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國哲學家雅斯貝斯提出過“軸心時代”的說法，他指出，在公元前 800 到公元前 200 年之間，中國、印度和希臘等幾大主要文明區域內，幾乎同時出現了自己的文化先知，他們奠定了人類精神存在的基礎，以及所謂的真正的人類的歷史［1］。此時期古希臘的柏拉圖和中國的孔子出生年代相距不到一百年，他們都對倫理學和政治極感興趣，在一系列問題上表達過相似或相近的觀點。他們都是見解精到的教育家，都注意文藝對人的感化作用，由此形成的詩教文藝觀也有一些值得相提并論之處。
一、柏拉圖和孔子重視詩教的原因
\\( 一\\) 從歷史背景看，二人同處亂世，都有著強烈的救世觀念，看重文藝對人的感化作用
公元前 431 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的爆發與公元前 429 年白里克里斯的逝世，就開始了雅典歷史上的陰暗時期［2］115。出生于公元前 428 年的柏拉圖生逢其時。曠時二十多年的伯羅奔尼撒戰爭以雅典的失敗而告終，給生產力造成巨大破壞，接著是“三十僭主”橫出，取消民主制，復行暴政，不到一年即被民眾推翻，其后吵吵鬧鬧的激進民主又把雅典推入風風雨雨的多事之秋。政治斗爭中的爾虞我詐愈演愈烈，道德觀的敗壞已成為人們矚目的焦點。柏拉圖的老師蘇格拉底以莫須有的罪名被害死。這些震撼了柏拉圖的心靈，使他沉思民主的真實含義，考慮政體的改革，潛心公正、合法的理想邦國的建立。善惡不分的現狀使他想到人的素質，混亂的政局使他想到理性的作用、哲學的制約。他認識到: “只有正確的哲學才能為我們分辨什么東西對社會和個人是正義的，除非真正的哲學家獲得政治權力，或者出于某種神跡政治家成了真正的哲學家，否則人類就不會有好日子過?！保?］他深信哲學的最終目的是服務于人的生活，效力于良好的政治體制的建立，而文藝亦是如此。
出生于公元前 551 年的孔子，也是處在古代中國社會秩序變動最激烈的時期。春秋末期，奴隸制日益走向崩潰，而代表封建制的新興力量開始壯大，政治結構變幻無常?！吧琊o常奉，君臣無常位”\\( 《左傳·昭公三十二年》\\) ，禮崩樂壞，司馬遷《史記·孔子世家》中載: “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币虼?，孔子對秩序的問題有著深切的感受，這成為他哲學思考的出發點。他認識到兩種類型的統治原則，一種是“道之以政，齊之以刑”，一種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前者用刑來治國，“民免而無恥”，后者以德來治國，民“有恥且格”［4］。而“德”的表現，就是禮樂制度。按照孔子的看法，禮樂是堯、舜、禹三代就有的東西，至周公制作而大備，只不過在春秋時期遭到破壞而已，因此重要的工作就是“復禮”，通過禮樂教化來恢復社會的秩序與和諧。與柏拉圖的“哲人王”相似的是，孔子也堅信少數賢明的君子注定要具有才能和治世的責任感，他們使得戰爭和社會沖突被置于可控制的范圍之內，而這種人是由后天的訓練和教育造就的。文學藝術自然是教育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三次西西里之行的失敗破滅了柏拉圖在蘇拉庫塞建立由哲人王管理的邦國體制的愿望，他轉而潛心于學園的教育和研究工作?？鬃踊ㄙM大半生的時間周游列國，然而未能找到一個理想的君主為之服務，也未能獲得重用而去實現他的構想，他只有退而教學。司馬遷在《史記·孔子世家》中記載: “孔子以詩書禮樂教，弟子蓋三千焉，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币虼?，孔子和柏拉圖都可算是教育家，而特定的時代背景又使得他們的教育與政治關系密切，對文藝的看法，即詩教的觀念，也不免過多看重社會現實的一面。
\\( 二\\) 從文化背景上看，文學藝術在他們的時代都起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柏拉圖處在希臘文化由文藝高峰轉到哲學高峰的時代，在此前幾百年中統治著希臘精神文化的是古老的神話，荷馬的史詩，較晚起的悲劇喜劇以及與詩歌密切聯系的音樂［5］。在古希臘人心目中，詩人\\( 尤其是荷馬和赫西俄德\\) 是他們孩提時代就懂得尊敬與愛慕的偶像。詩人是民眾信服的老師，詩是民眾學習的起點，認識世界的依據，是他們解釋生活的參考。
因而，詩歌在古希臘是重要的教育手段。而到柏拉圖時代，希臘文藝的鼎盛時代已過去，隨著民主勢力的開展，智者學派興起，沒有衡量標準的詭辯之風也日益興盛。此時的智者“不是沿以前哲學家或哲學學派的活動方式，而是繼承和發展了荷馬以來吟游詩人的活動”，他們成了由“創造者”或“作家”以及“言談舉止的規勸者即教師”組成的群體［6］。他們惑亂人心，隨意解釋古代文藝作品，隨意瓦解神話，認為神是為著人的自然需要而設的，這勢必削弱文學在表達真理方面的作用，而僅僅成為一種語言技巧對人的迷惑，不能為城邦提供永恒的價值目標。而作為當時主要消遣方式的戲劇和史詩，被柏拉圖認為是傷風敗俗的，詩人們扮演了與政治家和智者同樣的角色，他們不懂裝懂，誤導他人?！霸娔苏軐W危險的對手，詩有吸引力，可以給人灌輸錯誤的信念與理想，又極難消除?！保?］因此柏拉圖要重新設定文學藝術的教育作用。
柏拉圖對文藝的看法主要植根于史詩與戲劇，而孔子的論述對象則主要是詩歌。在西周，詩歌特別是頌詩和二雅的一部分原本是在各種祭祀儀式中用來“告于神明”的樂舞歌辭，負載著強化既定社會秩序，使貴族等級制度獲得合法性的重要使命，因而，它的地位是很重要的。在孔子的時代，這種功能隨著貴族制的沒落而隨之消失，但它仍有一個獨特的“賦詩明志”的作用。班固《漢書·藝文志》云: “古者諸侯卿大夫交接鄰國，以微言相惑，當揖讓之時，以稱詩以諭其志，蓋以別賢不肖而觀盛衰焉?！睆摹蹲髠鳌返葧挠涊d來看，《詩經》在政治、外交活動中的作用確是十分突出的。當時人們在政治、外交活動中為了表達自己的意圖，體現一定的禮節，都需要借助于賦詩來實現。賦詩的恰當與否有時竟成為活動成功與否的關鍵。這樣實際存在的特殊功能使孔子不得不重視詩歌。同時，孔子想要重新建立一種理想的政治秩序，就要在原有的文化資源的基礎上進行建構。他繼續闡述了詩歌的重要性并賦予其新功能———修身。在孔子看來，西周時期的禮樂文明之所以偉大主要在于它是一種美善人性的表現，而不在于其外在形式，所以他說: “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 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論語·陽貨》\\) 按這樣的邏輯，詩歌的意義亦不在于文辭的美妙，而在于其蘊涵的道德價值?？鬃右庠诶迷姼杞嬈鹨环N理想化的圣賢人格，那么，如何利用以達到這一目的，便成為他的詩教文藝觀。
\\( 三\\) 從個人角度看，二人都對文藝有一定的喜好，了解文藝對人的巨大影響
對于柏拉圖而言，詩和優美動聽的講誦幾乎是難以抗拒的魅力，他承認“從小就對于荷馬養成了一種熱愛”，也認為“荷馬的確是悲劇詩人的領袖”［8］76—77。
在他看來，詩人從繆斯那里得到像磁石一樣的靈感，經過誦詩人，傳到聽眾那里，聽眾的面孔都表現出哀憐、驚奇、嚴厲等種種不同的神情，深深地沉浸于詩歌的情節之中。而孔子亦喜愛音樂，優美的樂曲\\( 《韶》樂\\) 使他“三月不知肉味，曰: ‘不圖為樂之至于斯也! ’”\\( 《論語·述而》\\) 正是基于這種切身體驗，他們都意識到文學藝術對世道人心的影響，對理想政制建構可能起消極作用，因而要對文藝導之以正道，發揮在他們心目中所應起的教化作用。
二、柏拉圖和孔子詩教文藝觀之異同
首先要說明的是，此處的“文藝”，不管是在古希臘還是中國，都是同時包括詩歌和音樂。因為文學在古代社會中主要是詩歌，和音樂分不開。在《理想國》中，柏拉圖指出，詩歌都包含三個主要組成部分:語言、音調和節奏。語言是詩歌的第一要素，音樂和節奏必須配合語言組成詩歌?！斑\動的秩序稱作節奏，聲音中的秩序———銳音和抑音之混合———稱作音調，二者的結合就叫歌舞藝術?！?/p>
［9］414在中國上古時代的文藝實踐中，詩、樂、舞三者也是緊密結合而不可分割的。周代盛行禮樂制，其“樂”亦包括詩歌和音樂。
孔子曾提過詩樂并舉的思想，在《論語》里，詩、禮、樂是相提并論的詞匯，“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論語·泰伯》\\) 。這些情況決定了希臘與先秦論樂的內容實際也就是論詩的內容。
\\( 一\\) 從柏拉圖和孔子看待文藝的角度與方法上看
1． 二人的相同之處在于，柏拉圖與孔子立足于倫理道德，都認為不少詩歌是大有邪處的
柏拉圖提出要將詩人逐出理想國，他申明: “你心里要有把握，除掉頌神和贊美好人的詩歌以外，不準一切詩歌闖入國境。如果你讓步，準許甘言蜜語的抒情詩或史詩進來，你的國家的皇帝就是快感和痛感，而不是法律和古今公認的最好的道理了?！保?］93有研究者認為，柏拉圖提到藝術的時候，很少涉及美［10］。他更多地是在下道德判斷?？鬃诱f過: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盶\( 《論語·為政》\\) 從一個側面亦可看出，孔子認為不少詩歌是有邪性的。在論及詩的正負功效時，他們都認為詩人必須有強烈的道德心和責任感，不是把藝術當作一種獨立的存在，而是認為藝術品必然表現人的倫理觀念。柏拉圖認為詩人生活在城邦之中，應服務于一個目標，那就是培養合格的公民。為了靈魂的和諧與美好，國家寧可請用嚴肅有余而娛樂不足的詩家和說書人，他說: “此外，他不應只是通曉文字，諳熟音樂的詩人，而從未做過高尚和卓著的事情。相反，人們應該唱誦那些個編詩者的作品，他們人品可靠，行為高尚，受到公眾的尊敬，哪怕詩才差些，作品缺乏音樂的魅力?！保?］587這樣，“柏拉圖其實是在強迫悲劇詩人和他們的祖師爺荷馬為哲學這一新興力量騰出位置。詩和詩人必須交出教育領導權?！保?1］《論語》中也說“驥不稱力，稱其德也”\\( 《論語·憲問》\\) ，在“有德無才”和“有才無德”之間，孔子和柏拉圖都會毫不猶豫地選擇前者。
2． 二人根本差異在于，柏拉圖是以審美感動的眼光看待詩，認為詩能夠?；?、搖蕩人心; 孔子則以理性演繹的方法對待詩，認為詩有益于修身
柏拉圖在抓住“實用”，強調詩人要為政治教化服務的同時，也表現出對浪漫的向往?！霸娀币恢笔撬靡员磉_哲學觀點和宇宙觀的重要手法。柏拉圖的全部哲學著作\\( 除《申辯篇》\\) 都是用對話體寫成的，結合蘇格拉底式的辯證法，說理生動透徹，素有“哲學戲劇”之稱，因此，柏拉圖算是一個文學家，對文藝也應該更有深刻切近的理解。他很看重詩和藝術，認為“詩人是一種輕飄的長著羽翼的神明的東西”［12］，從詩神繆斯那里得到靈感，吸引聽眾的心，而且“憑著神靈的恩典和繆斯們的幫助，他們往往會道出真實的歷史事實”［9］434，某種程度上，這為詩人的靈感提供了神的擔保，對詩歌表現真理的有效性予以了肯定，而且從文學創作論的角度揭示了詩人們在詩興大發時文思泉涌，如癡如醉，如有神附的創作心理狀態。然而，也正因為如此，詩人們的創作既談不上表現主體的情感，更談不上表現真理，它完成不了“理想國”中的重大任務，即教育“保衛者”或統治者，而且還可能放縱和滋養人性中的低劣部分。詩人們憑借自己的“天才”，用想象力和追求快樂的欲望，打破哀歌與頌歌等敬天事神的詩歌規范，任意變亂詩樂的秩序，擾亂靈魂的秩序，迎合“邪惡”的聽眾的趣味［9］458。
因而，柏拉圖對文藝大加清洗，詩人們“作品須對于我們有益; 須只摹仿好人的言語，并且遵守我們替保衛們設計教育時所定的那些規范”［8］67。至于戲劇，好人不應該愿意摹仿壞人、女人和奴隸，因此戲里只能包括無疵無瑕的、良家出生的男性角色。這些想法基本不具備現實可行性，所以他決定把詩人和戲劇家都從他的城邦中驅逐出去。他的表達也相當有詩意，“我們應該像情人發現愛人無益有害一樣，就要忍痛和她脫離關系了”?！懊獾猛甑膼矍橛直凰哪Яι縿悠饋?，像許多人被她煽動一樣?！保?］94然而柏拉圖又留了余地，“告訴逢迎快感的以摹仿為業的詩，如果她能找到理由，證明她在一個政治修明的國度里有合法的地位，我們還是很樂意歡迎她回來，因為我們也很感覺到她的魔力，但是違背真理是在所不許的”［8］94。柏拉圖正是太看重文藝了，對它要求太高，以至于寄托了太多不切實際的浪漫的幻想，因而忍受不了它的任何瑕疵，才會如此忍痛割愛。
孔子的詩教文論遠不如柏拉圖系統，層次分明。
柏拉圖經過一系列論證，最終否定了絕大多數文藝，而孔子則是從多方面肯定了文藝的現實功能。第一，實踐功能?！罢b《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 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 《論語·子路》\\) “不學詩，無以言?！盶\( 《論語·季氏》\\) 這反映了春秋時期“賦詩言志”的普遍現象，因此孔子對文藝在政治外交中的作用給予了很高評價。第二，認識功能?！岸嘧R于鳥獸草木之名?！盶\( 《論語·陽貨》\\) 此處時又具備了兒童識字課本的意義?！对娊洝分杏胁簧倨玛P聯到動植物名稱，如《秦風·蒹葭》《曹風·蜉蝣》，可以幫助讀者認識自然界。第三，修身功能?！芭d于詩，立于禮，成于樂”\\( 《論語·泰伯》\\) ，詩是人們加強道德修養的第一階段?！叭硕粸椤吨苣稀贰墩倌稀?，其猶正墻面而立也與?”\\( 《論語·陽貨》\\) 也是說如果不利用詩來提高自己的修養，就會寸步難行。修身應是孔子基于自己的政治理想而賦予詩歌的新的價值。他的修身理論的主要目的是要將人改造成為能夠自覺承擔溝通上下，整合社會，使天下有序化的意識形態的人。在君主，要做到仁民愛物，博施濟眾; 在士君子，要做到對上匡正君主，對下教化百姓; 在百姓，則要做到安分守己，敬畏師長。第四，政治功能?！霸娍梢耘d，可以觀，可以群，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p>
\\( 《論語·陽貨》\\) 詩歌可以激發人的思想情感，舉一反三，即“興”; 對于執政者，可以從詩歌中觀察民風民俗和人們對時政的態度，即“觀”; 對于人民，可以通過詩歌干預現實，批評社會，即“怨”。正因為這些，詩可以調節人際關系，加強社會的和睦、團結。所有的這些功能全以功用的觀點立論，孔子的詩論更多地是利用詩而不是欣賞詩。子夏問《衛風·碩人》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為絢兮，何謂也? 子曰: 繪事后素，曰: 禮后乎? 子曰: 起予者商也，始可與言《詩》已矣”\\( 《論語·學而》\\) 。本來是描寫女子美貌的《衛風·碩人》一詩，孔子卻從中引出了“先仁后禮”的道理。綜上幾點，孔子是從現實功用出發，把文藝作為了修身之人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忽略了其作為藝術的審美特征。
3． 相比之下，孔子對詩的態度始終比柏拉圖現實
有幾個原因值得探討。首先，與個人氣質有一定的關系?？鬃邮侵铝τ诰仁赖恼軐W家，而不像柏拉圖有抒寫性情的文學家的一面①。他說: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于我老彭”《論語·學而》，從這點上看，柏拉圖更應該是文藝的知己，因為他曾親自參與文學創作，對文藝的魅力也有更深的體會。其次，文藝在兩個社會中地位不同。先秦用詩，無論是外交場上的賦詩言志，官學、私學中的教詩修身，抑或言論、著作中引詩明理，皆立足于實用?？鬃邮艽擞绊?，也很自然地認為詩歌與音樂之所以具有存在價值就在于它們對社會具有重要的影響。向上匡正君主，向下教化百姓，使社會整一有序，這樣就形成了工具主義文藝觀。而在古希臘，戲劇和史詩是要用來在公共場合表演和朗誦的，它們更多地被用來審美，而非對人的教化作用，因而柏拉圖才會在審美的眼光下，觀照詩歌的教化功能。再次，《詩經》之后，正是中國先秦諸子百家蜂起的時代，這種從商周巫史文化中解放出來的理性，走向了執著的人世間的實用探求，往往將有用性作為真理的標準，認定真理在于其功用，正是李澤厚所謂的“實用理性”，孔子亦不免把詩歌同社會實際問題的解決聯系起來。而柏拉圖的時代，依前所述，是一個由文藝高峰向哲學高峰過渡的時代，詩與哲學的官司已經打了很久了。柏拉圖認為，理想國應由“哲人王”來統治，只有他們從正義、節制等社會理念出發的“愛美”智能才能為無意識的詩人之智能提供規范。柏拉圖從自己的哲學出發，把詩上升到一種理念的高度，看上去會帶上一些不切實際，不如孔子現實。最后，雅典是一個較為民主的商業城邦，海洋文明的發展使其自有一種熱烈開放的氣氛，表現在柏拉圖身上，有一種開拓思維、馳騁想象的浪漫氣質。
而先秦時的中國，則完全屬于農業文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自然耕作方式使得以孔子為代表的中國哲人更為恪守傳統，崇尚實際。
\\( 二\\) 從柏拉圖和孔子對待文學的態度上看
1． 孔子曾修刪《詩經》，柏拉圖亦主張剔除傳統
文學中的“糟粕”，二人對文藝都是有批判地繼承柏拉圖和孔子批評詩和詩人，矛頭通常并非直指詩文本身。因為詩或音樂本身只具有中性的含義，是具體的編組和運用給它添加了表示道德傾向的內容［13］146。詩人可能說講好的故事，也可能散布不好的傳聞，關鍵在于他的取向和選擇。接觸詩歌的人們應該有所選擇，不要來者不拒，一視同仁。據說孔子曾刪詩，《論語》中記載: “吾自衛反魯，然后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盶\( 《論語·子罕》\\) 《史記·孔子世家》亦載: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焙笕藢鬃邮欠駝h詩曾有懷疑，但孔子對詩作過正樂工作以及對詩的內容和文字有些加工整理應是可信的。柏拉圖也主張刪去《伊里亞特》和《奧德賽》中令人毛骨悚然的描寫，并申明查禁的原因: “并不是由于這些詩句不是人們喜聞樂見的好詩，有大量的聽眾，而是因為它們越是好詩，就越不適合這些兒童和成年人聽。這些人注定要成為自由人，他們做奴隸勝過害怕死亡?！保?4］348詩歌中強烈的瀆神和反知識傾向的，使得柏拉圖無法與詩人達成真正的諒解。
之于音樂，二人也有相似的做法?？鬃右胺培嵚?，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 《論語·衛靈公》\\) 。因為他“惡鄭聲之亂雅樂也”\\( 《論語·陽貨》\\) ，對于曲調強烈的鄭聲新樂，孔子是極力貶斥的，只有《韶》樂那樣的古樂才應提倡。在柏拉圖的理想國中，呂底亞和伊俄尼亞式的音樂是被禁止的，前者是因為它表現了悲哀，后者則因為它是靡靡之音。只有多利斯\\( 因為它勇敢\\) 和佛律癸亞式\\( 因為它有節制\\) 的音樂才可以允許。所能允許的節奏必須是簡單的，并且必須是能夠表現勇敢而又和諧的生活的。
2． 不同在于，柏拉圖是極端而激烈的，孔子較為平和、中庸
總的來說，柏拉圖的態度更為決絕，對文藝大清洗的決心也更為堅定，以致于在審查完之后，發現他的理想國中已不會有什么文藝了，哲學取得了最終的勝利。而孔子則寬容得多，他認為: “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思無邪?！盶\( 《論語·為政》\\) 甚至《關雎》那樣表現男女愛情的篇章他也稱贊為“樂而不淫，哀而不傷”。實際上《詩經》的內容還是相當復雜的，既有歌功頌德之作，也有暴露批判之作，既有天真樸素的愛情歌唱，也有嚴肅莊重的祭祀樂辭，既有下層官吏牢騷不滿的發泄，也有王公貴族享樂生活的寫照。因此，在孔子這里，文學藝術依然有自己的自足性。
究其原因，主要是二人的思想根源不同。柏拉圖首先是一個哲學家，構思了一個由“哲人王”統治的理想國，在這里，文藝不能上升到理念的高度，代表不了真理，必須讓位于哲學。按照柏拉圖的觀點，詩歌沒有哲學所擁有的那種深厚的本體基礎，它就像漂在水面上的浮萍，沒有深厚的根基［13］53。文藝很難與哲學的思辨結緣，詩人沒有明確的政治意識，缺少從宏觀上把握和運用道德原則的能力。對于他來說，哲學的失敗意味著一種政治理想的破滅，這關系到城邦的興亡，公共生活的繁榮，軍隊的建設以及民眾的根本利益。而孔子是立足于實際的思想家，他希望通過“克己復禮”來達到天下大治。文藝是“禮”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古代中國本來就有重視詩樂與政治關系的傳統，人們認為禮樂的紊亂是邦國政治失序的現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 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禮記·樂記》\\) 即是此義。那么，孔子需要利用文藝來規范人們的行為，而不能像柏拉圖那樣對其棄置不用。其次，柏拉圖談論文藝，主要依據荷馬史詩，悲劇或喜劇以及與詩歌相關的音樂，這些都是敘事性質的，適合在公共場合表演或朗誦，因而對觀眾潛移默化的作用也更大; 孔子的文藝批評是以對《詩經》的評價為主而展開的，《詩經》中的風雅頌都是以抒情為主，且大多表達含蓄，對人心智的影響要平和得多。從這一點上，也大略可見為什么柏拉圖對詩及詩人的態度遠比孔子極端。最后一點與中國特有的文化背景有關，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提倡中庸之道，所謂中正、中和，無過無不及，“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 ”\\( 《論語·雍也》\\) 這是孔子觀察、研究、評價一切事物的基本態度和方法，對于文藝，自然也不會采取太過激烈和極端的態度。
三、兩種詩教文藝觀的后世發展狀況
柏拉圖極力規范文藝以達到理想邦國的建構，孔子一心利用文藝來輔助圣賢人格的形成。他們都立足于政治，從道德感和責任心出發，在文藝上寄托了太多重負，再加上當時動蕩的社會背景，其文藝觀念也只能停留在思想層面上。
柏拉圖的理想國始終未能建立?！安恍业氖菣C緣把柏拉圖帶到了敘拉古，而這個偉大的商業城邦又正在和迦太基進行著決死的戰爭，在這樣一種氣氛之下，任何哲學家都不能有什么成就的?！保?］160哲人王的統治無法實現，而詩人們依然在四處吟詠，戲劇家們依舊要演出?？鬃幽撤N程度上也是一個烏托邦的建構者，他天真地以為，只要西周的文化典籍得以真正傳承，那么西周的政治制度也就自然而然地得到恢復。實際上，即使這些典籍曾經就是現實的政治制度，可是到了孔子時代早已經成為純粹的文化文本了。當禮樂的權威性和有效性都成了昔日的回憶，孔子還在為它教化功能的實現而四處奔走，然而除了儒家士人內部以外他再也沒有傾聽者了，他的價值觀念無法得到社會的認同，因而也無法付諸實施。
雖然他們分別建構了一套完整的話語體系，在后世得到了最廣泛、最長久的認同，但具體到詩教文藝觀這里，二人的命運可謂是大相徑庭。
柏拉圖對詩的評價尤其是把詩人逐出理想國的做法，只存在于他哲學的論證和語言的建構之中，但前提是已經沒有人相信這種只存在于思想中的論證了，因此也就沒有得到進一步的發展。首先，因為這種思想太極端，不近情理，因而基本上不具備實現的可能性。柏拉圖對詩歌的審查似乎表現出一個純理智主義者的道德成見，因為這里給了詩歌一個它不可能負擔也不需要負擔的包袱［15］55。而且，這種詩教“根本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想組織基礎上的權威性教育，真正說來，它的生機只是在于懷疑和探索”［15］58。
其次，古希臘羅馬文化后來被基督教文化侵入，受到實際上的分流和某種程度上的弱化，柏拉圖的整個思想體系尚且不能一統天下，更何況是只在他整個體系中占一小部分的詩教文藝觀。再次，西方文學向后發展，越來越脫離宗教神學、歷史、哲學而獲得了自足性，審美成為它的重要功能，人們不再苛求它的政治教化作用。因此，在西方人心目中，柏拉圖首先是一個哲學家，而從來不是教師。
孔子受到中國歷代統治者的推崇，逐漸取得了在古希臘由詩人占據的民眾之師的地位，成為千古師表。他的“興觀群怨”說成為中國幾千年來評價文學的一個重要標準。他提倡的中和之美經漢代大儒們演化，建立了以“溫柔敦厚”為基本內容的“詩教”觀念。究其原因，首先，以孔子為代表的儒家思想成為中國歷代統治思想的主流，人才選拔的科舉考試也是以它為基準，知識分子評詩作文的標準深深地受到的孔子的影響。其次，西方敘事文學興盛，而中國很長時間內都是以抒情為主的詩賦占主流，這樣的文體更與個人情感密切相關。在思想控制嚴密的中國封建社會，抒情當然要發乎情，止乎禮義，這與孔子的教導是相合的。即便到了元代，雜劇這種敘事文學興起，依然是要提倡“不關風化體，縱好也枉然”。再次，自先秦始，中國的知識界一直與政治密不可分，為政治服務?！叭魏沃R與事業，不過為達到整個人文理想之一工具，一途徑?！敝寥缥乃囍?，“在中國學者亦只當作一種人文修養，期求達到一種內心與人格上理想境界之一種工具”［16］122。這樣的狀況，也促成了孔子詩教觀念的流行。
結語
在大致相同的時間內，在相似的時代背景下，柏拉圖和孔子都提出了要重視文藝教化作用的詩教文藝觀。在彌漫著濃厚的哲學優越意識的氛圍里，詩歌很難在柏拉圖的體系中找到一席體面的位子，而孔子盡管尊詩，重視的也是詩歌的道德內涵和認知功能而已，換言之，詩歌要有用。歸根結底，他們的文藝觀都走向了一種政治訴求，以期文藝有益于管理妥善的政府和人民的生活，并有效地引導規范公民的認知傾向和道德意識。對他們而言，政治和道德的要求必然要高于藝術的標準，而差別僅在于程度的輕重而已。后世的“為藝術而藝術”的口號，在他們看來只會是不可思議的奇談。由于中西文化自源頭至現代都存在著巨大差異，如政治體制、宗教神學背景、思維方式等，導致這種文藝觀在后世的發展大相徑庭。但是作為各自文明傳統的代表，他們對后世的文學思想產生了不可忽視的影響和作用，因此對二者的詩教文藝觀進行廓清和比較，是可行且必須的。
參考文獻:
［1］［德］卡爾·雅斯貝斯． 歷史的起源與目標［M］． 魏楚雄，俞新天，譯． 北京: 華夏出版社，1989: 8．
［2］［美］羅素． 西方哲學史［M］． 何兆武，譯． 北京: 商務印書館，1963．
［3］第七封信［M］/ /柏拉圖全集: 第4 卷． 王曉朝，譯．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80．
［4］中華文明史: 第 1 卷［M］． 北京: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6:363．
［5］柏拉圖文藝對話集［M］． 朱光潛，譯．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2007: 281．
［6］汪子嵩． 希臘哲學史: 第 2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3: 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