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西方”概念由來已久，最早可追溯到上古時代的神話傳說。 按時序有關“西方”的學說大概被分為五個階段：“第一，上古時期內外關系‘基本之形式’之形成。 第二，秦漢帝國時期神圣方位的東移。 第三，漢魏晉南北朝時期西天觀點之誕生及神圣方位復歸于西的進程。 第四，隋唐帝國時期到‘晚期帝制中國’（宋元明清）時期與海洋世界密切相關的‘南?！c‘西洋’觀念的產生與異域方位觀念的轉變。 第五，以古代西方學各階段之積淀為歷史基礎的近代‘中西文化接觸史’?！?/p>

〔1〕狹義的中國西方學應該屬于近代以來的“中西文化接觸史”，在學術研究角度，近代中國的西方學關注重點非常有限，不外乎“術”而已，“西洋物質文明輸入中國，始于明末清初，而西洋思想文明傳入中國，卻遲至甲午戰爭之后”。 在救亡圖存的強烈意圖下興起的“西方學”的內容肯定遠不及歐洲東方學包羅萬象，繼以兩次鴉片戰爭為代表事件的西方強勢入侵之后，“軍事”、“資本” 成為“西方學”內容的兩大關鍵詞。 此后，中國的“西方學”從未擺脫致用層次的含義，西方發達的軍事、科技、經濟是中國的西方學首要關注的重點，西學幾乎成為舶來科技的同義詞。 雖然當今中國對西方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制度、思想層面，但是在“西方學”這一地域框架下的研究方法、內容則沒有得到及時更新。 而《德國學理論初探－以中國現代學術建構為框架》 一書（以下簡稱《德國學理論初探》）所提出的“德國學”概念恰好提供了一種新的中國的國別學研究脈絡。

“德國學 ”理論的定位顯然從西方的國別學研究中得到了啟發和參照， 但是又有其獨特之處。 “德國學”與“東方學”、“西方學”相對模糊的地域定位不同，也與“梵學”、“閃學”等精確的民族、 語言定位不同， 它的定位注重“德國 ”這一國別 、“德意志 ” 這一民族的精神文化資源，它“特別強調解構原有‘西學東漸’概念，凸顯‘國別資源’的重要性”；“它不是一個有著統一尺度的客觀研究對象范圍， 而是以民族—國家為高度坐標軸的學術概念”，明顯“德國學”理論除意在學理角度的開創外，也考慮了在社會、學術、國家層面上的互動和發力的可能。

作為本書的內容主體部分，《德國學理論初探》的第二—四章“分別從涉德跨學科學術史、大學體制內德語專業教育、德語文學學科三個層面來討論德國學建立的基礎性問題”，即在“德國學”立場上對德語、德國研究進行學科史的歸類和梳理，期待在社會現實層面特別是大學教育層面實現“德國學”同德語、德國相關學科的銜接。 作者特別提及大學教育中德文學科同“德國學”之間的關系，“現時代背景下德文學科的出路和意義，或許都在于‘德國學’的建設”。 德文學科和“德國學”互動背后隱含的是對學科、教育體制改變的新嘗試。 第五—七章則進一步闡發了“德國學”在學術、國家層面的定位和作用，“分別從 ‘現代民族國家’研究與跨專業學科群定位、德意志道路及德意志精神史探求作為核心命題、理論資源與中國視域整合等方面在理論上進一步闡發和提高德國學命題”。 在民族國家高度的學術層面，“德國學”體現的是“以文明為背景的綜合研究”，如果在學科、教育體制層面得到落實，則說明“民族－國家 …… 將這一對外國的理性探索與研究規制化，體現其理性精神與文化層次”；在超越致用層次的國家現代化角度，“德國學”理論迎合了“現代中國”乃至“中國現代化歷程”對世界視角的需求并提供了一套如何完整審視異質文化的方法，“‘世界胸懷’ 的有無，‘外國對象’的意識，都影響到對現代中國的認知程度與層次”。

從學科角度看，“德國學”作為一種“以現代德國（十九———二十世紀）為主要研究對象的一種跨學科意識為主題的‘學科群’建構”，可謂把學界熟知且大量實踐的“跨學科”研究方法提升到了理論高度。 針對現有的德語德國相關學科，“德國學” 研究方法有兩點， 一是“分”，二是“并”：“分”是將德語 、德國相關研究從文學 、哲學等學科中分出，自成一統，作為涉外學科，這種“分”背后體現的是觀察一個異質文明的完整的視角。 蔡元培任北大校長時將德國文學等按國別置系的改革就顯現了其思想高屋建瓴之處，但是后繼者蔣夢麟并沒有按照這個路子走下來，今日大學里的德語文學一科也多歸置在外國語系或者西方語系下，“文學、 歷史、哲學、教育、政治、經濟等，都被置于不同的學科之中，有的更未能獲得獨立的學科地位，如就沒有專門的德國史專業（放在世界史之中），沒有專門的德國哲學（放在現代外國哲學之中），更沒有德國教育（放在比較教育之中）”。 這種體制上的延續暗示了中國的“外國學”視角的缺憾，“至今為止，……東方人幾乎還沒有能夠在完整的意義上建構起一套‘西方學’”，其中緣由可見一斑；“并”是將德語、德國相關研究學科統一到以“德國學”為前提的學科群下，到目前為止，以“跨學科”研究為主要的“并”的方法依舊體現在文學、歷史、哲學、政治等人文社會科學學科。 以“并”為主的“德國學”研究自覺還沒有得到普遍重視，學界內的學科界限和分科意識仍深深烙印在學者身上。 以德語學科為例，雖然德語學科建設保持了速度和規模，但是范式沒有發生新的轉變（從德國文學系到德語系），其學科設置體現了部分德語學科建設者的一種理念，即向“外語學科”而不是“外文（文學）學科”發展。 這種理念本應該作為學生登堂入室的基礎，卻異變成學生經世致用的手段，與重視德語文學發展的初衷背道而馳。 作者認為，“我們也應當深刻認知學科分割知識造成的嚴重后果，而努力探尋一種可能的出路”。

特別在德語、德國研究相關學科中，由于德國精神文化的特殊性，比如經典文學作品常常是帶有哲學意味的， 從古典啟蒙到浪漫主義， 德國的文學史中總能瞥見哲學的蹤影，歌德可算此中大家。 所以，想要理解德國文學作品真諦，不對德國哲學的發展脈絡有基本了解是不能想見的；而學哲學者（與德國哲學有關聯者）必以德語哲學原著為尊，為求不曲解、不缺解，則學德國哲學者以有德語語言學習基礎者最佳， 與此類似的還有德國歷史等學科，德語在資料搜集整理工作中不可或缺。 除了在語言應用層次的聯合以外，在學科史層面的聯合比如自然科學同社會科學的碰撞同樣重要，比如探究歌德在自然科學領域的研究，或者從文學的角度對愛因斯坦的解讀等等。 當然，“并”不是唯一也不應是唯一的思路，否則就會陷入類似“研究生學習要專還是要博？ ”這個并不理智的選擇中，當然，理想答案是“既要專也要博”，同樣在“德國學”這一命題下，要求學者既要“超越學科”，又能“堅守學科”，但是高層次的“學科互涉”無疑對學者的學養要求很高。 理想的“德國學”研究貌似普及的可能性很低，即便是相近學科的疊加組合式的研究，對于習慣了學科內研究的學者來說也是一種嚴峻的挑戰，對此，作者“主張應從具體的基礎性學科本身開始，先求內部之‘聯通’”。 不僅僅是文、史、哲等大學科的交流互動，更體現在實在的語言學、翻譯學在思想史維度的聯合。

“歌德學 ”即被作者作為 “德國學 ”建構的一個最佳例子引證說明，歌德作為德國的一個象征，其學術研究意義自不必說，從“歌德學”在日耳曼語文學領域的發端直到今日 “歌德學”成為德國研究領域的“顯學”，乃至成立了實體研究組織“歌德學會”，僅在學科史范疇下就已足夠我們汲取在其他具體的對象上開展“德國學”研究的方法。 這也可證明“德國學”的理論意義所在。

不過，相關領域目前還沒有鮮明打起“德國學”的大旗進行學術實踐的，這種狀況除了對理論本身的生命力和價值持有疑問以外， 難說學術故壘和學科門戶不是其中要因。 “德國學”理論不是一般的國別學研究的方法論， 對 “德國學” 理論的利用和實踐并不會被打上什么門戶標簽，這更像是一場“眾人拾柴火焰高”的晚會，有添柴者，才會有“薪不盡，火繼傳”的學統綿延；有興高喝彩者，才會有源源不斷的節目和創意。 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德國學的理論探討應該放在學理創新上，“事實是客觀存在的， 但其意義則是由研究者所賦予的”〔3〕。 而在作者選擇的立足點上繼續發散，形成國別學研究的坐標系，不但應成為德國、德文相關學科學者的任務，也應成為構建現代中國學術的題中之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