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格斯在給友人尼·弗·丹尼爾遜的信中曾說:“沒有哪一次巨大的歷史災難不是以歷史的進步為補償的?！睂τ谥袊鴼v史進程來說，近代史無疑是一場災難。西方列強憑借堅船銳炮強行打開國門，從根本上摧毀了中國原有統治秩序，開啟了近代民主革命的先聲，隨之而來的西方文化也開始在中國廣為傳布。文學在這場中西文化交匯中亦不能置身其外。隨著西方文學觀念的傳入，促逼了中國文學觀念的轉變。文學教育作為文學的一種在場方式，開始從傳統的“載道”功能中掙脫出來，轉而關注現實，面向底層民眾，試圖通過文學，教育民眾，啟迪民智，改革社會，從而體現了歷史進步的必然性。當然，一切陳舊、沒落的東西不會自動退出歷史舞臺，總是表征出固守與嬗變的顯著特征，近代文學教育觀的轉變同樣是這樣。
一、固守:傳統文學教育的困境
近代以來，西方經歷了工業革命的洗禮，開啟現代文明的進程，然而，晚清政府不但沒有緊跟世界潮流適時推進變革，反而逆潮流而動，妄圖繼續承接傳統儒家之道和宋明理學作為立國之基，進一步加強思想控制，以維護岌岌可危的封建秩序。雖當時西方文化通過傳教士已經開始進入中國，但他們拒絕接受這一先進文化。清初楊光先在《不得已》一文中說:“寧可使中夏無好歷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歷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月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積薪之下而禍發無日?！鄙踔猎谟赫觊g實行“教禁”。雍正皇帝在召見外來傳教士時就說:“朕不需要傳教士，……儒教與爾等之教相距甚遠?！彼麄儜峙路饨ň龣嗍艿轿鞣缴駲嘤^念的沖擊而危及他們的統治，仍堅守著以傳統儒學和宋明理學作為政治統治思想和文教政策，實行教化政策，維護舊有秩序。
與拒絕西方文化相對應的就是進一步推行儒家文治傳統。宋朝以來，程朱理學曾作為官方哲學長期占據獨尊地位，但到明中葉后，受到王陽明心學挑戰，致使心學一度成為顯學。到清康熙年間因其尊崇理學，又恢復了程朱理學的官學地位。這一哲學體系之所以受到青睞，是因為程朱理學的核心就是為了維護封建制度，并通過思辨的形式論證其存在的合法性和不可侵犯性，這正切合了挽救封建王朝遭遇危亡的心理而受到極力推崇?？滴踉f:“朱子注釋群經，闡發道理，凡所著作及編篡之書，皆明白精確，歸于大中至正。經今五百年，學者無敢疵議。朕以為孔孟之后，有裨斯文者，朱子之功最為弘巨?！苯y治者面對政治危機，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試圖回到過去，尋求精神支撐。此時文學的評判標準就是承接“文以載道”傳統“返經尊祖”，繼續倡導文學的政教、德教的功能觀，并以此教化民心，施行綱常，重振政紀。
“返經尊祖”的復古傾向成為當時許多封建文人的自覺追求。他們要求回到傳統儒學立場上重新整治日益衰敗的文學景象，重振文學教育作用，出現了像錢謙益、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魏禧等學者，他們“皆莫不呼吁文人回到古學，尤其是經學的立場上來審視文學的價值、意義和功能，確立文學批評的標準?！币虼?，文學教育就十分強調儒家的倫理道德和價值觀念來規范人們的思想行為。錢謙益說得更加明確，文章要遵從儒家經典，“《三百篇》，詩之祖也;屈子，繼別之宗也;漢、魏、三唐以迨宋、元諸家，繼禰之小宗也。六經，文之祖也;左氏、司馬氏，繼別之宗也;韓、柳、歐陽、蘇氏以迨勝國諸家，繼禰之小宗也?！盶\(《牧齋初學集·袁祈年字田祖說》\\)甚至顧炎武在返古的路上走得更遠，他說:“著書不如鈔書。凡今人之學，必不及古人，今人所見之書之博，必不及古人?！?/p>
\\(《顧亭林詩文集·鈔書自序》\\)崇尚復古思潮的還有格調詩派。他們要求論詩必須回到詩歌源頭處，才能確立詩歌標準，其實就是重拾詩教傳統。薛雪在《一瓢詩話》一開篇就指出:“趨庭之訓，首先及詩，而曰:＇不學詩，無以言。＇則詩之時義大矣哉!夫詩以道性情，感志意，關風教，通鬼神;倫常物理，無不畢具?！羧艘延性娡鲋畤@，況今日乎!有志者要當自具只眼，溯流而上，必得其淵?！敝挥谢氐较惹卦娊逃^念中才能觸及詩歌真諦。
這種試圖返回到儒家典籍和經書中追根尋源，獲取儒學真義，加強思想教化，同樣受到統治者的肯定。沈德潛在論詩中因注重道德倫理教育，迎合了乾隆的治國方略，就很受器重。他在《說詩晬語》開篇就指出:“詩之為道，可以理性情，善倫物，感鬼神，設教邦國，應對諸侯，用如此其重也?！彼^承古代詩論傳統，注重詩歌教育作用，極力推崇儒家“詩教”，認為“詩之為道，不外孔子教小子教伯魚數言，而其立言，一歸于溫柔敦厚，無古今一也。自陸士衡有緣情綺靡之語，后人奉以為宗，波流滔滔，去而日久矣。選中體制各殊，要惟恐失溫柔敦厚之旨?！盶\(《清詩別裁集·凡例》\\)同樣，深受考據學派影響的翁方綱所提出的“肌理說”其根底仍體現了維護封建統治的政教色彩。他指出:
“詩必研諸肌理，而文必求其實際?！倍f的“肌理”就是“義理”，“義理之理，即文理之理，即肌理之理也?！睘榇?，他強調詩必須以“肌理”為準則，指出:“士生今日，經籍之光，盈溢于世宙，為學必以考證為準，為詩必以肌理為準?！彼且源藶闃藴收J為明代文學的衰敗就是因為沒有“真才實學”，而清朝詩歌的興盛是因為依靠經學和學問才出現繁榮的原因。
“至我國朝，文治之光，乃全歸于經術，是則造物精微之秘，衷諸實際，……斯文元氣復還于沖淡淵粹之本然，而后徐徐以經術實之也?！比欢K因當時的學風和教風嚴重脫離現實，缺失了對現實社會的深度關切，沒有從實際中找尋到解決清王朝面臨危機的根源，而是想回到傳統儒學中以獲取精神資源挽救其命運，特別是想借助文學的政教、德教傳統，加強思想控制，其結果必然是不但不能挽救清朝覆滅的命運，反而加速了滅亡的進程。
二、嬗變:近代西方文學觀念的引進
在16～17世紀之交的明清之際，就已經出現了西學東漸的勢頭，但由于封建統治者懼怕西學危及自身統治，到清朝中后期中西文化交流的橋梁卻被阻斷。隨著鴉片戰爭的爆發，閉關鎖國的大門終被西方列強打開。國門的打開，使中國進步知識分子意識到中華民族的落后以及國家的危機，從而激起他們學習西方科技文化、振興國家的熱情。此時，西方文學觀念開始傳入中國，促使文人志士對文學教育功能的新認識。
較早對中國文學產生影響的是傳教士，也是中國了解西方的重要渠道。他們的傳教活動大多圍繞針砭中國社會的弊端，試圖促進中國推行改革。1895年傳教士傅蘭雅在《萬國公報》上發表了《求著時新小說啟》中提出:“竊以感動人心，變易風俗，莫如小說，推行廣速，傳之不久，輒能家喻戶曉，氣習不難為之一變。今中華積弊最重大者計有三端，一鴉片、一時文、一纏足。若不設法更改，終非富強之道?！彼麖娬{運用小說來推行國民教育，改變中國封建落后的現狀。日本使臣森有禮的《文學興國策》一書經由傳教士林樂知翻譯為中文并傳播開來，在當時產生了很大影響。這本書原是日本使臣森有禮向各國征詢興國之策，譯者在這本書的序言二指出:“欲變文學之舊法，以明愚昧之人心，而成富國之國勢，此《文學興國策》之所譯也?！敝赋鲎g該書的目的，而在文中傳教士潘林溪回復森有禮的咨詢時說:“且茍知文明之人必籍文學以牖其明，即可知通國之人無不當籍文學以牖其明矣?！边€認為:“有教化者國必興，無文學者國必敗，斯理昭然也。即如三百年前之西班牙，實為歐洲最富之國，嗣因文學不修，空守其自然之利益，致退處于各國之后而不能振興。此外各國，亦多有然?！边@里的文學泛指文化，但也揭示了文學對啟迪民智、振興國家的重要性。
由傳教士傳入的西方文化以及文學觀念對中國近代以來的文學教育產生了積極影響，使中國進步知識分子認識到文學具有革除舊弊、啟迪民眾、開啟民智的重大作用，這對晚清興起的借助文學教育推進社會改良的作用不可低估。
真正對中國文學觀念變革產生影響的則是西方小說在國內的盛行。由于當時西方特別是18世紀以來啟蒙文學的興起，出現了大量現實主義和浪漫主義小說，小說成為文學的中心。這些文學作品大多揭露了資本主義社會的黑暗現實，積極倡導社會改革，體現了強烈的實用取向，甚至在日本還出現了“政治小說”，作家自覺地借助文學以喚醒民眾、推進政治變革。中國進步知識分子一經接觸西方文學，尤其是小說，就意識到文學對民眾的巨大教育作用，認為文學能夠教育民眾、開啟民智、促進社會改良。這正切合國內仁人志士尋求救國救民的愿望，所以，他們對西方文學表現出極大的熱情，翻譯小說的興起就是這種愿望的最好表達。林紓是中國近代著名的文學翻譯家，他一生翻譯了一百七十余種外國文學作品，涉及英法美等多個國家。翻譯小說的出現，有利于當時中國知識分子能夠更便捷地接觸西方文學，其中大量的現實主義文學作品帶有明顯的批判社會現實的傾向，它們大多描寫底層的社會生活狀況，直面廣大民眾，針砭社會時事，這對中國傳統文學中才子佳人、帝王將相的體裁直接提出挑戰，同時也引導中國文學創作的轉向，開始關注普通民眾、關注社會現實。
西方文學觀念真正對中國近代文學產生革命性影響的則是，由梁啟超倡導的以“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以及“戲劇改良”等為理論標志的近代資產階級文學運動。
梁啟超提倡的文學革命，就是以西方和日本文學藝術為榜樣，要求寫詩要有“歐洲之意境、語句”、“歐洲之真精神、真思想”\\(《飲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記》\\)尤其是進化論的思想為近代文學革命提供了理論武器，要求文學適應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變化，反對厚古薄今，更反對一味崇尚古人。梁啟超說:“中國結習，薄今愛古，無論學問文章事業皆以古人為不可幾及。余生平最惡聞此言。竊謂自今以往，其進步之遠軼前代，固不待著龜，即并世入物亦何遽讓于古所云哉?”
\\(《飲冰室詩話》\\)他表達了文學要面向現實，適應社會發展推進文學的改革。
特別是梁啟超將小說定位為“文學之最上乘”，也標志了中國文學譜系的新的變化，顛覆了小說一直被認為是“小道”之學的傳統。中國文學歷來以“載道”為己任，這一變化也隱喻了小說在另一個層次上肩負起新的載道功能。
其主要有兩個原因促成，首先，維新變法失敗，他們意識到，要想革命成功，必須依靠大眾力量，必須“鼓民力、開民智、新民德”以喚醒民眾，而要喚醒民眾最好的方式就是小說。再者，他們看到西方的先進，不僅在技術上、觀念上優于中國，而且在文藝上也優于中國，而其小說居于首位，按照國人慣有思維，小說也必有載道功能。這也體現了時代的特征，因為在古代文學中詩文載道的教化總是呈現出自上而下、溫文爾雅的做派，小說則具有鮮明的革命性而切合時代的心理需要。
三、取向:近代文學教育的雙重變奏
在傳統文學教育步入困境、西方文學觀念傳入的交織中，終于催生出新的文學教育觀念，其中占主導的是試圖通過文學來教育民眾、啟迪民智、推進社會改革、帶有明顯功利性質的文學教育觀念。同時西方哲學、美學思想的引入，在文學教育中也開始關注文學的審美品性，注重文學對人的心理、情感以及精神領域等影響，從而又體現了近代文學教育非功利性的取向。
\\(一\\)文學教育的功利取向
注重文學教育的功利性可以說是這一時期的主要特征。隨著國家存亡、民族危機的加劇，大批能人志士自覺地關注現實，主張文學要為社會和政治服務，將文學作為“經世致用”的“教科書”，即便曾是古文派的學人也有意識地矯正以往脫離實際、流于空疏的不良學風。被胡適譽為“桐城古文的中興大將”曾國藩也提出要將“經濟”融入到“義理、考證、詞章”之中，說“義理之學最大，義理明則躬行有要，而經濟有本。詞章之學，亦所以發揮義理者也”。其“經濟”即為“經世濟國”。
突顯文學經世致用教育觀的當首推龔自珍。
他提出“一代之治，即一代之學”、“是道也，是學也，是治也，則一而已?！盶\(《龔自珍全集·乙丙之際箸議第六》\\)，甚至認為研究經史也要同現實結合起來?！叭顺加云溲择杂跁r，必先以其學考諸古。不研乎經，不知經術之為本源也;不討乎史，不知史事之為鑒也;不通乎當世之務，不知經、史之施于今日之孰緩、孰急、孰可行、孰不可行也?！盶\(《龔自珍全集·對策》\\)他強調學術研究要注重“致用”，要能夠“通乎當世之務”，同樣，在文學研究上更是注重“致用”這一主張。他說:“曰圣之的，以有用為主。炎炎陸公，三代之才。求政事在斯，求言語在斯，求文學之美，豈不在斯?”\\(《同年吳侍御杰疏請唐陸宣公從祀瞽宗，得俞旨行……》\\)這里所說的“斯”就是指“致用”，文學要為社會現實服務，要以“有用”為主。魏源的《皇朝經世文編》以及《海國圖志》等論著都是這一文學教育觀念的體現。他曾明確指出:“文之用，源于道德而委于政事?！闹鉄o道，文之外無治也;經天緯地之文，由勤學好問之文而入，文之外無學，文之外無教也?！盶\(《默觚》\\)他將“道”、“治”、“學”、“教”統一于“文”無不體現文學經世致用之功能。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龔自珍、魏源等人所力主經世致用文學教育觀，雖與傳統文學教育有承接的一面，但之間又有明顯區分。在傳統文學中，儒學占據主導地位，文學成為載道的工具，“文”僅是“道”的載體和確證，文學的“經世致用”主要是一種政教功能，強調文學的政治教化和道德教育，遵命于統治者的思想意志，最終納入到“道統”范疇，不帶有具體的開啟民智、改革社會的現實功用。而近代以來所倡導的經世濟用則與之截然相反，是對“文以載道”在內涵層面上的超越。一方面是用來批判現實，而不是為了維護和鞏固政治統治為目的;另一方面主要是用來宣傳社會變革，主張改良社會，作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工具而出場，兩者在本質上是不同的。
與經世致用文學教育觀緊密關切的是培育新民的啟蒙教育，也體現了文學教育功用性的另一面?！敖浭乐掠谩备嗟氖窃谛紊蠈用嫔洗_證文學的教育作用，那么主張新民、啟迪民智則是在形下層面上體征出文學的教育作用，特別在變法失敗后，梁啟超逃亡日本時認識到，日本之所以在明治維新后國家迅速強大，是與民眾的覺醒是密不可分的。因此，他認為要救國首先必須開啟民智，喚醒民眾覺悟，其中文學的教育作用功不可滅。他說:“于日本維新之運大有功者，小說亦其一端也?！盶\(《飲冰室自由書》\\)他認為通過文學教育民眾，能夠驅除人們的愚昧思想，而其最好途徑就是通過小說進行教育，培養新民。他在《論小說與群治之關系》中直接指出:“新民為今日中國第一急需?！蹦敲慈绾卧炀汀靶旅瘛?
只有通過小說才能實現:“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故欲新道德，必新小說;欲新宗教，必新小說;欲新政治，必新小說;欲新風俗，必新小說;欲新學藝，必新小說;乃至欲新人心，欲新人格，必新小說。何以故?小說有不可思議之力支配人道故?！痹诹簡⒊热说某珜?，文學特別是小說成為“開啟民智”、“造就新民”的工具和拯救國家于危難的法寶。他們提出了“詩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說界革命”等口號，確立了文學新民、救國的價值定位。為此，他還將日本的“政治小說”《佳人奇遇》翻譯介紹到國內，這也是在中國第一次出現“政治小說”這一概念。雖然這類小說缺乏藝術旨趣，甚至趨向于政治說教，但是切合了中國啟蒙教育的需要而受到普遍歡迎。
小說之所以受到青睞，是因為小說通俗易懂，易于傳誦，能夠迅速而便捷的得以傳播，它所發揮的教育作用是其他任何文學樣式所無法比擬。梁啟超等人倡導的“小說界革命”，充分肯定了小說在開啟民智、促進社會進步的重要作用，尤其長期受封建道統觀影響，民眾舊有觀念根深蒂固，對于振奮民眾精神，開啟民眾智慧，提高民眾覺悟不可替代的作用。
\\(二\\)文學教育的非功利取向。
近代以來，由于受西方文學觀念的影響以及當時中國特定時代的客觀訴求，文學開始從作為道德載體的圣壇上走下來，關注現實，關注民生，并與國家、民族的命運結合起來，從而鮮明體現了文學注重實用的取向，自覺承擔起救國救民的歷史重任，但作為人類心靈和情感家園的文學卻沒有為塑造人的精神留有空間。即使這樣，由于近代以來中國文學不僅深受西方現實主義文學觀念的影響，同時也受到西方哲學、美學等思想的影響，在注重文學對人的影響與教育上出現注重實用取向的同時，也出現了超功利的文學教育觀念，諸如梁啟超的移情說、王國維的超功利說以及魯迅的摩羅詩力說、蔡元培的美育代宗教說等，這些文學觀念對文學教育作用的認識才更加逼近文學的本質。他們都注重文學對人的教育作用，并借助于文學藝術塑造國民精神，給予國民以心靈的慰藉，使人超越現實功利的限制，在人與人之間建立一種非功利的情感聯系，從而拓展人生存的自由空間。在這里我們選取王國維、蔡元培等作為觀照，試圖從中窺見在特定時代背景下人們對文學教育認識上的不同取向。
王國維作為近代著名的文論家，深受康德、叔本華等西方哲學家、思想家的影響，他認為中國沒有宗教，藝術匱乏，人們的精神慰藉無以依靠，從而缺失了人生存的精神支撐，這樣各種社會問題也就應運而生。因此，他認為拯救國民于水火之中必須依靠文學藝術。
與主張文學重實用取向不同的是，他認為文學是不具有功利色彩的。他對當時文學肩負救國使命，將文學淪落為“有用”的工具進行了有力的批評。他在《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一文指出:“天下有最神圣、最尊貴而無與于當世之用者，哲學與美術是已”，如果“自忘其神圣之位置，而求以合當世之用，于是二者之價值失?！彼J為文學具有其自身價值，不能將文學與政治混為一談，如果文學的價值被政治家所替代，文學本身的價值也必將喪失。他指出文學教育真正價值在于人的精神塑造，在《文學與教育》中鮮明提出這一主張:“夫物質的文明取諸他國，不數十年而具矣，獨至精神上之趣味，非千百年之培養與一、二天才之出不及此，而言教育者不為之謀，此又愚所大惑不解者也?！鄙踔良埠?“生百政治家，不如生一大文學家?！彼麖娬{文學只有發揮對人的精神培養，才能真正體現文學拯救人的作用，而這種文學教育的發揮又是超越時空，具有恒久性，不帶任何功利性質，如把文學作為“實利”來看待，其實是對文學價值的消解。所以文學藝術帶給人的精神之真理才是“天下萬世之真理，而非一時之真理也”，“天下萬世之功績，而非一時之功績也?！盶\(《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正是基于這樣認識，他對文學教育中的功利主義及傳統文學教育中的教化功能給予猛烈抨擊。他認為，長期以來儒家道統堅持教化、懲勸、美刺的文學功能，導致文學藝術受到侵擾，導致小說、戲曲、美術、音樂及人沒有地位，而切合儒家教化要求的詩教傳統的藝術及詩人卻被提到很高地位。
王國維進一步認為文學教育的精神價值其根本體現就是給人帶來情感之慰藉?！胺蛉酥援愑谇莴F者，豈不以其有純粹之知識與微妙之感情哉。至于生活之欲，人與禽獸無以或異。后者政治家及實業家之所供給，前者之慰藉滿足非求諸哲學及美術不可?！盶\(《論哲學家與美術家之天職》\\)在他看來，文學教育的作用就是給人以精神的慰藉，如果人喪失精神之根柢，情感之滋養，也就喪失人之為人的特性而淪為物。而對感情的慰藉就必須依賴于宗教和文學藝術。只有通過宗教和美術才能給人以慰藉和情感的療救，使人的精神高尚起來，情感豐富起來，自然遠離不好的嗜好。
王國維的文學教育思想展現了與當時截然不同的新的范式。他的這種以對人的精神關懷為旨歸的文學教育取向，無疑是對中國古代和近現代以來注重文學教育實際功用的強力反撥。注重文學教育非功利性的還有蔡元培。由于他受康德道德哲學中“人是目的”的影響，他把“完善之人格”作為文學教育的價值起點。他認為美育\\(即文學藝術教育\\)在培養健全人格中具有重要性，但不能直接體現為實用功利。
1912年1月，他出任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教育總長后，發表了《對于新教育之意見》一文，提出以軍國主義、實利主義、公民道德、世界觀和美育為一體的教育主張。在他的影響下將“美育”作為“五育”之一寫進當時的教育方針，“美育”的提出宣示了包括文學教育在內的文學藝術教育得以重視。他對“美育”解釋道:“人人都有感情，而并非都有偉大而高尚的行為，這由于感情推動力的薄弱。要轉弱而為強，轉薄而為厚，有待于陶養。陶養的工具，為美的對象;陶養的作用，叫做美育?！彼⒅孛烙次膶W藝術教育，就是因為通過美育可以培養人的情感，陶冶人的性靈，使人擺脫現世的困惑而進入一個精神實體的世界，從而使人高尚起來、崇高起來。他進一步指出，美育“既有普遍性以打破人我的成見，又有超脫性以誘出利害的關系;所以當緊要關頭，有＇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氣概;甚至有＇殺身以成仁＇而不＇求生以利害＇的勇敢;這是完全不由于知識的計較，而由于感性的陶養，就是不源于知育，而源于美育?！盶\(《美育與人生》\\)正是由于美育具有普遍性和超越性的雙重特性，即能歸入到人與人關系的群體之中，打破人我之見，祛除在現象世界中種種利害沖突，但又具有超越現象世界的特性，使人生境界得到提升，甚至使人在生死攸關之時表現出舍身忘我的人格尊嚴。
蔡元培的文學教育思想真正對后世產生深遠影響的則是他提出“美育代宗教”的著名命題。
他認為一切宗教對現實人生來說并不具有積極意義，只能對人生產生消極影響，但因宗教又具有美學價值，所以這也是宗教具有欺騙性和危害性所在，即使這樣，但兩者是截然不同的:“美育是自由的，而宗教是強制的”;“美育是進步的，而宗教是保守的”;“美育是普及的，而宗教是有界的?！痹谶@里他區分了文學藝術教育與宗教的不同，將文學教育引向新的高度去認識，突出了文學教育在人的精神、信仰上的重要性以及對人生的重大意義。因此，他在批評宗教的虛偽性和欺騙性的同時，使我們看到了加強文學藝術教育的重要性和緊迫性。雖然他簡單地用美育取代宗教，并沒有對宗教和美育之間內在的更深層的文化關系的把握以及缺乏令人信服的理論依據，不過重要的是他的這一提法能夠促進我們增強對文學教育作用認識，特別是其論述了文學的審美屬性，使我們認識到文學教育作用的審美途徑，只有在審美中，人才能進入文學所營構的意境，從而擺脫現實的限制，走向人的精神自由。
王國維、蔡元培他們試圖借助文學藝術塑造國民精神，給予情感慰藉，提升人生境界，揭示了文學教育的真諦。但歷史沒有選擇他們，因為這與救亡圖存、經世致用的時代潮流不相吻合，而梁啟超的“新民”思想卻影響了整整一個世紀，直到今天仍依稀可見。當今天回望這一風云跌宕的歷史時，我們卻感到他們對文學教育的論述是如此的珍貴而富有啟發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年版。
［2］孫培青，李國鈞:《中國教育思想史》3卷，上海:華東師范大學出版社，1995年。
［3］杜文凱:《清代西人見聞錄》，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5年。
［4］陳伯海:《近四百年中國文學思潮史》，上海:東方出版社，1997年。
［5］王運熙等:《中國文學批評史新編》下，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1年。
［6］顧俊:《中國歷代文論選》下，臺北:木鐸出版社，1981年。
［7］［日］森有禮:《文學興國策》，林樂知等譯，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2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