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白盾的人生和學術經歷無疑具有傳奇色彩。
20世紀50年代初期,因與當時紅學權威俞平伯觀點不同,白盾撰述《〈紅樓夢〉是“怨而不怒”的嗎?———評俞平伯的〈紅樓夢底風格〉》一文投稿《文藝報》,卻遭退稿。
1954年,評紅批俞運動興起,他再將此文轉投《人民日報》,得到該報高度贊許并全文刊載\\(按:段啟明、汪龍麟主編的《清代文學研究》曾說:“率先對《紅樓夢研究》發難的其實是白盾,其《〈紅樓夢〉是“怨而不怒”的嗎?———評俞平伯的〈紅樓夢底風格〉》一文寫成于1952年11月,距《紅樓夢研究》出版剛剛兩個月。但該文投寄《文藝報》被拒,直到學界批判胡適、俞平伯的運動已全面展開時,白氏又將該文投寄《人民日報》始得發表?！?/p>
此刻,白盾被奉為了“紅學家”,稿約、訪談紛至沓來,工作也由巢縣中學調至安徽省文聯。盡管談不上所謂“一夜成名天下知”,即無法與此后同樣以批判俞平伯而聲名鵲起的“兩個小人物”李希凡、藍翎的影響相比,但畢竟形成了一定的影響。
3年后,他以“右派”罪名入獄,出獄后遣返農村,達20年之久。新時期伊始,已是花甲之年的白盾克服自身疾病、地域偏僻、資料匱乏等客觀因素,先后在《中國社會科學》、《光明日報》、《學術月刊》、《文史哲》、《紅樓夢學刊》等重要報刊發表紅學論文二百余篇,就《紅樓夢》文本魅力、版本得失、曹雪芹思想及創作心態等熱點、難點問題提出一系列新見解,不少論文被《新華文摘》、《人大報刊復印資料》、《全國高校文科學報文摘》等刊物全文轉載,或作摘要介紹,引起學界廣泛關注和討論。出版了《紅樓夢新評》、《紅樓夢研究史論》、《悟紅論稿》等專著3部\\(按:另有《悟紅二論》、《曹雪芹論稿》2部待出版\\)。大起大落的人生境遇對白盾紅學思想的形成、發展產生了深刻影響。
馮其庸和李希凡主編的《紅樓夢大辭典》有“吳文慧”詞條:“筆名白盾,安徽涇縣人,1922年生。
現任教于徽州師范?？茖W校。五十年代在《人民日報》發表《紅樓夢是“怨而不怒”的嗎?》并在《人民日報》、《延河》發表《賈寶玉典型意義》、《史湘云論》等論文。八十年代在全國各報刊上發表過《研究紅樓夢也應實事求是》、《論紅樓夢的悲劇美》等紅學論文三十多篇,已選編出版論文集《紅樓夢新評》?！?/p>
可見,這部1990年出版的大辭典已將白盾列入“紅學家”名錄。
一
1949年以后,中國大陸以馬列主義理論為指導,開展了聲勢浩大的知識分子思想改造運動。就絕大多數人而言,長期戰亂導致的巨大災難,渴求國強民富的強烈愿望使得人們對新政權充滿期許,他們心甘情愿地接受靈魂的洗禮,在學習和改造中告別過去,獲得新生。正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白盾開始了他早年的《紅樓夢》研究。今天看來,那篇使他名聞遐邇的文章并無多少學術價值,它既未綜合吸收、借鑒以往紅學研究的成果,也未對小說作者、文本系統展開分析,卻猛烈炮轟俞平伯的士大夫情趣,文末表示同所謂封建審美情趣徹底決裂的宣言更是火藥味十足,完全違背了學術研究的基本原則。當然,這樣的批判文章僅僅是白盾的初步嘗試,此后,《賈寶玉的典型意義》、《從“太虛幻境”看曹雪芹的創作思想》、《史湘云論》、《“二美合一”辯》等文章,試圖系統地運用馬列主義理論,詳盡地論述小說的人物和情節。
首先,社會歷史批評中融入階級意識。社會歷史批評古已有之,從柏拉圖到狄德羅,從丹納到別、車、杜\\(即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和杜勃羅留波夫\\),他們均強調文學與社會生活的關系,注重從環境、時代等外部因素研究文學,但將兩者結合,則是馬列主義理論的要旨。所以,在白盾的人物分析中,共性取代個性,言行舉止皆是其階級特性使然。
史湘云的天真爛漫、敢說敢笑深受以“童心說”為代表的明末進步思潮影響,是對封建淑女性格的叛逆,而與寶釵交好則體現“封建貴族女子的內心空虛”和“精神苦悶”。賈寶玉“天下無能”、“古今不肖”,敢于反抗政治和封建禮教的雙重壓迫,是“封建貴族的沒有回頭的浪子”,他的出家是對“宗法制度及其意識形態徹底否定”。
其次,批評曹雪芹的宿命論思想。宿命觀念源于人類面對自然與自身時的迷茫和無助,古希臘的命運悲劇、哈姆雷特“活還是不活”的兩難、理性與自由的抗衡、科學和道德的沖突……時至今日,這些困擾人類的難題也未能得到很好解決。但在當時主流思潮和傳統樂天精神的雙重影響下,白盾將宿命觀等同于思想軟弱。在他看來,既然曹雪芹以反封建為己任,小說中“留意孔孟”、“委身經濟”等說教就不是他的局限,他忌憚當時的文化專制,不得不借此掩蓋自己的真實意圖。脂硯齋所說的“罵死寶玉,卻是自悔”乃其自身庸俗,不能代表曹雪芹。曹氏的不足在于認識不到他所處的社會可以改變,不懂得無產階級必定登上歷史舞臺,卻用“通靈寶玉”、“神瑛侍者”、“絳珠仙草”等神話宣揚因果報應。
再次,高舉現實主義理論大旗,否定自然主義創作手法?，F實主義雖非馬列主義理論專利,但它揭露和譴責意識強烈,在一定程度上符合批判舊制度,歌頌新社會的時代要求,故被文藝界奉為圭臬。
白盾高度贊揚《紅樓夢》的杰出成就,立足點正在于其敢于正視現實、揭露黑暗。甚至連被他否定的“神瑛侍者”、“絳珠仙草”等神話,因彰顯了曹氏“探索現實底蘊,尋求生活奧秘”的思想力量,也有了積極意義?！疤摶镁场备遣苁吓忉屔?評價社會的明證。相比較,自然主義文學雖然從現代科學的角度“對人的本能、欲望、生理、遺傳等自然因素進行全方位的審美觀照”,深化、拓展人類自我認知,為現代主義文學產生奠定基礎,但它過分強調客觀,忽視人的社會屬性,這既是其弊端,也不合主流節拍。所以,凡論及曹氏偉大處,白盾均表明其與自然主義的不同,并將后者斥為“庸俗”。
總之,本階段白盾的《紅樓夢》研究從屬于批俞運動,沾染了濃烈的時代色彩。其實,白盾能夠一夜成名,被奉為上賓,并與《紅樓夢》結下一世情緣,也是時代使然。據白盾自述,《〈紅樓夢〉是“怨而不怒”的嗎?》遭《文藝報》退稿并不在于后者反對其觀點,相反《文藝報》認為“批評的道理是對的”。只不過當時建政未久的實際情境要求爭取一切積極因素,所以該報回復白盾“俞氏這樣的老專家應團結”。其實,白盾只是批評俞平伯傳統文人情趣,并未對俞平伯的紅學思想做任何政治定性。當然,在時代大環境的影響下,白盾也不可避免地依附、接受某些既定觀念。他將賈寶玉判定為“封建貴族的沒有回頭的浪子”,契合當時流行的“新人說”;分析曹氏“太虛幻境”的構思、探討賈寶玉的性格也都和大觀園女子的悲慘遭遇緊密相聯,意在證明《紅樓夢》并非“怨而不怒”,而是要抨擊封建專制。然而白盾并非毫無主見,亦步亦趨。譬如,同為批俞,李希凡、藍翎另外兩個“小人物”的發難文章更具理論水準,但有意味的是,他們的后續之作情緒高漲,學理成分減弱。相反,白盾則深知自己僅是《紅樓夢》的愛好者,不但未見到脂本《石頭記》及各種有關材料,即便胡適、俞平伯論“紅”文章也看得不多,根本談不上自己的看法。這種自知之明使白盾更加努力閱讀中外名著,學習相關理論,試圖從作者創作動機、文本客觀意義等不同視角研究《紅樓夢》。他采用由此及彼的研究方法,先研究曹雪芹所處時代的中國社會,研讀清史、清代學術史、思想史、文學史,由此涉及到程朱理學、莊老思想乃至佛學思想。
在此基礎上,試圖探討《紅樓夢》與《金瓶梅》、《三言二拍》、《水滸》、《西游記》、《三國演義》等著名的明清小說之間的關系,比較其異同、優劣與得失,以衡量《紅樓夢》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與價值。為了把作品放到世界文學的廣闊領域去考察,白盾既嘗試了解文學理論家評論和分析文學作品的觀點方法,又考察了馬、恩、列、斯等有關文學的評論,力求做到從馬克思主義美學的視角評論《紅樓夢》。除去時代因素,即便在文學研究方法早已多元化的今天,這種由點及面的治學理念自有其諸多合理性。
更為重要的是,白盾的這一研究方案是在躁動、狂熱的大背景下確定的,彰顯了清醒、冷靜和不盲從的精神個性。經過系統地鉆研,白盾對《紅樓夢》逐漸產生和形成了自己的看法。他人千篇一律地抨擊俞平伯所謂“資產階級唯心論”,白盾卻著眼其“纏綿悱惻”、“溫柔敦厚”的傳統審美理念。針對“自傳說”的批判,白盾結合中外作品,擺事實,講道理,指出曹雪芹和賈寶玉在生活環境、性格特征等方面的相似。而就“二美合一說”,白盾雖予以否定,但他認為該現象在小說中大量存在,是曹雪芹自己的觀點,俞平伯是代人受過。以上觀點雖分散、零碎,未成體系,但這種堅持真理、敢于懷疑的治學精神卻為白盾日后從事紅學研究奠定了堅實的基礎。當然,這一切也都拜政治所賜,如若沒有批俞運動,《〈紅樓夢〉是“怨而不怒”的嗎?》一文不可能受到關注,白盾也不會騎虎難下,被誤認為是“紅學家”而“不得不研究《紅樓夢》”,他一生的紅學成果和影響也就無從談起。
二
面對紅學的熱鬧景象,白盾是清醒的,他認為,《紅樓夢》雖熱,觀點還是舊的。比如,此前有關《紅樓夢》主旨、版本優劣、人物評價等議題皆有定論,不容置疑,紅學研究也被認為取得重大進展?，F在,籠罩學界的政治煙霧逐漸散去,學術活動步入正軌,這些問題不僅懸而未決,反因政治的過度介入平添了諸多混亂?！都t樓夢》究竟寫了什么?曹雪芹的真實面目又是怎樣?歷來紅壇糾紛的根源何在?如何就分歧作出令人信服的闡釋?很顯然,白盾對紅學的現狀并不滿意,他在《紅樓爭鳴二百年》中說:“遭遇‘十年動亂’,《紅樓夢》領域主要是‘亂’了思想……幸運留下主持‘紅壇’的紅學家,也面臨著雙重的挑戰:一是著意于‘衛冕’,維護既成事實的主流地位;一是致力于‘發展’,應付新局面、適應新形勢。但因思想過時,考證生疏,便借助于‘索隱有理’之說,堅持其‘掩蓋’、‘政治’之論……在《紅樓夢》研究領域中,自從索隱猜謎派熱衷于尋找有關‘雍正奪嫡’的‘微言大義’以來,又經‘評紅鬧劇’中出現‘愛情掩蓋’說重拾舊題,以為《紅樓夢》的愛情描寫‘掩蓋’著‘雍正奪嫡’的‘政治秘密’,牽涉到所謂的‘儒、法斗爭’,于是舊說又逢新機,沸沸揚揚,甚囂塵上。本來,即使曹家果真因為卷入所謂‘雍正奪嫡’而深受其害,我們對曹雪芹的《紅樓夢》也只能從它的形象體系所顯示的意義與價值作出評判,而不是以是否與那場政治事件有關為臧否,這應該是很明白的事情。但是由于以政治為核心的文化傳統的影響,人們神經上的‘政治’這根弦總是繃得太緊,學者們總是念念不忘地熱衷于探尋偉大作品所隱藏的‘政治秘密’?！?/p>
對于白盾的這番評論,高淮生在《紅學學案》中這樣認為:白盾是“翻了跟頭”的過來人,他的這一番分析自然透著更深刻的體驗。他對20世紀70年代末至80年代之初的紅學家的評估是八個字———“思想過時,考證生疏”,于是便“重拾舊題”。其實,就其“舊說又逢新機”的自覺實踐而言,也并不是“‘亂’了思想”,倒是“‘政治’這根弦總是繃得太緊”差可擬似。這一番評論是很中肯的,白盾因在政治上“翻了跟頭”,所以能夠在紅學研究上保持清醒的認識。
在白盾看來,當時的《紅樓夢》研究很大程度上是庸人自擾,因為研究者不關注作品本身,卻對資料難考的曹雪芹大做文章,忽而否認他《紅樓夢》的著作權,忽而就其生卒年、出生地爭論不休。這并非說作者問題無關緊要,而是說與其舍近求遠,還不如腳踏實地,通過對文本的詳細梳理,呈現作者的思想性格、精神風貌。此時,戴不凡發表了長篇論文,宣稱曹雪芹不是《紅樓夢》的作者。
1981年6月,白盾的代表作《〈紅樓夢〉研究也要實事求是》在《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發表,文章呼吁求實精神,不僅猛烈抨擊捕風捉影的錯誤方法,強調“在沒有更新的資料和更有說服力的論斷提出以前,《紅樓夢》的作者是曹雪芹的論斷,還是推不倒的”,更建設性地提出區別對待不同版本的主張。他仔細對比“今本”和“脂本”,認為在寶黛愛情結局、釵黛矛盾沖突、寶玉出家和賈府敗落等情節的處理上,兩者差異顯著,它們使各自版本中的寶玉、寶釵、襲人、賈母、王夫人等人物體現出不同的性格特征。
表面上看,白盾在從事古典文學研究的基本工作———文獻學研究,但他不是機械地為考證而考證,而是要“就脂論脂,就今論今”,即在版本比較的基礎上,考察它們的得失:脂本好在何處,今本妙在何方?它們又有什么不足?進而客觀、公正地評價曹雪芹和續作者。很顯然,這是對他先前全面肯定曹雪芹的反動,白盾不再將脂硯齋和曹雪芹割裂看待,認為兩者關系密切?！傲粢饪酌稀?、“委身經濟”、“罵死寶玉,卻是自悔”等觀念都是他們的真實想法,他們都無法超越其所處的時代。白盾結合秦鐘遺言、三姐托夢等情節,指出曹雪芹受家庭環境影響,較高鶚保守,難以寫出續書的結局。
白盾的結論撕開了長期覆蓋在曹雪芹身上的光環,也引起了新的爭議。白盾以“脂本”、“脂評”為依托,全方位,多角度地闡述己見,回應置疑。不少學者堅信原著與續書系一人所為,藝術構思也會隨著創作而改變。白盾則借《“大悲劇”與“小騙局”必須分清》、《論〈紅樓夢〉八十回后的續書》二文申明,前八十回榮府二房衰敗根源是趙姨娘、邢夫人的奪權和奪嫡,續書忽略該線索,將徹底毀滅的大悲劇變為“家道復初”的小悲劇。前者否定社會、人生,后者依舊迷戀現世。續書寫“爭婚”,與原著“還淚”宣言相左。以上差異是對立的,是不同的世界觀使然,“一時難以發生根本變化”?！丁皣栏浮?、“慈母”及其他———從賈政、王夫人的形象塑造看曹雪芹的創作危機》一文分析賈政和王夫人客觀意義上的兇殘,曹雪芹有意為其褒獎,正反映出他“世家子”的局限。
《試論高鶚續作之功》一文則專談續書貢獻,指出它盡管有不少缺陷,但“焚詩絕?！?、“黛死釵嫁”等情節是全書高潮,具有“驚心動魄、迷人心魂的力量”。
《〈紅樓夢〉的現實主義成就和不足》一文則認為“二美合一”、寶玉與賈政和好等構思是“子孫不孝、后繼無人”消極觀念的流露,但曹雪芹尊重女子,創造出大量栩栩如生的女性形象。應該說,白盾建立在版本辨析之上的諸多觀點,具有相對的合理性,其中對困擾紅壇的混亂與糾紛也有獨立思考和闡述。他將原著與續書分而論之,各自的成敗得失也就涇渭分明,一目了然。文章結尾提出打破“凡是曹雪芹原意就好,凡是脂本定勝于今本”的束縛,呼應了先前“曹氏較高鶚保守”的論斷。
或許有人認為白盾的這些觀點極為平常,既然原著與續書出自不同作者,它們的思想傾向、情節內容、藝術水準自然不盡相同。然而,程本廣為流傳,脂本發現較晚,加之對曹雪芹的崇拜,人們在很長時間內對小說版本和作者并未有清醒認知。白盾的這些觀點的確發別人所未發,它對長期被人們忽視的諸多問題予以正視并做出解答,對困擾紅壇的種種亂象追根溯源,頗多思考的亮點。
作為文學的重要屬性,美學觀照長期受紅壇輕視,索隱紅論也好,階級斗爭說也罷,它們都與美學絕緣。因此,立足審美,探討小說的魅力所在,這本身就是對主觀臆想、隨意附會等學風的反撥。白盾的《紅樓夢》美學觀照并不受制于叔本華的悲觀理論,也沒有意識形態的干涉,即擺脫一切既有觀念的糾纏,完全以讀者的感受為惟一旨歸。這些感受不是少數觀眾偶然的心血來潮,而是歷來絕大多數讀者的共同心聲。白盾著力于發掘小說中蘊含的人文氣息和人文精神,他認為,寶玉關懷、體貼所有青年女子,體現了具有“近代色彩的人性覺醒”,這種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泛愛”思想使無數讀者為之傾倒,“紅迷”現象由此而生。寶玉將少女喻為水和珍珠,傳達出對美的耽愛,但她們的悲慘命運則使讀者為之同情不已。因此,《紅樓夢》的主題是“耽美、泛愛、悼紅———悼念在封建制度壓迫、摧殘下所有美麗、有才能的女子的‘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的美和美的毀滅?！?/p>
這一結論無疑更符合作品的真實面貌。而在對小說悲劇美的分析中,白盾的人文精神表現得更為顯著。白盾認為“在和災難、不幸搏斗的過程中”,人的智慧、節操和藝術才會誕生,思想美、性格美和心靈美才能彰顯。只有“以寶、黛為代表的一代有叛逆氣質的年輕人才是最有價值的”,“他們的災難和不幸———他們的毀滅才是美的和最有價值的毀滅”,才能“引起讀者的同情和眼淚,顯出悲劇的意義”?；诖?白盾以審美取代道德,努力探討大觀園女子的生命火焰與人性光輝。
如前文所述,在白盾的紅學研究中,作品分析和作家研究融為一體,他不孤立地探討曹雪芹的祖籍、身世,經營所謂的“曹學”,而是通過解讀作品來把握曹氏的思想。同時,他又將研究作家所得到的認識應用于作品分析,以期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小說的美學特征。在他看來,既然《紅樓夢》以耽美、泛愛、悼紅為主題,那么曹雪芹必然是該理念的堅定奉行者,故一旦述諸筆端,他內心的綿綿情意噴涌而出,小說也就詩情洋溢、畫意蔥蘢。平心而論,以往論者也注意到小說的詩情畫意,但他們僅將其歸咎于寓情于景、情景交融等具體手法,白盾卻進入曹雪芹的內心,探尋他手法背后的深層動機。正由于不囿于傳統思想,曹氏才敢于擺脫好人全好,壞人全壞的偏見,塑造“真的人物”;才敢于打破大團圓的騙局,創造了“悲劇中之悲劇”;才敢于拋棄三角糾紛的俗套,醞釀出“二美合一”\\(不是二美爭斗\\)的構想。值得注意的是,在版本比較中,白盾認識到描寫寶黛愛情并非曹雪芹的主要目的。他通過審美分析,從思想層面論述曹氏“美的毀滅”、“二美合一”等構思的成因,從而給予先前論斷強有力的證明。
此外,白盾還將曹雪芹和《紅樓夢》置于傳統文化的背景下審視,從中挖掘小說創作構思、人物性格的深層意蘊,探討其背后隱含的文化心理。從某種程度上看,任何文學作品都是一定文化背景下的產物。眾所周知,文化影響和支配著作家對現實的感悟和認知,而文本就是實現該功能的媒介。因此,探尋小說的文化意蘊既是人們自我發現、自我認知的尋根之旅,也是更高層次的文學批評。不過,自身學養、閱歷有別,人們對傳統文化的理解也不盡相同。白盾并不否認血緣基礎、實用理性、樂感精神、天人合一等理念在客觀意義上的積極作用,但他進一步指出“所謂血緣基礎者,即倫理政治化與政治倫理化之謂也”;所謂實用理性者,乃“中國的王權摒棄了宗教文化的彼岸世界,立足于實用目的的體現”;所謂天人合一者,乃“皇帝是天子———天的兒子”,“皇帝和人民的關系乃天和人的關系,久而久之,就協調、合一起來了”。也就是說,在主觀上,它們都是中華民族特殊帝制的衍生物,故中國文化的核心是帝制文化。帝制\\(王權\\)壓倒教權,俘獲宗教\\(儒、釋、道三教和平共處,共同服務于王權\\),成為評判世間萬物的惟一標準。用它來解讀誕生于該文化系統中的《紅樓夢》,不少問題便有了更加清晰、透徹的闡釋。
20世紀70年代末,白盾就已跳出“擁薛派”和“擁林派”的糾纏,指出薛寶釵具有儒、釋、道三教的多重性格。她嚴守“主子姑娘”身份,是儒家思想使然;她對大觀園內種種機密視而不見,“可介入又不介入”,深得黃老思想精髓;而其居所“奇草仙藤”,服用“冷香丸”,則體現“以‘冷’為特色的佛家情趣”?！皳硌ε伞焙汀皳砹峙伞备魅∷?前者贊賞她典雅大方的風度,后者厭惡其城府深嚴的冷漠性格。
20世紀80年代初期,他再次立足傳統資源,先后對小說里諸多存在爭議、令人困惑的現象追根溯源。最為精彩的當屬白盾對曹雪芹“擬帝王”思想的分析,譬如林黛玉嚴守“主子姑娘”身份,卻默認“瀟湘妃子”稱號的矛盾,賈寶玉是大觀園眾女子的核心,擁有“絳洞花王”、“混世魔王”、“寶天王”、“寶皇帝”等綽號,劉姥姥也稱大觀園為“天皇寶殿”等,以上均暗示曹雪芹欲將賈寶玉塑造為王。只不過該“王”不是“后宮三千、伏地求歡寵”和“一怒而伏尸百萬”的“王”,而是以關心、體貼一切女子,欲補“情天之缺”的“花王”。
“瀟湘妃子”的稱號同樣是為了突出賈寶玉的王者地位,盡管它不符林黛玉的性格。如果缺少對中華帝制至高無上、壓制一切現象的深刻洞察,缺少對民眾稱帝做王隱秘心理的了然于胸,就不可能知曉曹雪芹心靈深處的集體無意識,也無法對他這種奇特構思作出令人信服的解答。
可以說,白盾通過版本比較、審美分析、文化闡釋,建構起較為系統的《紅樓夢》研究體系。在該體系中,上述三大要素各司其職,逐步深入。版本比較是基礎,具有正本清源,廓清紅壇糾紛、混亂的重要意義;審美分析是關鍵,只有把握文學的審美屬性這一要義,才能探尋《紅樓夢》的魅力和價值;文化闡釋是升華,能透過現象,深入本質,提升思想性與敏銳度。它們并非互不關聯,各自為政,而是相互依存,相互滲透。前面提到,在對《紅樓夢》的審美分析中,白盾既從封建專制與讀者期待視野的落差中分析小說美感成因,又在掌握《紅樓夢》美學風格的基礎上區分版本間的差異?！安苎┣圯^高鶚保守”的推斷來源于人類普世價值與自身傳統觀念的比較;“擬帝王”思想則以曹雪芹耽美、泛愛、悼紅情結為立論根基,而這正是基于審美分析得出的。薛寶釵、花襲人遭受排斥固然反映古今價值觀的變遷,但續書寫她們參與“瞞機關”密謀,也誤導了讀者的情感取向。由此三重解讀,白盾對曹雪芹的真實面貌有了重新認識。
值得注意的是,盡管研究方法、理論視角與先前迥然有別,但白盾依舊對現實主義理論情有獨鐘。
他延續社會歷史批評,從家庭、時代等外部因素闡述曹雪芹與高鶚的性格差異,從傳統中尋覓文本背后的文化內涵,這些工作均著眼現實。這固然與文藝界長期獨尊現實主義,排斥其他思潮有關,他的自身境遇也為其選擇現實主義推波助瀾。曹雪芹“生于繁華,終于淪落”,相似的經歷跨越時空的隧道,拉近了他們的距離。白盾將《紅樓夢》的主題歸納為“耽美、泛愛、悼紅”,從某種意義上說,他是借大觀園女子的不幸咀嚼自己的多舛命運,哀悼早已隨風而逝的青春年華。只不過他不僅僅滿足于此,他還要對自身境遇深入反思,從中探索中國社會、歷史、文化的真諦。所以,他高舉人文主義大旗,充分肯定林黛玉、史湘云、妙玉等少女的智慧與才情,并對塑造一系列“真的人物”的曹雪芹高度贊許。
三
1987年,《紅樓夢》電視連續劇登上熒屏,引起眾多專家、學者的廣泛爭論,也吸引了白盾的目光。
總體而言,白盾對電視劇持否定態度,但他不是簡單地用既有研究成果批判電視劇增刪取舍的失當,而是結合它播放的實際效果,對先前自己的紅學主張進行總結與反思,并用最新結論評論電視劇和小說文本,這在他對小說中夢、神話等非現實成分的態度轉變上體現得尤為顯著。如前所述,新時期白盾的紅學研究依舊注重現實主義理論,針對作品字里行間流露出的厭世、解脫、生活如夢等情緒,他仍視為消極,予以譴責。隨著研究的逐步深入,特別是在掌握“石頭/寶玉”構想的深層意蘊后,白盾認識到,表面上看,“悟破”雖然頹廢,但實乃執著的另一種表現,是曹氏“對自己所經歷人生的一種反思”,他要“以具體的人生世相為媒介,寄托自己對生命價值與人生理想的沉思”。在這里,白盾仍舊將作家和作品視為整體進行全面考察。他認為,曹雪芹要對社會、人生做更高層次的哲理性概括,現實主義的創作方法便難以勝任。白盾以莊周夢蝶、湯顯祖“臨川四夢”、叔本華對夢的解讀為參照,指出夢是曹氏“生活巨變的寫照”,是“千紅、萬艷香消玉殞的象征”,是“‘假作真時真亦假’的人生感悟”。太虛幻境是小說里“最大的夢中之夢”,“在藝術構思上是《紅樓夢》的樞紐、心臟和高層建筑”。電視劇改編者刪除太虛幻境,只能導致“藝術構思的背離與藝術風格的破壞”。他將批評文章冠名為“‘夢’魂失落何處尋”,更是直接宣告對“夢”等非現實因素的高度重視和對改編者忽視其價值的強烈不滿。
抬高神秘荒誕成分的地位并不意味貶低現實主義,從“執迷現世,以人生世相寄托生命沉思”等表述中,我們仍能窺探出白盾對現實主義理論的看重。在隨后寫就的《人生感悟與藝術境界———曹雪芹的創作心態》、《紅樓交響多重奏》、《〈紅樓夢〉的荒誕、隨機性》等文中,他再次重申了《紅樓夢》的現實主義品格,并將其歸納為“如實敘寫”、“高度典型化”、“文風新穎獨創”、“情感真摯”等四大特征。只是在洞察曹雪芹托興寄寓的創作意圖后,白盾意識到僅立足現實已難以把握《紅樓夢》的全貌,他還要進一步探討曹氏“對現實人生所作的哲理性概括”的表現方法。所以,他雖從人們的普遍感受中發現夢、神話的美學價值,但也看到小說作者自身的獨特,多次強調《紅樓夢》中的象征與西方象征主義的區別。他指出《紅樓夢》有兩種讀法,順著現實主義的路,讀出“女性美”和古代社會“上層建筑及其意識形態的各個方面”;沿著象征主義的路,則看到“還淚神話”對兒女真情“最美、最有詩意的象征”和《好了歌》“變的哲學及其引起的人海浮沉的滄桑之感”。但他同時申明該象征必須附麗于現實生活,否則就“變成了抽象的、虛空的說教”,小說僅在“現實主義的基調中彈出了象征主義的變音”。
正由于對曹雪芹的思想性格、創作動機洞察之深透,白盾認為“畫黛之石”、“綠蠟之典”、齡官畫薔等情節并無高深玄理,它們都是曹雪芹“信筆而去”,大膽虛構的成果,是荒誕不經、“隨意所至”的“夢”的特性的外化?？梢哉f,白盾的這類看法和分析是對猜謎、索隱等不正之風的有力回應。
在批判編者篡改小說主題中,該回應也得以貫徹。在白盾看來,改編者正是受“小說是社會悲劇”、“寫愛情渺小,寫社會偉大”等觀念影響,才特寫“葫蘆案”,補上“天香樓”,讓史湘云淪落風塵,王熙鳳死后拖尸,才淡化青年女子紅顏薄命和寶黛愛情悲劇現象。為此,他再次立足審美,不斷從新的角度深入闡述《紅樓夢》的主題?！丁皦簟被晔浜翁帉ぁ芬晃霓q證看待愛情悲劇和社會悲劇,認為呼喚愛情自由是當時社會悲劇中的核心問題,而將兩者割裂,“是出于淺層次的庸俗社會學的理解”?！墩摗醇t樓夢〉的審美序列與主題的界定》一文則將改編者看重的社會悲劇———賈府衰亡與寶黛愛情悲劇、大觀園女兒悲劇按審美強度排列,通過對比,白盾指出后兩者寫出了“人性之深與人情之美”,前者僅是“惡有惡報的分所應得”,這就無法引起后人關注,進而從反面點明電視劇指導思想的失當?！都t樓夢創作過程初探》一文則另辟蹊徑,認為小說的不同異名是曹雪芹數易其稿的“痕跡”,反映其思想情感的變化。在《風月寶鑒》、《石頭記》、《情僧錄》、《金陵十二釵》和《紅樓夢》五稿中,“情”的成分依次增強,色的描寫逐步減弱,末稿《紅樓夢》聚焦“千紅一哭”的悲劇故事,“悼紅”之情徹底取代風月勸誡之旨?！墩摗凹t迷”》一文則以上文結論為依托,在對女性智慧美、心靈美以及兒女真情進行審美解讀后,又將小說美感與讀者生理本能巧妙聯結。文章指出曹雪芹不明寫其所鐘愛人物的性意識、性生活,卻用寶玉吃胭脂,夢中喚秦可卿乳名、黛玉臉紅、寶釵含羞、“金鶯微露意”、“醉眠芍藥裀”等情節暗示,引而不發,含而不露,“產生了微妙的、不到高潮的審美效應”,從另一層面證明寶黛愛情、大觀園女兒悲劇的不可或缺?！犊杀臍v史倒轉———評紅學索隱派的“復活”》、《曹雪芹的“原意”之“謎”》則以上述諸文研究成果為基礎,駁斥電視劇“忠于原著”、“后六集是探佚成果”等觀點,從源頭上剖析指導思想的產生流變、思維模式和理論來源,強調它與索隱紅學一脈相承,都是帝制心理使然?！兑舱劇坝赫龏Z嫡”對〈紅樓夢〉的影響》一文結合小說中流露的虛無情緒,指出雍正奪嫡對曹雪芹的最大影響不是憎恨雍正皇帝,而在于使他看到權力爭斗的可怕,進而“痛絕了那個黑暗的時代”。以上種種論點在有力地抨擊電視劇指導思想荒謬的同時,也使白盾愈加堅信“悼紅”就是曹雪芹的畢生使命。在《論“悼紅情結”》一文中,他緊扣曹氏這一心靈深處的“生命律動”,全面、系統地闡述了它在作者著書目的、情感取向、思想悟破等諸多方面的主導作用。這些問題都是洞察曹雪芹心路歷程的關鍵,顯然,白盾對曹雪芹和《紅樓夢》的體悟和理解進一步深化了。
白盾還就電視劇播放的實際效果對版本得失深入思考。盡管電視劇嚴重違背曹雪芹原意,但在改編者眼中,賈寶玉淪為乞丐隱含重大政治內容,故予以保留。然而,電視劇播映后卻飽受質疑。白盾以此為基點,結合先前分析得出的版本差異,運用小說結構美學知識,從客觀意義上揭示在特定范圍內續書優于原著的奧秘?！丁醇t樓夢〉討論的重大分歧》、《曹雪芹的“原意”都是“好”的嗎?》、《程、高續成〈紅樓夢〉的不世功勛》等文章認為,寶黛愛情、釵黛沖突、寶政對立等矛盾的緩解使小說的中心線索“急劇轉折、跌落、下垂,而終至松散、瓦解與消失”。思想上則模糊了與封建禮法的界限,削弱了小說的批判力量\\(寶黛愛情悲劇、大觀園女兒悲劇與家庭、社會無涉,一切皆由命定,賈寶玉淪于“擊柝之役”后出家是“啖飯之道”,實屬無奈\\)。續書強化沖突,打破“二美合一”和“怨而不怒”的束縛,客觀上批判了封建文化和傳統美學,也有利于維護賈寶玉的“新人”形象。盡管較之于先前的版本比較,批評重心不再聚焦社會、時代等外因,但它們以審美為經,以人文思潮等普世價值為緯,繼承了先前的研究范式和主要觀點。
1999年,《脂、程得失各千秋》一文詳細分析釵黛斗爭/和好、寶政對立/和解、寶玉中舉/貧窮后出家的是非功過,進一步指出脂本兩項優點,即釵黛和好體現出“寬容、寬厚”的民主精神,寶政和解填補中國文學“父愛描寫之闕如”。毫無疑問,該文是白盾版本研究的總結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1997年,白盾的第二部紅學專著《紅樓夢研究史論》付梓。該書梳理、分析自《紅樓夢》誕生至20世紀90年代中期的研紅論著,探討諸多糾紛根源,展望紅學發展途徑。白盾提出“區別文學與非文學的不同性質”、“認清脂本與程本的根本差異”、“正視曹雪芹的消極面”、“擺脫題材決定論”等四大主張。它們既是該書的立論之本,也是白盾二十年來紅學研究成果的集中回顧和展示。白盾曾經說過:“情懷《紅樓夢》,直面紅學史”,這是他紅學研究的感情基礎和學術視野的自我表白。
結語步入21世紀,白盾對自身紅學思想的回顧與總結仍在延續。
2001年2月,《皇帝新衣與紅學———紅樓大戰的世紀回眸》一文發表;2002年8月,《評紅批俞的世紀回眸》一文問世;2003年,《江淮論壇》刊載《論紅魘———解讀紅樓夢》一文;《黃山學院學報》分別于2004年第2期、第5期和2005年第5期推出《誤讀紅樓二百年》、《曠世奇才與落魄公子》、《紅樓怎樣成為“魘”的?》等三篇文章;2005年11月,《胡適評紅的百年反思》一文也由《紅樓夢學刊》刊出。在這些文章中,白盾放眼全局,力求從宏觀的視角剖析困擾百年紅壇的奧秘。
《紅樓夢學刊》2009年第6輯曾刊發一篇追念白盾的文章,文章稱“著名紅學家白盾先生”“上世紀50年代初在《人民日報》發表《〈紅樓夢〉是“怨而不怒”的嗎?》,在《人民文學》發表《賈寶玉的典型意義》,引起學術界廣泛關注。白盾先生在《紅樓夢》文本批評、主旨研究、版本研究、作者研究、史論研究等方面,均有建樹。
2005年,由白盾先生領銜黃山學院師生會校、以程甲本為底本,參照近10種版本并做出會校注釋的‘黃山版紅樓夢’出版,是《紅樓夢》研究與紅學文化普及相結合的一次重要嘗試?！?/p>
該文對白盾紅學建樹的評價是中肯的,這一評價將有助于認識白盾紅學研究的紅學史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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