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抗戰全面爆發。戰爭的殘酷不僅令男性承受著巨大的痛苦,也令“戰爭讓女人走開”這句話幾乎成為空談。這不僅因為戰爭給女性制造著痛苦和災難,而且還在于社會各界為了贏得這場反抗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戰爭,大力動員廣大女性參與。在抗戰動員的過程中,動員者和被動員的女性之間構成了頗為復雜的關系。為了深入考察這種關系,筆者不僅要關注抗戰動員者之思想主張及其宣傳手段,更要注意女性群體如何回應抗戰動員,怎樣檢驗、消化并靈活運用抗戰動員者的思想主張。唯有如此,才能客觀認識抗戰在女性群體的自身成長與追求自我解放的進程中所發揮的作用,估量她們在抗日戰爭時期的歷史定位。
因此,除了注意作為抗戰動員對象的女性以哪些具體行動參與抗日戰爭外,還要著意尋求她們的自我言說。其意義和價值,正如佳亞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所說,女性主義的歷史書寫要呈現庶民婦女的言說,哪怕是微不足道的言說,包括從女性的傳記、手記等或非正式的歷史檔案中聽取她們的聲音。因為這是女性的在場和能動性的最好表達。
然而,對研究者而言,探尋女性的自我言說并進行性別分析是非常困難的。在男性社會精英主導的歷史書寫中,女性的聲音往往被掩蓋、遮蔽或者處于次要位置,所以她們常常處于失語狀態。為解決這個難題,筆者作了新的嘗試,從民間文藝作品入手,展開對抗戰時期女性動員的分析?？箲饡r期,在晉察冀邊區流傳著大量的婦女歌謠。
這些歌謠既集中表達了廣大女性希望通過參戰完成自我超越的訴求和心聲,也反映了抗戰動員者對女性的喚醒、訓諭和改變等不同的歷史內涵,從而凸顯抗戰動員者與被動員的女性之間多重互動的關系。
一
為了消除不斷加劇的戰爭威脅,國民黨和共產黨的政治領袖們意識到,廣大女性的支持對于急切需要物資、食物、情報的抗日部隊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她們不僅能夠擔當通訊員和秘密聯絡員的角色,還可以在適當的情形下掩護戰斗部隊。有鑒于此,他們開始加強對女性廣泛的抗戰動員,并自覺地在戰爭的環境下思考中國婦女運動的走向。
宋美齡在《廬山婦女談話》中強調:“如果我們女子能夠表示合作,以團結的精神來感應全國,我敢信全國的同胞們就更不得不和衷共濟,為國家利益共同奮斗了?！迸淼聭言跒椤度A北婦女》撰寫的發刊賀詞中也提到:“無論從遠大的政治目的上著眼,還是從抗戰利益上著眼,都必須把婦女運動提到重要的地位上來,誰要是自命為革命家而輕視或忽視婦女運動,誰就是革命運動的空談者,而不是好的革命家?！?/p>
國民黨控制的大后方與包括晉察冀邊區在內的中國共產黨建立的抗日根據地,不僅壯大武裝力量,而且積極動員女性支援抗戰。1938年,晉察冀邊區第一次婦女代表大會在河北省阜平縣召開,在若干縣已經成立婦女救國會的基礎上,建立了晉察冀邊區婦女抗日救國會。1940年,該會制定了詳細的組織章程、工作綱領,大力動員婦女參加抗戰,全面提高她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覺悟。
在《晉察冀邊區婦女抗日救國會工作綱領》中還提出鞏固和擴大婦女統一戰線,加強婦女政治思想教育,動員婦女參政,積極改善婦女生活,制止一切侵害婦女兒童的行為等訴求。為此,晉察冀邊區婦女抗日救國會也在動員方式、手段諸方面加以探索:“在工作初期,我們的婦女工作的干部,雖然不辭艱苦,盡各種努力在婦女運動的荒原上開辟工作……根據我們的經驗,對農村婦女進行宣傳教育工作,就應當注意,要了解農村婦女的生活習慣和她們的特性?！雹僭诳箲鹬?晉察冀邊區婦女抗日救國會“向婦女和社會宣傳男女政治平等,婦女有抗日自由的權利和責任。邊區政府逐步吸收青老年和各階層擁護抗日的婦女進入婦救會,結成了團結抗日的婦女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上述歷史訊息直接或間接地表明晉察冀邊區女性的踴躍參戰與行之有效的抗戰動員有著密不可分的聯系?？墒?晉察冀邊區的抗戰動員話語究竟包含哪些性別意涵?它們對晉察冀邊區的女性究竟有何觸動?要厘清這些問題,就必須格外關注抗戰動員者與被動員的女性之間的關系,不能簡單地將這種關系定義為傳播—接受。為此,筆者將目光轉向了抗日戰爭時期晉察冀邊區流行的婦女歌謠,借助《晉察冀婦女歌謠》展開分析。
這部歌謠集是編者袁同興在抗日戰爭時期赴晉察冀邊區搜集、整理而成的。據他說:“抗日戰爭時期,我在晉察冀抗日根據地呆過不少日子。我登過雁門關、平型關,也爬過五臺山、狼牙山。我還渡過溝頭河、桑干河。在這一片廣大的地區里,到處可以聽到當地人民唱著他們喜愛的歌謠。編在這本集子里的歌謠就是我當時所收集的歌謠里的一部分,因其中大部分歌謠都是婦女方面的,所以取名叫作《晉察冀婦女歌謠》?！?/p>
作為一種獨特的民間文藝形式,歌謠是“勞動人民集體的口頭詩歌創作,屬于民間文學中可以歌唱和吟誦的韻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節奏、音韻、章句、曲調等形式特征,并以短小或較為短小的篇幅和抒情的性質與史詩、民間敘事詩、民間說唱等其他民間韻文形式相區別”。它們在整理和傳播的過程中形成了明顯的特點:其一,歌謠大都沒有固定的曲調,唱法自由,近于朗誦,所以謠詞多為較短的一段體,章句格式的要求也不如民歌那么嚴格;其二,歌謠的主題比較集中,反映出民眾在特定時空下對自己身處環境的敘事和看法;其三,盡管很難說歌謠的作者是普通民眾,但確是不同時代社會各界人士站在民間的立場上對特定事件的語言描述和評說。
正因為如此,抗戰爆發后,這種古老的民間文藝形式也被靈活地運用到晉察冀邊區動員女性參加抗戰的工作中,并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首先,它以口語創作為主,親切感人,便于記錄,易于傳播,具有書面創作和演講難以企及的優勢。其次,歌謠的傳唱往往是在一定場合直接面對為數眾多的女性聽眾,使得抗戰動員者與被動員的女性可以面對面交流,建立緊密聯系。一方面,抗戰動員者為達到宣傳抗戰的目的,十分關注女性在演唱這些歌謠時的反應,并以此為依據及時調整和豐富演唱的形式和內容;另一方面,女性的情感訴求會直接或間接地以哀嘆、歡笑、責難、贊許等多種形式及時反饋,進而影響抗戰動員者組織的演唱活動。
于是,晉察冀邊區婦女歌謠在形成和傳唱的過程中,同時反映了抗戰動員者與被動員的女性對戰爭形勢的判斷,對自身處境的體悟以及希望在抗戰中表達或實現的訴求。就抗戰動員者而言,他們希望利用抗戰時期的婦女問題凸顯民族責任和告別傳統欲求,從而開辟新的政治空間和話語空間,為廣大參戰女性賦權。對被動員女性來說,她們迫切希望通過參戰達到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目的,以及實現自我賦權、擺脫性別壓迫的渴望。
二
為了將抗戰動員者與被動員的女性的目標與訴求統一起來,晉察冀婦女歌謠的編者和演唱者們通過構建女性遭受壓迫的歷史,激發她們的戰斗熱情以及為改變命運而不懈奮爭的勇氣。于是,《俺娘做事不思量》、《苦難的日子熬不過》、《天上的星星不均勻》、《童養媳婦受煎熬》、《童養媳婦不當人》、《十六大姐六十郎》等應運而生。在《俺娘做事不思量》中,窮苦女性作為窮人、女人、中國人所遭受的痛苦得到了比較充分的展現。
麻野雀,尾巴長,俺娘做事不思量,把俺說給上碑鄉。
夜里想娘在炕上,夢里醒來淚汪汪。
白天想娘不敢哭,眼淚直往肚子里淌。
訴苦,是晉察冀邊區政府以及婦女抗日救國會在動員女性時慣用的話語策略。在抗戰動員者看來,女性是亟待獲得自由和解放的社會群體,她們不僅忍受著男權社會以及父權制文化的壓迫,更面臨著被殖民者、侵略者吞噬的命運。當日本軍國主義侵華戰爭加劇時,在戰爭中受到侮辱和損害的女性更成為中華民族遭受屈辱的標志?？梢?民族壓迫和性別歧視不僅是抗戰動員者和被動員的女性所共同承受的壓力,更是抗戰動員者激發被動員女性的民族仇恨和抗爭精神的有效手段。所以,無論是抗戰動員者,還是被動員的女性,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將中國在世界上的貧弱與中國女性在國內低下的地位聯系在了一起,意在揭示投身抗爭與維護女性切身利益之間的緊密聯系。
雖然這種“把父權制家庭———可憎的纏足、納妾、包辦婚姻、婦女文盲、性別隔離、女性在男性權威下的卑下地位永化視為暴虐制度”的動員方式具有一定的片面性和忽視性別經驗的傾向,但它的確符合廣大被動員女性的某種愿望和期待。因為她們參戰的動因與社會、經濟的因素密不可分。對于她們而言,參加抗戰也意味著逃離壓抑的家庭和極度的貧困。所以,這些歌謠所傳遞的信息無疑對接受抗戰動員的女性產生莫大的吸引力。通過反復誦讀這些歌謠,她們得以將自己生活的不幸歸結為性別、階級與民族的不平等,進一步認清其從來都未曾為自己發聲、抒發情感,以及缺乏能動性的現實,并希望加以改變。
為提高廣大被動員女性的行動力和戰斗熱情,抗戰動員者利用歌謠為她們描繪出通過參戰而達成的光明前景,號召她們采取各種行動。這些行動包括參加婦救會、值班、站崗、運公糧、送文件、積極投身生產運動、制作軍需用品、接受教育、參與民主選舉、抬擔架、救護傷病員,以及參加不脫離家庭生產的地方防衛工作,等等。這足以令她們擺脫性別、階級乃至民族的壓迫,從而實現自我價值。
婦救會,俺當班。
送文件,下通知。
雞毛信,更要急。
樣樣事情擔得起,女人一樣來抗日。
通過投身抗日戰爭,女性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自信心也得到增強。這也從一個側面證明,晉察冀邊區的女性抗戰動員頗有成效。雖然女性對戰爭的理解不盡相同,但是,接受抗戰動員、參加抗戰的過程會使她們的能力、智識、視野以及對戰爭的理解、認識有所提高。其表現就是通過分享抗擊日本侵略者的經驗,感化那些尚未覺悟抑或沒有完全覺悟的女性,使之發掘出更為有效的應對復雜環境的辦法。在現實生活中,這種思維模式的生成也引發了雙重效應:一方面,它有效地喚醒了廣大女性,為中國共產黨在晉察冀邊區的革命和抗戰活動補充了人力資源;另一方面,參加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抗日戰爭,也成為接受戰爭動員之女性實現社會流動、完成階層跨越的必要條件。
上述歷史意涵,除在《晉察冀邊區婦女歌謠》中有所反映外,還被一些統計數據所證實:“1939年,唐縣共選出女正、副村長28名,阜平縣選出女正、副村長35名。
1940年,晉察冀邊區進行村區政權改選,共選出女區代表362人,女村長139人,女村委員1,425人,女村代表5,052人。其中,北岳區各縣選出女縣議員140名,約占各縣議員總數的5%~10%?！?/p>
某些曾在晉察冀邊區參加抗戰的女性也在晚年的口述中不無驕傲地表示:“走時鬼子剛進華北,待到回家時,抗戰已勝利在望,離家時,我是作為家庭的叛逆者,一個逃婚的姑娘而走的,現在,我已經是一名光榮的抗日干部?！?/p>
這足以說明,經由抗戰動員而參戰的經歷,使得晉察冀邊區廣大女性的社會地位有所提高,脫離了困守家庭、備受壓抑的生存處境,擴大了其社會活動和交往的空間。她們之中的一些人也因之實現了人生的轉折和蛻變,擺脫了附屬于家庭或附著于男性親屬的命運。這無疑令她們的自尊心有所增強,堅定了為抗擊日本侵略者、實現民族的獨立和解放而繼續奮斗的決心。
一些女性也成為抗戰動員者樹立的榜樣和典范。借助對女性英雄模范的贊譽,抗戰動員者以及被動員的女性都肯定和重申了女性因為參加抗戰、支援前線而獲得的榮譽感。歌謠《女村長》就反映出這一點。
女村長,趙英仙,二十多歲挺能干。
生產帶頭起模范,冬校學習屬她沾。
生產渡春荒,識字掃文盲。
趙家莊上有成績,縣上提名來表揚。
由此可見,雖然女性在軍事戰斗中的實際作用有限,但是,在支持和參與抗戰方面卻能發揮優勢,為民族解放貢獻力量。在參與抗戰過程中,她們的民族國家觀念和女性主體意識得以形成,并彰顯出非凡的人格魅力,成為廣大女性的表率。
她們一旦被樹立為典范,也會擁有一定的社會地位與政治資本。一些人甚至會脫離原來的平民身份,成為鄉村政治生活的主角。當人生價值被充分肯定、社會地位有顯著提高以后,接受動員、參與抗戰的晉察冀邊區女性十分樂于用革命詞匯表述自己在抗日戰爭中所累積的斗爭經驗與情感體驗。這不僅賦予她們更多的榮譽和尊嚴,并增加其對抗戰動員者的認同與肯定?！敖K于,共產黨來了……婦女不但有了政治上的地位,而且有了婚姻自由,可以和男人平等,在家庭里也得到了解放。她們知道幸福是怎么來的……紛紛在抗日戰爭中獻出自己的力量”,并“歡樂的歌唱黨和毛主席的恩情”。
三
值得注意的是,在抗戰動員者的啟發下,晉察冀邊區的女性對自己的社會責任有所了解和認識,在努力反抗民族壓迫的同時,也為民族的獨立與解放貢獻力量。她們認為入學、改革婚姻家庭關系、參政、參加生產勞動、支援前線等追求女性自我解放的舉措,都從屬于這場抗擊日本軍國主義侵略的民族戰爭,這在晉察冀邊區婦女歌謠中得到體現。
一根扁擔長又長,嫂嫂妹妹送公糧,去時頂星星,回來踏月光。
為□抗日出力量,姑嫂爭取上紅榜。
無論是抗戰動員者還是被動員的女性都認為:相較于反對性別歧視、爭取男女平等,追求民族的獨立和解放顯然是更高的目標。為了實現上述目標,女性必須直接或間接地跨越性別界限,掙脫思想觀念和社會環境的束縛,超越性別認同的階序,實現從“女人”到“人”再到“中國人”的跨越和轉變,完成自我價值的提升。盡管這種觀念有著突出的社會變革理想、簡化女性生存現實的一面,但是依舊對廣大參戰女性有所啟迪。這使她們成為推動民族獨立的一支不可或缺的力量,又令她們特定的奮斗目標得以實現,為其爭取自由、平等打碎了堅冰,開辟了航道。
盡管戰爭動員者通過多種形式幫助晉察冀邊區的女性完成自我啟蒙,為提高她們的社會參與度創造了一些前提和條件,但是她們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改變了傳統社會對于女性性別角色的設定?是否已經徹底揚棄了男尊女卑等觀念?這也確實是一個值得商榷的問題。從《晉察冀婦女歌謠》所透露出的歷史訊息中可以發現,接受戰爭動員之女性在伸張主體性、肯定自我價值的同時,也懾服于男性革命領袖的氣概和威嚴。
平型關,關不行,延安有個毛澤東。
打發一支人和馬,長城嶺上逞英雄,消滅板垣師團兵。
這也說明,盡管接受抗戰動員而參戰有助于改變女性的自我認知和個人命運,但是殘酷的戰場環境還是令男性在智慧、能力和戰斗力等方面比女性更具優勢。當男性將性別優勢轉移到戰場時,不僅進一步鞏固了以男性為中心的社會格局和性別秩序,還使女性對男性政治領袖的敬畏感相較于和平時期更為強烈。在接受抗戰動員并參戰的廣大邊區女性心目中,毛澤東同時具有政治領袖、文化人和軍事統帥等方面的權威性。其權力和人格魅力不僅來自于武力,更來自于政治、經濟、軍事的影響力。這說明,作為性別文化建構的獨特方式,以“文武二元體系”定義男性氣質的方法依舊為抗戰時期的晉察冀邊區女性所接受,并在嚴酷的戰爭環境中有所強化。
雖然這并不意味著所有接受抗戰動員并參戰的女性不具備武力或者智慧,但是無論在抗戰動員者還是被動員的女性心目中,她們在戰場上的作用很像其家庭角色的延伸,瑣碎、細微、不受重視。在晉察冀婦女歌謠中,更多地反映了女性擁軍、勞軍,送親人上戰場的情境。如:
好人要參軍,好鐵要打釘。
參加子弟兵,抗戰殺敵人。
哥哥去參軍,小妹做后勤。
支援哥哥你,運輸俺擔承。
再如:
王大嬤,趙二嫂,咱們組里怎么著?
一雙軍鞋二十兩,一雙底子五十六行。
做的堅,縫的牢,爬山過嶺耐磨搓。
子弟兵們打游擊,太行山上立功勞。
足見,戰爭時期的社會秩序、性別文化與和平時期也有幾分相似,依然以男性為主導。越是完備的戰爭體制越是如此。所以,晉察冀婦女歌謠中所描繪的總是接受抗戰動員之女性被正式的戰斗部隊排斥在外。盡管其中某些篇章也對直接參戰的女性加以表彰,但是這些只能被看作是個案和特例,以此證明男性在軍事戰爭中的統治地位。
這也體現出晉察冀邊區政府以及婦女抗日救國會的抗戰動員具有豐富的性別意涵,即鼓勵男性上陣殺敵,動員女性從事支援抗戰的工作,將女性限定在傳統的性別定位和固定的空間內。因為,在某些抗戰動員者看來,女性若與戰場上的暴力和殺戮聯系起來,往往會為社會帶來潛在的威脅;而激勵她們做好抗戰輔助工作,則有助于男女兩性同仇敵愾,抗擊日本侵略者。因此說,雖然身處硝煙彌漫的戰爭環境,但是抗戰動員者依舊保持著對于性別分工與角色定位的傳統期待,盡管他們從內心深處堅守著支持女性自我解放的理想。
對此,多數接受抗戰動員、參與抗戰的女性似乎并不介意。她們甚至不以獲取“戰斗的權利”、突破“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界限為目的。因為,她們對抗日戰爭的支援與服務足以令其躍入此前曾被視為禁區的戰爭和政治等領域,實現自我賦權與人生價值。有鑒于此,在戰爭這一特殊的歷史語境下,無論是抗戰動員者還是被動員的女性,他/她們更樂于承認并接受這樣的事實:即民族解放戰爭的勝利是建立在男女兩性共同參與、相互扶持的基礎上的,而女性給了“愛國主義最有說服力的例證———尤其是對男性———因為她們傳統上代表了為了民族利益而不得不戰勝的私領域”。
四
在晉察冀邊區實施的抗戰動員中,抗戰動員者和被動員的女性之間形成了多重互動的關系,在晉察冀婦女歌謠中得到集中體現。
首先,晉察冀邊區政府以及婦女救國會在謀劃抗戰女性動員時,以充分尊重她們在日常生活中所積累的習慣為前提。在許多情形下,他們通過歌謠這一民間文藝形式言說戰爭與女性,啟發廣大女性反思生存處境,投身民族解放運動。
其次,在利用歌謠動員女性的過程中,抗戰動員者也使用了獨特的言說策略,即通過強化女性“受難”的形象凸顯民族危機的急迫性;透過對勝利前景的描繪為經由動員而參戰的女性規劃實現自我價值與民族解放的路徑。
再次,在審視抗戰時期晉察冀邊區之女性動員時,被動員的女性的主體性也不容忽視:一方面,民族危機的加劇迫使她們投身由男性主導的戰場,并在殘酷的戰爭環境中發揮優勢,實現自我價值;另一方面,在接受抗戰動員、參加抗日戰爭的同時,廣大晉察冀邊區的女性也在檢驗、吸納并靈活運用抗戰動員者的思想主張,利用參戰的契機挑戰不平等的社會秩序與性別關系。
值得注意的是,曠日持久的抗日戰爭雖然令被動員的女性不得不為捍衛民族利益和自身權力而戰,但是她們追求自由、獨立與平等,擺脫對家庭和男性之依附性的訴求卻未因為參戰而得到充分滿足。相反,戰爭的環境還使得“男主外,女主內”的性別分工得以繼續保持,甚至令“男尊女卑”的傳統觀念有所強化。
總而言之,《晉察冀婦女歌謠》具有較高的文本價值,從中既可探知抗戰時期針對女性的抗戰動員的思想方法,又可追尋女性在經由動員并參戰的過程中所獲得的生命體驗、生活經歷和心靈感受。這不僅是當時抗戰動員者以及廣大參戰女性的真實敘事,更令身處和平年代的后世研究者對女性與戰爭等議題產生新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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