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不僅是一種藝術現象，同時還是一種社會和文化現象。它的出現是作家根據自身獨特的世界觀對社會現實的藝術創造，它不僅是自身藝術審美和感悟的結晶，還記載了孕育它的民族、時代和社會的思想、文化和意識形態，有著珍貴的審美價值和深厚的文化底蘊。因此對文學作品的閱讀和闡釋就是對歷史背景的重現和“獲得生命的存在”。
“三言”、“二拍”作為明代社會的一面鏡子，具有“史”的價值。明代中后期社會處于變革時期，出現了資本主義的萌芽。它的出現是對中國封建統治基礎的小農經濟的沖擊，同時也是對建立在此基礎上的封建統治思想的嚴峻挑戰。隨著市民階層的擴大，“存天理，滅人欲”的陳腐觀念開始被人質疑，涌現了王陽明、李贄等要求解放人性的的啟蒙家。而馮夢龍和凌濛初是他們思想的追隨者，在為正統文學不恥的“妾小說”中大量描寫了市民階層的日常生活和男歡女愛的情感生活，這是對正統文學的一種挑戰，熔鑄了時代下的新風氣。而在“三言”、“二拍”中媒婆作為復雜世相的一個被批判的組成部分，卻起到了“小角色，大作用”的效果，給人印象深刻。在作者筆下，她們是家庭收入的創造者，也是閨閣女性連接墻院之外的橋梁，她們巧言善辯、唯利是圖，卻也是時代桎梏的一絲曙光，成為文學變革的先行者。
一、社會轉型的見證者
韋勒克與沃倫曾說：“文學作品最直接的背景就是它語言上和文學上的傳統。而這個傳統又要受到總的文化‘環境’的影響。一般說來，文學與具體的經濟、政治和社會狀況之間的聯系是遠為間接的?！痹凇叭浴?、“二拍”中兩位作者都在試圖建構這種“背景”，反映那個時代下的經濟、政治變化和個體精神的形成。而媒婆走街串巷的步伐不僅踏出了歷史的軌跡，同時其匆忙有力的步伐聲也影響著社會的現在和未來。
中國有著悠久的媒妁文化，尤其在中國封建宗法制度的背景下，她們成為“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下左右婚姻的重要力量。在封建男權制度中，女性沒有經濟地位，被束縛于閨閣之中，而媒人的產生就是為了更好地維護男權對女性的掌控，它是父權制度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產物。她們被統治者賦予正當的、合乎倫理道德的社會身份，受到統治者的保護?！疤幣疅o媒，老且不嫁”，媒妁成為締結婚姻的重要基石。在“婦無外行”的社會傳統中，她們是最先被社會認可的可以“足履閾外”的女性。
但在每個時代媒妁也有著各自不同社會的文化內涵。明中后期，政治腐敗，社會風氣腐朽不堪；經濟上出現了資本主義萌芽，在金錢的誘惑下，市民隊伍逐漸擴大；而思想界在“情、理、欲”的矛盾中更為直接地對傳統思想進行了批判和要求對封建秩序進行整建，而這些都充分有力的反映在中國古代白話短篇小說“三言”、“二拍”之中，尤其是歷來不被文學創作者重視的媒婆這一文學配角，在“三言”、“二拍”得到大量涉及，成為這一時期新的社會形態出現的見證者。這些社會變化使得女性的自我意識開始覺醒復蘇，在經濟潮流中，市人“逐利”的風氣也吹進了更多的家庭，在有限的女性職業中，更多的女性開始擺脫男權的藩籬，走出家門，加入到媒妁行業。龐大的隊伍和對金錢的渴望使她們逐漸擺脫了官媒的控制，成為社會上十分活躍的社會職業——私媒。她們不再僅僅依附于男性，而成為家庭收入的重要勞動力。經濟地位決定政治地位，她們雖然困囿于男權思想中，但卻在“男尊女卑”的社會中有了一定的話語權。這也促使她們“東家走，西家走，兩腳奔波氣常吼”，有了很強的職業意識和職業愿望，成為新的社會形態下的轉變者之一。如《醒世恒言》卷七高贊欲替女兒擇風流佳婿的消息一傳出，眾多媒人出于對高額媒妁禮的渴望而趨之若鶩，各顯神通與同行競爭。也只有生活在這個社會生活日益商業化的時代下，才可能出現如此場面。但是在“上梁不正，下梁歪”社會不正風氣下，在金錢的誘惑中，“誠、信、仁、義”的商業道德崩塌，媒人也沾染了墮落的商業文化氣息?！冻蹩膛陌阁@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錯》中說：“看來世間聽不得的最是媒人的口，他要說了窮，石崇也無立錐之地；他要說了富，范丹也有萬頃之財。正是富貴隨口定，美丑趁心生。再無一句實話的?！?/p>
她們由于自身的知識水平限制和時代腐朽風氣影響，做著唯利是圖的勾當。但是在新思潮的吹襲中，封建思想對她們的束縛較之以往要松弛很多，使她們有了更大的空間活躍在男權社會中。因此，雖然她們在現實與藝術中一直屬于配角地位，卻是包涵著豐厚歷史內容的文學典型，成為讀者通過文學認識特定時代生活的方式之一。
二、女性解放的牽引者
中國古代，女性長期束縛在封建禮教道德規范下，“喪失了自我，喪失了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文化和思想品格”。但在明代中后期，隨著經濟的發展和社會新思潮的涌現，一股新的價值追求和審美觀念，開始向傳統倫理文化發出挑戰。而被“三從四德”束縛在庭院中的女性也在這個特殊的文化背景下開始疏離傳統道德規約，而這其中起到很大作用的就是媒妁群體。她們終日游走于大街小巷、出入庭院閨閣之中，有著相當豐富的見識和風趣幽默的市井之語，這些都是讓閨閣之女感到新奇和渴求的外界信息。正如普列漢諾夫說：“任何文學作品都是它的時代的表現。它的內容和它的形式是由這個時代的趣味、習慣、憧憬決定的”。
在“三言”、“二拍”中融入了時代風氣，新的資本主義觀念促使人們萌生出追求人生價值、婚姻自由的想法。因此，在這兩部小說集中，大量描寫了女性對愛情的憧憬和情與欲的糾葛。而這其中，媒婆起到了很大的誘導作用，她們將外界的信息傳輸進了閨閣內，促使閨閣之女第一次直接地去面對內心最真實的渴望。如在《喻世明言》卷一《蔣興哥重會珍珠衫》中三巧兒被“俐齒伶牙，能言快語”的薛婆誘哄的“一日不見他來，便覺寂寞”，最后“這婆子或時裝醉作風起來，到說起自家少年時偷漢的許多情事”，勾起了三巧兒的春心，促成了一段精神與肉體共同出軌的戀愛。在《初刻拍案驚奇》卷二《姚滴珠避羞惹羞鄭月娥將錯就錯》中姚滴珠離家出走被拐，在王奶奶別有用心地大罵姚滴珠公婆虐待兒媳的挑破中，引起姚滴珠辛酸不已，并循序善誘的為她另尋“良人”：“他把你象珍寶一般看待，十分愛惜。吃自在食，著自在衣，纖手不動呼奴使婢，也不枉了這一個花枝模樣。強如守空房、做粗作、淘閑氣萬萬倍了?！?/p>
這促使姚滴珠“聽了這一片活，心里動了”。雖然兩位媒人的行為都是不被社會認可的，但在封建禮教觀念中，兩位少婦在媒人的牽引下，勇于承認自身的情欲，打破了封建禮法的束縛。她們不再對“父權、夫權”唯唯諾諾、逆來順受，而是大膽與情人私會、另尋“良人”，走出了自身解放的第一步。同時，她們不再嚴守“男女大防”，在性的問題上，“憑他輕薄”，“分明久旱受甘雨，勝似他鄉遇故知”，這是對封建貞潔觀念的極大挑戰。媒人的行為間接喚醒了女性的性意識，讓女性順應本真的人性，去享受自己生命的快樂，而且這也改變了傳統觀念中女性必須為丈夫守身如玉的不對等的性愛關系。
雖然媒人“逐利”過程中不顧商業道德為人詬病，但是站在時代變革的高度看，她們直接導致了女性意識的覺醒。她們為已婚婦女的拉媒行為，間接地促使女性開始反對不公允的社會制度，爭取與男性平等的社會地位，并且對父母、公婆言聽計從的愚孝提出了質疑，要求擺脫卑微順從的處境，具有強烈的反傳統精神。這些女性沒有受到完整的理論體系的指導，但在媒人有限的知識下，遵從自身原始的欲望，開始走上懵懂的女性解放之路。雖然道路艱辛，但她們的行為卻給陰霾下麻木到絕望的女性帶來了一絲希望的曙光。
三、文學變革先行者
明代中后期，思想文化統治并不嚴厲，給予了針對封建正統思想弊端而產生的新思想一席生存空間。新舊思想激烈碰撞，涌現了令人矚目的價值理念。而“三言”、“二拍”的兩位作者都是新思想的擁護者，在他們的作品中積極發揚了“文以載道”的文學傳統。他們通過世俗小說的創作將新思潮的價值觀念宣揚出去，以情感來傳達自己的社會理想。馮夢龍和凌濛初從廣泛、復雜的社會生活中擇取題材，試圖以市民文學解構封建，努力促使世人覺醒。馬克思說：“社會的進步可以用女性的社會地位來精確的衡量?！?/p>
在“三言”、“二拍”中，女性成為與男性平等甚至高于男性地位的作品主角，這在以往的作品中幾乎是不存在的，有著劃時代的文學意義。而女性配角——媒婆，在作者筆下雖然沒有姓名，被冠以“薛婆”、“張婆”、“李婆”、“張六嫂”、“王奶奶”等只有姓氏的稱謂，呈現出符號化的特征，但是她們在文學和歷史的意義是不可忽略的。
她們在作品中很少有正面形象，多是被塑造成伶牙俐齒，不顧倫理道德、貪圖金錢的卑劣形象。
作者延續并強化了這一創作傳統，讓她們繼續成為主角順利出場和完成作者主旨的牽引者，成為沒有結局的存在。但是在作者主觀意圖外，卻產生了超出作者意圖的意料之外的效果。她們多次在作品中出現，極大地豐富了古代小說對配角的藝術處理，為中國古代小說創作提供了很好的范例。并使得讀者在文學作品的閱讀中，對作品出現的媒婆這一審美對象產生了興趣。她們不再是默默無聞，成為可以“調唆織女害相思，引得嫦娥離月殿”的能言善辯的固定形象，并對小說情節發展和小說市井風氣的渲染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因此成為讀者對作品更深認知的一種不可忽略的文學形象類型。
同時，作者在作品中試圖通過男女之情來傳播情本論時，將重點放在男女主人公身上，來揭示社會變革的趨勢，但是媒婆這一形象的塑造卻是在作者不經意間成為了最先實踐文學變革的先行者。這在作者的創作意圖中，卻沒有這種認識。在“三言”、“二拍”中，作者對她們是持譏諷、否定的態度，但是跳出時代的局限，我們卻可以從這一人物類型中發現她們身上值得肯定的反封建禮教的解放精神。她們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制度的守護者，同時又是這一制度的破壞者。她們率先打破這種不合理的婚姻桎梏，開始征詢婚姻男女雙方的意見。她們在女主人公還未萌發反叛思想前，就已自撬墻角，成為擁護社會新思潮“主情”的先行者。在《通閨闥堅心燈火鬧囹圄捷報旗鈴》中媒人楊老媽在征詢了婚姻當事者幼謙和惜惜的意見后才積極為二人牽線搭橋，擺脫了盲婚啞嫁的婚姻悲劇。 她們在“三言”、“二拍”中，成為了作者主觀意旨的先行者，具有不可忽略的歷史意義和文學意義。
總之，媒人是“三言”、“二拍”中的重要角色，她們身上散發著明代特有的新思潮的氣息，閃耀著時代的光芒，揭示了深厚的文化內涵。她們在歷史和文學中，占據了前沿地位，成為具有獨特魅力的文學形象。她們突破了傳統女性的保守、卑微和柔順，走出家門去“謀利”，表現出與男子一樣的膽識和機智，見證了時代商業氛圍中的變革。她們通過對閨閣女性信息的傳遞，成為文學中“變革那可能變革世界的男人和女人們的內驅力”，促進女性意識的覺醒，爭取女性的解放。同時，她們是作者主觀意圖的先行者，促使了作品的思想登上一個新平臺。她們角色雖小，卻擁有“永恒的價值”和“不朽的藝術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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