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晉南北朝時期,經濟中心不斷南移,在長江中下游地區逐漸形成了一些較為發達的經濟圈,尤其在南朝時期,隨著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完全南移,南方經濟已經較北方經濟活躍與發達.
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經過南方人與流徙到南方的徙民們的共同努力,南朝經濟在曲折中呈現出蓬勃發展的態勢.在政府的鼓勵下,人們開荒圍湖,使得土地在較短時間內大量增加,再加上從北方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的推動,南方地區的生產力得以提高,甚至較為原始的山野川澤也被開發出來成為貴族的閑游勝地.
農業的發展為南朝經濟提供了必要的物質基礎,直接帶動了南朝商業的迅速發展.官僚兼商在南朝已是普遍現象,民間販夫走卒更是不可勝數,由于商業的興盛和來往商旅的聚集,諸如建康、荊州、揚州這樣的商業大城得以迅速建立起來.商業發展的同時,手工業也隨之興盛,尤其是民間手工業,在政府部門所掌管的官營手工業之外占據著南朝手工業的重要地位.南朝經濟的另一重要組成部分是寺院經濟.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以來,在佛教信徒宣揚和統治者的提倡下,經歷了多番挫折后漸漸被時人接受并傳播開來.南朝時期佛寺猶如雨后春筍般大量增加,寺院勢力也肆無忌憚地迅猛擴張,這不僅影響到農業生產和商業經濟正常發展,甚至在極盛時期竟威脅到了統治者的利益.
一、南朝的土地利用狀況
在南朝前代和初期,南方土地雖然沒有得到充分與合理地利用,但并不意味著沒有絲毫的開發,如《漢代樂府民歌·江南》: "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1]18隨著南朝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南移,土地利用較前代充分,人口的增加和由北方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與生產工具成為促進南方農業進步和經濟發展的決定性因素.
南朝時期,政府除了給農民公田外,還鼓勵人們開荒造田,除了種植五谷雜糧外,人們還將開墾出來的田地和圍湖用于種植桑麻和菱角等,這不僅有效地利用了土地資源,還增加了農民的收入,直接促進了農業發展,也帶動了經濟的發展,如"秋江岸邊蓮子多,采蓮女兒憑船歌."[2]735這是描述農家女子在湖里采蓮子以售賣的情景.在南朝民歌中,似此類描寫田間采蓮的作品還有很多.
除了種植蓮藕以外,農民還可以利用水田、淺湖和湖岸種植菱角、芙蓉和桑麻.《采菱曲》其二: "參差雜荇枝,田田競荷密.轉葉任風香,舒花影流日.戲鳥波中蕩,游魚菱下出.不與文王嗜,羞持比萍實."[2]740從"羞持比萍實"來看,在湖里采菱的人應該很多,菱角是南方特產,所以種植的人戶頗多; 又如《采菱曲》其三: "妾家五湖口,采菱五湖側."[2]740這種描寫田間采菱的作品在《樂府詩集·清商曲辭》里就有十五首之多.
南朝的土地,除了農民種植的公田,還有許多的山林川澤被豪門貴胄占有或買置,或設巨門豪宅,或設花圃園囿,在其間觀花賞月、談文作賦,過著閑情逸致的生活,也由此形成莊園經濟.如《春歌十二首》其十四: "春園花就黃,陽池水方綠.酌酒初滿懷,調弦始終曲."[2]644《秋歌十八首》其十二: "掘作九州池,盡是大宅里.處處種芙蓉,婉轉得蓮子."[2]644這兩首詩充分顯示了貴族占有土地后的生活,春日園子里花黃水綠,可以在里面酌酒盡興,還能調弦聽曲,神仙的生活也不過如此.不只這些,還可以在"大宅"里面掘池"種芙蓉""得蓮子".
南朝的土地與人口從整體來看依舊在不斷增加,人們的生活水平較之前也有所提高.土地的增多與合理利用使生產力大幅提高,由北方徙民帶來的先進生產技術和生產工具不僅促進南朝農業大發展,更增加了南方農作物品種,為南朝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
二、南朝商業的發展狀況
\\( 一\\) 商業的發展
經濟中心和政治中心南移后,南朝的商業迅速發展起來,民間販夫走卒成為常見,而且隨之發展的還有許多沿江而設的大城市,如揚州、荊州等.試看梁簡文帝的《南湖》: "南湖荇葉浮,復有佳期游.銀綸翡翠鉤,玉軸芙蓉舟.荷香亂衣麝,橈聲送急流."[2]704《大堤》: "宣城斷中道,行旅極留連.出妻工織素,妖姬慣數錢.炊雕留上客,貰酒逐神仙."[2]704《通典》曰: "雍州,襄陽也.《禹貢》荊河州之南境,春秋時楚地也,魏武帝始置襄陽郡,晉兼置荊河州.宋文帝割荊州置雍州,號南雍.魏晉以來,常為重鎮,齊梁因之."[2]704荊州是南朝除建康以外最大的商業城市之一,所謂"江左大鎮,莫過荊揚"[3]274,由此可見,南朝發達的商業城市相對比較多,尤其是沿江以及靠近帝都建康的城市,建康不僅是南朝的政治中心,也是經濟中心,它的發達帶動了周邊城市的發展與繁榮.
這兩首詩都是描寫雍州盛況的,"銀綸翡翠鉤,玉軸芙蓉舟",一個偏遠貧窮小鎮是斷斷無法呈現出"急流送舟,荷香醉人"這一美好景象的,唯有社會生活條件安定、經濟穩定發展的大城市才有如此氣象.再看《大堤》: "出妻工織素,妖姬慣數錢.炊雕留上客,貰酒逐神仙."更充分顯示了雍州的發達程度,能使行旅流連忘返,"出妻工織素"暫且不論,甚至就連"妖姬"也慣數錢了,可見雍州經濟發達程度.除此之外,揚州也是南朝最為發達的城市之一,從《翳樂》: "人言揚州樂,揚州信自樂.總角諸少年,歌舞自相逐."[2]715可見一斑.
南朝時期,北方流徙而來的人們加上南方政局的相對穩定,南朝人口的迅速增加使勞動力得以充實,所以南朝農業的發展較北方而言更為迅速.然而南朝的土地畢竟有限,加上貴族豪門大肆圈占,使農民耕種的土地相對更少,因此,為了生存便有大量的農民不得不棄農從商,虞信《賈客詞》: "五兩開船頭,長檣發新浦.知懸岸上人,遙振江中鼓"[2]702就是描寫賈客辭別家人外出經商的作品.再看劉駕《賈客詞》: "賈客燈下起,猶言發已遲.高山有疾路,暗行終不疑.寇盜伏其路,猛獸來相追.金玉四散去,空囊委路歧.揚州有大宅,白骨無地歸.少婦當此日,對鏡弄花枝."[2]702行商路上起早貪晚仍覺時間不足,加之路上不僅有強盜流寇攔路打劫,甚至還有猛獸相追,失去錢財事小,甚至可能"白骨無地歸",縱家有大宅豪門,且有嬌妻"對鏡弄花枝"相候,也是枉然.然而就算如此危險,依然有許多人鋌而走險棄農從商,這直接反映了南朝時期人們在統治階級的剝削與常年戰爭紛亂中,僅僅依靠農業生產已經無法維持生存,只能棄農從商,試圖尋求活路.
對于南朝經濟的復蘇,統治者是持鼓勵態度的,故而不僅民間商販眾多,甚至許多貴族官僚也搞起了兼營商業.事實上,南朝的商業由封建政府和貴族官僚把持,僅僅由政府把持的商業已難以滿足統治者的私欲,因此官僚貴胄也多有經營商業以牟取巨利.劉宋時,益州刺史劉道濟的下屬"并聚斂興利,而道濟委任之,傷政害民,民皆怨毒."[4]1380當時的官僚不僅持權斂財,更公開出賣官爵,攫取暴利.官僚經商不但可以斂取錢財,還可以不用繳納市稅,對此政府并沒有加以遏制,這就使得官僚豪門兼營商業更加有恃無恐.
\\( 二\\) 手工業的發展狀況
由于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在南朝經濟中一直居于主導地位,所以民間手工業尚不能脫離農業而獨立存在,只能作為副業,如顏之推說: "生民之本,要當稼穡而食,桑麻以衣."[5]39如《子夜變歌》: "空織無經緯,求匹理自難.始欲識郎時,兩望心如一."[2]646這首詩雖是情詩,但其中體現了南朝時期普通人家女子紡織為的是家庭需要,而非社會供給,若是手工業脫離農業而存在,斷不可能出現"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2]655這種情形.此類作品還有虞信的《烏夜啼》: "彈琴蜀郡卓家女,織錦秦川寶氏樓."[2]692等,由此可見,在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主導下,民間手工業還不能從農業中完全分離出來.
南朝民歌較密集地反映了"男耕女織"的經濟模式,多有歌詠女子紡織.如《子夜四時歌·春歌》: "秦地羅敷女,采桑綠水邊."[2]652或丈夫良人出征在外,家妻便在家中"素手抽針冷,那堪把剪刀."[2]652三國時期馬鈞改進了織綾機,使這一時期紡織技術大大提高.南朝時期的紡織技術繼承前代已經發展到了相當高的水平,不僅錦、紗、棉之類的紡織品種類增加,而且做工較前代更為細致精妙,由宋吳邁迭的《陽春歌》"羅衣飄蟬翼"[2]742足見南朝的絲織品已可薄如"蟬翼"且做工精美.再看《子夜歌·春歌》第二十首: "碧樓冥初月,羅綺垂新風."[2]646"羅裳連紅袖,玉釵明月珰."[2]646體現了南朝紡織技術在前代成就的基礎上隨著手工業的發展已有了長足的進步.自然,再發達的經濟都離不開農業,大面積種植桑麻是促進南朝紡織業發展的又一重要因素.
試看《采桑度》的其中兩首: "蠶生春三月,春桑正含綠.女兒才春桑,歌吹當春曲.""采桑盛陽月,綠葉何翩翩.攀條上樹表,牽壞紫羅裙."[2]709這兩首詩都是描寫陽春三月女子紛紛外出采桑的情景,似這類作品在南朝民歌中占有十二首之多,可見在南朝桑麻之類的紡織原料應比較豐富.
江南水域縱橫,且大多數城市臨江而建,往來客旅不絕,被稱作水鄉澤國,為了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造船業得以迅速發展,如《觀聞變歌》: "搖著帆檣上,望見千里磯.鍥臂飲清血,牛羊持祭天.沒命成灰土,終不罷相憐.駛風何曜曜,帆上牛渚磯.帆做傘子張,船如侶馬馳."[2]657從"帆做傘子張,船如侶馬馳"中可見在南朝時期,造船業已相當發達,劉宋時荊州作部就已經能造上千只戰船.
隨著南朝時期遷都南方,大多數城市沿江而設,造船的技術也越來越高,加上政府并沒有限制民間造船,因此出現"船如侶馬馳"這樣的景象也屬正常.隋文帝滅陳后為了鞏固中央集權下令沒收民間大船,"人間有船長三丈以上,悉括入官"[6]43,足見民間造船之多已妨礙到了中央的統治管理.
南朝時期的船只不僅數量極多,而且載重量也大超從前,大的已達萬斛,可見南朝時期的造船業已經發展到何種地步.南朝的造船技術不僅繼承了前代的成就,更在其基礎上做出了重大突破,為后世留下了寶貴的技術資源.
三、南朝寺院經濟的發展狀況
佛教自漢代傳入中國后,盡管發展歷程幾經曲折,但后來還是被時人所接受并廣泛傳播開來,尤其是在魏晉南北朝時期,佛寺大增.南朝佛教經竟陵王蕭子良大力提倡開始興盛,梁武帝又大興佛法,甚至四次"舍身"入同泰寺,此時南朝寺院經濟發展到極盛.梁武帝的《方丈曲》: "方丈上,崚層云.挹八玉,御三云.金書發幽會,碧簡吐玄門.至道虛凝,冥然共所遵."[2]745《玉龜曲》: "玉龜山,真長仙.九光耀,五云生,交帶要分影,大華冠晨纓.壽如玄羅,出入游太清."[2]745這兩首詩明顯地表現出了其對佛法的追求與對佛門的向往,為了宣揚佛法,梁武帝甚至不惜花費大量財物興修同泰寺、大愛敬寺和智度寺等.
佛教一經發展起來便大肆資費興修佛寺,《三國志·吳書》有載: "乃大起浮圖祠,以銅為人,黃金涂身,衣以錦采,垂銅盤九重,下為重樓閣道,可容三千余人……"[7]790這些數量驚人的錢財無不來自貧苦百姓,造成了許多百姓因為生活困苦難以度日而皈依佛門,這樣的結果便是寺院財力與勞動人手都得以增加.隨著寺院經濟實力的突飛猛漲,加上統治者的背后支持,寺院經濟發展起來就更為迅速,一直到寺院的勢力已經逐漸威脅到了南朝封建統治階級的統治,統治者才意識到要抑制寺院經濟的發展,如雍州刺史劉粹"罷諸沙門二千余人,以補庫吏"[4]1380.雖然抑佛取得了一些效果,佛寺稍有減少,但數量仍然很龐大,故唐人杜牧留有詩句"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而在寺院與封建統治者之間的沖突稍微緩和之時統治者又開始提倡佛法,于是寺院經濟又重新煥發生機.
不僅是統治者,就連下層百姓也都大多沉迷佛法,《南史》載: "普天信向,家家齋戒,人人懺禮,不務農桑,空談彼岸."[8]1720由此可見,人們沉迷佛法已到了荒廢農業的地步.人們的愚昧導致他們難以認識到佛教的真正意圖,寺院的財物一大部分來自帝王貴族的施舍,還有一部分則是來自于對人們不擇手段的欺騙和聚斂,他們打著普度眾生的旗號,實則干著傷天害理的事情,如《弘明集·釋駁論》曰: "或墾殖田圃,與農夫齊流; 或商旅博易,與眾人競利; 或矜持醫道,輕作寒暑; 或機巧異端,以濟生業; 或占相孤虛,妄論吉兇; 或詭道假權,要射時意; 或聚畜委積,頤養有余; 或指掌空談,坐食百姓."[9]
大多寺院都有寺庫,寺庫是寺院用于放高利貸的部門,寺院囤積居奇、唯利是圖,寺院及僧侶的這些行為不僅阻礙了農業的發展,也阻礙了商業的發展.
總的來說,寺院經濟過度發展與勢力的過度膨脹不僅威脅到了統治階級的利益,更阻礙了農業的生產發展,人們不耕不織,致使民不聊生,因此貫休在《陽春曲》中說: "盡向天宮閑處坐,何不卻辭上帝下下土,忍見蒼生苦苦苦."[2]743
四、結語
南朝民歌反映了南朝經濟的發展狀況,同時,南朝經濟也推動了南朝民歌的發展.首先,南朝的民歌數量遠遠多于前代,僅《樂府詩集·清商曲詞》就有六百多首; 其次,民歌的種類也多于前代,如《子夜歌》等愛情詩,《采桑度》、《采蓮曲》和《采菱曲》等農事詩,《烏夜啼》、《莫愁樂》等離別詩; 最后,南朝民歌較之前代,接觸面更廣,隨著經濟的發展,民歌不再局限于下層人們吟唱,而為統治階級所接受,甚至連統治者也大量創作民歌,如梁武帝創作有《江南弄》七首,梁簡文帝創作有《江南弄》三首,陳后主創作《玉樹后庭花》等.
南朝民歌大多產生于一般市民,故不難從其中窺見南朝市民生活與社會現實狀況的一斑.從南朝民歌中,我們可以看到當時政治中心和經濟中心的南移,不僅促進了南方地區的開發,更為南方社會各方面的發展帶來鮮活的血液,農業和商業是尤其重要的兩方面,并且在統治者的鼓勵和人們的努力下,南方的生產力得以發展,人們的生活水平也明顯普遍提高.然而南方政權不斷更迭,加上其它諸多因素的影響,南朝經濟的發展也非一帆風順,但就結果而言,盡管其發展過程緩慢且曲折,卻仍在曲折中前進著.南朝的經濟不僅在前代的基礎上繼續發展,更為后世唐宋時期南方經濟的高度發達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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