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生活”既是文學的閱讀、接受和消費問題,又是美學、文學理論問題。它涉及到社會的文化生活、精神結構和人們的日常生活等諸多層面,既是文學史寫作和文學理論研究長期忽視了的領域,又是當下社會生活要求文學研究者必須面對并亟待解決的課題。這一論題在相當程度上關聯到當下社會的文化生態、精神現狀、審美取向和文學創作之間錯綜復雜而又互動互助的關系。換言之,“文學生活”是一個既具有文學史意義和文學理論意義又具有文學實踐意義的命題。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專家溫儒敏先生立足于現實生活的需要和文學研究者的社會責任感,以極大的理論勇氣提出了這一命題,值得我們深入而系統地進行研究。
一
自新中國成立至1980年代初的30年,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基本上照搬前蘇聯社會學的研究方法,以歷史唯物主義為尺度界定作家的世界觀和階級立場、探尋作品的時代背景和創作方法,以無產階級標準衡量作品內容有益還是有害。
1980年代中期,歐美文學研究的各種新主義、新理論紛至沓來,結構主義、文本主義、語言分析、心理分析、新批評……打破了社會學研究的一統天下,呈現出多元開放的研究局面。
1990年代至本世紀初年,植根于新歷史主義的文化研究風靡學界。上述方法都從不同層面對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做出了應有的貢獻,然而,它們卻有兩個共同的特點:
其一,局限于作家作品及文學現象的評說,只是在作家作品———批評家、文學史家的相對封閉的圈子里進行“內循環”,基本不關注社會大眾與現當代文學的關系,譬如普通讀者選擇什么樣的文學作品,文學如何走進普通人的生活,作家作品如何滲透到當代生活的各個方面及怎樣影響和制約人們的情感方式、思維方式和審美方式等等。即使是關于現當代文學的“接受”研究,也無非是對作家作品引起的評論或爭論進行線索梳理與邏輯整合,只關注文學從業者的“接受”而很少甚至沒有照顧到普通讀者的“接受”。
其二,現當代文學研究與文學史寫作所采用的材料一般是批評家與評論者的言論,很少關注并采用普通讀者的反應。其實,社會大眾的閱讀感受最能反映作品的實際效應,理應進入文學研究的視野,雖然他們的閱讀感受是零散的而非理論形態的,但卻最真實,是研究者進行邏輯歸納和理論提升最充分最能說明問題的原始材料。這兩個方面的缺失便是“文學生活”概念提出的學術前提。其次,從學風上說,當下的現當代文學研究缺乏實事求是的作風,學科建設缺乏活力,存在著脫離實際、硬套理論、陳陳相因等弊病,尤其是在量化要求管理的限制下,忽視了對活生生的文學現實的關注,沒有形成與文學生活實際之間的密切聯系。
第三,在文化產業化的大環境中,文學刊物的發行、文學書籍的出版和文學網站的建設勢必追求利益、利潤的最大化,文學的生存和發展受到了較大的挑戰,現實急切需要將文學的生產、傳播與消費納入研究視野。因而,文學研究拓展到作家作品之外,更廣泛地認識文學的生存環境和生產消費狀況,便顯得非常有必要,也非常有意義?!拔膶W生活”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一個全新概念,是由溫儒敏2009年在華中師大召開的“中國現當代文學60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提出來的,他“建議學者們像‘田野調查’那樣深入讀者群的‘田間地頭’,了解讀者如何看待作家、作品?!雹偎凇冬F代文學“新傳統”及其當代闡釋》一書中認為,近百年來形成的現代文學新的傳統,已經滲透到了當代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影響和制約著人們的思維和審美方式,成為當代文學/文化發展的規范性力量。必須重視研究這個“小傳統”,并探討了魯迅、張愛玲等經典作家在當代社會生活中的影響。
2012年1月10日,溫儒敏又在《人民日報》發表專論《關注我們的“文學生活”———尋找閱讀與研究的源泉》,更加鮮明地提出并闡述了 “文學生活”這一概念,提出文學閱讀與研究應當關注“民生”———普通民眾生活中的文學消費情況?!拔膶W生活”概念提出的時間雖然不長,但已經引起學界較為廣泛的關注。本文試圖從理論上對這一概念做點闡釋。
二
筆者認為,“文學生活”這一概念的提出,既有現實的針對性,又有理論的前瞻性;既基于當前社會生活對文學的需求和消費,又基于長期以來文學研究只局限于書齋和文本而在一定程度上忽視文學對生活的作用與影響;同時,對于文學史的寫作也具有理論上的挑戰意義和操作上的啟示作用。
“文學生活”概念涉及互相聯系而又相對獨立的三個層面:什么是文學\\(本體論\\)、文學是如何存在的\\(生存論\\)和文學是如何發揮它的功能和意義的\\(價值論\\)。如果說前兩者屬于文藝學、文藝美學的研究范疇,那么后者則主要是文學史研究者的職責:文學如何增進人們對文化的理解———在歷史與現實的時空中,文學對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時代具有怎樣的意義和怎樣的價值,文學如何在繼承文化傳統的基礎上進行文化創新,文學應該怎樣關注與展示現實人生,文學如何眺望和描繪未來;文學如何增進對人的理解———在文學世界中,人得到了怎樣的表現和人到底應該如何,它與現實世界中的人與人生有什么關系。要落實文學對文化的關懷和對人的理解,除了研究文學自身的基本問題\\(寫什么、怎樣寫以及為什么寫\\)以外,還必須關注文學閱讀、文學接受與文學消費等活動,而這,便是“文學生活”這一概念最為重要的方面,它是指“社會生活中的文學閱讀、文學接受和文學消費,這又牽扯到文學生產、傳播、讀者群、閱讀風尚,等等,甚至還包括文學在社會生活各個方面的影響、滲透情況……專門提出‘文學生活’這個概念,是強調關注‘普通國民的文學生活’,或者與文學有關的普通民眾的生活。提倡‘文學生活’研究,就是提倡文學研究關注‘民生’———普通民眾生活中的文學消費情況?!雹凇拔膶W生活”概念大致包括這三個層面,下面略作分析。
其一,普通國民的文學閱讀和文學消費。這是文學對社會生活最直接也是最根本的作用,研究的對象是普通讀者選擇什么樣的文學讀物,閱讀文學作品的目的何在,什么時間在閱讀,甚至還包括閱讀時間多少等;就各社會群體來說,也存在著上述三個方面的問題,即讀什么、為什么讀和何時讀。譬如,城市白領、大學生、打工一族等日常的文學閱讀狀況,便能夠反映出當下社會文學消費的走向和層次;又如,社會各階層對于文學史上的經典作家作品的認可程度、認知差異,也能反映出社會的文明程度和社會成員的素質水準。對這些問題進行實地的調查、訪談及分析研究,對于正確認識和把握文學的社會作用具有切實的幫助。舉一個實際的例子,就社會整體的文學閱讀而言,人們似乎有這樣一個大致相同的認識:進入新時期,尤其是上個世紀90年代以后,在商品大潮和趨利主義思潮的沖擊下,文學已經失去了往昔的光環\\(與“十七年”和改革開放初期相比①\\),她不再是神圣的精神食糧,人們已經遠離了文學。但現實生活中文學閱讀的實際情況究竟如何呢?據“關于‘文學閱讀與當代生活’的調查問卷”顯示,有43%的人在業余時間進行文學閱讀,14%的人業余時間都用于閱讀文學作品,近三分之一的人偶爾閱讀文學作品,只有不到1%的人幾乎完全沒有文學閱讀時間\\(不是不想閱讀\\)。作品閱讀量最大的作家首推魯迅,最熟悉的人物形象是阿Q,另像“四大名著”、《駱駝祥子》、《雷雨》、《平凡的世界》等都擁有大量的讀者,也就是說,經典依然具有較大的閱讀群②。在“閱讀文學作品的目的是什么”的選項中,“可以提高人的品位、層次”占了近三分之二的比例,即使有三成的被調查者選擇以文學閱讀“娛樂消費”,但其中的大多數人也并不否定文學閱讀能夠“提高修養、陶冶情操”、“了解文化、增長知識”。其實,即使某些讀者文學閱讀的直接目的是為了“娛樂”也無可厚非,因為娛樂本來就是文學與生俱來的功能之一;另外,文學對人的精神世界的影響是潛移默化的、潤物無聲的,部分普通讀者的文學閱讀雖然是為了打發時日、消閑取樂,但久而久之,他們的文化素質和精神境界會得到相當程度的提高。關于文學的消費支出,受訪者中的大部分人每月都能購買一定數量的文學書籍\\(三百元以下\\),只有三分之一的人“基本不買”文學方面的書籍。這次調查的結果表明,雖然文學風光不再,但也絕非昨日黃花。
其二,文學的策劃、生產和傳播。從實際的操作流程來說,文學的生產在前消費在后,但是,后者既是前者正常進行的必要前提,又是最終目的。在一切以利益利潤為第一選擇的當下,文學生產同其他物質生產一樣,也要追求利潤的最大化,因而,圍繞文學閱讀消費的策劃就極其重要,策劃的成功與否,關鍵在于對文學閱讀消費市場的準確把握和產品上市后有針對性的宣傳、推銷,也就是說,生產必須緊緊依靠策劃和傳播來進行。就生產來說,主流的出版社、文學期刊的生產銷售過程,各種體裁的文學作品是如何得到出版的,文學期刊的現狀如何,非主流\\(民間\\)的文學社團和文學刊物的生存狀況,作品印行情況,如大型企業和大學校園的文學創作和話劇演出等,都值得研究和關注。就策劃和傳播來說,文學生產的策劃和傳播是怎樣進行的,為什么有的作品面世之后很轟動,有的比較成功,有的則是失敗的,其中除了作品本身的因素外,策劃與傳播在其中起了什么作用。具體來說,有的期刊如《讀者》、《知音》和《故事會》等發行量巨大與策劃傳播的關系怎樣,金庸的武俠小說、路遙《平凡的世界》等何以一版再版,等等。文學閱讀決定著文學的策劃、生產和傳播,某種體裁的作品和文學期刊的出版發行數量取決于閱讀人群的大小。如農民工最喜歡閱讀的是武俠、傳奇、偵探和愛情等題材的通俗小說,即使像《三國演義》和《紅樓夢》這樣的文學經典,由于前者更通俗,也占據閱讀優勢;在期刊雜志中,登載通俗文學作品的《故事會》、《讀者》\\(比例分別達到了68.8%和53.2%\\)受到了普遍的歡迎,而較為嚴肅的文學刊物受歡迎的程度則要差一些。再如,由于戲劇演出的極不景氣和詩歌創作陷入困境,文學劇本和詩歌的閱讀也受到了空前的冷落,不要說普通讀者,就是和所學專業具有密切關系的大學中文系學生,文學劇本和詩歌的閱讀比例也只有1.4%和10.1%,遠遠低于小說的77%③,文科研究生的戲劇閱讀,更是“完全成為冷門”,詩歌閱讀也只有7%的比例①。弄清楚讀者的閱讀需求,對于文學的生產、策劃和傳播就顯得尤為關鍵,既可以避免沒有消費對象的自娛自樂,又能夠反思自我,使文學生產活動主動適應讀者的需求。
其三,“文學接受”現象也應當受到重視,因為這也是“文學生活”的一部分。如1978年曾轟動全國的話劇《于無聲處》,當年曾“有2700個劇團同時上演這個戲”②,高層將其視作為“天安門事件”平反的民意依據③。當時的觀眾都是“含著眼淚看完”的,紛紛表示“很受教育”、“熱烈歡呼這個戲的誕生,熱烈歡迎來自上海的演出隊!一出好戲力量無窮。這個話劇表達了人民的心聲,人民的愛和恨?!雹芪膶W史如果寫這一段,就不能停留于對劇本內容形式本身的評論,最好能把當時熱烈的社會反響也加以呈現和評析,以展現“文學生活”的真實狀況,其實也是社會精神狀況。如果把普通的“文學生活”適當納入研究視野,文學史的畫面就開闊得多,也更真實。
從“文學生活”角度切入研究,會格外關注到文學接受的共時性,會在研究中照顧到同一時期社會各階層對同一接收對象的共同感受,以及不同閱讀群體各自的閱讀取向和對同一接受對象認識與理解的差異。文學作品都有自身的生命與靈魂,讀者的閱讀體驗與感受就是重新發掘、喚醒其生命與靈魂的過程,不同年齡、不同職業、不同文化水平甚至不同性別的讀者對與同一作家作品的感受必然會有一定的差別。譬如,在回答“閱讀魯迅的最大困難”時,18至25歲大?;虮究茖W歷的被調查者大多選擇“時代差異造成的精神隔膜”,而46歲以上相近文化程度的受訪者則基本沒有這方面的閱讀困惑⑤。在金庸武俠小說閱讀調查問卷中,請被訪者在張無忌、令狐沖、楊過、韋小寶和郭靖五人中選擇自己最喜歡的人物,雖然總的來說比較平均,但18至25歲的人更喜歡楊過,而65歲以上的人則更喜歡令狐沖;文化程度較高的首選郭靖,受教育程度較低的則首選張無忌;男受訪者最喜歡郭靖,女受訪者則最喜歡楊過⑥。
三
提倡“文學生活”研究至少具有以下幾個方面的價值與意義:
豐富文學史寫作,為中國現當代文學學科建設拓展新生面,使文學研究更完整、更全面、也更具活力。正像溫儒敏所說,現有的文學研究大都是在“兜圈子”,只是在作家作品———批評家、文學史家的圈子里打轉,很少甚至根本不去關注圈子之外普通讀者的閱讀感受和反應。所以,他提出文學研究必須要接“地氣”。這是因為,在很多情況下,能夠最直接、最真實地反映出作家作品實際效果的,首推普通讀者。他們自覺不自覺地都在“參與”文學活動。所以普通讀者進入文學研究的視野,不僅理所當然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同樣,作為文學研究的“大頭”,文學研究也不能僅僅局限于作家與評論家的“對話”,而應當把注意力放到大量普通讀者身上,看他們所傳遞出的普遍的趣味、審美與判斷。因為普通讀者才是更準確、更真實、更富有價值的研究對象。也就是說,不但要重視專業評論家研究者撰寫的文學史,還要關注并寫出大眾的、群體性的文學活動史⑦?!拔膶W活動史”寫作將打破傳統文學史僅僅以作家作品為研究對象的框框,也即在作家生平敘述、作品的審美分析和文學史地位界定之外,增加普通讀者的閱讀感受和理解。事實上,從文學的真正“實現”來說,它是由一度創作\\(作家的文本\\)、二度創作\\(讀者的閱讀\\)共同完成的,后者是前者得以成為“文學作品”的絕對不可缺少的條件:
“文學作品的價值和意義不是僅僅由作者意圖或作品本身的結構所決定的,而是在讀者的閱讀中才逐步得到實現的。因此,文學作品的價值和意義系統是一個由作者與讀者共同參與的主客體交互作用的動態實現模式”①。文學史上經常出現這樣的現象,作品思想上的深刻性或藝術上的感染力有的是最原始的創作構思具有的,有的則是后來的研究者和讀者根據時代的需求通過自己獨創性的感受與深思另外賦予作品的。因而,“文學生活”理應作為文學史研究的重要一環,這樣,我們的“文學史”才會更立體、更豐滿,也更真實。作家作品固然是文學史研究的第一對象,但如果棄置普通讀者的閱讀感受而只是評論家研究者從知識譜系出發的邏輯整合、概念演繹和范疇認定,這只能是專家的“文學史”,而不是“社會的”\\(中國古代、近代、現當代\\)文學史。同樣,如果文學活動史的研究做得扎實而全面,也會敦促作家在創作時首先考慮社會大眾的審美需求和欣賞趣味,創作他們喜聞樂見的作品,而不是閉門造車、孤芳自賞。
“文學生活”研究的出發點是文學,但落腳點卻是對普通百姓的精神需求和文化生活的關注,也即關注民生。誠然,文學研究是科學性的知識話語系統,它要求研究者必須具有全面性、客觀性、規范性和準確性。然而,問題也恰恰出在“科學性”上:研究的主要目的不是閱讀并通過閱讀增加人文修養,如詩意、哲思和史識,而只是用文學概念代替文學事實、為了創新而推進新知。文學創作是關于人、屬于人、為了人的精神活動,就20世紀文學來說,無論是啟蒙文學、救亡文學、革命文學,還是傷痕文學、改革文學、主旋律文學,意識形態用語修飾、規定的文學式樣,必須經過人文性的調適之后才稱得上真正的“文學”,否則,只能是政治口號的叫喊宣泄與狂轟濫炸。同樣,文學研究的最終目的也應該始終以人為中心,也就是必須具有人文關懷,這里的“人”不應該僅僅囿于評論家和研究者的圈子,而要以開放的心態,站在惠及大眾的立場,審視、考察、衡量文學究竟對普通民眾的精神生活和文化生活產生了怎樣的影響?不同的階層群體喜歡什么樣的文學作品\\(包括形式、內容、品味\\)?不同的文學類型在當前社會的傳播、接受情況是怎樣的?等等。對于普通讀者來說,固然是生存第一、文學其次,但是,文學閱讀卻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彌補生活的些許遺憾:平靜浮躁的心靈,創造和諧舒適的生存環境;樹立正確的道德觀、家庭觀,建設良性的人際關系、清晰的社會底線、人群的集體教養。
20世紀后半葉,前期的中國被極端地“政治化”,后期則被極端地“物質化”,政治專制主義的強權意識、物欲主義的價值觀、消費主義的意識形態,一波又一波地淹沒了“人”的社會,普遍地把理性當作實現物質欲望最大滿足的工具而丟棄感性,追求瞬間的快樂、幸福和意義而罔顧未來。
21世紀初年,“以人為本”和“人文關懷”的倡導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和現實的進步意義,只可惜在金錢主義巨輪的碾壓下始終處于萎縮枯黃狀態。上述社會現象產生的原因極其錯綜復雜,即使人人讀書也未必能夠從根本上得到匡正,但是,如果社會大眾多讀書、讀好書,用自己的心去領受、感悟作家和作品中人物的心靈顫動,在心的相遇中獲得一種真正的感動,獲得自我人格力量的提升,便有利于提高自己的判斷能力和質疑能力,多一些心平氣和、溫文爾雅,少一些政治喧囂、金錢癡迷。文學是一個時代的靈魂\\(高爾泰語\\)、是一個民族的夢想\\(張煒語\\),“文學生活”研究必須通過實際而廣泛的野外調查、問卷發放、跟蹤訪談等形式,探究“靈魂”的精神內核和在現實生活中的具體表現,考察“夢想”的內容生成及其對民眾生活方式、思維方式和情感方式的影響程度。
“文學生活”研究是加強文化建設的重要基石,它可以為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可靠的參照。
“弘揚傳統文化”是最近幾年叫得最為響亮的口號之一,“弘揚”的目的既是為了傳承其中的精華部分,更是以她為資源進行符合社會發展和時代前進的新創造。換言之,傳統文化是建設具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文化的寶貴資源,只有很好地傳承,才能成功地創造。文化傳承固然可以通過多種渠道進行,但最重要的首推文學經典:“這是因為,通常人們記住任何一種文化,主要是通過這種文化里的文學藝術作品達成的……因此,當下社會的文學生活成為決定傳統文化當代傳承的重要因素,而社會轉型時期文學閱讀的轉型更關系到文化建設的走向?!雹購倪@個意義上說,對文學生活的研究便不能夠站在純客觀的立場上,只是超然地對文學閱讀、文學消費,以及出版、傳播等依據調查訪談得來的數據進行統計學社會學的描述與分析,而應該通過研究發現問題,引導文學消費者積極參與到健康向上的文化建設。目前的新文化建設有兩個最基本的傾向需要引起注意———專制文化與商業文化。前者在文學上表現最突出的是喧囂近十年的鐵血英雄主義:表面上歌頌愛國主義、英雄主義,骨子里卻是揮之不去的專制陰影,英雄人物為了國家的獨立、階級的解放馳騁疆場揮灑熱血,盡情地演繹硬漢子的形象,讀者\\(觀眾\\)在敬佩他們英雄行為的同時,往往容易忽視他們專制的一面:獨斷專行、“不喜歡軍事民主”、將下屬和妻兒作為自己的附屬品任意打罵等等。尤其是戲劇舞臺和影視屏幕上,更是出現了赤裸裸粉飾封建帝王而評論界卻一味叫好的現象。后者則對物質主義、欲望主義導致的浮躁的社會心理不但不盡撫慰之力,反而聽之任之,甚至推波助瀾:對金錢的津津樂道和永不滿足的攫取,對權勢的俯首帖耳與不擇手段的爭奪,一切底線都史無前例地被顛覆、被解構?!拔膶W生活”研究雖然沒有從根本上矯正這兩種創作傾向的能力,但卻有提醒文學消費者警惕上當、免被誤導的責任,進而為文化政策的制定與實施提供實際的參考。
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問題是,作為文化政策制定與實施的政府相關部門,也有責任從人力、物力和財力上為普通民眾的閱讀提供便利條件。社會閱讀的氛圍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文化設施是否健全、圖書閱讀是否方便,因而要創造條件讓普通讀者有書讀、有地方讀書———現在的紙質書籍動輒幾十、上百元,文集、全集更要四位數以上;打工一族和蝸居階層吃住的空間都極為擁擠,遑論安靜的讀書場所,因而,公共圖書館的建設和發展便顯得極為迫切。為了實現偉大的中國夢,為了炎黃之孫素質的提高,政府有義務加大社會閱讀的財政投入,將圖書館事業納入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