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文以載道”觀發展演變及其狹隘化傾向

在中國古代文學史和文論史上，“文以載道”觀縱貫始終。雖然“文以載道”的觀點是在南宋才首次明確提出，但是“文”和“道”的關系自古以來就多有論述。

魏晉南北朝時期，劉勰的《文心雕龍》中提出，文與道的關系也就是客體與主體的關系，文學的實質是主客體的統一，客體在服從于主體的同時，又不喪失其本身的自然本性。

唐代的韓愈、柳宗元等人把“文以明道”正式提上了日程。韓愈在其《題歐陽生哀辭后》一文中說過：“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而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也?！逼渌^“道”的具體內容涵蓋的非常廣泛。

到了宋代，文學家們對于“文以載道”的強調達到了頂峰，他們大多是要求以“道”作為“文”的內容，但是他們各自對“道”的內涵的理解以及對“文”“道”關系的處理上又各有不同。在蘇軾、歐陽修等人的文論中“，道”雖然是“文”的內容，但卻并沒有被緊緊束縛在儒家思想的傳統領域里；而且他們“文”“道”兼重，提倡自然的文風，對于“文”的要求仍然很高。

“文以明道”的說法被周敦頤發展為“文以載道”———他的《周子通書·文辭》中所說的“道”，是指儒家的傳統倫理道德，寫作文章的目的，就是要宣揚儒家的仁義道德和倫理綱常，為封建統治的政治教化服務；評價文章好壞的首要標準是其內容的賢與不賢，如果僅僅是文辭漂亮，卻沒有道德內容，這樣的文章是不會廣為流傳的。在他看來，“道”專指道德，“文”專指文辭，實際就是要求文辭為道德服務，而且他所言之“道”也限定于“圣人之道”。

2 “文以載道”屢遭批判

明末清初乃至民國初年以來，西學東漸的過程中充滿著中西方文化和思維方式的激烈碰撞。新時期以來，中國的文學理論面臨著西方文論和文學作品源源不斷的強烈沖擊，隨著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中國文學界從作家到作品再到文學理論，都處于西方文學思潮的深刻影響之下。

在自身發展狹隘化和西方文論傳入對其沖擊的雙重影響下“，文以載道”頻頻遭到批判。

究其原因，我認為有以下兩點：第一，我們采用了西方文化中的“文學”概念，這種概念重視的是作品的審美性和娛樂性，強調“通俗文學”；但中國文化中所說的“文學”有著移風易俗、端正教化，“補察時政，泄導人情”的作用，重視“典雅文學”。第二，文學家以及研究文學的學者在接受西方“文學”觀念之后，都在強調“文學”的獨立性。事實上，當把文學與政治割裂開，而一味宣泄個人情感和追求娛樂的時候，不是文學本位的回歸，不是文學地位的提高，而是文學地位的降低。

3 “文以載道”何去何從

在“萬事”全球化的今天，交流和碰撞是不可避免的。

西方文化充分滲入，對中國文論來說是機遇也是挑戰，我們不能回避去借鑒西方文論中對我們有利的部分，應充分利用其成就來幫助構建并豐富中國當代文論。

西方文論就其認真嚴謹及理論性、系統性來說，對中國文論的意義是很大的。因為差異性往往包含著互補性，不同理論中互補性的東西若是被發現，也能建構起新的理論形態，產生飛躍性思維成果。西方文論對事物本來面貌的重視、對生活本質的重視以及對自然的敬畏和積極對抗，對中國文論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啟示。將中國古代文論進行現代化闡釋，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經由現代眼光打量之后，發掘二者的相通之處，以期實現平等的對話和交流。

在言意關系這一脈“，文以載道”觀也同樣需要結合中西方文論的現代化闡釋。這要求我們首先弄清楚“文”與“道”的內涵。筆者認為“，道”應是社會責任感和人類良心，而“文”則應是蘇軾所言的具有獨立價值的文學及文學藝術。

那么這就對文學發展的環境提出了要求———文學需要自由。

古往今來，文學家的歷史目的大致相同，都是為了用自己的話語建構來實現國家和民族的繁榮興旺。他們通過文學來表達其對世界的認識和看法，以其藝術家獨有的敏感和人文關懷去發現現實生活中的美與丑、善與惡，去挖掘生活中存在的不足，從而探索更美好的生活。

“文以載道”也同樣對文學作品和文學理論的生產者提出了要求———文學家要有社會責任感和人文關懷。

由于文人是社會成員中掌握科學文化知識較多、思想意識較強的群體，所以也就相應地承擔著更大的社會責任。在當代中國，文人知識分子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這就決定了他們同工人階級和廣大人民群眾有著共同的政治立場、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理想。文人知識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決定了他們在實現國家富強、民族振興、社會和諧和人民幸福的過程中，起著重要的作用，是推動社會發展的積極的、健康的、穩定的力量。

“文以載道”觀在當今中國仍能散發其經世致用、匡扶社會的光芒，這就首先要求作家具備高度的人文關懷。作家是人類命運的關注者和社會文明進步的促進者。舉凡各個民族各個時代優秀的作品，無不高揚人文精神。作家對社會生活把握和反映的方式盡管異彩紛呈，然而其共同點則是寄予著他們特有的“悲天憫人”情懷。人文關懷從來就是也應該是文學創造的永恒主題，是其“載道”的終極價值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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