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3 運動心理學服務的主要模式。
一名運動心理學家所選擇使用的服務模式以及他或她對作為一名咨詢者所扮演的基本角色的看法是直接受其專業理論背景影響的（如，個人的核心信仰和理論范式）。以前，這些模式和角色普遍只是一些專業心理文章中的定義特征。
我們通過咨詢者對其使命的認知，以及他們在幫助運動員和教練員完全發揮運動潛力和幫助他們個人成長的過程中被期望做的事（他們的基本角色），這些方面常使用的模式是在更廣闊更深層次上的理解，把專業理論概念化。
Artur Poczwardowski（Artur Poczwardowski,2004）在《運動心理學服務實施過程中的專業哲學體系：理論與實踐》一文中總結提出了在心理學服務中最常用的 5 種服務模式（1）心理技能訓練模式（Psychological Skills Training Model）（PST）（2）咨詢模式 （Counseling Model）（3）臨床模式 （Clinical Model）（4）多學科體育科學模式 （Interdisciplinary Sport Science Model）（5）綜合管理咨詢模式 （Supervisory Consulting Model With an IntegrativeApproach）2.3.1 心理技能訓練模式（Psychological Skills Training Model）（PST）。
心理技能訓練（PST）模式（Vealey, 1988）、心理訓練（Unestahl,1982）或心理技能訓練（Thompson, 1988b）的內容長期以來被等同于運動心理實踐活動。
心理技能訓練模式探索的是通過行為矯正提高運動成績，促進個人成長。這一理論是沿襲自心理學方面的運動表現（performance）和發展的心理學技巧（Vealey, 1988）。Vealey 的類型學是一種界定運動心理學家專業"工具箱"的方法，同時由（1）基礎技能（意志、自我意識、自尊、自信心）（2）運動表現（performance） 技能組成（最佳身體狀態、心理喚醒、最佳注意）。（3）促進技能（人際交往技能、生活方式管理）。此外，她提出有三種不同的操作（delivery）體系：執行的專家（如，運動心理學家，對運動員提供心理建議與咨詢的人員，以及受過訓練的實習醫師），標準化的訓練程序和錄像技術（video technology）都可以促進心理技能訓練模式（PST）的實施。她還記錄了執行心理技能服務的一些方式（運動--特異
其它服務模式把心理技能訓練作為行為矯正的關鍵組成部分。我們相信運動心理學家在運動成績相關（performance-related）問題上需要心理技能訓練領域的專業技術。然而，在運動心理學服務中僅提供心理技能訓練是非常危險的狹隘的"理論",甚至是對來訪者的"傷害"（Thompson, 1998a ,p.5）。我們一點也不吃驚，一些咨詢者（如，Danish & Hale, 1981; Vealey, 1988）嘗試將他們的來訪者帶入一個改進了的心理游戲。從實踐的表面現象來看，雖然咨詢者是從運動中出現的問題入手開展工作，但通常這一過程是由個人問題來指導的。
2.3.2 咨詢模式 （Counseling Model）。
運動心理實踐中的咨詢模式，由于對運動員的應對能力和個人成長這些看上去與體育無關方面的關注而優于心理技能訓練模式 （Danish& Hale,1981）。在這一模式中，體育運動和生活的技能都成為運動心理學干預的目標。Nef（f1990）提出伴隨心理技能訓練進行個體咨詢，他解釋說個體咨詢并不意味著一名運動員會有任何個人問題。有趣的是，他相信表現的提高常常是咨詢干預的副產品。
一個相反的假設也同樣成立，即能有效提高運動表現的咨詢與運動員自身狀況的好壞、他或她的人際關系，受教育狀況和學業有著更自然的聯系。生活發展干預方法（Life Development Intervention）（Danish, Petitpas, & Hale, 1992, 1993,1995）就是咨詢法則在運動心理實踐中一個很好的例子。
2.3.3 臨床模式 （Clinical Model）。
臨床模式強調心理干預在治療訓練中的運動表現和個人生活中的緊張刺激所引起的眾多行為、情緒和認知上不良反應的重要性。（如：沮喪、氣惱和進攻，物質濫用，飲食不規律）。它關注于消除疾病或異常情況（Thompson, 1998a, p.3）。
成功的治療結果對運動員的表現、心理健康狀態和個人成長方面有著顯著的積極影響。例如，Murphy 和 Ferrante（1989）將他們運動心理學服務的方法概括為臨床模式，把他們的角色定位為"問題情境中的干預"和"幫助預防問題發生的前攝預防性方法"（p.375）。他們更從專業上和理論上將自己定義為"臨床專業人員"（p.378）。咨詢者在實踐中運用臨床模式，"不需自行假設運動員在應對這些影響運動員的特殊的緊張刺激時所必須具備的應對能力。"（Perna etal.,1995,p.239）。因此，臨床的觀點可以與教育導向的咨詢者形成對照，他們就是在咨詢過程中觀察并依據來訪者的能力來開展工作。
2.3.4 多學科體育科學模式 （Interdisciplinary Sport Science Model）。
多學科體育科學模式的主要理論和以經驗為基礎的假設是在運動表現中的那些不能僅僅歸因于心理方面的問題。這一理論模型包括運動成功中所包含的各學科因素：身體、技術、戰術、理論和心理上的因素（e.g., Bompa, 1999; Drabik,1996; Kurz, 2001），與運動準備過程中的五大因素是相互關聯的。咨詢者對運動中產生的心理問題的認識要建立在對運動表現更廣泛認識的基礎上。因此，咨詢者想要在運動情境的咨詢工作中獲得最大的成功，不僅要有豐富的運動背景以及對體育科學知識的了解，還要與其他體育科學和運動醫學的專業人員建立合作。
許多咨詢者意識到體育專業的知識、體育教學的知識、生物化學的知識、運動生理、技能學習、運動醫學或者運動營養都是他們在運動情境中對來訪者進行有效心理學服務的基礎（Boutcher & Rotella, 1987; Gordin & Henschen, 1989;Loehr, 1990; Ravizza, 1988, 1990; Weiss, 1995）。一些咨詢者把這種萬能的方法定義為復合模式（Gordin & Henschen, 1989）和綜合體育科學模式（Weiss, 1995）。
此外，在運動競賽中若想要提高運動成績，心理訓練中運動--特異性更多的像一種規則而不是某種例外（Loehr, 1990; Weinberg, 1988）。與這一理論相一致，心理訓練是運動員每天運動準備和在這種優于心理技能訓練、咨詢和臨床模式或者"哲學體系"中的干預目標（教育、預防的或治療）中一個很重要的部分。
因此，一些心理咨詢者（Botterill, 1990; Gordon, 1990; Halliwell, 1989; Loehr, 1990;Ravizza, 1988; Rotella, 1990; Salmela, 1989）要求把這種訓練理論應用到他對運動員的工作中，并建議運動訓練時使用訓練周期化的語言方法，不僅作為有益于工作的一種工具并且要考慮到他們運動訓練和體育科學的知識和經驗。從理論上講，多學科綜合的運動科學模式通過綜合的方法，搭建了一個通往管理咨詢模式的橋梁。
2.3.5 綜合性管理咨詢模式 （Supervisory Consulting Model With an IntegrativeApproach）。
綜合性管理咨詢模式被理解為"設置一名對運動員實施實際訓練的適當的專業人員對運動員進行訓練和管理。"（Smith & Johnson, 1990, p. 374）一些運動心理從業者（Gordin & Henschen, 1989; Nideffer, 1989）認為，在某種情況下，教練員自身因為他們的知識結構和工作方式最適合實施心理技能訓練。因此，在心理咨詢者的指導和監督下，具有良好教練能力的教練員在運動和心理方面都能同時進行非常有效的訓練工作。在咨詢類的著作中這一方法被描述成綜合（triadic）咨詢（Woodym Hansen, & Rosberg, 1989）。運動心理學家喜歡使用諸如管理咨詢模式（Perna et al., 1995）或組織授權（organizational empowerment）（Smith & Johnson, 1990）這類模式。
體育組織作為運動心理學服務的一個服務對象，它是一種非常獨特的形式，需要進行組織干預（Gardner, 1995; Gipson et al., 1989; LaRose, 1988; May &Brown, 1989; Neff, 1990; Nideffer, 1989; Ravizza, 1988, 1990）。這一方法的根基就在于不僅是為運動員提供服務，也要訓練和培養教練員以及隊中相關管理人員來進行心理干預服務。我們不會把它定義為一種獨立的實踐模式，而是作為心理咨詢者對整個組織開展工作時的理論指導（在以上所有論述過的模式的基礎上）。雖然管理模式可以令組織和咨詢者都受益，但是 Smith,Johnson（1990） 和Perna 以及他的同事（1995）卻發出警告說，這一實踐模式面臨很多操作執行上的挑戰。這些挑戰包括要確定被教授的知識和技能是適合的，如：有效地提高直接與間接管理的質量、關鍵時刻的干預方法、對大多數教練的綜合培訓（適用的心理技能訓練的理論知識）以及心理教練的角色表現等。若這些挑戰都能夠被控制， 這一管理模式能使教練員和運動員在這種交互的方法的指導下獲益。
2.4 咨詢者的角色。
很難在概念上對咨詢者個人及其在特殊的情境中首選的實踐模式及其咨詢者的角色跟優先選擇的咨詢模式進行明確的區分， 來訪者期望的咨詢者的角色應該不僅僅是一種咨詢行為（La Rose, 1988）。傳統觀點認為咨詢者的兩大基本角色是：臨床的或教育的（Nideffer, 1984, Newburg1992; Weinberg & Gould, 1999）。
根據對實踐模式的討論，心理技能訓練模式、多學科體育科學模式和管理模式常被教育導向的咨詢者所使用，而臨床模式常被臨床運動心理學家所使用。咨詢模式則適合扮演臨床與教育這兩種角色的咨詢者來使用。
咨詢者還扮演其他的很多正式的和非正式的角色。正式的角色包括談判者、一個學習者或來訪者、運動隊、運動項目的學生（如 Botterill, 1990; Boutcher &Rotella, 1987; Halliwell, 1989; Rotella, 1990; Salmela, 1989）或執行者和促進者（Salmela, 1989）。Ravizza（1990）的操作標準包括綜合性，環境的適應調整，機密性以及包括運動員選材的方法等等，都可以視為另外一種明晰咨詢者在體育活動中多種方面角色的嘗試。
2.5 重大比賽中的心理學服務。
運動心理學家對他們的運動競賽心理學服務工作進行了總結。
Andrew W. Meyers（Andrew W. Meyers, 1997）在《美國奧林匹克節中的心理學服務：一項經驗性總結》一文中以一個運動心理學家的身份，用日志的方式描述了他在 1994 年美國奧林匹克節日的賽前準備（包括在家人和朋友的支持下決定接受這次的咨詢工作）以及比賽期間的工作狀況（包括進入運動隊，每天做的事及想法），希望能夠為更多的心理工作者提供參考與借鑒。
Patricia A. Sullivan（Patricia A. Sullivan & Honey W. Nashman, 1998）等人關于《運動心理學家對奧運選手進行服務時所扮演角色的自我感知討論》，文章贊同以往文獻對個人角色認知的概括，并增加了一些新的觀點，認為運動心理學家要教育并保護運動員不受媒體的影響，要認識到再優秀的運動員也是普通的人，要懂得容忍他們所說的或所做的自相矛盾的話或事。
Lew Hardy 和 Gaynor Parfitt（Lew Hardy & Gaynor Parfitt, 1994）在《為國家隊提供心理學服務準備模式的發展》一文中詳細闡述了不同時期為運動隊進行心理學服務所做準備工作的工作模式的發展情況。文中指出，運動心理學家扮演著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他為運動員提供心理支持，發現運動員在心理上的欠缺，對其進行相關方面的心理技能訓練，并傳授相關的心理知識，從而幫助運動員在訓練和競賽中有更好的表現。 上世紀 90 年代以前，主要流行的工作模式是用 6 周時間跟運動員接觸，所運用的心理技能主要集中在動機（motivation）、激活和焦慮控制（activation and anxiety control）以及注意控制（attention control）三個方面。90 年代以后，咨詢的模式則主要轉向嘗試回應運動員和教練員的需要，而非說明。因為，教練員和運動員都能以自己非常豐富的經驗和專門的方法來處理他們所遇到的問題。這一階段運動心理學工作者所提供的服務多為解決賽前的焦慮（pre-performance anxiety）、訓練壓力與疲勞（training stress and fatigue）、教授有效的心理訓練技巧、幫助緩解運動損傷以及與教練員和家庭之間的矛盾等。
Paul Wylleman（Paul Wylleman, Paul De Knop, & Joke Delhoux, 1999）等人用質性研究方法對佛蘭德斯（Flanders）地區的心理咨詢工作情況進行了討論并對日后的工作作了展望。Paul Wylleman 等人用半結構式訪談對 VlaamseVereniging Voor Sport Psychologie（簡稱 VVVSP）的 18 名（成員總人數的 60%）有過相關心理咨詢經歷的運動心理學家進行訪談，對其學術背景（academicbackground）、咨詢過程（consultation processes）、訓練（training）及心理支持（support）等方面進行歸納。經研究發現，18 名被訪者中 61%的心理咨詢者接受過臨床心理學訓練，并擁有一定的運動心理學背景。調查評估顯示：在實行心理干涉的過程中，運動員間，運動員與教練員間人際關系相處技巧和溝通技巧占 63%,害怕失敗占 55%,這是下隊服務當中最常遇到的兩大問題。此外，壓力控制占 54%,增進人際關系與溝通交流技巧占 31%,視覺化及目標設置占 31%.
文章在結果中從人口統計學信息及相關背景信息方面進行呈現，如：18 位心理咨詢專家的人口統計學特征，教育背景，從事運動心理咨詢的經歷，經驗。關于服務的形式，在所有的工作中，一半的心理咨詢工作是通過對個人項目的運動員進行一對一服務；30%的工作是對整個運動隊；另外 20%是對教練及隊中的管理層進行心理學服務。文章中總結了咨詢的過程：一般都是一名運動心理學家一年中對 5 名運動員進行心理學服務；89%的心理學家運用心理工具（psychological instrument）以及問卷；11%的人僅使用咨詢和訪談方法。其中較多使用的心理工具有：《比賽知覺問卷》（Competition Perception Questionnaire）和《運動人際關系量表》（The Sport Interpersonal Relationships Questionnaire）等。
常用的咨詢方法和干涉方法有：壓力管理、人際關系、目標設置和團隊合作等。
常見的心理問題有：缺乏自信、競賽表現變差、人際交往問題、焦慮和行為問題等。文章還總結了被訪談的心理工作者最常用到的心理咨詢的理論背景知識有哪些。其中 50%用到行為主義的知識，溝通及群體動力學的相關理論占 44%,系統治療占 33%,心理診斷占 11%,發展心理占 6%.最后，還介紹了被訪談的運動心理學工作者所受的專業訓練和專業教育。56%的人受過運動心理學方面的專業訓練，39%的人有過在體育背景中進行心理咨詢和心理干預的經歷，有過相關體育科學背景的占 28%（如鍛煉心理學），在體育組織中工作的人占總人數的11%.
2.6 運動心理學服務評價方式。
研究者從不同角度尋求檢驗并評估心理學服務工作的有效性。
Ailsa G. Anderson 和 Andrew Mile. 等人（Ailsa G. Anderson 和 Andrew Miles,2002）在《評價應用運動心理實踐的有效性：個案研究方法》中討論并建立一種可以幫助運動心理學工作者評價自身工作的有效性，并幫助收集可以促進心理學服務工作質量的相關信息的框架體系。這一框架回答了一些用來評價運動心理實踐工作中的一些關鍵問題：應用心理學實踐（Applied sport psychologypractice） （ASPP）的特點與目的；為什么要對 ASPP 進行評價；誰來評價；評價什么；什么時候進行評價；怎樣才稱得上是有效的工作。
Ailsa G. Anderson. 等人（Ailsa G. Anderson, Zoe Knowles & David Gilbourne,2004）則在《運動心理學家的自我反思練習：概念、模式和實踐意義》中提出建立一套有價值的自我反思評價方法來幫助心理工作者對其工作進行掌控和評價。文章認為雖然目前已經有了許多理論模式和服務框架為運動心理學工作者的工作提供參考和依據，但是，運動心理學家仍然要依照不同的情況，如個人、經濟、政治和環境等其他因素共同起作用的各個具體情況，來開展實際工作并對自己的工作進行反思。文章還詳細闡述了何時進行反思、對什么進行反思；為什么要反思；怎樣反思以及反思對實踐工作的幫助等。
2.7 國內研究。
通過中國期刊網、萬方學位論文等大型全文數據庫的檢索，未見國內關于一線運動心理學家下隊服務工作狀態研究的相關信息?，F有的大量文章多為運動心理學工作者從事心理學服務工作所撰寫的總結性文章。
丁雪琴（丁雪琴，曲春，殷恒嬋等，2002）《國家帆板帆船隊備戰 2000 年奧運會的心理訓練及其效果》，研究者采用針對性的心理咨詢、心理測量和系統的心理訓練等方法及手段，采用了 18 項心理指標和 5 項生理指標（艾森克人格特征、奈德弗注意特征、意志品質、注意力、劃消測驗、內田-克列別林氣質類型測試、焦慮水平、賽前思維、成功感問卷、反應時、閃光頻率融合、EEG、EMG、SC、ST、BVP-RAW、HR 等）為運動員提供跟蹤性的科技服務，幫助運動員樹立比賽的信心，增加情緒的穩定性和心理承受能力。通過對運動員心理疲勞狀態的客觀監測，保證正常訓練的進行和比賽中良好的發揮。
姒剛彥（姒剛彥，姚家新，黃仲巨，1995）《第 12 屆亞運會中國帆板隊心理準備與心理訓練的應用研究》中，根據項目特點及對運動員心理品質的要求，對運動員進行了圖形推理能力、操作思維能力測試、EPQ 測試、表象能力、注意力能力的測試以及對放松能力進行問卷、訪談和行為觀察的綜合評定，并以基本心理技能學習，重點隊員心理訓練計劃的實施，為參加亞運會的隊員修訂心理訓練計劃，這三個步驟來開展對運動員的心理訓練工作。通過全隊及個人咨詢的方式來對運動員進行心理咨詢服務。
王潤平（王潤平，1998）《第 12 屆亞運會網球國手心理準備與心理狀態調控的研究與實踐》以國家網球隊現役男女隊員各 5 名主力為研究對象，主要采用問卷調查法、訪談法、觀察法、測試法、分析診斷、訓練和咨詢等方法。根據任務特點和實際需求，采用長期駐隊和階段下隊相結合及圍繞比賽跟蹤服務開展工作的形式，對運動員進行心理教育、專題討論、戰例分析、現場模擬、賽后評價等方式的心理學服務工作。并按照加拿大著名運動心理學家奧利克博士經多年研究提出的《爭取優異成績的心理模型》為其研究課題的理論依據。同時，也是開展心理學服務工作中具體操作的要素和指標體系，包括理想信念、積極的思維、有效的反饋、充分的心理準備、抗干擾能力等因素。在他的另一篇文章《第 26 屆奧運會中國乒乓選手賽前心理調控的研究》中，通過認知水平的調整，從建立現實的價值目標體系、心理品質的培養和心理技能學習三個方面對準備參加 26 屆奧運會的男子乒乓球選手進行心理學服務。
周成林（周成林，2000）在《備戰 1998 年冬奧會女子自由式滑雪大賽心理攻關服務實施過程的研究》一文中，總結了他經過 18 個月的有針對性的心理攻關服務，運用心理測量法、心理實驗法、心理咨詢和實踐法來提高運動員賽前心理定向與情緒的調控能力，增強運動員的自信心、專項心理特征和運動表象能力的服務過程。
馬紅宇（馬紅宇，1994）《對皮艇高級運動員的心理咨詢與心理訓練的研究》一文中，介紹了為迎接 1992 年的全國皮劃艇冠軍賽而進行的心理咨詢與心理訓練工作，通過教練員的介紹，初步咨詢及量表測量對運動員進行心理診斷分析。
然后依據美國臨床心理學家阿爾伯艾利斯（Albert Ellis）的合理情緒療法即RET 理論，對運動員進行專項訓練的心理咨詢，幫助運動員取得較好成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