傳統的方法論詮釋學認為，在理解活動中，“理解者能夠比作者更好地理解自己?！薄?〕（P192）哲學詮釋學把這視為一種天真的浪漫主義解釋理論，它突出強調所有的理解特別是人文科學對象的理解總是從理解者的詮釋學處境出發的理解，人們對包括文學藝術在內的所有人文科學對象的理解，都總是以一種時間性和歷史性的視域所做的理解，詮釋學意識充分意識到人文科學的理解事件所具有的此在性、有限性、歷史性、語言性和開放性特征。文學屬于人文科學，文學作品的理解屬于人文科學理解的范疇。就文學詮釋活動而言，哲學詮釋學意識從作為人文科學對象的文學藝術和真理經驗的特殊性出發，把文學詮釋活動理解為一種此在性、時間性、有限性、歷史性、真理性的事件，這種詮釋學意識為我們理解文學詮釋活動的辯證法提供了重要啟示。本文根據理解事件的辯證法探討和論述文學詮釋活動的此在性與有限性、歷史性與開放性、語言性與思辨性的辯證法。
一、哲學詮釋學意識與文學詮釋的此在性和有限性
在文學詮釋活動中，我們是否可以在理解過程中毫無偏差地重建作者的意圖？我們是否能夠可以超越時間和歷史從文學藝術作品中獲得某種恒定的客觀意義？對于這些問題，哲學詮釋學做出的回答顯然是否定的。哲學詮釋學認為，像所有人文科學領域的對象的理解和解釋一樣，文學的詮釋活動同樣具有此在性和有限性。
哲學詮釋學對包括文學在內的人文科學對象的理解，是建立在海德格爾的存在本體論基礎上的，海德格爾把狄爾泰的方法論詮釋學改造為一種事實性的詮釋學，把作為工具論的詮釋學變成了一種本體論的詮釋學，伽達默爾進一步闡發海德格爾的事實性詮釋學的哲學洞見。把理解看作是一種有限性和歷史性的事件，一種“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理解不只是主體的各種可能行為中的一種，而是此在本身的存在方式?！馕吨鴺嫵闪舜嗽谟邢扌院蜌v史性的根本運動存在，因而包括此在對世界的全部經驗?！薄?〕從作為一種此在的根本運動的理解來看，我們就不能把文學的理解和解釋看作是對文學作品中所再現的事物的認識，也不是一種超越理解者自身此在存在的理解，文學理解就是作為此在的我們的一種存在方式。
理解者作為一種此在的存在，意味著理解者始終是一種有限的歷史性的存在，人的存在的此在性和有限性決定了理解者的此在性和有限性，同時也決定了包括文學藝術在內所有人文科學對象的理解的此在性和有限性，由此我們對文學作品的理解就不是一種客觀的、中立的理解，對文學作品的所有理解都是從理解者自己的特殊歷史條件、文化語境、審美觀念甚至意識形態立場等等出發所作的理解，所有人對文學作品的理解都不能擺脫這種規定性。理解者總是帶著這種“偏見”進入文學作品的理解中。正如魯迅在談到人們對《紅樓夢》的讀解時所寫道：“《紅樓夢》是中國許多人所知道，至少，是知道這名目的書。誰是作者與續者姑且勿論，單是命意就因讀者的眼光而有種種：經學家看見《易》，道學家看見淫，才子看見纏綿，革命家看見排滿，流言家看見宮闈秘事……”〔4〕（P145）因此，所有從不同的讀者眼光里看出的不同意義都與讀者所具有的前理解有關，他們帶著某種“偏見”理解文學作品的意義。
理解的此在性和有限性是哲學詮釋學始終堅持的思想，文學的理解也始終是一種有限的理解?！懊恳环N意義的詮釋學經驗都是有限制的。當我寫下‘能夠被理解的存在是語言’這個句子時，便意味著被理解的東西是不可能完全被理解的。這意味著以語言的名義出現的任何事物總是意指超出用命題所能獲得的東西。要被理解的東西總是要語言來表達的東西，但是，它當然總是被當作某物，當作真實的東西來理解。這是存在在自身中‘表現自身’的詮釋學維度。在這個意義上，我保留了‘事實性詮釋學’的表述，而且這種表述意味著詮釋學意義的轉變?！薄?〕（P382）理解始終意味著有限的理解，任何理解都具有未完成性。正如格龍丹所說：“如果詮釋學有什么是普遍的東西的話，也許就是它認識到它自己的有限性，也許就是這樣一種意識，它意識到實際的表達是不可能窮盡的內在對話，因而推動我們去理解?！?/p>
當然，這并不意味著我們是一種被動的始終被規定和被限制的生命存在，而是意味著我們必須充分意識到我們自身存在的境遇。我們對于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歷史的理解，以及文學和藝術的理解，都是在一種具有特定歷史境遇的規定性中用某種已然具有的思想、情感、洞見去觀看、理解和解釋我們所面對的東西。這是我們理解事物，理解文學和藝術作品得以出發的某種前提條件。
理解的此在性和有限性的詮釋學意識給予文學理解和詮釋的重要啟示是，每一個對文學作品進行理解的人都是一種有限性和歷史性的存在，作為有限性和歷史性存在的人對于文學作品的理解都具有有限性、歷史性。對于“終有一死”的人的理解來說，對于任何東西的理解都是此在性和有限性的，我們對于文學作品的理解，想獲得唯一的、最終的、客觀正確的解釋是不可能的。我們不可能完全重建作者或文本的意義，理解始終是此在歷史性的一種運動方式，文本的理解只能是有限的理解。從根本意義上說，人們對歷史上的每部文學作品所做出的理解都是在一種歷史性的環節中所做到有限的理解，所做出的理解和解釋也是歷史環節中的環節之一，站在某種歷史語境中的每個時刻的理解，而不是一種被終結了的理解和理解了的終結。
二、哲學詮釋學與文學詮釋的歷史性與開放性
哲學詮釋學認為，那種認為我們可以在理解中完全客觀地重建文學作品意義的傳統詮釋學理論，嚴重地忽視了理解的歷史性和開放性?！百み_默爾詮釋學最具有獨特性和重要性，也是最困難的地方便存在于對理解以及對理解發展和變化條件的描述中?！薄?〕（P42）在理解如何可能的問題上，哲學詮釋學體現了對傳統詮釋學的挑戰，也體現了它對這個問題的獨特理解。這對于文學的詮釋問題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哲學詮釋學通過如下三個問題探討了理解的歷史性和開放性問題：第一、根據我們歷史性的存在，什么東西被帶進了文學的理解事件中？第二、作為具有自身有限性和歷史性的理解者，我們如何能夠理解同樣具有歷史性的文學文本？第三、在作為理解者的我們與歷史上的文學作品之間所發生的理解所產生的結果究竟是什么？或者說我們理解過程所導致的是什么樣的結果？
對于第一問題，哲學詮釋學批判了啟蒙運動的理性意識，重新恢復了偏見（Prejudice）在人類理解活動中的合法地位。啟蒙運動的理性意識認為，要獲得客觀的、中立的認識就必須摒棄和排除一切偏見，只有不帶偏見地認識事物，我們才能真正把握事物。但在哲學詮釋學看來，這種認為可以不帶任何“偏見”并且能夠消除所有主觀性地理解所有事物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種偏見。理解者的此在性、有限性和歷史性決定了理解者永遠不可能消除他所具有的偏見?！叭绻覀兿牍貙Υ祟惖挠邢薜?、歷史的存在方式，就必須從根本上恢復偏見的概念，并認識到存在著合法的偏見?！薄?〕（P277）因此，對人類的理解事件來說，權威和傳統并不像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所認為的那樣是必須拋棄的東西，恰恰相反，這是具有此在歷史性的理解必須正視的東西。理解始終是由具有前理解的參與運動所決定的，哲學詮釋學認為，不是我們的判斷，而恰恰是我們的偏見構成了我們的歷史性的真實存在，這意味著我們總是以某種方式理解世界。
同樣，我們對文學作品的理解也總是從我們所擁有的前理解、前見解和前把握出發的一種意義籌劃，對前籌劃的每一次修正都是進行新的籌劃?！罢沁@種不斷進行的新籌劃過程構成了理解和解釋的意義運動?！忉屨邿o需丟棄他內心所已有的前見解而直接地接觸文本，而是只要明確地考察他內心所有的前見解的正當性，也就是說，考察其根源和有效性?！薄?〕（P343-344）在對文學作品的每一次理解和解釋中所把握的意義，都將在不斷理解的過程中被新的把握所代替。理解是一種不斷地向未來籌劃的過程，我們總是在這種籌劃中聯系著文學作品文本和我們自己，并在這種籌劃中實現文學理解的可能性和意義的可能性。
對于第二個問題，哲學詮釋學認為，理解者可以通過克服時間和歷史距離達到對文學作品的完全理解的觀點是錯誤的。在文學理解事件中，時間距離并不是一種需要克服的消極因素，而是積極的詮釋學動力?！霸忈寣W的任務是以熟悉性與陌生性這兩極為基礎，……對于我們來說，這種張力存在于傳統文本的陌生性與熟悉性之間、具有歷史地意欲的、距離化了的對象與傳統的隸屬性之間的中間地帶。詮釋學的真正位置就介乎兩者之間?！薄?〕（P295）對于文學詮釋活動來說，理解的熟悉性和陌生性也是理解得以可能的前提條件，前者是構成我們的理解得以實現的前提，后者則是構成某種事物應該理解的必要性。一部能夠完全為我們所理解的文學作品，就沒有理解的必要性，一部完全不能理解的文學作品也無法做出理解，正是理解者與作為理解對象的文學作品之間存在著這種熟悉性與陌生性的張力，才提供了理解的可能性空間和意義的闡釋空間。
因此，我們并不能夠完全占有文本意義，意義總是同時由解釋者的歷史處境與文本的相互關系規定的，文學作品的理解和解釋不可能是超越時間距離和歷史距離的理解和詮釋。換言之，我們總是在時間距離和歷史距離中理解我們所要理解的文學作品，而且正是這種時間距離和歷史距離賦予了理解的動力和張力。
對于第三個問題，哲學詮釋學用“效果歷史意識”（his-torically effected consciousness） 理論進行了回答，“效果歷史意識”所體現的是理解的有效性與理解的開放性的辯證法。所謂效果歷史意識，首先意味著理解者必須意識到自己的詮釋學處境。我們的存在總是一種歷史性的存在，我們必須首先意識到理解者自身的歷史性。這種效果歷史規定了效果歷史本身的有限性和開放性的真正意義。理解者總是處在所要理解的文本或歷史傳統相互關聯的處境中，在這種處境中所做的對效果歷史的反思，并不是在一次性的理解中完成的。但這種不可能一次性完成卻并不意味著缺乏反思性，理解者本身就是一種歷史性存在，一切自我理解都是從歷史的已經給定了的東西開始。效果歷史意識既是受歷史影響的效果意識，也是對效果歷史的意識。
就文學的理解和解釋活動而言，效果歷史意識就是一種持續性的、不間斷的歷史事件。在理解過程中，理解者從具有根本意義的歷史距離去理解歷史上的文本，只有在一種歷史性的詮釋學語境中我們對文學作品的理解才具有一種真正的歷史視域?！爱斘覀兊臍v史意識置身于歷史視域時，這并不意味著需要進入與我們自身毫無聯系的異己世界中；這些視域倒是共同構成了在自身內運動的一種巨大視域，而且超越了現在的界限，囊括了我們的自我意識的歷史深度?！薄?〕（P304）只有獲得了某種恰當的問題視域，理解者才有可能不斷地對自己的前理解、前見解和前把握進行修正，并在新的提問與回答中達到新的視域融合，從而實現文學理解的有效性與開放性的辯證統一。
因此，在文學的理解事件中，理解既是一種歷史性運動，也是一種開放性的運動，理解并不像浪漫主義詮釋學那樣所認為的是一種主體性行為，而是一種置身于歷史過程中的行為，是一種歷史事件，是過去和現在得以不斷地中介的過程。在這個過程中，理解者與文學作品之間不斷地獲得新的視域，并在新的理解中達到新的視域融合，文學理解的有限性、歷史性和開放性辯證地統一在理解的效果歷史事件之中。
三、哲學詮釋學與文學詮釋的語言性和思辯性
哲學詮釋學不僅把方法論詮釋學轉變成了一種本體論的哲學詮釋學，而且把語言問題置于詮釋學的中心地位，使理解的事件成為一種語言的對話事件?！百み_默爾把視域的融合擴展為一種辯證的視域融合，擴展為一種對話，本文向解釋者提出問題，解釋者也向本文提出問題。對話總是可能的，因為無論是本文的作者還是本文的解釋者都用語言來言說，不管他們說的是不是同一種語言。對作者和解釋者來說，理解就是發現一種表達他們所理解的東西的語言?！薄?〕（P15）對話中的語言本身就是一種有限性和歷史性存在，并在本體論上闡述理解的語言性和思辯性問題，這種理解的語言性的探討對文學理論具有尤其重要的意義，因為無論文學創作，還是文學閱讀和文學意義的理解和解釋，毫無疑問都是在一種語言事件中實現和展開的。
首先，哲學詮釋學認為，語言就是一種世界觀，就是人的存在方式?！罢Z言是我們在世存在的基本模式，也是包羅萬象的構造形式?！薄?〕（P3）人類擁有世界的同時就是擁有語言，擁有語言也就是擁有世界，我們總是通過語言來表達我們對世界的經驗，語言使我們擁有一種“在家的感覺”.
對于作為語言藝術的文學來說，文學作品的語言就更不是某種簡單地再現和反映外在世界的符號和工具，而是以其語言經驗的方式為人們創造了具有自身豐富性的意義世界。伽達默爾寫道：“很顯然，對我們不斷地變得熟悉的不僅僅語言中的詞語和短語，而且是在那些語詞中也被說出的東西。當我們在語言中成長起來的時候，世界就在接近我們，并且最終獲得了一種特定的穩定性。語言總是為引導我們對世界的理解提供了基本的表述。語言具有與世界一致性的本質，我們無論什么時候與另一個對象交流，我們都共享這個世界?！薄?〕（P114-115）正因為這種特性，人類才能通過語言的文學作品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經驗，創造而不是復制可以為我們經驗的多種多樣、豐富多彩的和意義無窮的文學世界，并讓人類在這種語言創造的經驗世界中認識世界和我們自身的存在。
語言的世界總是一種開放性的世界，我們總是能夠從語言的變化中看到人類的經驗世界的變化和發展。這開放性同樣體現在文學作品中，“詩歌通常成為對某種真實的東西的證明，因為，詩歌在似乎已經耗盡和廢棄的語詞中喚起了一種隱秘的生命，并向我們講述關于我們的東西，很顯然，所有這一切都是語言所能做到的，因為語言并不僅僅是反思思維的創造，而是它自身塑造了我們生活于其中的世界確定的方向?！薄?〕（P449-450）因此，文學作品的語言總是反映著經驗世界的變化，人們也通過文學語言所展示的經驗世界理解自身。通過對人的存在的語言性、語言表達的事實性、語言的建構性、語言的開放性的論述，伽達默爾得出了這樣的結論：“在語言中，世界本身表現自身。對世界的語詞的經驗是‘絕對的'.……語言和世界以一種基本方式相聯系，并不意味著世界成為了語言的對象。毋寧說，認識和陳述的對象總是已經被語言的世界視域所包圍。說人類世界經驗是語言性的，并不意味世界的對象化?！薄?〕（P450）所以，文學活動的所有方面，無論是文學作品的創造還是閱讀，無論是文學作品的理解和闡釋，都必須經由語言這個中介，沒有語言就不可能有文學活動。
其次，語言的世界經驗的絕對性決定了理解事件中所發生的一切都是語言性的。理解就是一種語言事件，正是在理解的語言事件中，文學作品文本能夠在語言中被理解，理解也能夠通過語言被表達出來。
從被理解的文學作品來說，文學作品不只是某種被保留下來的東西，也不是一種僅供我們研究和理解的對象，而且總是以其自身的表現性向理解它的人述說某種東西。
一切傳統的文學文本對于一切時代都具有某種同時代性，它超越文本的過去世界進入到當前的視域中。因此，通過我們的理解，文學作品以及文學作品的意義可以成為我們精神世界的一部分，并在理解和解釋中延續著文學作品的意義世界。從文學作品的理解者方面來說，只有通過閱讀和理解活動，文學文本才能轉變為語言，才能把文字符號理解為意義。文學的閱讀和理解的意識是一種有限性的和時間性的歷史意識，是與歷史上的文學作品自由交往的意識。對于具有有限性和歷史性的理解者來說，任何閱讀和理解都不是一種非時間性的或超時間性的閱讀和理解，而是一種從此在存在的歷史性和時間性出發所做出的閱讀和理解。因此，在文學理解和解釋活動中，無論對被解釋的對象，還是對解釋者來說，文學的意義和價值都是在解釋性的語言事件中實現的。
最后，正是基于語言性的世界經驗的絕對性和理解的語言性，伽達默爾的哲學詮釋學提出了“能夠被理解的存在是語言”的著名論斷?！澳軌虮焕斫獾拇嬖谑钦Z言。這意味著它具有這樣一種本質，其自身向理解顯示著自身。這里也證明了語言的思辨結構，進入語言并不意味著獲得第二種存在。更準確地說，表現自身的東西屬于其自身的存在。因此，所有由語言顯示的東西都具有一種思辨性：它具有一種區別，一種其存在與其自身表現之間的區別，但這種區別又根本不是一種真正的區別?！薄?〕（P475）哲學詮釋學不僅充分體現語言的本體論詮釋學特征，而且把理解的語言性與人的此在存在的有限性和歷史性結合起來揭示語言的思辨結構。這一點對于文學詮釋活動辯證法同樣具有重要的意義。
這種思辨結構首先體現了我們的文學經驗的有限性與語言的有限性關系。哲學詮釋學認為，在文學語言中，存在的結構并不只是一種反映，文學語言不斷地創造著我們經驗的秩序和經驗結構，正是在這種經驗有限性和語言有限性的辯證結構中，并以語言為中介，人類創造了文學作品，人類也經驗著文學作品，感受著文學的審美經驗，理解著文學的意義，走進文學創造的審美世界之中。同時，哲學詮釋學意識也體現著理解的有限性和歷史性的辯證結構，“只要每一個解釋都必須從某個地方開始，而且試圖超越那種由陳規老套形成的片面性，解釋就是具有所有有限的、歷史存在的辯證結構。對解釋者來說，似乎有某種特別的東西必須被說出和得到解釋。所有的解釋都是由這種方式來激發的，并且從這種激發中獲得其意義，解釋通過這種片面性就強調了事物的另一方面，從而為了取得某種平衡使某種東西的其它方面也被說出?！薄?〕（P471）語言的思辯性蘊含著理解活動中的對話辯證法，理解總是一種在語言性的對話中展開的事件。
這種語言性和思辨性的辯證結構體現在文學理解和詮釋活動中，就是我們首先應該傾聽語言向我們所訴說的東西，文本向我們發出召喚，向我們提出問題，并對文本提出的問題做出答復；同時，我們也向文本提出問題，文本也在理解事件中對我們所提出的問題做出回答。在理解事件中，理解傳統的語言文本的傾聽者通過對文本的闡釋，把文本的真理納入到自身的語言世界關系中，當下和文本之間的語言交往就是理解活動中進行的對話事件。一個文學作品（如《紅樓夢》），甚至一首短詩（如《登幽州臺歌》，所以能夠體現無窮的韻味，展示豐富多維的意義世界，也許正因為它們深刻地體現了哲學詮釋學所揭示的人類語言經驗的辯證結構。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可以說，文學作品展開的是一種特殊的語言世界，是在有限性的語言表達中展示的一個無限的人類精神世界，延續著文學作品的生命，豐富著文學作品的內涵，傳遞著文學作品的審美價值和人文精神。
總之，從哲學詮釋學的角度看，我們對歷史上的文學作品或藝術作品的理解，并不是一種單純的對象性的理解，也不是一種超越當下經驗的超驗性理解，理解總是作為此在存在的人的理解，這些理解同時屬于詮釋學的經驗。理解者與文學文本之間的關系就像兩個人之間的談話一樣，總是在談話事件中通過傾聽、提問和應答的過程來達到相互理解和充實豐富。文學詮釋活動就是在具有效果歷史意識的效果歷史事件中展開的理解的此在性與有限性、歷史性與開放性、語言性與思辨性的辯證運動，正是這種作為此在存在的歷史性和有限性的詮釋活動賦予了文學更豐富的內涵、更深刻的價值、更開放的可能性詮釋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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