當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 而在于不經別人的引導就缺乏勇氣與決心去加以運用時， 那么這種不成熟狀態就是自己所加于自己的了。 Sapere aude! 要有勇氣運用你自己的理智！ 這就是啟蒙運動的口號?！盵 14 ]
康德的這段話被廣泛征引， 用于界定何謂啟蒙。 很顯然， 敢于運用自己的理智是評判啟蒙的一個重要條件。 然而， 問題恰恰就在于如何理解 “理智”? 康德并不是要人們盲目的順從， 而是要讓自己的理智服從于時代環境。 但是， 悖論的是， 不管出于什么樣的服從， 都不可能是自由的理智。 同時， 如果需要經過別人的引導才能達到自由運用理智， 從而脫離不成熟的狀態， 那么， 被引導之后的理智是否還是自由 / 自己的？ 換句話說，啟蒙是否可以一蹴而就而不至產生新的偏見？ 就像他自己所說的， “而新的偏見也正如舊的一樣， 將會成為駕馭缺少思想的廣大人群的圈套”[ 15 ]這樣的局面。 正是在這個層面上， ?？乱肓?“批判” 的概念。
把 “批判” 作為衡量是否具有 “理智” 的一個重要標志， “批判的作用正是確定在什么條件下運用理性才是正當的， 以斷定人們所能認識的、 應該去做的和準許期望的東西?！?并認為， “批判在某種程度上是一本記載在 啟蒙中已成為舉足輕重的理性的日記； 反之， 啟蒙則表明了 批判的時代?！盵 16 ]
從 “批判” 的角度來理解 “啟蒙”, 就為我們如何自由地運用自己的理智確立了標準， 也同時為我們更進一步地理解沈從文和老舍打開了新的視野。 正是在 “批判” 的層面上， 我們把沈從文、 老舍與其他文學史主流作家聯系了起來。 然而， 為什么同時持 “批判” 的啟蒙姿態， 某些主流文學史又會出現排擠他們的現象呢？
沈從文對社會現狀的批判建立在兩個向度上， 即對戕害自然人性的封建文化持堅決的批判態度， 同時又反對簡單地對西方文化的橫向移植。 他把中華民族的生存態度歸結為 “懶惰文化”, 造成其現狀的原因就在于 “大部分有理性的人皆懶于思索！ 人人厭煩現狀， 卻無人不是用消極的生活態度， 支持現狀?！盵 17 ]這種集體無意識使得各個階層、 各個群體都分享著同樣的文化心理， 把他們變成了既是封建文化的愚弄對象， 同時又是封建文化的堅定守護者。 在 《巧秀與冬生》 中， 沈從文把這種畸形文化發揮到了極致， 正是迫害與被迫害雙方的默契配合， 促成了 “沉潭” 的合理性。 但是， 這些問題并不是簡單地靠輸入西方文化就能夠得到解決的。 “我們活到這個現代社會中， 已經被官僚、 政客、 肚子大腦子小的富商巨賈、 熱衷尋出路的三流學者、 發明燙發的專家和提倡時髦的成衣師傅， 共同弄得到處夠丑陋！ 一切都若在個貪私沸騰的泥淖里輾轉， 不容許任何理想生根?！盵 17 ]
在對歷史劣根性的文化進行批判的同時， 沈從文把批判的矛頭也指向了 “五四” 時代極力引進的西方文化。 在他看來， “城市中人生活太匆忙， 太雜亂， 耳朵眼睛接觸聲音光色過分疲勞， 加之多睡眠不足， 營養不足， 雖儼然事事神經異常尖銳感， 其實除了色欲意識外， 別的感覺官能都有點麻木不仁。 ” “造成你們不幸的是這一個現代社會?！彪m然對殘害人性的封建文化的批判符合 “睜眼看世界” 的中國人的價值標準， 但是， 對社會的 “現代” 價值的批判， 則毫無疑問會讓 “現代人” 感覺到他跌入了 “保守主義” 的深淵。 然而， 問題在于， 誰也不能否認沈從文對于現代的批判正是基于他 “成熟” “理智” 的思考。 對于學術界來說， 簡單的以 “激進” 或者 “保守” 的歸類， 并不是嚴謹的學術活動， 而只是一種意識形態的話語操控。 正是在對 “啟蒙者” 進行再啟蒙或者 “反” 啟蒙的意義上， 保守主義者才被稱為 “保守主義者”. 如此來看， 以往研究中關于沈從文 “非理性” 的強調， 就成為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 或許我們可以說， 正是沈從文對于湘西世界的 “神化” 開啟了啟蒙主義的另一個向度。
相較而言， 由于被認為是繼承了魯迅的批判國民性的文學創作傳統， 因此， 盡管在老舍的世界觀里含有 “保守主義的自由主義”, 也不影響學界把他的創作歸入 “啟蒙主義” 思潮中去[ 19 ].老舍的啟蒙主義是通過對舊中國兒女的國民性批判來實現的。 英國的游學經歷， 使他更能感同身受地通過與西方文明的對照來揭示國民的 “劣根性”, 但這種對比并非簡單地唯西方馬首是瞻。 他對趙子曰似的 “孔教打底， 西法鑲邊” 的戀愛觀同樣持批判態度。 對于老舍來說， 啟蒙的意義就在于通過個體人格的確立， 從而為爭取國格打下堅實的基礎 （《二馬》 《貓城記》）。 在這一層意義上， 可以說， 老舍完全傳承了魯迅的思想。 通過對西方文化精髓的吸取來改造固有的國民意識， “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 內之弗失固有之血脈， 取今復古， 別立新宗， 人生意義， 致之深邃， 則國人之自覺至， 個性張， 沙聚之邦， 由是轉為人國?！?/p>
但是， 我們很難就此去確認他的 “保守的自由主義” 的性質。 盡管他跟沈從文一樣， 對于某些傳統文化， 比如說樸素的人情美、 人性美的消逝， 以及金錢至上的資本主義經濟社會發展傾向深表焦慮（《牛天賜傳》 《駱駝祥子》）， 但在他看來這些， 都是社會發展進程中難以避免的因素。然而， 與沈從文以湘西自治為模板的啟蒙路徑不同的是， 老舍的啟蒙思想在于通過文學來筑就整個民族、 國家的信仰。 “我要寫這么一本小說， 這不是英雄崇拜， 而是民族崇拜?！崩仙岷敛粦岩晌膶W對于民族、 國家的啟蒙功用， 他認為， “知道了你所愛的是什么樣的國家與民族， 你才不至于因事情不順利而灰心， 因一次的失敗而絕望。 愛你的國家與民族不是押寶。 啊， 這回我可押對了， 準贏； 不， 不， 不， 這應不是賭博， 而應是最堅定的信仰。 文藝者今日最大的使命便是以自己的這信仰去堅定別人的這信仰?！闭且源俗鳛榛c， 我們才能理解老舍在對國民性進行批判時所表現出來的所謂 “含淚的笑”.批判的目的在于重建。 不管是 “五四” 時代的魯迅， 還是之后的沈從文與老舍， 他們對社會的批判性啟蒙都建基于對某種 “理智” 的自主運用。 不管這種理智被冠以什么主義， 都不影響他們對啟蒙意識的信仰。 如果一種啟蒙性批判并非出于一己之私， 而在于關心大眾福祉， 關心民族存亡的思考， 那么， 每一種啟蒙的向度都是應該值得肯定的， 這是任何 “理智” 的 “啟蒙意識形態” 都不應該否定的。 這不在于簡單地提倡一種多元主義， 而是出于對每一種嚴肅思想的尊重。
二、 主流意識形態之外的救亡
在傳統文學史中， 變革或者說革命與救亡的主題往往會得到文學史的確認， 而與所謂的社會進步無關的主題則多少會受到壓抑， 這在許志英、 鄒恬主編的 《中國現代文學主潮》 中得到了集中體認。 在這當中， 雖然像沈從文與老舍這樣的少數民族作家也偶爾會被納入到主流文學史書寫中， 但很顯然， 以 “左翼” 作為出發點的主流文學史是很難以非 “左翼” 的觀點來容納所有的文學作品的。 這就出現了一個問題： 在新時期， 如何把之前那些被稱為 “桃紅色” 的作家納入主流文學史？ 成為學術界面對的一個重要問題。 基于此， 錢理群等人才把 20 世紀中國文學概括為 “走向 世界文學的中國文學； 以 改造民族的靈魂為總主題的文學； 以 悲涼為基本核心的現代美感特征； 由文學語言結構表現出來的藝術思維的現代化進程”等， 希望借此可以更切近文學史的本來面目。 然而， 百密總有一疏， 在類似于 “改造民族的靈魂” 為總主題的文學前提之下， 各種文學觀念并沒有得到有效的整合， 這樣的模糊處理雖然把左中右等各派文學在名稱上整合了起來， 但是， 其內在的裂縫卻顯得更加難以愈合。
很顯然， 主流文學史自魯迅以來開創的 “國民性” 批判同樣可以在少數民族出身的沈從文與老舍那里得到呼應， 只是每個作家所針對的 “國民性” 千差萬別， 很難達成一致。 就像 “抗戰” 一樣， 雖然眾多的現代作家對于 “抗戰” 都持贊同、 支持的態度， 但是， 并非所有的作家都持相同的理由。 相信無政府主義的巴金支持 “抗戰” 的理由就明顯有別于國共兩黨的 “抗戰” 主張。 同樣， 作為少數民族出身的沈從文與老舍對于 “抗戰救亡” 的主張， 也明顯區別于后來被理解為主流意識形態的 “左翼” 主張。 正是在這樣的形勢下， 通過他們與主流救亡之間的區別， 就更能理解少數民族文學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