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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頁 > 文學論文 > > 文廷式的詞學主張及其思想觀
文廷式的詞學主張及其思想觀
>2024-02-09 09:00:01


文廷式\\(1856-1904\\)是晚清清流派的后期代表人物,在政壇變幻、時勢變遷、思想變化的大氛圍中,身歷其中,平生跌宕起伏,走在時代思潮演變的前沿。文氏兀傲之個性、特殊的仕宦經歷與政治體驗,以及富有近代精神的見識遠慮,在成就其政治家身份的同時,亦確立了近代學者、思想家、文學家的地位。據文氏《望江南》\\(川流晝夜\\)詞序載,其自同治九年\\(1870\\)初學詞,此后30余年,填詞不廢,至光緒二十八年\\(1902\\)編成《云起軒詞》。其詞因為能多涉政事,彰顯政治體驗,自抒胸臆,不為門派所限,拓展詞境,凸現個性化風格,或被列入“清季四大詞人”之陣容,或被譽為“清詞之結穴”,或被尊為“近代詞之開端”,成為研習中國詞史不可忽視之重要人物。

不過,學界對其政治、學術思想、詩文創作中的時代特色論述較多,而對其詞學主張深入分析不夠。其實,文氏研究詞學30余年,涉獵百家,平生雖非“肆力于詞學”,亦無專門論詞專著,但詞學造詣頗深,散見于《純常子枝語》、諸種《日記》等著述的論詞資料較為豐富。其中,他的《云起軒詞自序》更是集中陳述了自己的詞學主張。結合其他資料,可以看出文氏詞論的核心即在于“寫其胸臆,率爾而作”這個極富近代精神的觀點。由此,文氏縱論了歷代詞學與詞派之得失、詞人襟抱之厚薄與要求、詞的接受原則與方法、詞體的源流本末等一系列話題。

呼應近代詞壇風氣:推崇北宋詞,力挺辛派詞的詞史觀以時代論詞之盛衰,是詞家論詞的常見思路。清代朱彝尊《詞綜·發凡》曾針對“世人言詞,必稱北宋”現象予以反思,認為“詞至南宋始極其工,至宋季而始極其變”。文氏《云起軒詞自序》開篇即云:“詞家至南宋而極盛,亦至南宋而漸衰?!焙茱@然,在詞學史觀上,文氏的思考起點始于對浙西詞派宗法對象的反思,在對南宋詞的態度上,更是與朱氏針鋒相對。在他看來,自從朱氏“以玉田為宗,所選《詞綜》,意旨枯寂,后人繼之,尤為冗漫”,以及“以二窗為祖禰,視辛劉若仇讎”等做法,嚴重束縛了詞史的發展,真可謂“家法若斯,庸非巨謬”!

就詞學宗風而言,清初陽羨派、浙西詞派有鑒于明代中后期言詞必稱北宋的現象,主張宗法南宋。乾嘉之際,常州詞派崛起,在以比興說詞的旗幟下,開啟了推尊北宋五代詞的風氣。于是在浙西、常州兩大詞派宗風交織作用下,南北宋詞學之爭以及由南宋而上追北宋五代,幾成清后期詞壇最突出的詞學話題與門徑。在此風氣感召下,文廷式亦復如是,其詩文“皆入北宋之室”,其“生平論詞,以北宋為宗,雅不以夢窗諸人為然”“其所師法,在前代則崇北宋,而不滿于南宋”。當然,簡單地認為文氏“不滿于南宋”,這種說法過于片面,因為文氏尤為青睞蘇辛派,他對南宋詞的態度還是比較復雜的:他所云“詞家至南宋而極盛”指的即是辛派詞,而“至南宋而漸衰”,抑或說他所不滿意的南宋詞,說的主要是姜、張一派。

文氏論詞推崇北宋,于南宋力挺辛派詞,充分體現了他以“寫其胸臆,率爾而作”為軸心的論詞宗旨。為此,他在《云起軒詞自序》中批評姜、張派詞曰:“其聲多啴緩,其意多柔靡,其用字則風云月露、紅紫芬芳之外,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蔽氖显凇断嫘腥沼洝分性涊d他閱讀《絕妙好詞》時,又“覺南宋人詞亦頗有習氣。近人不善學之,頗足厭也”。這是因為以姜、張、二窗為代表的南宋詞束縛于規范,詞家才情淹沒在各種戒律之中,未能盡其所能,抒其胸臆。相反,辛派詞在彰顯個性與才情的同時,又能彰顯用世之心,發抒時代感喟,是典型的“寫其胸臆”篇什,自然為文氏所重。至于北宋詞,《湘行日記》曾記載某夜間擬秦觀詞,得《滿庭芳》\\(蘸水蘭紅\\)一闋,并自我評價曰:“此詞微具北宋體。然以示王木齋,又將謂有作\\(所\\)指矣。豈非癡人前不宜說夢乎!明到金陵,將以示之,為一笑也?!?/p>

上元\\(今南京\\)王德楷\\(字木齋\\)系文氏好友,于詞最服文氏,唱和為多,對文氏十分了解。因文氏平日填詞多有寄托,故猜想王木齋讀這首“微具北宋體”的《滿庭芳》時,會習慣性地從“有寄托”的角度解讀。由此可見,文氏所謂詞的“北宋體”,頗接近周濟的觀點。周濟《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曾說:“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趣……然南宋有門徑,有門徑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門徑,無門徑故似易而實難?!北M管無論是南宋詞的“有寄托入”,還是北宋詞的“無寄托出”,對“寫其胸臆”而言,僅是呈現方式不同;盡管文氏填詞多用比興寄托手法,亦不乏有門徑的寄托之作,但就景敘情、自然圓融的“北宋體”才是其心中追慕的對象。若是以辭害意,抑或是徒具辭采而無性情,更有甚者“聲多啴緩,意多柔靡”,則是文氏所不取的。

關于元明詞,與多數詞家認識一樣,文氏認為這是詞史衰弱期。其《云起軒詞自序》認為:“邁往之士,無所用心,沿及元明,而詞遂亡,亦其宜也?!睂Υ?他在談及《永樂大典》中引書硃圈斷句時,又例舉申說“明人詞學之疏”“往往有誤,詞曲尤甚”等現象。卷三關于清代詞,文氏在詞學復振的明確主張下,又有一種反復的發展觀。自復振而言,如清初詞家“頗能宏雅”,此后部分詞家亦不為浙西詞派籠絆,于詞境多有所開拓。對此,葉恭綽在《全清詞鈔序》中亦記載文氏曾說過“詞的境界到清朝方始開拓”的話,且云文氏所說與朱祖謀一致,“實可代表詞家公論”。而文氏所以這么說,與包括他本人在內的近代詞家填詞、論詞有開拓詞境的自覺意識有關。因受到“西學東漸”以及“千年未有之變局”時勢變遷的影響,此時詞家確實開拓了一些新題材、新主題。就中國詞史而言,這種創作特點也的確為前代詞史所不及。自清詞發展之“反復”角度說,文氏主要對像浙西詞派“如有戒律,不敢稍有出入焉”等問題,以及部分詞家“論韻遵律,輒勝前人”,但不能自由地“寫其胸臆”的填詞風氣不滿。

至此,從詞學演進的歷程上看,清代詞家在選擇學習對象上,呈現出由南宋向北宋、五代逆歸的整體走勢。如浙西詞派主張學習南宋尤其是姜夔、張炎,至常州派,如張惠言《詞選序》則標舉晚唐五代“深美閎約”的溫庭筠詞為典范,周濟提出“問途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蔣敦復所謂“力追南唐北宋諸家”\\(《芬陀利室詞話》卷三\\)把周濟的意思申說得更為清楚,陳廷焯認為填詞“根柢于風、騷,涵泳于溫、韋,以之作正聲也可,以之作艷體亦無不可”\\(《白雨齋詞話》卷五\\)……至王國維更將五代北宋詞視為有境界的最典型代表。有清一代尤其是近代詞壇,這種學詞門徑的逆歸現象雖有一種復古情結,但又是“借復古而革新”的近代學術風氣的一種反應。

同時,蘇辛豪放派在詞史上雖時有推尊者,但總體上在“婉約為正”的觀念下一直頗受非議。這種現象至近代詞壇有了較大的改觀,先是如周濟“退蘇進辛”,接著如劉熙載本著“厚而清”藝術觀,既將蘇軾詞視為詞體“聲情悲壯”的正調以及“元分人物”的上品,又對稼軒愛之甚篤,視為由“崢嶸突?!敝痢霸秩宋铩钡囊粋€重要過渡……文氏力挺蘇辛派,亦是這種風氣的回響。至朱祖謀,初學吳文英,后又肆力蘇軾、辛棄疾二家,于蘇軾詞則尤所嗜喜。進而,文氏能從“詞境開拓”角度肯定清代詞學的復振,其中近代詞壇創作風氣就是他的重要參照系。由此,文氏論詞呼應了近代詞壇的風氣,而近代詞家在學詞宗法對象選擇上的趣味,除了有詞學主張及其藝術觀等方面要求,還有就是近代社會轉型發展中對知識分子人格內涵的呼應。像文廷式青睞蘇辛詞,就是一例。

關注近代文士人格:“養胸中之性情”的詞人修養論文廷式以“寫其胸臆”為準的,在縱論歷代詞史時實已樹立了一種以人格修養為內核的詞人觀。他在《云起軒詞自序》中說:“國初諸家,頗能宏雅,邇來作者雖眾,然論韻遵律,輒勝前人,而照天騰淵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極之志,甄綜百代之懷,非窘若囚拘者,所可語也?!痹谶@里,文氏“極力張揚一種高遠豪邁的志向,開闊博大的襟懷,穿透歷史的眼光,揮灑自如的才情,也即詞人要具備非同一般的主體精神,從而形成‘兀傲差若穎’的卓犖不群的藝術風貌”。為此,文氏接著列舉數例,從正反兩面予以了說明。像曹貞吉“有俊爽之致”,蔣春霖“有沉深之思”,納蘭性德“學《陽春》之作而筆意稍輕”,張惠言“具子瞻之心而才思未逮”……“然皆斐然有作者之意,非志不離于方罫者也”?!抖Y記·樂記》曾云:“作者之謂圣,述者之謂明?!蔽氖弦浴白髡摺盶\(創始者\\)要求詞人,實則在強調真詞人應當有創新、開拓的精神。

中國文論素來強調作家修養、襟抱之于創作的重要性,文氏《南軺日記》亦道及“經史之學,以考據而明;詩文之才,則不由于考據,在養胸中之性情,而多讀古文之名作,以求其神志氣韻之所才”。而“養胸中之性情”除了多讀古人名作,尚須有才氣?!断嫘腥沼洝饭饩w十四年記載:“閱《汪梅村詩詞集》,于咸豐、同治間事頗有見聞,惜才分稍隘,未足抒其胸臆耳;詞筆尤近粗率?!边M而,還須從生活、時代中煉心性,像《南軺日記》記載的“亂離以來,始復有講求才翰者;然氣蕭而詞雜,且多脈洛\\(絡\\)不清”的現象,就是因為心性煉養不足的表現。

可見,既須涵養于傳統,更須汲取時代需求,文氏此論明顯帶有近代具有革新精神的知識分子人格的時代特征。如此,方能真正理解他所謂真作者“非窘若囚拘者”“非志不離于方罫者”的用意,也才能咀嚼出所謂“照天騰淵”之才、“溯古涵今”之思、“磅礴八極”之志、“甄綜百代”之懷中這些修飾性定語的所指。而對文廷式個人來說,真作者的修養更應當以遠見卓識、干預時事的政治情懷為主。沈曾植《清翰林院侍讀學士文君蕓閣墓表》有云:君所論內外學術,儒佛元理,東西教本,人材升降,政治強弱之故,演奇而歸本,積微以稽著,于古學無所附,今學無所阿。九州百世以觀之。嗚呼,豈得謂非有清元儒、東洲先覺者哉。

可以說,在近代中國新舊沖突中,文氏這位“東洲先覺者”既有濃郁的民族自尊心,又能以世界眼光辯證看待中西文化優劣、異同。他曾主張通過廢科目而廢科舉,提出要培養“新民”的文化教育理念;多次批評那種以“攘夷”為核心的傳統夷夏觀,認為這是一種建立在虛驕心理的固陋之見;提出限制君權,抬高民權,提倡平等,尊重法制等一系列頗具近代政治意識的建議。如《純常子枝語》卷十四指出“華夷之分在于政教”,因此“侈然自稱為中國,詆人以夷狄,則適為萬國之所笑而已”;在《羅霄山人醉語》中又主張近代中國人要正視西方先進的政教文明,且“正當取西人之學以裨中國之不足”,鑒于“有君以守法,勝于無君而無法。然君權無限,則幾于無法者同”的危害性,在《自強論》中進而呼吁今人治國當由“有治人而后有治法”向“有治法而后有治人”的歷史轉變……諸如此類,均有助于對文氏“養胸中之性情”內涵的解讀。

這一點若結合文廷式的詞作,可得到實質性的認識。相比較而言,在近代詞家中,龔自珍詞多從思想家的角度針砭時弊,在尊情、宥情的理性思考與創作訴求中,其詞的情感具有哲學化的特點;蔣春霖耳聞目睹了社會亂象,其詞多著眼于社會圖景、民生疾苦,其中情感具有歷史化的特點;而“身系政局”的文廷式則多著眼于歷史大事件,尤其是側重于時事政策的利弊得失以及清廷的黨禍紛爭,由此發抒自己對王朝命運的感喟以及個人運命的困頓與抉擇,其詞的情感具有政治化的特點。正如錢仲聯在《純常子枝語序》中所云:“晚清學者開派標宗者文蕓閣、王半塘、朱古微,巍然鼎峙稱巨匠,然以詞人而為學人并身系政局之垂者則獨推蕓閣?!?/p>

錢氏此論確實指出了文氏詞學的一大特色,而這一特點即便置于中國詞史中,亦具有一席之地。究其原因,文氏生于一個“家風重名節,十世清德紹”\\(文廷式《暢志詩十首》之一\\)的封建仕宦之家。其入仕為宦,潛心時務,好論時事,始終存有經世致用之心,與家風密不可分。

觀其一生,青年時期多次客武壯幕,壯年進士及第,入仕途,大考被光緒親拔為一等第一名,擢翰林院侍講學士,兼日講起居注,隨后卷入帝黨、后黨紛爭之中,直至被罷,亡命天涯??梢哉f,政治生活是文氏生命的最重要內容,又因其生活在近代中國的多事之秋,其“一身之進退,所系于世變者大也”\\(冒鶴亭語\\),而詩詞活動與其政治生命之間更是血緣深厚。汪辟疆曾記載:文氏于甲午戰役后,嘆曰:“時事不可為,還是詞章為我輩安身立命之地?!薄吧酥溁?實詞章之幸福?!?/p>

于是,在“自寫胸臆”詞學主張下,身為政治家的文氏自然亦將一己之政治態度、見解、經歷及感喟流露于詞中,將政治家的素質納入詞家性情、襟抱之中。汲取近代學術精神:“心通比興”的詞作接受觀與提高對“詞人”要求一致,文氏亦自然提升了詞體的地位。他在《云起軒詞自序》中指出:“詞者,遠繼風騷,近沿樂府,豈小道歟?”

有清一代,此論似乎成為詞家論詞的門面語,但文氏之說似又浸染著近代社會意識。關于風人之旨,文氏《純常子枝語》卷十一曾評曰:“周美成詞柔靡特甚,雖極工致而風人之旨尚微?!比浑S后又依據周邦彥《汴都賦》末段“譏徽宗之求仙荒宴”的特點,認為“以此意觀其詞”,乃知周氏《掃花游》首句“曉陰翳日”、《點絳唇》首句“遼鶴歸來”,“皆非尋常賦景懷人之句矣”,其中當有諷諫意味,可見周氏忠君之心。由此,文氏認為劉熙載《詞曲概》“譏美成詞‘富艷精工,只是當不得個貞字’,亦過甚之論也”。卷六同時,因性情、環境關系,與屈原“忠而被謗”經歷類似的文氏有著濃厚的屈騷情結,其“自寫胸臆”的詞學主張與《惜誦》“惜誦以致愍兮,發憤以抒情”之間淵源有自,皆強調了以政治情感體驗為核心的創作觀。據夏敬觀《學山詩話》載,文氏“嘗謂全以《楚辭》入詞,可另開一境界”,且調寄《沁園春》,檃括《楚辭·山鬼》篇意,以招隱士。文氏《讀楚辭》詩有云“高陽苗裔有靈均,此是衰周第一人”,《論詩》又說“風雅而還讀楚辭,紉蘭佩芷不相師。洪爐自有陶鈞術,怕看人間集字詩”,尊崇屈騷而又自鑄胸臆。作為清流派代表人物,文氏以遇事敢直言著稱,其詞亦多有寄托諷喻之篇。正如前文已說,只要能“寫其胸臆”,無論是門徑易尋的有寄托,還是門徑難覓的無寄托,皆為文氏所看重,但比較之下文氏論詞尤重后者,更看重北宋體的“不期厚而厚”的旨趣。于是,《純常子枝語》卷六先批評張惠言《七十家賦鈔》“持論甚正,然有失文章之理者”,因為張氏所論“已附會無謂矣”,接著提出“凡讀古人文字,心通比興足矣,不必字字主張道學也”,要求問學而不求甚解,務求悟得作者之精神,從讀者閱讀的角度進一步充實了“寫其胸臆”的詞學主張,也合乎其“北宋體”的詞學旨趣。此雖因論賦而起,然顯然已上升到普遍的文章閱讀之理。他對“字字主張道學”的附會讀文的批評,與周濟之后近代詞家對比附說詞的反思方向基本一致。如同樣主張“填詞第一要襟抱”的況周頤,在《蕙風詞話》卷五中即云:“詞貴有寄托。所貴者流露于不自知觸發于弗克自己。身世之感通于性靈。即性靈,即寄托,非二物相比附也?!甭杂胁煌氖?在政治斗爭邊緣徘徊的況氏更強調從“身世之感”層面將詞人“襟抱”情感化,故其認為“即性靈,即寄托”;而始終處在政治漩渦中的文廷式,則更強調從“志之所在”層面將詞人“胸臆”導向化、心意化,故其認為閱讀古人文字,“心通比興”即可。

事實亦如此,文氏作詩填詞,擅用比興,多有寄托,自寫胸臆而類有所指,以意為尊,以風雅為歸,希冀見補于采風,裨于化育。在《聞塵偶記》中,文氏縱論清代詩歌云:“國朝詩學凡數變,然發聲清越,寄興深微,且未逮元明,不論唐宋也。固由考據家變秀才為學究,亦由沈歸愚以‘正宗’二字行其陋說,袁子才又以‘性靈’二字便其曲諛?!?/p>

“發聲清越,寄興深微”,正可謂文氏論詩詞之美的準的。沈德潛“格調”說重規范而汩沒詩才詩情,袁枚“性靈”說在彰顯詩人才情時又易滑入“逞才”的陷阱,皆遠離了風騷傳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陳銳《袌碧齋詞話》評曰:“文道羲詞,有稼軒、龍川之遺風,唯其斂才就范,故無流弊?!辈潘翚獠奈氖?控引情源,抑氣歸神,制勝文苑的主要方法,便是以自寫胸臆為本的寄興之法。

乾嘉之后,“通經致用,微言大義”的今文經學一度得到重視。文廷式論學則主今古文經學融合、漢宋調和,故對今文經學家張惠言那種“字字主張道學”的固陋做法頗不滿意。他提出的“凡讀古人文字,心通比興足矣”,不僅要尊重文學形象傳情達意的規律,彰顯主體精神的個性化要求,而且也是他以及近代學者治學務求心得的反映。時至“同光新政”時期,學術思想趨向的一個重要體現,便是“以為漢學宋學都包含‘以儒術治天下’的所謂微言大義,通過讀書而領略儒學經傳的真道理,才能從根本上有益于去弊圖治”。如劉熙載晚年自撰《寤崖子傳》即云“其為學與教人,以遷善改過為歸,而不斤斤為先儒爭辨門戶”,而“承學者不必為門戶之言所惑”\\(《復堂日記》卷二己巳年\\),更是譚獻時常道及的。較之這些傳統學者,“于古學無所附,今學無所阿”的文廷式,已由漢學、宋學之融通走向了汲取古今中西學術之精神。在近代學術史上,文氏被冠以“雜家”之名,其中就包括他論學不拘一隅,“上下古今,無所不盡”,追求學術自由的態度。

文氏這種治學態度,正是學者治學以獲取個人心得為重的反映。文氏《暢志詩十首》之二針對“圣者不可作,群言日紛紜”的現象,指出“積勢之所趨,偏重乃失真。經術與師儒,各以風氣因。何必分漢宋?力行貴近‘仁’”,期望能以“仁”統萬殊,消除漢宋門派紛爭。文氏《純常子枝語》卷二曾記載了與其師陳澧的一段對話:師云:“‘微言大義’四字,后世必以此壞經學。余所撰《東塾讀書記》于孝經一卷,曾一用之,擬即改去。此斬足趾,避沙蟲之意也?!蓖⑹窖?“‘微言大義’未遽壞經學,近來專好言西漢之學,乃真足以壞經學。此佛家所謂‘師子身中蟲自食師子身中肉者’也?!睅熢?“然?!?/p>

陳澧問學后來走向了古文經學之路,故對早年曾用“微言大義”解經之法頗有悔意。但文廷式不同意他的反思,認為其早年之誤不在“微言大義”本身,而在于那些好言西漢之學者肆意釋經的方式。此后陳澧言及“微言大義”便調整了思路,反復強調“微言大義,必從讀書考古而得”,若如此,“庶乎無弊矣”。在《純常子枝語》卷二中,文氏又云陳澧30歲后,“學術一變務求心得,不敢蔑棄成說,亦不敢輕徇時趨?!?/p>

同時,《羅霄山人醉語》亦認為:“不讀古書,不足知后世之變;專信古書,不足知后世之變。三微而成一著,惟有識者知之?!毕衲欠N“以一指蔽目,而言天地萬物不外于此”,“拈一字一句以為學問宗旨,而言六經群籍理皆在是”等做法,“特以之訓學人、立門戶,則可;若真以為古今學術盡在于此,則欺人之說”。由此,為學須打破門戶之見,通古今,融中外,因為“別白而定一尊,學術之所以隘也,隘則陋;而人材之奇偉者,亦曖曖姝姝而束于一先生之教矣”。

可以說,文氏在《云起軒詞自序》中評述詞史各派所表現出的“不尚茍同”的態度,以及“自寫胸臆”“心通比興”的主張,正是這種融通古今中西,而“務求心得”,求其精神的治學態度的一貫體現。

結穴與開端:文廷式詞學的價值與地位除了上述所論,文氏在詞之音律、音韻、詞作??钡确矫嬉灿幸恍┭哉?但皆系碎語,惟有“寫其胸臆”才是他最具個性才情、時代特征及詞史意義的主張。關于文氏的個性才情,陳三立《萍鄉文氏四修族譜序》說其“才氣橫溢,高睨大談,不可一世”“固奇杰非常人也”,而與文氏交惡的王闿運亦多次述及文氏的性格,認為文氏屬于造訪其湘綺樓人群中“樓客之異者”,指責文氏“無禮”“張揚”“自傲”等。其實從《云起軒詞自序》“志之所在,不尚茍同”“三十年來,涉獵百家,搉較利病,論其得失,亦非捫鑰而談”等語,亦可見文氏“意在自負”\\(葉恭綽《全清詞鈔序》\\)的一面。綜合而論,文氏于才氣迥絕、學識淹博中,亦有兀傲、剛直、堅貞,乃至于清狂、自負的特點。對此,文氏詞中時有表現,如《鷓鴣天·即事》二首之一云:劫火何曾燎一塵?側身人海又翻新。閑拈寸硯磨礱世,醉折繁花點勘春。

聞柝夜,警雞晨。重重宿霧鎖重闉。堆盤買得迎年菜,但喜紅椒一味辛。

據考,此闋作于光緒二十一年\\(1895\\)除夕。此前,中日甲午戰事已過,清廷被迫與日方議和,文氏既屢屢上書痛斥,又奏劾李鴻章等貽誤戰機,致使慈禧太后怒,主和派憤,李鴻章恨,欲中以奇禍。期間,宮中又有廢立之謀,整個清廷政治氣氛極其緊張。文氏此闋便是將自己置于這種政治環境,以一塵自喻,描述自己遭遇劫火,直言彈劾權貴而險遭不測的經歷,抒寫了自己在險惡環境中卻“寂寞閑居,雖有??嘀~,不改蕭況之度”\\(文廷式《冬夜絕句》詩序\\)的這種清狂如故的生活狀態。下片進而由新年歲首用椒酒習俗,身為江西人原本嗜辣的特點,表明自己聞雞起舞的報國之志、“但取”辛辣紅椒的倔強性格以及抗直不屈的堅貞品格。文氏此詞“極似稼軒”\\(葉恭綽《云起軒詞評校補編》\\),恰似辛棄疾《鷓鴣天·博山寺作》所云“寧作我,豈其卿”,所彰顯的正是那種強烈的倚才自負以及自我塑造的主體意識。

這種主體意識在承繼中國詩歌言志、緣情傳統的同時,更體現了時代精神的呼喚。龍榆生曾云:“廷式詞雖力崇北宋,而因性情環境關系,不期然而與稼軒一派相出入,固絕非以摹擬為工者?!?/p>

不過,龍榆生的解讀似乎側重在文氏的用世之志,以及因社會環境的刺激所呈現出的豪放、悲慨風格,并沒有挖掘文氏“自寫胸臆”主張所蘊含的詩歌思想史價值?!肚f子·天下篇》論及莊子的苦心時,曾說其“以天下為沉濁,不可與莊語”,故而“以卮言為曼衍,以重言為真,以寓言為廣”,通過“游心”而沉浸于“心游”的精神世界中。莊子這種寫作觀及言說方式,實則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歷史上,那些除舊布新者多強調主體的價值,如此方更能發揮“務去陳言”,直抒胸臆,解構“傳統”枷鎖的作用。譬如,明代中后期在王陽明心學體系基礎上,逐漸形成的追求個性自由,沖擊傳統文化的思想解放思潮,便強調主觀精神為世界的第一原理。于此,“寫其胸臆”便成為這一思潮的重要話題。

王陽明《五經臆說序》即云“名之曰《臆說》,概不必盡合于先賢,聊寫其胸臆之見,而因以娛情養性焉耳”;徐渭《胡大參集序》亦批評那種“言非自有”的創作傾向,而求“無一字不寫其胸臆者”;至于李贄“童心說”,公安派“性靈說”,以及清代袁枚《隨園詩話》卷四所說的“凡作詩,各有身份,亦各有心胸”,等等,皆主張詩歌創作須抒發真情,抒寫一己之真我。

時至晚清,面對積弱的國勢,在革新求變時代精神的召喚下,“寫其胸臆”更是成為富有“近代精神”的知識分子們沖破傳統桎梏,體現他們想“言說”的動機,表達政治抱負的鮮明主張。龔自珍以展示其“心力”為基礎,在《述思古子議》中提出了為何寫作的問題,認為“言也者,不得已而有者也。如其胸臆本無所欲言,其才武又未能達于言,強之使言,茫茫然不知將為何等言”。黃遵憲在《雜感》詩中亦是旗幟鮮明地主張“我手寫我口,古豈能拘牽”。由此來看文廷式“寫其胸臆”“心通比興”等主張,便可更深刻地領悟其中所蘊涵的時代訴求,以及“胸襟氣象,超越凡庸”的個性豐采。

百余年來,文廷式頗受詞學研究者重視。概括而言,一是從不為派別所限的角度,贊其詞學的獨特個性與追求。如朱祖謀《雜題諸家詞集后〈望江南〉》說其“拔戟異軍能特起”“傲兀故難雙”,朱庸齋《分春館詞話》說“浙西、常州兩派而外,獨樹一幟者為文廷式”。二是從詞史發展的角度,肯定其承傳蘇辛派之力,褒揚其詞境開拓之功。如葉恭綽云“近代詞學辛者尚有之,能近蘇者惟蕓閣一人耳”\\(載夏敬觀《忍古樓詞話》\\),沈軼劉《繁霜榭詞扎》甚至說,若無文廷式,“則清詞結局必不能備足聲色”。后來,像錢仲聯、嚴迪昌等均發揮了沈氏的說法。不過,與如嚴氏所云“在這清詞‘結穴’之局中,文廷式是足堪與‘四家’中堅朱孝臧對壘的大手筆”不同,施蟄存本著“‘近代文學’是文學上的近代”與“‘近代文學’是具有近代精神的文學”的標準,提出從舊體詩詞的近代精神來看,近代詞“應當從文廷式開始”。其中的矛盾一方面可見他們界定“近代文學”標準的差異,另一方面反映出文廷式在近代中國社會轉型過程中的特殊地位。

論及近代知識分子,人們常以龔自珍為開風氣者。龔氏曾在《臣里》一文中以“臣孤于縱,不孤于橫”表明自己的覺醒意識,而視野更為開闊的文氏在感受這種“覺醒”孤獨的同時,較之于龔氏的激越,則多了一份理性,甚至以“至迂至闊”批評龔氏的經濟主張卷三。文氏在《羅霄山人醉語》中清醒地認識到“中國積弊極深,不可不速變法”,然“徒欲亟亟變法者,猶非國手之弈也”,惟有“明于各國之大勢,明于五洲之性情,明于吾今日受病之處與他日病愈之效,則可與言救急方矣。吾觀天下,未遇其人也”。正是這種清醒的孤獨,使得其詩詞在盡顯“狂放”的同時,又內斂著難以抑制的郁勃之氣。其《自題詩書稿冊》云:“山川不發騷人興,天地能知狂者心。憑仗縱橫一枝筆,可憐無古亦無今?!薄独颂陨场穃\(寒氣襲重衾\\)云:“歲序使人驚,染盡緇塵。寂寥空草《太玄經》。別有蒼茫千古意,獨坐觀星?!边@里,文氏以一系列象征性的景象與行為,在時序變化與時勢變遷的清冷環境中,自喻才高寂寞的揚雄,雖洞悉天道人事變化的規律,卻無人賞識,渾然“東洲先覺者”寂寞心靈的寫照。

龍榆生《近日學詞應到之途徑》\\(《詞學季刊》第二卷第二號\\)談到閱讀文氏《云起軒詞鈔自序》的感受,認為文氏之說“怵于國勢之阽危,與詞風之衰敝”,具有“拯士習人心于風靡波頹之際”之力,而文氏對詞人修養的要求更令其認識到“吾輩責任,不在繼往而在開來,不在守缺抱殘,而在發揚光大”,深刻揭示出文廷式詞學的近代意識及其詞史影響。當然,與同時黃遵憲“半取佛理,又參以西人植物學、化學、生理學諸說,實足為詩界開一新壁壘”,以及梁啟超《夏威夷游記》提出的“新意境”“新語句”和“以古人之風格入之”等新派詩“三長”相比,文氏所開拓的詞境則同中有異。就異者而言,文氏盡管在《純常子枝語》等筆記中大量言說中西交通后出現的新知新物,但其詞境之拓展并非通過這些新名詞、新器物、新意象、新學說等顯豁要素表現出來,而是在看似傳統的情感抒發中,滲透著“帝黨”與“后黨”斗爭、新舊派對立、主戰與主和的沖突,抒寫個人或同道遭受排擠打擊的命運感喟及政治情懷。從這個層面上說,文氏詞境之拓展合乎梁啟超“\\(詩界\\)革命者,當革其精神,非革其形式”的總體旨趣。這也正是文氏“自寫胸臆”“心通比興”等主張重在務求精神的本質顯現。

文氏去世前一年,張之洞入京,作《讀史絕句》四首,第四首《張孝祥》實為文氏而作:“射策高科命意差,金杯勸酒顫宮花。斜陽宮柳傷心后,僅得詞場一作家?!睆奈氖洗罂嫉谝?、受德宗特知、行事不撿、宮掖之變,至以《云起軒》一卷詞為終生所得作結。

文氏去世當年,摯友陳三立在《哭胡糧儲,時以從役,歿于姑蘇》詩中喟嘆:“半塘蛻去\\(王給諫鵬運\\)純常死\\(文學士廷式\\),海內詞人日寂寥?!蓖鈺r期,詞學復振,在這群星璀璨的詞壇,文氏也曾有參與詞社的經歷,然或入社未能持久,或所參與的詞社原本“松散”,他的詞史地位主要憑借其“寫其胸臆”這個特立獨行的詞學個性,以及如施蟄存所說的其詞學具有的“近代精神”等要素,而成為其中極其耀眼的一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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