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說“回家”》一文中，錢鐘書對“回家”這一比喻的中西文化意蘊進行了深入發掘。在他看來，“中西比喻的相同，并非偶然……它表示出人類思想和推理時一種實在的境界”。這種“實在的境界”主要表現為“回復原來”: “所謂回復原來，只指心的情境而說，心的內容經過這番考索，添了一個新觀念，當然比原來豐富了些。但是我們千辛萬苦的新發現，常常給我們一種似曾相識，舊物重逢的印象。我們發現了以后，忍不住驚嘆說‘原來不過如此!’”
細觀《談藝錄》等論著不難發現，“回家”作為“一種實在的境界”，不僅昭示錢鐘書對人類思想和推理慣常狀態的理解，而且可以用來比喻其對文學現代性的思考: 現代文學話語與傳統文學思想并不是格格不入的，前者完全可以從后者那里找到“回家”的感覺，這正是文學現代性建構走向成功的一個重要標志。
一、關于文學進化論
新文化運動以后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關于文學現代性的討論一直同對文學進化論的關注如影隨形。所以，在對文學現代性進行思考的過程中，錢鐘書首先需要面對的問題就是如何評價文學進化論。
在《談藝錄》中，錢鐘書將清代學者焦循和法國學者伯呂納吉埃爾關于文體遞變的言論并置一處展開平行比較，在對二人觀點的批駁中表達對文學進化論的質疑。焦循認為，隨著音樂要素的淡出，詩走上了一條漸趨衰微的道路，“詩亡于宋而遁于詞，詞亡于元而遁于曲”。按照這種思路，詞的興盛是以詩的消亡為前提的，曲的興盛是以詞的消亡為代價的。在錢鐘書看來，焦循的觀點與伯呂納吉埃爾所主張的“推陳出新”的“文體演變論”頗為類似。但二者都違背了顯而易見的文學史事實: “夫文體遞變，非必如物體之有新陳代謝，后繼則須前仆?！?/p>
譬如，唐代古文大盛，但是風行于六朝的駢文并未因此斷絕，而是“一線綿延……而忽盛于清; 駢散并峙，各放光明……”不同時代滋生的文體完全可以同時并存、交相輝映，文學領域中原本就不存在古與今、新與舊之間的沖突。
如此，錢鐘書雖然沒有對文學進化論的缺陷進行專門論述，但文學進化論賴以成立的基礎已經在他的寥寥數語間轟然倒塌。
錢鐘書對文學進化論的缺陷論述得最集中的作品，當屬其批駁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的《論復古》一文。在《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的撰寫過程中，郭紹虞始終保持著洞悉歷史前進目標、明了歷史演變規律的智者姿態，將魏晉南北朝的純文學觀念尊為代表文學發展方向的“‘正確’的觀念”，而將唐宋儒者的復古主張視為進步文學觀念的對立面加以批判，認為其在整個中國文學批評發展歷程中屬于一種“逆流”和倒退。對于郭紹虞以歷史進化論審視文學批評史的做法，錢鐘書在《論復古》一文中給予了毫不留情的駁斥。在他看來，將歷史進化論應用到文學領域是極為不妥的，因為歷史進化論屬于“事實進化”，指的是由簡至繁、由單純至錯綜的現實演變過程，而文學作為一種審美對象，受制于人豐富微妙的主觀心靈世界，其創作、接受和批評都具有很大的主觀性。與“事實進化”不同，“文學進化”包含著事實敘述之外的價值判斷。也就是說，“文學進化”的內涵至少表現在兩個方面: 不僅指“后來的文學作品比先起的文學作品內容上來得復雜，結構上來得細密”; 而且指“后來的文學作品比先起的文學作品價值上來得好，能引起更大或更高的美感”。前者屬于存在判斷，是文學史層面的問題; 后者屬于價值判斷，是文學批評層面的問題?！斑@兩個意義是要分清楚的”，不能等量齊觀，也不具備因果關系。富有文學閱讀經驗和文學鑒賞力的人都會承認，后出現的內容豐富結構復雜的文學作品并不一定比先出現的內容結構較為簡單的文學作品擁有更高的審美價值，“‘后來居上’這句話至少在價值論里是難說的”。譬如，郭紹虞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當然比五代劉昫的《舊唐書·文苑傳序》擁有更為精博的內質，“但是在‘外形’的優美上，郭先生也高出于劉昫么? 恐怕郭先生自己就要謙讓未遑的”。存在判斷與價值判斷之間的矛盾必然會導致文學進化論在具體操作上的虛妄性。
在強調文學的審美特殊性，否定文學進化論可行性的前提下，錢鐘書進一步對作為文學進化論基礎的歷史進化論展開了質疑和反思: “即使退一步專就‘歷史事實’而論，對于‘進化’兩字也得斟酌?！M化’包含著目標; 除非我們能確定知道事物所趨向的最后目標，我們不能倉促地把一切轉變認為進化?！?/p>
確定“事物所趨向的最后目標”是樹立進化標準的必要前提，但是，自然現象和歷史事實紛繁復雜，千變萬化，瞬息不停，“事物所趨向的最后目標”永遠無法成為一個恒定的存在，更何況以人類現有的理性能力也實在難以認清自然和文明的最終走向，“即使對天演極抱樂觀的生物學家像 Julian Huxley，對文明的進步極抱樂觀的史學家像 J． B． Bury 都不敢確定天演的目標”?？梢?，郭紹虞等人所堅持的歷史發展趨向和歷史進化標準不過是他們在“無窮盡、難捉摸的歷史演變里”，“依照自己的好惡”所生發出來的“個人主義”想象，“無論如何，不能算是歷史觀”。用郭紹虞所主張的魏晉文學觀念來衡量，唐宋的“復古”論自然可以被視為“逆流”或“退化”，但是如果“古典主義翻過身來\\( 像在現代英國文學中一樣\\) ”，“主張魏晉的文學觀念似乎也有被評為‘逆流’的希望”。如此，在錢鐘書步步深入的剖析中，歷史進化論本身的功利性、主觀性和非歷史性漸漸暴露出來，以歷史進化論為基礎的文學進化論亦隨之喪失了合理性與合法性。
在抽空文學進化論合理性與合法性的基礎上，錢鐘書更為明確地指出，過去與現在并非格格不入，歷史演變本來就是世代相承連綿不斷的，更高級、更有意義、更富有美感的文學形態不一定都在歷史的前方維度，那些來自過去發展階段的文學形態在現在和將來還會有存在的價值。要建立起經得住歷史考驗的現代文學，首先就必須處理好新舊文學之間的銜接關系。
二、對于歷史的辯證態度
細加探討不難發現，錢鐘書對文學進化論、歷史進化論的批駁同他對歷史的辯證態度緊密相關。在1933年發表的《旁觀者》一文中，錢鐘書明確系統地表述了他對歷史的理解。在他看來，歷史并不像某些論者所認定的那樣，昭示著事實發展的客觀進程和必然趨勢。
因為歷史事實可以分為兩類: 一是野蠻的事實; 一是史家的事實。前者是瞬息即逝的原初事件; 后者是訴諸文字的敘述文本。我們今天通過文獻記錄所看到的歷史事實都是史家的事實，所謂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和必然趨勢，亦是形形色色的史家根據各自認定的是非標準，通過歸納、聯想等思維方式和邏輯手段建立起來的因果關系。但實際上，歷史事件的發生和運行并不會嚴格遵循這些人為建立的因果關系，一旦歷史上出現新的“野蠻事實”時，史家所設定好的客觀進程和必然趨勢就會受到挑戰，歷史似乎就成了“淘氣搗亂的小孩子”，“給我們的不透風、不漏水的嚴密理論系統搠上大大小小的窟窿”。這些“大大小小的窟窿”顛覆了史家自以為是的歸納和總結，而且提醒人們應摒棄那種長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換舊人的線性歷史觀，轉而站在相對主義的立場上，以更加辯證的態度對待形形色色的歷史遺產和歷史事件。
具體而言，在錢鐘書的理解中，要建立對歷史的辯證態度，至少需要從以下兩個方面入手:
其一，摒棄后來居上、今是昨非的成見，充分尊重前人的成就。在錢鐘書看來，能了解“過去的現在性”亦是歷史觀念的有機組成部分，面對“過去”，我們不能總是以現時代的標準來衡量它的成敗優劣，而應將其置于其所處的具體歷史語境中進行考察和評析: “假使一個古代思想家值得我們的研究，我們應當尊敬他為他的時代的先驅者，而不宜奚落他為我們的時代的落伍者”，任何事物的發生和存在都有其必然性與合理性，只有對來自“過去”的觀照對象報以足夠的尊重，將其置入其所處的具體歷史語境之中進行意義還原，才有可能將其從當代話語的暴政中解放出來，洞悉和理解其本質特征和歷史價值。若是將其從具體的歷史語境中剝離出來，就會使其喪失原有的面貌，淪為一種靜態的抽象存在。當現時代的觀照者懷著后來居上的優越感，以現代眼光對這種靜態的抽象存在進行任意闡釋和隨意剪裁時，他們和“過去”之間的關系就會變得遙遠而陌生，自然也就無法真正了解“過去”的價值和其中所潛藏的“現在性”。
其二，充分注意到歷史事實的復雜性和獨特性，摒棄以偏概全、因個人的價值取向而任意裁剪和圖解歷史事實的做法。錢鐘書堅持認為，只有在不曲解、不誤會歷史事實的前提下，才有望更好地繼承和發揚傳統，否則就會自說自話，貽笑大方。1932 年，周作人出版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一書，將中國文學史視為載道、言志兩大文學流派交替循環、此消彼長的發展過程: “中國文學始終是兩種互相反對的力量起伏者，過去如此，將來也總如此?！?/p>
在周作人看來，言志派的思想藝術成就要大大優于載道派，而“民國以來的這次文學革命運動”同明代公安派、竟陵派反對載道、主張言志的文學運動“很有些相像的地方”，一言以蔽之，“新文學的基本觀念是‘言志’”。如此，周作人就從歷史的層面為中國新文學的發生找到了根源和依據，強化新文學發生必然性與合法性。同年，錢鐘書撰寫書評，對周作人從既定概念出發切割歷史事實的做法提出了尖銳批評。在他看來，中國傳統批評史中只有“詩”、“文”、“詞”、“曲”等許多零碎的門類，并不存在“文學”這個綜合性的概念; 而且，這些門類“分茅設\ue454，各有各的規律和使命”，其各自的特征和價值，不能代表文學的總體特征和價值?！拔囊暂d道”的“文”，特指“古文”或散文，并不能將其擴展為近現代一般意義上的文學，周作人將“文”理解為“文學”，無疑是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所謂的“文以載道”，專指的是將古文或散文視為說理的工具。相形之下，作為“‘古文’之余事”的詩詞“品類\\( genre\\) 較低，目的僅在乎發表主觀的感情———‘言志’”。同一個文人作文時專注于“載道”，作詩時卻“往往‘抒寫性靈’”，“載道”和“言志”完全可以并行不悖，更無所謂兩派之分。如此，錢鐘書站在豐富可靠的歷史事實基礎上，通過對“文”、“詩”等概念的內涵和外延進行博稽詳考的分析，指出了“載道”、“言志”二分法的主觀性和虛妄性，打破了《中國新文學的源流》中人為預設的文學發展結構秩序，在客觀上為文學史研究開拓了一個更為廣闊的思想空間。
三、關于文學現代性
在質疑否定文學進化論和辯證看待歷史事實的基礎上，錢鐘書對文學現代性提出了既不同于文化激進主義者又有別于文化保守主義者的見解。如果說文化激進主義者堅持新優舊劣的立場，機械搬運西方文化標尺的做法必然會導致對民族身份建構問題的忽視和回避，使民族文化身份面臨著被他者化的危險; 那么，文化保守主義者堅守傳統本位，輕視外來思想的心態也勢必會影響對中西文化和文學的正確評價，從而陷入敝帚自珍的誤區。錢鐘書對文學現代性的理解，摒棄了在古今之間進行非此即彼選擇而造成的揚西抑中或揚中抑西傾向，體現了一種開闊的視野和健全的心態，從而能更全面地把握住了文學現代性的內涵。
在錢鐘書看來，所有的歷史都有其內在的連續性，“形成現代的因子，早潛伏在過去的時代中”。文學現代性并不是一個凝定的與過去形成鮮明對照的歷史事件，而是一個不斷解體又不斷重建的歷史過程。
在這個過程中，來自過去的、現在萌生的和有待將來出現的文學思想相互聯系，相互作用，正是由于這種聯系和作用，才導致了文學現代性內涵的豐富性和復雜性。
現代文學并不是對傳統文學的簡單替代，在傳統文學面前，現代文學并不具有話語優先權，更不能以斷裂的方式對傳統文學進行徹底的否定。文學現代性建構是一個與傳統文學相互融合、不斷更新的過程，推動這一過程的，既有在傳統文學基礎上有所變異的因素，又有與傳統文學保持一致的因素。較之傳統文學，現代文學固然有發展、有變化，但更有似變而非變之理。
結合錢鐘書對“易”的論述，我們可以更為深入地體會他對文學現代建構過程中“變”與“不變”的辯證認識。在《管錐編·周易正義·論易之三名》一節中，錢鐘書從哲學高度對“易”的內涵進行了闡述，認為“易”一字而兼有“變易”、“不易”、“簡易”這些不同的內涵。
盡管“變易”與“不易”之間，“簡易”與“不易”之間，存在著意義上的矛盾對立，正所謂“‘變易’與‘不易’、‘簡易’，背出分訓也”。但是，這些意義最終都會有機地統一在“易”這個富有表現力的哲學范疇之中，正所謂“‘易一名而含三義’者，兼背出與并行之分訓而同時合訓也”。這種奇妙的統一現象說明了三者之間存在著某種相互呼應、相互轉化的神秘關系，在《老子》、《莊子》、《列子》、《前赤壁賦》、古希臘哲學著作、中世紀哲學著作、歌德詩歌等中西文化典籍和文學作品中，處處可見對這一神秘關系的探尋和體認。從這些探尋和體認中，不難看到宇宙一直處在不斷的變動之中，但是，變動之中也有常則?！俺！迸c“變”都是宇宙運動過程中的根本事實。正如“不易”總是與“變易”如影隨形一樣，現代性的離于傳統和歸于傳統也是相伴相生的。后來在《老子王弼注》一文中，錢鐘書又將老子的言論同黑格爾的觀點聯系在一起，對“離”與“歸”的辯證統一作了進一步闡述。老子認為，“反者，道之動 ……字之曰道，強為之名曰大，大曰逝，逝曰遠，遠曰反”。其中的“反”有兩個意思:一是“正反”的“反”，指的是“違反”; 二是“往反\\( 返\\) ”的“反”，指的是“回反\\( 返\\) \\( ‘回’亦有逆與還兩義，常作還義\\) ”?！独献印匪f的“反”融貫了“違反”和“往反\\( 返\\) ”兩種意義，“即正、反而合，觀‘逝曰遠，遠曰反’可知……”這一觀點與黑格爾在《哲學史》中的見解頗有神似之處: “黑格爾《哲學史》論‘精神’之運展為‘離于己’而即‘歸于己’，‘異于己’以‘復 于 己’…… 詞 意 甚 類 老 子 之‘逝 曰 遠，遠 曰反’”。天下事物，原本就是定中有變，變中有定。文學現代性的建構進程也是如此，它一方面會改變傳統，另一方面又同傳統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對于現代文學的建構者來說，重要的不是通過強行切斷這些聯系去賦予現代文學新質，而是善于發現和利用這些聯系，通過在可變性和不變性之間維持一種均衡的關系來成功促成傳統文學的現代轉化。
將近一個世紀的歷史證明，現代文學思想的誕生并不是憑空出現的幻覺，它往往是以一定的形式潛藏在傳統文學思想中，通過不斷地回歸傳統汲取養料來獲得向未來開放的動力，與傳統文學的徹底決裂將會導致現代文學失去萌芽和生長的土壤，無法獲得長足的進步。就這一意義而言，真正成功的文學革命必然與“復古”緊密相關: “復古本身就是一種革新或革命……若是不顧民族的保守性、歷史的連續性，而把一個絕然新異的思想或作風介紹進來，這個革新定不會十分成功?！?/p>
對于一個民族而言，傳統中的很多要素都具有超時間的永恒價值，追求現代性的文學革命不能以拋棄傳統為代價，如果硬性割斷與民族傳統的臍帶聯系，文學革命就會成為空中樓閣，而鮮有成功的希望。
以上從三個方面探討了錢鐘書對文學現代性的思考。值得注意的是，盡管錢鐘書的思考在客觀上為弘揚傳統文學的意義和價值提供了一種較為合理的依據，但這決不意味著他要無原則地回歸和退守傳統。
在面對傳統時，錢鐘書從未流露出唯古是從的懷舊心態; 恰恰相反，他關注傳統的深層動力在于如何發展現在和如何完善現代文學思想。林毓生曾說: “一個傳統若有很大的轉變潛能，在有利的歷史適然條件之下，傳統的符號及價值系統經過重新的解釋與建構，會成為有利于變遷的‘種子’，同時在變遷的過程中仍可維持文化的認同?！?/p>
錢鐘書從傳統文學中著力發掘的，就是這種具有“很大的轉變潛能”，可以對未來文學發展起到積極作用的成分。關于這一點，他在《古典文學研究與現代中國》一文中曾經有過清晰的表述: “古典誠然是過去的東西，但是我們的興趣和研究是現代的，不但承認過去東西的存在并且認識到過去東西里的現實意義?！?/p>
“回家”作為錢鐘書對文學現代性的思考方式，并不是對傳統文學進行不加辨析的簡單重復，而是以一種現代意識對其進行重新審視，因而體現出一種新質的回歸和具有超越性的回歸。
［參 考 文 獻］
［1］錢鐘書． 人生邊上的邊上［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2］錢鐘書． 談藝錄［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3］錢鐘書． 七綴集［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4］周作人． 中國新文學的源流［M］． 石家莊: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
［5］錢鐘書． 管錐編［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07．
［6］林毓生． 中國傳統的創造性轉化［M］． 北京: 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