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普通民眾通過輿論渠道,表達捍衛國家利益和主權以及重新厘定文化身份的渴求. 而官方和民間雙重推動下的國學回潮,以及對于民族文化遺產的宣傳等, 亦可看作為這場愛國主義或民族主義浪潮的一種顯現. 從某種程度上,它是長久以來"西化"追求之后的"精神返鄉"[1].我們會重新追索使"我們"和"他們"區分開來的文化邊界,并在這個邊界之內通過重現我們共同過去的方式來確立我們的民族認同. 在這種重現我們由何而來的"情境"的努力當中, "民間"和"鄉土"再一次被納入我們的視野.
一、強國與文化變革和文化分層
埃里克·霍布斯鮑姆在他的《民族與民族主義》一書中,著力探討了"民間"和"鄉土"的發掘與民族主義思潮以及民族運動的關系. 他把發掘民間與鄉土的行動,稱為民族主義運動的A 階段,并認為,它為民族主義運動奠下了不可動搖的基礎[2]. 而當我們回頭看,在 19 世紀末的中國,我們亦會發現一種相似的狀況,并且因為其時與民族存亡的焦慮性想象連結在一起,而表現得更為激烈. 在那樣一個時代,我們發現了中國現代民俗學的濫觴.
黃遵憲、梁啟超、章太炎、蔣智由等很多維新派和革命派的重要人物都參與過這方面的研究和倡導.鐘敬文對此的解讀是:"革命派著作家們注意和探索民間文學上的問題,乃至于在自己的宣傳作品中, 對民間文學作品多方面加以利用,這決不是學藝上個人的,一時的閑情逸致. 它主要是用來宣揚民主主義,特別是民族主義的一種手段,一種武器. 他們談論民族祖先起源神話,談論樂舞、民間戲劇的作用……是要鼓吹民族自豪感,排斥清朝統治者,是要激起國民的自強、抗爭的意識,爭取自由、獨立的地位. "[3]
如果說鐘敬文在此注意到的是那些或學術或宣傳性的文本的話,那么穿行于一部部充斥著啟蒙宣教姿態的近代小說,不論是那些一本正經正襟危坐的諄諄教誨,還是欲蓋彌彰涂脂抹粉的媚俗把戲, 也不論是全本小說還是未完之作,"對民間文學作品多方面加以利用"仍是一句閃爍著真知灼見的切中肯綮之語. 然而,直到目前,民間因素之于近代小說的影響并未像民間因素對于左翼文學、鄉土文學的影響研究那樣,獲得足夠的重視. 大多數學者往往從西方文化的視角來分析照察中國近代小說,研究多集中于開新和西化的思路一面. 即使如王德威的《想像中國的方法》和《被壓抑的現代性》等著作,雖然注意到了民間因素在近代小說中的種種表現,但是他論說的主要目的是要證明這些小說作品中所呈現的異彩紛呈的表現方式實則與西方美學精神的殊途同歸或某種暗合,而并未能立足于本民族文化的立場,來分析近代小說對于傳統的傳承以及這種傳承在中國現代性思想生成過程中的重要作用.
造成這樣一種被忽視狀況的原因大致有兩個方面:一方面,現存的大量資料表明,近代時期,社會言論總體的主流導向都趨向于破舊立新,西方的政治、經濟、文化理念大量充斥于報刊等公共媒體,民間和鄉土所代表的大眾文化及其所代表的蕓蕓眾生,被視為最落后、最陰暗、最亟待改造的部分,它們/他們正是被批判的主要對象. 另一方面,精英階層逐漸發展并完善了迥異于"大眾文化"的"高雅文化",從而使他們和普通大眾區別開來,成為真正意義上的"文化貴族". 這個"貴族化"趨向,我們亦可發見于晚清時代. 當然,這一過程并非如歐洲社會那樣是一種自然進程,而是在一個"被現代"的語境中產生和發展起來的,但其所使用的工具,卻同樣是西方資本主義精神和西方資本主義文化. 自此,掌握西方話語資源的部分新知識人率先從傳統古典混溶的文化一體化中脫離出來,成為普通民眾所代表的族群傳統的異質性存在. 由此可知,晚清時代的文化分化已經產生, 它不僅顯示出一種現代性的萌生,它更昭示出西方文化與中國傳統鄉土文化間的對立,從而也使得我們對熱衷于傳播西方文明的近代小說中民間因素的影響研究成為可能.
二、無所不在的"民間"
我們對于晚清時代的文化分化狀況亦不應有過激的評價. 誠如在這個時代,一切都呈現出一種半新不舊的過渡狀態一樣,比起"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晚清的文化分化還處于初始階段. 美國的社會學家保羅·布萊斯蒂德如是定義 "文化":"文化是一個具有多種意義的語詞,這里用作更為廣泛的社會學含義,即是說,用來指作為一個民族社會遺產的手工制品、貨物、技術過程、觀念、習慣和價值. 要之文化包括一切習得的行為、智能和知識,社會組織和語言,以及經濟的、道德的和精神的價值系統.
一個特定文化基本要素是它的法律、 經濟結構……"[4]美國的人類學家克洛伊伯和克勒克洪說:"文化作為一個描述性概念,從總體上看是指人類創造的財富積累:圖書、繪畫、建筑以及諸如此類, 調節我們環境的人文和物理知識,語言,習俗,禮儀系統,倫理,宗教和道德,這都是通過一代代人建立起來的. "[5]
可以說,文化是生活方式的全體,生活本身\\(而不僅是學校與書本\\)是文化傳承的重要載體. 那么,近代新知識人究竟身處何種生活情境當中,那些近代小說家是否真的如他們在自己小說作品中自我塑型的那樣是一個站在潮頭的完全的時代新人? 受限于歷史敘述的間接性和選擇性,我們無法再現當時文化樣貌的全體氛圍,亦無法還原現場的那種活生生的感知,而只能通過一些當事人的記述,對之進行某種程度的感性體驗. 對于那樣一種生活情境,魯迅先生有諸多生動的記述:"孩子們所盼望的, 過年過節之外,大概要數迎神賽會的時候了. 但我家的所在很偏僻,待到賽會的行列經過時,一定已在下午,儀仗之類,也減而又減,所剩的極其寥寥. 往往伸著頸子等候多時,卻只見十幾個人抬著一個金臉或藍臉紅臉的神像匆匆地跑過去……我常存著這樣的一個希望:這一次所見的賽會,比前一次繁盛些. 可是結果總是一個'差不多 ';也總是只留下一個紀念品 ,就是當神像還未抬過之前,化一文錢買下的,用一點爛泥,一點顏色紙,一枝竹簽和兩三枝雞毛所做的, 吹起來會發出一種刺耳的聲音的哨子,叫作'吹都都'的,吡吡地吹它兩三天……記得有一回,也親見過較盛的賽會. 開首是一個孩子騎馬先來,稱為'塘報';過了許久,'高照'到了,長竹竿揭起一條很長的旗,一個汗流浹背的胖大漢用兩手托著;他高興的時候,就肯將竿頭放在頭頂或牙齒上,甚而至于鼻尖. 其次是所謂'高蹺'、'抬閣'、'馬頭'了;還有扮犯人的, 紅衣枷鎖, 內中也有孩子……"\\(《朝花夕拾·五猖會》\\);"迎神賽會這一天出巡的神,如果是掌握生殺之權的---不, 這生殺之權四個字不大妥,凡是神,在中國仿佛都有些隨意殺人的權柄似的,倒不如說是職掌人民的生死大事的罷,就如城隍和東岳大帝之類. 那么,他的鹵簿中間就另有一群特別的腳色:鬼卒、鬼王,還有活無常. 這些鬼物們,大概都是由粗人和鄉下人扮演的. 鬼卒和鬼王是紅紅綠綠的衣裳,赤著腳;藍臉,上面又畫些魚鱗,也許是龍鱗或別的什么鱗罷,我不大清楚. 鬼卒拿著鋼叉,叉環振得瑯瑯地響,鬼王拿的是一塊小小的虎頭牌. 據傳說,鬼王是只用一只腳走路的;但他究竟是鄉下人,雖然臉上已經畫上些魚鱗或者別的什么鱗, 卻仍然只得用了兩只腳走路. 所以看客對于他們不很敬畏, 也不大留心……" \\(《朝花夕拾·無?！穃\);"最惹眼的是屹立在莊外臨河的空地上的一座戲臺,模糊在遠處的月夜中,和空間幾乎分不出界限,我疑心畫上見過的仙境,就在這里出現了. 這時船走得更快,不多時,在臺上顯出人物來,紅紅綠綠的動,近臺的河里一望烏黑的是看戲的人家的船篷. "[6]
如此栩栩如生的描摹,使我們感知到民間風習對新文化運動的先驅者魯迅的深刻影響,它構成了一位與傳統決絕戰斗的反封建斗士對于這個世界的最初認知. 它是一個成年人對一去不返的純真年代的悵然眺望和無盡懷念. 它們和那些魯迅幼年時聽到或看到的民間故事,傳說趣聞一道,參與形成了他創作思維架構里那一抹揮之不去的神秘氣息的底色.迎神賽會和社戲,雖然只是那個時代一個很細微的面影, 但是卻是屬于那個時代的集體記憶之一. 據耿光連《社會習俗變遷與近代中國》一書中記載,迎神賽會是一項重要的娛樂活動. "各種演劇人員、觀賽者摩肩接踵,填街塞巷. ""上海舉行社莊廟賽會時,'是日賽會經過各鄉鎮,紅男綠女熱鬧異常,而商店小販莫不利市數倍,其間茶寮酒肆食物店三項生意最旺.'只是由于人們都參加賽會,導致'機織布之布莊市面完全停止',使各工場蒙受損失較大";如果說賽會的時間較短,規模較小的話,那么在佛寺與道觀周圍舉辦的廟會便以其持續性和參與的廣泛性,在各地具有更加重要的影響. "城隍廟會上琳瑯滿目的商品以及城隍廟戲臺上演的各式戲劇,不但吸引普通信眾,連平日里不出門的婦女兒童也都吸引來了"[7];除此 之外 ,傳統風習當中影響較大的還有祭祖活動. "據著名社會學家潘光旦的一份社會調查,'贊成有祭祀,或加篤祭祀,或恢復祭祀之真精神,或至少贊成有一種紀念之方式者共有二一八七,即百分之五四點七;其不贊成紀念者,或至少不贊成保留祭祀之制者共一八一三, 即百分之五四點三. 是則贊成祭祀會他種紀念方式者較不贊成者為多也. '事實上,這次調查的對象大都為青年,其中又以開化較早的江蘇、浙江、廣東 3 省居多. 他們的教育狀況較好, 大學程度占36.6%, 可視為當時社會上思想較為活躍新潮的部分. 因而,如果將這一調查推向全國,或者說把受調查的面普泛化,那么,可以想象,主張祭祀祖先的比率將會明顯增大. "[8]僅綜合以上三例,呈現于我們眼前的便就是一個不同的晚清,它們讓人記起在主流歷史言說描述給我們的被學會,社團,報刊,新式學?！涑獾慕袊?還有這樣的一張面孔.
美國人類學家羅伯特·雷德菲爾德提出過著名的"大傳統"與"小傳統 "的劃分理論. 其中,"大傳統"指在學?；蚪烫美锱嘀财饋淼奈幕?即精英文化或高雅文化,"小傳統"指的是民間或基層文化,是底層民眾所代表的鄉土生活文化. 綜觀整個中國的古典時期\\(它構成了幾乎所有近代新知識人的成長背景\\), 我們卻很難發現西方那樣的大小傳統之間的裂隙和矛盾,相反在精英與民間之間我們更多看到的是一種同構關系. 以普通百姓的家訓為例,在清代山西曾流傳過一首著名的《訓子歌》:你父本是莊稼漢, 先把莊稼說一遍, 力田務農無他道,勤勞辛苦何待言. 鋤要鋤得細,犁要犁得端……只要莊稼做造好,莫和地鄰起爭端. 戒懶惰,尚勤儉,或收或種要爭先……糠秕糧食須當事,縱然不吃能賣錢……倘若老天予碗飯,急忙讀書莫清閑. 孝順父母根本固,敬愛兄弟手足全. 教子須從幼時起,勸妻全在新幾年. 叔伯是父親同胞,姐妹與你氣相連. 家庭和睦多祥瑞,休學乖仵生忌嫌. 鄉黨鄰里護身符,有事相幫受稱贊……背后莫論人是非, 安知自己見不偏. 戒輕浮,慎語言,說話做事把理占. 平素日子戒奢侈, 要飽還是家常飯……一切壞事莫沾染,入井恐尋出路難……買賣不必多爭競,隨行就市少要慳.[9]
如果我們承認文化的自然原生性,那么我國長期穩態的農業文明就必然孕育出一種注重血親紐帶、重現實,重和諧的精神,它是大眾對生活和世界的必然因應、儒家思想的誕生本身就是一場文化的平民化運動,它從來都不是精英階層的專利,它是從基層生長出來的,它的道德理想主義精神以及秩序性的理論建構無疑都起始于中國特有的文明形態. 此外,在近代中國,我們還可以看到官僚與平民可能信仰膜拜同樣的神,看到滿清將領試圖運用民間迷信退敵的表演,看到康有為等新知識人對于民間神秘文化的曖昧態度看到 《點石齋畫報》對民間傳說的征集……可以說,直到西方文化侵入中國,大小傳統才發生了逐漸的分離,前者滲入并逐步對大傳統進行改造. 而在此之前,大傳統與小傳統統一于文化的鄉土性之中,它們以混溶的形態存在于幾乎每一個人的日常生活中,甚至它們就是生活本身,而民間因素就因了生活這一載體, 通過公眾娛樂,通過家庭內的代際傳播等渠道得以傳遞.
這便是近代新知識人最初的人生成長情境. 我們可以在一些歷史記載中了解到李伯元在青少年時期對于彈詞小說的喜好, 吳趼人對于醫卜星相頗有研究, 劉鶚對于民間教派太古教的追隨……與歐洲所流行的"貴族起源論"及"下沉的文化遺產論"的思路相反,胡適曾經提出"文化上升說", 即文學上的每一個新形式和每一次創新, 從來不是來自上層階級的經典作家,而總是來自鄉下的不識字階層,他認為普通百姓的新形式,一直為文人的文學提供新鮮的血液和鮮活的活力. 而中國近代小說中那些對于中國民間故事類型的多種應用,以及那些呼之欲出的民間趣味并非只是小說家們簡單的"借用修辭",它亦與民間因素的自發性滲入有關,與一種集體無意識有關.
當然,我們亦不能忽略其自覺性的一面. 也即新知識人在汲汲于啟蒙的功利目標之下,對于文學創作通俗化,平民化的刻意追求,是一種迎合與宣傳的需要,目的仍然在于強國強種\\(而我們亦不能忽略的是, 他們用以改造國民性的武器---西方現代思想文化也正是西方社會發展趨向平民化的一個結果\\).
不管怎樣, 無論我們認同于哪一種創作語境, 民間因素之于近代小說寫作的影響都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 而近代小說家們對于本土民間資源自覺或不自覺的運用, 及其在文本中與西方文化的共時性展演, 勢必給中國近代小說帶來一種豐富的文化內涵. 而在此間,我們亦可以看出本土文化、 民族文化在民族的現代精神建構中的意義, 它們無疑潛在的影響了那個時代民眾對于民族國家的想象以及對于西方世界的理解,并亦由此參與了新知的建構.
參考文獻
[1]\\(英\\)以賽亞·柏林:《浪漫主義的根源》,呂梁等譯,譯林出版社,2008 年,第 106 頁
[2]\\(英\\)埃里克·霍布斯鮑姆:《民族與民族主義》,李金梅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 年,第 101 頁
[3]鐘敬文:《民間文藝學及其歷史》,山東教育出版社,1998 年,第 308 頁
[4]布萊斯蒂德:《文化合作:未來時代的基調》,轉引自陸揚:《大眾文化理論》, 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年,第 12~13 頁
[5]克洛伊伯和克勒克洪:《文化:概念和定義述評 》A.Kroeber and C.Kluckhohn,Culture: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s and Definitions,NewYork:Vintage Books,1963 年 ,載陸 揚 《大眾文化理論》,復旦大學出版社,2008 年,第 12 頁
[6]《魯迅小說全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 年,第 126 頁
[7]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 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晚清國家與社會》,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 年,第 28 頁
[8]耿光連:《社會習俗變遷與近代中國》,濟南出版社,2009 年,第 251 頁
[9]高丙中:《中國民俗概論》,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年,第 151 頁
[10] 湯一介 杜維明:《百年中國哲學經典·清末民初卷 1898-1915》, 海天出版社,1998 年,第51 頁
[11]彼得·伯克:《歐洲近代早期的大眾文化》,人民出版社,2005 年,第 34 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