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化研究（ cultural studies） 在中國的發生主要是在文學研究尤其是文學理論領域中展開的。同時，文化研究的知識合法化工作也主要是在文學理論學科中進行的。因此，我們以文學理論學科為例，來探討文化研究是怎樣影響他者的。

文化研究的發生對文學理論學科的重要影響，主要表現在它推動了文學理論學科的轉型。其具體表現在： 文學理論學科的研究對象、學科構成乃至知識形態發生了調整與新變。我們不妨以文學理論轉型的具體方式，來看其新狀態。

其一，文學理論學科出現了大眾文學/文化研究的實踐方式。這種方式實際改變了文學理論研究的對象、方法與目的，從而使得文學理論轉變成了文學性理論/文化理論/批評理論。大眾文化研究實踐以及文化研究的理念促使文學理論學人意識到，任何研究對象并不具有天然的合法性，即使崇奉為經典的文學文本也不可去語境化地成為一勞永逸的文學理論研究對象。而大眾文學/文化它也有接納為文學理論研究對象的可能性，只要這種研究可以與特定時代建立起有效的關聯，只要研究它有助于人們真實地理解他的生活。同時，被特定時代認定為文學的文本固然可以成為文學理論研究的對象，但任何在當前被認為有文學性的一切文本、符號與語言形式也是值得加以研究的?；谶@樣的認識，文學理論學科的邊界切實地放開了，其知識陣容也擴大了。文學理論與文學性理論/文化理論/批評理論因此被認為是兼容的而非互相抵牾的。

其二，文學理論學科出現了自覺反思，并因此走向了文學理論學。它以文學理論自身作為研究對象，以言說自身作為知識生產的方式，以反思自身作為知識生產的目的。比如探討文學理論的研究對象應該是什么，什么是文學理論，什么是好的文學理論，怎樣發展和建設文學理論，文學理論有什么用等一些基本的學科問題。這種文學理論也可以叫學科型文學理論。20 世紀 90 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學科反思，與文化研究的發生有密切的關聯?？梢哉f，是大眾文化研究的實際存在及文化研究的新理念，直接地推動了文學理論學科的反思。伴隨著這種反思，文學理論出現新變，并建構了一種自覺的文學理論形態即文學理論學。[1]

其三，它催生了文學理論轉型發展過程中的一些新方案。這最為明顯地表現在文化詩學的發生這一點上。童慶炳先生曾坦陳他所提出的文化詩學即是一種吸收了文化研究特性的文學理論。[2]

二

當然，文學理論學科并非主動接納文化研究的影響。因此這種影響的過程是非常緩慢的，甚至到今天還并沒有完全獲得承認。同時，文化研究的這種影響其實是與文化研究的合法化行動同時進行的。文化研究為了獲得學術場域的承認，它需要展開一番論證，這種論證的過程同時即是其對文學理論發生影響的歷程。

這里僅以 20 世紀 90 年代的一些相關文獻為例來考察其論證的具體情狀。

大眾文化研究實踐在 20 世紀 90 年代最初幾年就展開得比較充分了。這從其形成了幾種大眾文化研究范式這一點即可見出。[3]

但是，作為一種知識形態的文化研究，剛開始并沒有對文學理論學科產生什么影響，或者即使發生了，也并沒有引起文學理論界的重視。這一方面是由于大眾文化研究興起之時，它未曾自覺到自身研究的獨特性，因而沒有直接沖擊到文學理論的知識生產體制； 另一方面，作為理論形態的文化研究還未來得及展開，更遑論進行合法化論證了。這兩方面的原因，就使得文化研究的合法化工程未曾完成，同時，文學理論受文化研究的影響也就不深，更難以將大眾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的轉型關聯起來。即使大眾文化研究已然展開了十余年，大眾文化在 2004 年時候還被學人特別強調為文學理論知識生產的一種“自救的辦法”[4].這足以見出大眾文化研究的學術意義沒有被學界很好的重視起來，在學科體制化程度較為嚴重的文學理論界沒有為文化研究的合法化提供必要的空間。李陀曾指認： “以大學體制為象征的現代知識體系，根本上拒絕大眾文化有必要成為現代人認識當今社會和歷史的一個重要的知識對象，更不必說把大眾文化研究看作是現代知識體系的一個必不可少的領域?！盵5]

的確如此！ 此后多年，還有文學理論出身的學者指出，高校的教學體制和課程體系依然自覺不自覺地在排斥/抵制大眾文化研究。

然而，就文獻看，文化研究的合法化論證工作的展開，并自覺地關聯到文學理論學科建設之事，在 20 世紀 90 年代卻已然發生。綜觀文化研究合法化的方式，大致可分為兩種： 一是學術會議的形式； 二是學科反思的形式。所謂學術會議的形式，是說通過學術會議，學者們直接交鋒，通過平等、公開而又理性地學術論辯，來為文化研究的合法性進行伸張、辯護，從而獲得學界的認同。這種會議的方式，又往往相對而言地分為兩種形式，一是直接將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勾連起來，進行學術爭鳴。這主要以 1999 年在首都師范大學召開的“文學理論與文化研究”學術研討會為代表。二是以介紹文化研究為主題和議題的學術會議。這種形式的學術會議，在20 世紀90 年代有過多次。比如1998 年在北京召開了“全球化與人文科學的未來”國際研討會。其中有兩個議題直接與文化研究有關： “文化研究”及其對文學研究和知識分子生活的影響； “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論家及其理論研究。[6]

學科反思的形式，是文化研究合法化的最主要途徑。它往往在指陳文學理論學科局限乃至危機的同時，又申言文化研究具有彌補這種局限和危機的能力，甚至認為只有走文化研究之路，才有可能改變已有文學理論的學科局限和危機。這里不妨舉幾種主要文獻為例，來細究一番。

較早對文學理論學科進行反思，并將這種反思與文化研究勾連起來的文獻，應該是《評新時期文學理論中的“審美論”傾向》一文。該文對新時期以來的文學理論將自身的研究對象建構為一種審美論的文學觀進行了語境化的反思，較為具體地考察了這種審美論文學觀的建構歷程，認為它是特定時期里出于對普遍人性、人情和人道主義的張揚，而生產出來的一種具有理論價值和現實意義的文學觀念。但是，這種審美論的文學觀，無論是在理論上，還是在現實中，都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比如它難以切實地區分文學與其他藝術類型的審美特性的不同，難以揭示文學所具有的豐富性和復雜性。而且，還有一個最根本的局限，即“它從注重文學的自律性而走向對文學的社會歷史關聯的忽視，無法適當地說明文學的社會性”[7].為此之故，該文提出文學研究到了“向外轉”的時候了，諸如文學中的性別、種族、權力、國際政治文化關系等問題都應該引起文學理論的關注。這恐怕就是一種隱約的文化研究話語了，雖然它并未使用文化研究一詞。

如果說，這篇文獻之于文化研究的合法化論證還不甚直接，那么到了 1998 年，《文化研究視野中的文學》一文則已經明確地使用了文化研究這一語詞，并直接以文化研究為理論視點對已有的審美論、文化論文學觀進行局限性批判，最后，該文合乎學理地得出結論說： “我們的文學理論不應該一味地給文學畫地為牢，使它變成一個固定的、封閉的‘對象',而是應該把審美話語的組織形式及其文化意義作為研究的核心，并引進多學科的研究視野和方法，把文學作為一個研究領域作多學科的批評性探討?！盵8]

不得不說，該文乃文化研究與文學理論建立直接關聯的重要文獻，因為一方面它已經表達了與此前文學理論在研究對象上的不同看法，另一方面它明確地吁求一種跨學科的研究方法。不過，它最終走的是一條綜合的道路，將文學界說為“審美話語”,并且認為“作為審美話語的文學是人的生命世界的實現和伸展?！盵9]

這就說明，該文并沒有完全拋棄原有的文學審美觀，只是將文化研究作為一種視野，而不愿意徹底地“走出審美城”.但不管怎么說，它已然展開了文化研究的合法性論證工作，只是它沒有將文化研究視為替代性的方案，而僅作為了一種擴充故有研究的有益視野。

真正自覺地以反思社會學理論對文學理論進行反思，應該是始自《在社會歷史語境中反思中國當代文藝學美學》一文。它借重布迪厄的反思社會學方法，對20 世紀80 年代以來的文學理論主導話語進行合乎學理而又切合語境的深度反思。也正因為這種社會理論視角的反思，使得它有可能與文化研究勾連起來，并得出結論： “只有與具體的、語境化的、充分考慮實踐活動的差異性的社會文化理論結合，才能有效地解釋社會文化活動，包括審美與文藝活動?！盵10]

這無疑是以文化研究的視野看待文學理論研究，試圖改變既定的文學理論知識狀況，同時也為文化研究合法化做了非常有力的論證。

不過，將這種自覺的反思真正的與文化研究勾連起來，從而為它做了較有力度的合法化工作的，還是《80 年代中國文藝學主流話語的反思》一文。它首先以反思社會學的知識框架，對 20 世紀 80 年代的主流文學理論觀念進行反思，認為所謂文學自主性、文學主體性等等，都是特定語境下生產出來具有利益訴求的知識，比如這種遠離政治，凸顯個體自由的思想觀念，契合了主流意識形態反思“極左”政治，既而具有思想解放的效用。然而，這種知識在 90 年代新的語境下已然失效，原因主要是它“失去了對 90 年代中國社會文化極度復雜化了的新狀況的言說能力，以及對于新產生的審美活動與藝術生產、藝術消費方式的闡釋能力”[11].為此之故，該文認為，90 年代文學理論知識生產就不能固守一套 80 年代的陳規，而應該走具有歷史化、語境化特點的文化研究之路。同時，出于這種研究旨趣，該文對大眾文化研究的合法性進行了論說，認為應該對大眾文化的生產接受的機制進行具體的分析，進而找到有效的闡釋框架。不妨說，這樣的結論得來是較為自然的，因為它既有理論的學理性證明，又有問題意識的有效引導，還深得語境的契合和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