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社會從古代到現代的轉折中，五四運動堪稱首次波及中國全社會的思想解放運動，其倫理道德和審美觀念的變革為先前所未曾有。由于中國社會歷來以倫理道德立言甚至立國，因而這一轉折顯得重大而深刻。從封建性質的倫理本位到近代性質的公共社會關系，從文以載道的依附審美到刻畫現實生活圖景的為人生的藝術，五四時期的文化啟蒙運動發揮了重大作用。直至今日，我們應該承認，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改造的任務仍舊艱巨，而文學藝術的自覺創造也還任重道遠。因此，對五四時期倫理道德如何轉型與文學審美觀念怎樣轉變的研究不僅具有歷史闡釋和理論探討的意義，更具有具體的實踐參考意義。
一、從倫理本位、善美統一到真理至上
中國社會向來重視倫理道德，兩漢以來，更形成了“以倫理為本位”的社會關系模式。這一模式影響到文學審美上，使文學隨即呈現出獨有的重倫理、崇道德特征。在倫理本位的影響下，審美活動高度重視善與美的統一，片面地強調善決定美，從而確立了善的絕對統治地位。由于儒家思想在中國封建時代占有意識形態的統治地位，因而這里的善主要是指儒家倫理道德體系所推舉的善。又由于儒家倫理道德的嚴格甚至絕對的統攝力量的存在，中國古代至近代的審美觀念的發展便無不受到強烈的制約，審美觀念既依附于倫理道德，與之難舍難分，又有濃厚的倫理道德色彩摻雜其間。
在文學意識朦朧、文體區別不顯的先秦時期，儒家學派只將符合倫理道德要求的禮樂文章視為美，并把藝術作為道德的一種修飾而推廣。自此以降，善對美的統攝地位便一發不可收。雖然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中國文學曾一度出現自覺的審美追求高漲的時期，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重美輕善的傾向，但這一時期非常短暫。到了唐朝，善與美的關系又回歸到善決定美的軌道上。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韓愈大張旗鼓地倡導“文以載道”，便是典型的例子。當然，此時的“道”既包括倫理層面上人與人關系的“道”，也包括在道德精神陶冶下作家所形成的高尚品格與道德情操。宋明時期，理學興盛，善被提升到至高無上的地位，至此文學美已降低到依附善而存在，甚至文學離開了道德便“文之不文”了。
到了晚清、民國初期，門戶被迫開放，來自西方的形形色色社會觀念及學術思想不斷涌入中國，善與美的聯系才有些松動，但“倫理本位”的觀念依然堅固，倫理道德依舊被視為立國之本、修身之道。在善與美的關系上，仍以善為重，以美為輕，文學的功用在人們的觀念中雖有所擴大，卻只限于單純作為提高國民素質的一種手段或工具來提倡。五四新文化運動，高揚著科學與民主的大旗，徹底顛覆了“倫理本位”的觀念。
新文化運動的主將們不僅不認為倫理生活是個人生活的首要內容，而且也不承認傳統倫理道德是人格塑造的理想標準，他們甚至有意淡化倫理道德的重要性，或刻意揭發倫理道德的虛假荒謬。在擺脫“倫理本位”觀念束縛的同時，五四時期啟蒙知識分子們在文學審美方面也發生了轉變。他們不再認為文學是倫理道德的工具，需要為倫理道德服務，并被倫理道德所決定。他們清醒地認識到，文學是自由的，有自身存在的價值和意義。而且，在西方科學主義和實證主義的影響下，他們開始尊崇事物發展的普遍性、必然性，崇尚實證意義上的科學真實，將真提升到了文學審美中的重要地位。
正如周作人在《平民文學》中明確地指出：“只須以真為主，美即在其中?！?/p>
五四時期，文學界發生的文學革命是新文化運動的洶涌潮頭。文學革命的倡導者們無論在思想內容方面、情感態度方面，還是在創作手法方面都對文學提出了追求真實的要求。在思想內容方面，他們主張文學應該暴露人生的真相，寫出哲學、科學意義上的人情事理。胡適極為贊賞易卜生那種旨在把“社會種種腐敗齷齪的實在情形寫出來叫大家仔細看”的“寫實主義”；\\(2\\)傅斯年則向新劇本的編者強調：“務必使得看的人還覺得戲里的動作言語以外，有一番真切道理做個主宰?！盶\(3\\)在文學的情感方面，倡導者們主張，文學中的情感應該純真、質樸。郭沫若在給宗白華的《論詩通信》中，富有情感地寫道：“我想我們的詩只要是我們心中的詩意詩境底純真的表現，……生底顫動，靈底喊叫；那便是真詩，好詩?！盶\(4\\)錢玄同在文學革命發起后不久便宣稱：戲劇、小說若無“‘高尚思想’與‘真摯精神’者，便無價值之可言”。\\(5\\)在文學創作方法方面，倡導者們同樣主張依據科學知識，遵循自然法則而創作。周作人提出小說家“當如心理學者”，“以學理為基本，假作人物……如實模寫，始為得之”；\\(6\\)胡適則在詩歌創作上推崇“自然的音節”，所謂“自然的音節”就是順著“詩意的自然曲折，自然輕重，自然高下的”音節，胡適將這樣的音節稱作“詩的最好音節”。
不可否認，中國傳統的文學審美也曾注意到真與美的關系，但由于傳統文人與五四時期啟蒙知識分子對情感與理性認識的不同，遂導致了傳統與現代“真”的內涵不盡相同。傳統文學審美中所謂的真主要是指意象的真實或玄理的真實。
意象的真實主要指意象能夠逼真地形容出作者內心的情意或性情；玄理的真實則指文人飽滿地表現出宇宙的生氣（本體和生命），做到“氣質具盛”。這兩種真實都不同于五四時期啟蒙知識分子所主張的具有實證基礎的科學真實。
二、反綱常倡新倫 變情感為理性
中國封建時代，“三綱”“五?！笔墙y治階級最高的倫理道德原則?！叭V”即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五?！奔慈?、義、禮、智、信?！叭V”之說始于漢代，是由漢儒推出的一套倫理道德規范，但這一思想的根源還須追溯到先秦時代儒家所代表的倫理道德理念。先秦時代的儒家代表孔子、孟子、荀子以血緣親情為根本來構建倫理關系，他們首先強調父母與子女間存在著一種父母有恩在先的債務性的情感關系，然后遵照情感平等的原則，子女就理應后天盡孝來報答父母的恩情。這種理念推演開來，便有了臣應該對君忠誠、妻應該對夫順從的教條。所以，先秦時代的儒家雖沒有講過“三綱”，但他們的道德理念已為“三綱”學說奠定了基礎。
情感在倫理道德的構建中充當著核心性的手段與載體的作用。在中國的傳統文學審美中，情感同樣占有重要地位。李澤厚認為，“中國美學在藝術上特別強調情感的表現”，中國古代，以樂為中心的藝術“充分地發展了藝術表現情感的功能”。
與樂相聯系的詩，“也絕大部分是抒情詩?！怀龅卣故玖酥袊囆g重視情感表現的特征”。\\(8\\)相比之下，五四時期卻是一個理性精神彰顯并不斷高漲的時期。此時的先進知識分子們一面熱切地介紹包括政治、經濟在內的幾乎所有的西學門類及各種各樣的思潮、學說，一面揭橥獨立自主的理性精神，將其貫徹在思想、文學等各個領域。這一時期宣傳科學精神最積極、影響最大的是胡適。胡適在積極宣傳“大膽假設，小心求證”的科學態度與方法的同時，也身體力行，審慎地踐行著科學精神。他在留美期間及回國初期寫了一系列研究古文詞義語法的論文，這些論文嚴格遵照著科學的實證方法，不僅比前人更令人信服，也為當時的文學研究界輸入了一股新鮮的風氣。
理性精神的顯達，削弱了情感的主觀作用，也使文學審美由強調“情感”的表現轉變成重視“理性”的思考。
其實，中國傳統文學在注重抒情的同時，絲毫沒有忽視理性的節制,只不過傳統思想通常將人的情感機械地區分為兩部分，一部分是自發的、無節制的、非理性的情感，這部分情感主要是緣于官能的生理反應，傳統思想將這一部分情感視為獸性的、低劣的、可鄙視的，是理當排斥的；另一部分是封建倫理道德所認可的理性的、可節制的情感，這一部分情感是傳統文學表現的對象。
在傳統文學中節制情感的理性又有兩種。一種是指倫理道德義理的理性。倫理道德義理中的理性雖然也帶有歸納、推理、分析、判斷等理性特征，但這種義理的理性是將理性包含在情感中，實質是一種對義理的愛慕之情或用這種愛慕之情去節制非義理的情欲，歸根結底是一種情理。與此相反，五四時期提倡的理性則是西方式的理性。西方的理性與感性相對，是一種排除了主觀情感、嚴格遵照事物的原理與現象自身的發展規律而展開的思維方式，此種理性更強調抽象、分析和創新。另一種包含在傳統文學中的理性是玄學性的理性。玄學是深受老子、莊子影響的一門傳統哲學。這種哲學主要是以宇宙本體、生命體驗作為觀照的對象，思考者常將所悟會的宇宙觀融于人生觀中。由于這種哲學思辨的特征是缺乏規定性、具體性和理論性的，因而主要依靠直觀來感悟、把握，這種宇宙觀就是一種遐想式的認識論，是一種脫離塵世、遠離現實人生的玄虛說教，因此顯得十分幽深縹緲、神秘莫測。與此相反，五四時期所提倡的理性精神則是一種運用科學理論知識對現實人生加以客觀認識的思維方式，這種理性不僅不會遠離現實人生，反而會成為現實人生的指導。
在科學精神的鼓舞下，五四時期啟蒙知識分子們紛紛推崇理性思考在文學中的作用。陳獨秀在五四時期大力倡導寫實主義、自然主義，因為“寫實主義自然主義乃與自然科學實證哲學同時進步。此乃人類思想由虛入實之一貫精神也”。\\(9\\)深受胡適影響的傅斯年在文學革命時期也發表了一些崇尚理性的文章。在《文學革新申議》中他指出：“方今科學輸入中國，違反科學之文，勢不能容，利用科學之文學，理必孳育。此則天演公理，非人力所能逆從者矣?！盶\(10\\)；在《怎樣做白話文》中他說：“這理想上的白話文是甚么？我答道：（一）‘邏輯’的白話文。就是具‘邏輯’的條理，有‘邏輯’的次序，能表現科學思想的白話文。（二）哲學的白話文。就是層次極復，結構極密，能容納最深最精思想的白話文。（三）美術的白話文。就是運用匠心做成，善于入人情感的白話文?！盶\(11\\)在《戲劇改良各面觀》一文中，他首先指出當時的“戲評界”缺乏“精密的思想力”，隨后他又批評那種沒有客觀標準，只憑個人好惡而評劇的“黨見”的不良之風。歐陽予倩在《予之戲劇改良觀》中也提出“正當之劇評者”“必根據劇本，必根據人情事理以立論。劇評家必有社會心理學，論理學，美學，劇本學之智識?！盶\(12\\)由此可見，五四時期啟蒙作家和啟蒙學者的思維方式已在很大程度上基于西方的科學思想和邏輯思維，他們的主張雖未深及社會底層，卻鼓蕩出了新世界觀的潮涌，給新文化和新文學提供了鋒利的思想武器。
三、推倒“和”字立新標 直面“自由”以為美
傳統倫理道德以“和”為貴，將和諧作為道德的最高理想。儒家認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乃社會中最重要的關系，只有人與人之間保持親睦和諧，社會群體方能統一，國家才會形成強大的力量以抵御外界的威脅，維持長治久安，不斷滿足社會成員的各種需要?？梢哉f，人際關系間的和諧被儒家視為保障社會安定乃至人自身生存的利器，正如孟子所言“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13\\)，《中庸》也說：“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盶\(14\\)為了求得和諧的局面，儒家一方面要求人人安守于自己所處的等級地位，并根據自己的身份盡到相應的責任；另一方面，儒家也特別強調，個人的言行舉止應恪守倫理道德準則，嚴格踐行中庸之道。儒家理想地認為，人們的言行若能恰到好處地達到倫理道德的要求，處事符合無過無不及的中庸之道，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自然會協調，天下就會和平安寧。應該承認，以“和”為貴的思想在中國封建社會時期，對于調節人際關系，緩解社會矛盾，保障社會生產的正常發展，促進社會的穩定確實起到了不容忽視的作用，也為中華民族與其他民族間保持友好和睦的關系發揮著積極的作用。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應清楚地看到，這種以“和”為貴的思想畢竟產生于科學精神并不顯達的古代社會，科學思想的缺乏，必定會造成以“和”為貴思想的諸多不足。
五四時期，隨著主體意識的覺醒，啟蒙知識分子們迫切呼吁個性解放、人格獨立。陳獨秀甚至認為東西民族倫理觀念上的根本差異就在于前者以“個人為本位”，后者以“家族為本位”，“欲轉善因，是在以個人本位主義，易家族本位主義”。\\(15\\)眾聲喧嘩中，人們不再將傳統的道德規則視為天經地義，也不再將和諧作為道德的最高理想。個性解放、人格獨立的呼聲取而代之成為五四時代的最強音。在個性解放精神的鼓舞下，五四時期的國民尤其是青年一代普遍崇尚一種“個人本位主義”的道德規則?！皞€人本位主義”的道德規則是在承認人人平等的基礎上，更加強調個體與個體間的差異，強調自我人格獨立的權利與價值，倡導相互尊重并保持個體的自由、獨立。個體解放、人格獨立的精神輻射到文學審美上，也使得啟蒙知識分子們不再以“中和”為美的重要元素，而是直面“自由”，立“自由”為審美的新標準。
以“和”為貴的傳統道德理想也使得傳統審美將“中和”作為美的一個重要元素。所謂“中”就是折中、調和之意，“中和”之美強調審美過程中，主體的情感應保持適度、平和，要不偏不倚，不走極端，“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16\\)只有“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才是審美的至高境界?！爸泻汀敝罎B透到文學審美領域，助長了傳統文學高度重視表現拘謹之下的形式美。中國古詩向來重視形式的規范化、程式化，傾向聲律的勻稱、格式的整齊，特別是唐代開始的律詩、絕句，更是在字數、句式、格律、音韻上提出了嚴格的要求，淋漓盡致地體現出“中和”之美的影響；在內容方面，“中和”之美也助長了傳統小說、戲劇等敘事文學的大團圓、善惡果報的表現傾向。中國傳統小說、戲劇在設計故事情節中，非常注意平衡故事中的各種力量，想方設法化解各方矛盾，力求安排一個大團圓式的結局，以“中和”之美的模式來滿足欣賞者的心理期待。
五四時期，啟蒙知識分子們在文學上以個性的自由伸張為新標準，視參差、錯落、獨創為美的重要元素。在新詩方面，胡適提出“詩體大解放”，提倡打破詩體、詞調、曲譜的種種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17\\)在戲劇改良方面，胡適厭惡帶有團圓式的傳統小說、戲劇，指出這樣的小說、戲劇是一種“腦筋簡單、思力薄弱的文學”，是“說謊的文學”，這樣的文學“決不能叫人有深沉的感動，決不能引人到澈底的覺悟，決不能使人起根本上的思量反省”，胡適認為“悲劇觀念”才是“醫治我們中國那種說謊作偽思想淺薄的文學絕妙圣藥”。\\(18\\)傅斯年也在《論編制劇本》中批評中國戲劇中通行的大團圓式的結尾，說它容易將觀劇者前面所獲得的感想和情緒“一筆勾銷”，“最好的戲劇，是沒結果，其次是不快的結果。這樣不特動人感情，還可以引人批評的興味?！宋镉匠?，文章愈不平庸哩?！盶\(19\\)這些見諸新文學領袖們筆端的意見雖然不無瑕疵，但總體上卻將中國傳統的回避現實、戕害個性的迂腐哲學觀念推倒在地，取而代之以清新、真實、充滿變革精神的哲學觀和審美觀，同時又以強烈的文化自省意識和大膽嘗試的創作努力為國人的思想啟蒙做出了表率。
結 語
五四新文化運動去今已近百年，中國社會的倫理道德和審美文化的面貌雖仍透露出幾千年傳統的影響余波，但畢竟已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轉變?；仡櫧倌陙淼难葑冘壽E，所積累的經驗教訓不僅是極深刻的，而且也是極珍貴的，值得我們認真審思和批判。因為其一，這百年來中國人的倫理道德和審美生活是充滿曲折和付出巨大代價的，這不見硝煙、悄無聲息的精神鏖戰是蘊藏著巨大的認識資源的；因為其二，這些思想和藝術領域的遺產———無論是成功抑或失敗———是對未來中國的道德建設和藝術創造具有重大借鑒意義的。
中華民族有著悠久輝煌的倫理文明遺產和豐贍的文學遺產需要我們繼承傳揚，但也有著早已不再適應現代化建設的陳腐丑陋的倫理道德積弊和阻遏文學藝術蓬勃生長的痼疾，這些都是我們乃至我們之后的幾代人非經巨大的努力奮斗而不能完成的歷史使命。既然歷史已經證明，倫理革命和審美解放是一個古老民族經由近代啟蒙而進入現代社會的必由之路，那么我們就沒有理由再猶疑踟躕，臨畏途而退避。這一偉大歷史使命已然落到了我們肩上，我們唯有奮力開拓進取，才會不負五四運動的啟蒙先驅所開創的事業，貢獻力量于偉大中華民族的現代化建設前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