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 20 世紀 30 年代的中國文壇上, 兩位文學巨擘———梁實秋先生與魯迅先生, 為各自的文藝理念展開了激烈的辯駁。 他們以 “硬譯” 為導火索, 圍繞著文學的 “階級性” 和 “超階級” 進行了長達八年的論戰, 最終因魯迅的辭世而作罷。 論戰爭論的核心問題其實就是文學是否具有階級性。
梁實秋作為美國新人文主義思想領袖白璧德的入室弟子, 思想上深受白璧德等西方文學家的影響, 對當時世界主流的資產制度是相當認可的,對方興未艾的共產主義運動持否定態度。 他傾向于理解現實, 接受現實, 改良社會, 認為人類社會具有共同價值、 普世價值。
魯迅生活在苦難的舊中國, 早年留學日本,嘗試學醫救國, 但未能學成。 后意識到中國人民的苦難不在于身體的羸弱, 而是思想的落后與麻木所致, 遂棄醫從文, 試圖喚醒國人。 他對舊有社會制度的腐朽和顢頇深惡痛絕, 認為與其在舊有世界上修修補補, 倒不如建立一個嶄新的世界。
“敵人的敵人是朋友 ”, 他的觀點與共產主義運動存在著一定程度的共鳴。 他主張用對立和斗爭的思維方式看待人類世界, 認為人類之間除了斗爭和利用, 別無他物?！?926 年, 剛從哈佛大學學成歸來的梁實秋在 《晨報副鐫》 上陸續發表了 《現代中國文學之浪漫的趨勢》 《北京文藝界之分門別戶》 《評 〈華蓋集續編〉》 等文章”, 開始針對魯迅的理念發難 。
1927 年, 梁實秋又在 《復旦月刊》 上刊發了 《盧梭論女子教育》 一文, 發表了與魯迅觀點背道而馳的不同意見。 稍后魯迅便發表了 《盧梭與胃口》 一文予以回擊辯駁。 至此, 兩人開始為各自的世界觀、 文學觀進行針尖對麥芒的辯論。
1929 年, 梁實秋在 《新月》 上發表了 《文學有階級性嗎》 一文, 該文否定了文學具有階級性,認為其論述的錯誤在于 “把階級的束縛加在文學上面。 錯誤在把文學當做階級斗爭的工具而否認其本身的價值”, 同時強調 “偉大的文學乃是基于固定的普遍的人性”, 強調從整體的角度來看待文學。 該文一經發表, 便引起了魯迅的反駁, 并迅速發表了 《“硬譯” 與 “文學的階級性”》, 在文章中魯迅尖銳地批判了文學沒有階級性這一論斷, 提出“文學不借人, 也無以表示 ‘性’, 一用人, 而且還在階級社會里, 即斷不能免掉所屬的階級性, 無需加以 ‘束縛’, 實乃出于必然”。 他認為, 階級斗爭無處不在, 文學也必然有階級性, 主張用斗爭的觀點看待文學及人類社會的一切。 至此, 兩人論爭的重要焦點之一就是文學是否具有階級性。 而梁實秋的 《文學有階級性嗎》 和魯迅的 《“硬譯” 與“文學的階級性”》 正是兩人對文學是否具有階級性這一問題發表意見的集中代表作。
在梁實秋的 《文學有階級性嗎》 一文中, 就文學階級性而言表達了三個觀點:
其一, 文學是反映基本人性的, 是對所有生活現象中最深層次東西的表現, 超越了階級的界限,故而文學沒有所謂階級性。
其二, 文學作品表達的階級傾向往往與作者本身的階級身份并不同一。
其三, 文學家創作文學作品并不針對特定的讀者。
而魯迅在反駁時, 則主要圍繞以下三個觀點:
其一, 正如化合物有化合力, 物質具有硬度,文學離不開人, 人又必然具有階級性, 所以文學必然具有階級性。
其二, 不同階級的人具有不同的感情經驗。
其三, 一切所謂 “全人類” “超階級” 的文學其實皆為有產階級的文學。
綜上所述, 我們可以看出, 梁實秋與魯迅在辯駁關于文學是否具有階級性這一論說上, 首先都不否認人即文學家、 作者是具有階級性的。 不同在于, 梁實秋認為文學是沒有國界, 更沒有階級界限的, 文學的本質是對普遍的永恒的人性的描述, 是作者審美情趣的表達, 他在文中闡釋道: “文學的國土是最寬泛的, 在根本上理論上沒有國界, 更沒有階級的界線?！?/p>
而魯迅則認為沒有永恒的人性,他在 《文學和出汗》 一文中明確表示: “人性是永久不變的么? 類人猿, 類猿人, 原人, 古人, 今人, 未來的人, 如果生物真會進化, 人性就不能永久不變?！彼J為因為處在階級中, 階級與階級意識是分不開的, 所以作家不可能超越階級界限,是受本階級的階級意識所支配的, 其作品也必然要表現出或明或暗的階級性。
魯迅的觀點得到了眾多文學理論家的擁護, 直到 20 世紀七八十年代仍舊是文藝理論中的主流思想, 認為 “自從人類分裂成各個不同的階級以后,作為意識形態之一的文學就必然包含一定的階級內容, 打上了階級的烙印, 具有了或明顯或隱蔽, 或強烈或微弱的階級性”, 其原因是 “在階級社會里,社會生活貫穿著階級矛盾和階級斗爭, 而作家又必定隸屬于這個或那個階級。 文學既然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 它就會直接或間接地反映出社會生活中實際存在的階級關系和階級斗爭, 表現出作家的一定思想傾向和階級傾向?！?/p>
同時 “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學作品, 都一定是社會生活在作家頭腦中的反映的產物, 而階級社會的作家都是屬于一定階級的, 都是一定階級的作家, 他的言行, 行動, 思想, 感情, 都必然要受他的階級的立場, 觀點和要求的制約。 階級社會中的任何一個作家, 無論他自覺與否, 他總是站在一定階級的立場, 按照一定階級的觀點, 根據一定階級的要求, 來觀察, 體驗, 理解和描述社會生活的?！?/p>
而梁實秋的 “人性論” “超階級論” 則被口誅筆伐, 甚至成為談論的禁區。 一些批評專著里評價: “梁實秋把人性看得至高至大, 齊天滿地, 固然有抽象之弊, 并且他對何為人性的解釋不清, 這使他的人性觀看起來很像符咒, 沒有什么具體價值?！?/p>
又或者認為梁實秋的人性論: “沒有看到個性與普遍之間對立統一的辯證關系, 不能認識到普遍性其實就寓于個性之中?！鄙踔猎谀硞€特殊的年代, 學界談 “人性論” 就色變, 如國學大師季羨林所說: “在過去一段時間內, 誰要是提 ‘人性’就是 ‘人性論’, 而 ‘人性論’ 就是 ‘修正主義’,離反革命只有一根頭發絲的距離了?！?/p>
從梁實秋和魯迅表達的觀點來看, 關于文學階級性他們主要爭論焦點集中在以下五個方面:
第一是文學作品中人物的階級特色是否就是文學的階級傾向。
第二是文學作品作者的階級身份是否決定了文學的階級傾向。
第三是文學創作是否針對特定的閱讀人群。
第四是文學是否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第五是文學是否反映 “超階級” 的人性。
首先, 我們來看第一個問題, 文學作品中人物的階級特色是否就是文學的階級傾向。 在這個問題上, 梁實秋先生的觀點是文學作品中人物的階級特色只是一種表象, 描寫任何一個階級的人都只是一種手段, 文學的目的在于表現更深層次的東西, 如“人性 ”。 人物角色的階級性只是一個淺層次的東西, 表面化的東西, 現象而已。 不是文學表達的實質。 而魯迅則認為, 文學中的人, 必然有其所屬的階級, 對其階級特色的展現, 其實質上是表達一種階級意識, 文學的本質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因此,文學作品中人物階級特色的描述, 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文章的階級意識, 表現了文學的階級性。
歷史上的文學作品多如牛毛, 即便是世界級的名著也是難以數計。 絕大部分作品中都會同時出現多個階級的人物形象, 有的屬于資產階級, 有的屬于無產階級, 同時描寫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不在少數。 世界經典名著 《簡愛》 里面, 女主人公簡愛是個孤兒, 從小生活在社會最低層, 一生中受盡磨難, 是個標準的無產階級代表人物, 男主人公羅切斯特是個小莊園主, 是典型的小資產階級。 整部小說中, 男女主人公的階級地位明顯不對等, 作者也并未表現出支持誰批判誰的階級傾向, 更多的是在闡釋這樣一個主題: 人的價值 = 尊嚴 + 愛。 這個尊嚴、 這個愛, 并沒有限定在特定的階級基礎之上, 乃是任何人都共通的。 因此, 我們很難從文中人物所屬的特定階級, 來判斷 《簡愛》 的階級傾向。 因而, 我們不得不承認, 僅從作品中人物表現出的階級性來判定文學具有階級傾向階級性是很困難的。
其次, 我們來看第二個問題, 文學作品的作者所屬階級是否決定了文學的階級傾向。 在這個問題上, 梁實秋認為從托爾斯泰、 馬克思、 約翰遜等人身上, 可以看出作者的階級屬性與其作品的階級傾向并不完全一致, 甚至往往相反。 梁實秋認為作者應該做到: “文人之生活的充實, 是說想象能力的養成, 養成一種敏銳而有紀律的想象力, 以之觀察人性的錯綜萬態, 以之尋求人性的普遍久遠?！?/p>
而魯迅認為托爾斯泰并不真的為無產階級說話, 其文章仍然是維護資產階級的, 與其身份相符, 馬克思沒有文學作品, 約翰遜博士, 魯迅表示不了解。 由此, 他認為文學作品作者的階級性仍然與其作品的階級傾向是同一的。
要解決這一問題, 實際上就是要尋找這樣一種例子是否存在, 即有沒有一部真正所謂無產階級的文學作品是由身屬資產階級的作者寫就的。 如果能有這樣的文學作品和作者, 那么什么階級的人寫什么階級的文章就成了謬論。 人類在各種類型的階級社會階段, 都創造了許多不朽的文學作品。 用 “不朽” 這個詞, 正好說明了這樣的文學作品不會因為作者本人的階級或作品內容牽涉到人物的階級的消亡而失去審美價值。
例如, 我國古代著名詩人白居易, 出生官宦之家, 自己也身為兩朝元老, 然而作為統治階級的代表, 白居易卻創作出代表社會最底層勞動人民并為其吶喊的文學作品 《賣炭翁》。 又如柳宗元, 同樣出身官宦世家, 自己同樣入朝為官身居要職, 卻站在統治階級的對立面, 從被剝削階級的角度出發,通過 《捕蛇者說》 記錄了捕蛇者蔣氏對其祖孫三代為免交賦稅而甘愿冒著死亡威脅捕捉毒蛇的自述,反映了中唐時期我國勞動人民的悲慘生活, 深刻地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對勞動人民的殘酷壓迫和剝削, 表達了作者對勞動人民的深切同情, 抨擊了當時 “苛政猛于虎” 的稅收制度。 這一切也正如韋勒克與沃倫在其著作 《文學理論》 中談到: “作家的社會出身是否決定了他的社會意識和社會立場呢?
如雪萊, 卡萊爾和托爾斯泰等作家, 都是背叛其所屬階級的明顯例子。 由于普希金、 果戈理和托爾斯泰等作家曾繼承財產而且早期和貴族有交往, 因而可以證明他們是屬于這些貴族集團的。 但這很難證明這樣一種結論, 即普希金就代表了沒落的擁有土地的貴族的利益, 而果戈里則代表了那些烏克蘭的小土地所有者的利益, 的確, 這一結論被他們作品中的一般意識形態以及他們作品中所反映的超越一個階級, 一個集團, 一個時代的范圍和要求所否定了?！?/p>
同樣, “大多數宮廷詩的作者雖然出身于下層階級, 卻采取了他們的恩主的意識和情趣”,例如唐初著名的宮廷文人宋之問, 出身貧寒, 毫無顯赫的門第家世, 但所作之詩, 卻全是應制頌圣,粉飾太平, 符合當時統治階層的利益。 又如古希臘文學中的瑰寶———《荷馬史詩》, 其整理者或者作者荷馬, 相傳可能是奴隸, 而史詩中描寫的人物既有奴隸, 又有奴隸主。 書中塑造的大英雄赫克托, 乃是無數人心中的偶像, 卻是一個王室貴族。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導師恩格斯曾經指出: “全部 《伊利亞特》 是以阿喀琉斯和阿伽門農爭奪一個女奴的糾紛為中心的。 掠奪光榮, 敢于掠奪者才是英雄, 這種思想傾向顯然適合當時奴隸主貴族的胃口?！?/p>
那么這便是奴隸創作了帶奴隸主階級傾向的文學作品, 底層的無產階級作者創作, 卻謳歌了屬于資產階級的英雄。
再次, 我們看第三個問題, 文學作品的創作是否針對特定的閱讀人群。 梁實秋在這個問題上的態度是作者創作文學作品, 乃是為了全人類, 并不關心是否有人讀, 到底什么人來欣賞。 而魯迅的觀點則是文學本來就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創作文學當然是為了特定的讀者, 無產階級需要有無產階級自己的文學。
文學家為了什么而創作?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復雜而難以回答的問題。 文學家的數量不在少, 而文學作品則更是浩如煙海。 有沒有文學作品是為了特定的讀者而創作的? 這是肯定有的。 比如像 《智取威虎山》, 以飽滿的革命激情, 歌頌了毛主席人民戰爭思想的偉大勝利, 塑造了頂天立地的無產階級英雄形象。 這樣的作品誕生于那個無產階級革命大紅大紫的年代, 它問世的目的就是為了鼓舞無產階級革命熱情, 是一部典型的有針對受眾的作品。 但是, 是不是所有的文學作品都一樣, 都是有特定受眾的呢? 這個問題卻很難有肯定的回答。 如我國的四大名著中 《西游記》 和 《三國演義》 的讀者和受眾無疑是各個階級都有的, 有的捧著書本看, 有的聽別人講, 幾乎中國人都是有所了解的。 而 《西游記》 作者吳承恩乃是晚年創作完成這部巨著。 他并未表明為了誰而創造, 而從欣賞其作品的人群來看, 也并無什么階級界限。 《西游記》 乃是屬于全國人民的瑰寶, 無論何種階層的人。 還有數不盡的文學作品皆是如此, 作者無意為誰而作, 卻得到各個階層人的肯定。 這表明, 有部分作品是有針對性地創作, 但也有相當數量的作品, 并不針對特定階級,乃是屬于全人類。
第四, 我們來看文學是否就肯定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梁實秋是明確表示否定的, 他認為文學并非必然和政治掛鉤, 而是反映人性等更深刻的東西。而魯迅認為階級斗爭無處不在, 任何人都有意或者無意地在表達自己的階級訴求, 文學是斗爭的陣地, 作品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一切文章都是作者在表達階級意識。
要弄清這個問題, 我們不得不先弄明白什么是“階級”。 關于階級, 列寧曾指出: “所謂階級, 就是這樣一些大的集團, 這些集團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體系中所處的地位不同, 生產資料的關系\\(這種關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規定了的\\) 不同,在社會勞動組織中所起的作用不同, 因而取得歸自己支配的那份社會財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 所謂階級, 就是這樣一些集團, 由于它們在一定社會經濟結構中所處的地位不同, 其中一個集團能夠占有另一個集團的勞動?！?/p>
而階級性則是指 “在有階級的社會里人的思想意識所必然具有的階級特性。這種特性是由人的階級地位決定的, 反映著本階級的特殊利益和要求?！币虼? 所謂文學的階級性就是指作家在作品中反映出來的或明或暗的自身階級意識。
馬克思主義歷史唯物觀又指出: “階級又是一個歷史的范疇。 階級的存在僅僅同生產的發展的一定歷史階段相聯系。 在原始社會初期, 由于沒有剩余產品, 不存在一個集團占有另一個集團勞動的可能性, 因而不存在階級。 階級的形成是生產力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而又相對發展不足的結果?！?/p>
換句話說, 階級只是人類歷史上階段性的產物。
但文學顯然與階級不同。 文學是一種藝術, 而藝術起源是伴隨著人類本身的產生而產生的。 早在遠古時期的壁畫中, 人類的祖先就表達出審美的藝術意識, 那些圖畫并非完全寫實, 又不是簡單機械的符號, 帶有令世人驚嘆的美感。 因此, 藝術的產生非常久遠。 而文學作為以語言文字為工具的藝術表現形式, 其必誕生于藝術之后, 和語言文字的產生是分不開的。 正如我國古代文學理論家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 里所說的: “心生而言立, 言立而文明, 自然之道也?！?/p>
也就是說人類產生了,語言跟著創立, 語言創立了, 文章隨之產生, 是自然的道理。而具有審美意識的遠古藝術家們, 在語言文字誕生后, 必然會在運用他們的同時使之與自己的審美情趣相和諧統一。 那應該就是文學的誕生萌芽。
如同遠古的貝殼項鏈, 碎石裝飾品一樣, 那誕生于遠古的文學作品肯定是簡陋的, 粗鄙的, 或許是部落中口耳相傳的傳說, 為了歌頌部落中打獵時勇敢拼搏并從猛獸口中救下同伴的英雄, 或許是母親在哄孩子睡覺時哼唱的某種詩歌, 代代相傳。 這種作品誕生于語言產生之后, 卻可能早于文字形成之前。 這種必定存在的遠古文學作品雖然簡陋粗略,但它們完全可以證明文學作品的誕生以及文學的產生是非常久遠的, 早于文字的出現, 也更早于階級的產生。 萌芽于原始部落的文學, 當然不是建立在階級的基礎上, 也根本不需要階級, 更不會為哪個階級的利益訴求而吶喊。 那個時期, 聚居的人口數量極為有限, 人們能獲得生活資源非常稀少, 部落中的人沒有對勞動或生產資料占有權上的區別, 因而沒有產生階級。 誕生于沒有階級的時代的文學,當然也就沒有階級性可言。
在人類進入階級社會以后, 的確出現了大量帶有階級訴求或階級色彩的文學作品, 但這不是文學必然具有階級性的充分理由。 文學作品當然可以具有或強或弱的階級色彩, 但不能說因為文學作品帶有了階級色彩階級訴求, 那么文學就一定有階級性, 正如梁實秋所說, “切菜刀可以殺人, 不要說切菜刀專做殺人之用!” 我們不能說文學作品中的人物有階級, 作者本人有階級, 文學就有了階級性。 作者本人的階級身份可能會使作品染上某些階級語言特色。 然而, 只要作品本身沒有表現出階級訴求, 沒有代表特定階級的利益, 這樣的作品就是不具有階級性的, 例如歌頌親情、 贊美愛情、 弘揚勇氣, 描寫風景, 這樣的作品都沒有什么特定的階級訴求, 也不是什么階級利益的載體, 顯然就不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最后, 我們來看文學是否就是反映人性的藝術。 在這個問題上, 梁實秋是抱肯定態度的。 他認為: “一個資本家和一個勞動者, 他們的不同的地方是有的, 遺傳不同, 教育不同, 經濟的環境不同, 因之生活狀態也不同, 但是他們還有同的地方。 他們的人性并沒有兩樣, 他們都感到生老病死的無常, 他們都有愛的要求, 他們都有憐憫與恐怖的情緒, 他們都有倫常的觀念, 他們都企求身心的愉快。 文學就是表現這最基本的人性的藝術?！?/p>
而魯迅則認為文學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反映人性是空洞虛偽的。 他甚至說: “倘以表現最普通的人性的文學為至高, 則表現最普遍的動物性———營養,呼吸, 運動, 生殖———的文學, 或者除去 ‘運動’,表現生物性的文學, 必當更在其上?！?/p>
文學是否表現人性, 要正面回答這個問題并不容易。 文學是指 “以語言文字為工具借助各種修辭以及表現手法形象化地反映客觀現實的藝術, 包括戲劇、 詩歌、 小說、 散文等, 是文化的重要表現形式, 以不同的形式 \\(稱作體裁\\) 表現內心情感和再現一定時期或者一定地域的社會生活?！?/p>
其重要的意義在于喚起讀者與作者之間的情感共鳴, 強調的是情感的表現與體驗。 而在情感共鳴方面, 階級斗爭中的情感體驗乃是人類整體情感體驗中非常有限的一個組成部分, 親情、 愛情、 生離死別, 往往比階級斗爭的感情來的要普遍, 也來得更強烈。 很多經典的世界名著也并不是表現階級斗爭或者階級情感的, 比如 《羅密歐與朱麗葉》 《梁山伯與祝英臺》 主要表現和歌頌了愛情, 而雨果的名著 《悲慘世界》 反映了冉阿讓的恩怨情仇。 這些文學作品中的人物都是有階級身份的, 但是作者卻沒有刻意表達什么階級傾向。 里面的主人公, 及時把階級身份稍加改動, 整個故事表達的情感, 也不會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愛情依然是愛情, 仇恨也仍舊是仇恨。
這些文學作品既不為甲階級吶喊, 也不為乙階級歌唱, 不表達任何階級訴求, 純粹就是歌頌愛, 或者表達情感體驗。 而這些佳作之所以流芳百世, 能超越時空、 民族、 國家、 集團、 性別、 年齡的界限而引起讀者心里的共鳴, 這正是因為人性情感作為一根轉動的主軸而獲致的。 從這我們可以看出, 文學之所以流傳, 最重要的是情感人性的表達與體驗。
那么說文學是階級斗爭的工具顯然是不合適的。 當然, 我們不排除有人通過文學的渠道, 利用文學來搞階級斗爭, 就像有人用菜刀來殺人一般, 但是如果因此就認為文學僅僅是階級斗爭, 那就是以偏概全了, 如同認定每把菜刀都是殺人工具。
通過對梁實秋和魯迅爭論問題的梳理和探析,我們得出了這樣一個結論: 文學作品無論其反映的人物還是其作者, 并不能代表作品的階級傾向, 甲階級的作家也可能創作出代表乙階級利益的作品,作家本身的階級性和其創作的作品的階級性沒有一一對應的關系, 作品本身也并非必須為特定讀者所創作, 文學作品并不都是階級斗爭的工具, 文學確實表達了階級斗爭之外的情感人性等東西。 我們不能因為某些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了階級性, 就認定所有的文學作品就必須具有階級性。 否則在邏輯上就叫做以偏概全。
由此可見, 文學階級性這一論說在邏輯上存在一定的缺陷。 如果要討論文學作品的階級性, 還需要我們糾正說法, 改變措辭, 從根本上走出當下文學階級性論說以偏概全的困境。 引用國學大師季羨林先生的說法便是: “最現成最合理的解釋就是,在承認文學作品的階級性、 時代性和民族性的同時, 還承認一個貫通這些性, 或者高踞于這些性之上的性: 人性?！?/p>
階級斗爭為綱的日子已經過去了, 在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新時期, 在文藝百花爭鳴的新時代, 更需要我們正視文學的本質, 客觀地去探討文學作品涉及階級斗爭的部分。 雖然梁實秋與魯迅的論戰離今天已經很久遠了, 但從這場論爭中, 我們仍可以找到值得挖掘的有價值的東西。 隨著時代的進步, 文學也在發展, 當我們回頭去看這些過往的論爭時, 會用新的視角論證出新的結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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