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文學的高與低
與通俗文學相對應的是所謂"高雅文學",一個"高"字顯示了"高雅文學"與通俗文學中的"俗"相對,顯示了二者的不同.若深究起來,這二者的不同主要體現于它們在主流社會中所處的地位及藝術地位的高低之上.從二者的命名上便可以會意到高雅文學較之于通俗文學是具有較高的社會地位以及較高的藝術地位的.這中情況可能會讓許多只關注"陽春白雪"的社會之人對通俗文學不屑一顧.本文作者試圖論述此種"高低"之分的標準并不能完全作為二者"好"與"壞"的評判標準而決定人們對它們的閱讀接受與評判.一言以蔽之,這樣的"高低"區分對于"通俗文學"顯得不很公平,因為此處的"高低"二字已經替讀者作了一個預先的判斷,是 "高低"二字的語義外延意義的暗示效果發揮了作用.通俗文學與高雅文學的這種在地位上的評判標準并不能代表它們所有的特點.本論文接下來此部分將就這一問題展開論述.
通俗文學屬于通俗文化,而精英文學則屬于精英文化.此處"通俗文學"與"通俗文化"中的"通俗"一詞在英文中的對應詞為"popular".而"popular"視情況也可以漢譯為"民眾".其譯為"民眾"時與"大眾\\(英文對應為mass\\)"意義相近.通俗文化\\(大眾文化\\)可以理解為通俗的\\(民眾的、大眾的\\)文化,以及與民眾\\(大眾\\)有關的文化.那么很明顯,通過探討"民眾"與"大眾"二詞的含義則有助于更加充分地理解"通俗文學"其詞及其文學作品的內涵.在相關詞典\\(《文學理論批評術語匯釋》\\)中,"民眾"的意義是指一個社群,即由共同的利益、勞作、傳統、價值標準和情趣彼此聯結起來的一個群體.該定義與"大眾"一詞的含義相當,與烏合之眾、下層民眾等詞語相聯系,帶有貶義.此種含義曾被許多學者用來批判文化工業現象中那些不計其數消費所謂文化工業產品的人們.由此可以看出"通俗文化"與"通俗文學"所具有的被貶的社會文化含義.
而"精英文化"所暗示的情況則與上述情況恰恰相反."精英文化"是屬于社會中的少數"精英"人士的.他們受過良好的教育,屬于社會的中上層階層.他們享受著較好的社會資源,充滿了優越感.有理由認為他們將比下層民眾更加容易對社會現狀感到滿足,并且他們的價值觀將比社會下層"民眾"更加接近于受主導的社會價值觀.這些價值觀將會體現在他們的文化與文學之中.由于受過良好的教育,他們對于社會文化的品味將更加注重其形式的精雕細琢.而且他們有社會優先權來維護自己創造及屬于的文化.
筆者認為,此處對于大眾及其民眾定義的外延聯想及暗示影響了大家對于通俗文化的印象及理解.平心而論,下層民眾與烏合之眾并無必然聯系;而受眾廣泛與粗制濫造也無必然的邏輯聯系.這種命名上的區分體現地更多的是"精英"與"民眾"的區分.這種區分更像是前者對于后者的一種"他者化",甚至帶有歧視之嫌.況且在歷史中,這種區分并不是完全清晰、一成不變的.比如莎士比亞的作品在他所處的時代是屬于通俗文化與通俗文學的,但到了后世被奉為了永恒的經典.這樣的事例充分說明了對通俗文學\\(文化\\)與精英文學\\(文化\\)進行區別的可變性與片面性.
與上述情況相類似的是,隨著時間的發展,民眾的含義并不只是代表單一、相似的群體,民眾群體的多樣性及多元性特點得到發展與強調;而通俗文化也逐漸從主要指文化工業產品轉而指向了社會風俗、民俗等人類學含義.筆者認為,這樣的發展趨勢更加合乎事實的情況,并將有利于修正由于詞語內涵的能指對其與社會文化現象相關的所指帶來的負面及受貶的影響.
因此,可以認為,通俗文學的通俗之名不應該成為其一個"不受歡迎"的理由而被社會的主流媒體或者主流文化教育機構拒之門外.筆者認為,恰恰相反的是,通俗文學的"通俗"之名將賦予該文學更加寬廣與多元的內涵、題材、意義與社會效應.
況且在當今社會,民眾與大眾的普遍受教育程度比上個世紀又有了顯著提高,他們的社會地位與影響力也有所上升,并且這個群體展示了更加豐富的多樣性特點.這些使得民眾\\(大眾\\)與精英及其文化與生活之間的界限變得更加模糊與不定了.
二、通俗文學與倫理學
亞里士多德在其著作《詩學》中說道,詩人的職責不在于描述已發生的事,而在于描述可能發生的事,即按照可然律或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筆者認為,通俗文學作品較之于精英文學作品所受到的形式方面的約束更少,于是在內容的書寫上更具自由;加上其親民性的特點,所能夠書寫的題材范圍比受社會主流價值觀制約的精英文學更加廣泛,因此有理由相信,通俗文學作品在操縱亞里士多德所說的可然律及必然律可能發生的事時能夠更加靈活,即能夠書寫更多可能發生的社會生活中的人與事,能夠生發出更多樣與豐富的不同的故事內容,為現實生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的參照.由于通俗文學是民眾\\(大眾\\)的文學,其內容題材必定無法離開民眾\\(大眾\\)現實生活的土壤,那么其效果較之于精英文學則更加像現實生活的鏡子與對現實生活的模仿.筆者認為通俗文學的上述特點與其受到普遍大眾的歡迎是有密切聯系的.
人類是能夠從模仿以及對模仿的觀看中獲得快感的.從這個角度來說,通俗文學能夠更容易與直接地給民眾\\(大眾\\)帶來快感.倫理學關注人們的幸福問題.而一個人的幸福則與其滿足需求、獲得快樂緊密相關.需要是事物因其存在和發展而對某種東西的依賴性\\(孫英,2004,8\\),往往源于人們的機體對某些東西的缺乏.當這些缺乏得到了補充,當需要得到滿足之時,人們就能獲得快樂與幸福.幸福被分為物質幸福、人際幸福與精神幸福;也可分為創造性幸福與消費性幸福\\(孫英,2004,43\\).這樣的劃分對應了人們相應的需求,如自我實現的需要的滿足對應了精神幸福與創造性幸福,而歸屬感的需要對應了人際幸福.在此理論基礎上,筆者認為,通俗文學能夠滿足人們的精需求使人們獲得精神幸福,同時獲得其消費幸福.并且,由于每個人在生活中不一定時時都能如意,并且也不是所有人都能立馬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與目標,那么當此種需求無法在現實中得到滿足時,人們可以在相關文學作品的閱讀中,特別是相關通俗文學作品及其影視改編作品中獲得成功的體驗.這里涉及得到幸福的虛幻性與真實性問題,但由于幸福的主觀性,只要當事人能在虛幻中獲得幸福感,那么他就是幸福的,此種虛幻似乎也具有真實性.
可以說,從倫理學的角度來看,對于個人來說,其生活的終極意義便是獲得快樂的心靈體驗,與他人發展更好聯系,以及過上更好的生活.倫理學的討論總會圍繞"人之何以為人",而這則與人及其社會和社會中的人的聯系息息相關.通俗文學能夠更自由、靈活地探索生活的多樣性,能夠描繪更多現實生活中的可能性,這能夠指導讀者掌控自己的生活,能夠為自己的生活提供更多的可能性.悲觀地說,似乎絕大部分的這些可能性都在馬克斯主義者文化領導權所允許、框定的范圍之內,但對于個人來說,這些生活的可能性對他自己掌控生活,獲得條件允許的更好的生活還是有一定指導意義的.也就是說,讀者們,特別是民眾\\(大眾\\)讀者,既能夠在閱讀通俗文學作品中體驗觀看被模仿的現實生活的快感,又能夠學習到如何發展自己生活的經驗.何以見得人們可以在通俗文學的閱讀中學到這樣的經驗?從倫理學的角度來說,人們在生活中通過做出選擇來體現自身價值與獲得更好的生活.人們總是會面對選擇,也時常在面對選擇時不知所措,因為選擇時常帶給人一個新境遇,把他與未知的情況聯系在一起.此時,通俗文學作品中廣闊的生活內容的書寫與發展方式能夠為之做一些參考,幫助人們做出選擇.
再者,通俗文學的受大眾普遍歡迎的特點及其來源于現實生活土壤的特點往往能夠激起對其麻痹大眾,維護固有傳統及社會現狀的詬病,但在倫理學視野下,即時通俗文學真的引起了這樣不利于社會發展的社會效應與后果,其后果對其本身并無責任.
因為它的價值已經體現在其對讀者獲得快樂與幸福的效果中了,一切快樂皆為善\\(孫英,2004,137\\).
三、結論
作為通俗\\(大眾\\)文化的一部分,通俗文學受到人們的喜愛與追捧,同時也與前者一同遭受著來自精英文化的非議.本論文通過論述和比較通俗\\(大眾\\)文化與精英文化從命名上由于詞語通俗\\(大眾\\)與精英這三個詞語的內涵以及外延給人們造成的心理暗示,認為通俗文學與精英文學之間的界限并不是那么清晰與恒定的,并且通俗文學由于其名稱中"通俗"二字的內涵外延中所具有的貶義色彩而有遭受歧視之嫌,因此"通俗"二字并不能成為決定該類文學作品的檔次的一個標準.而結合倫理學中的相關理論分析通俗文學則可認為通俗文學比精英文學更容易接近生活,更容易使讀者幸福.
參考文獻:
[1]費爾南多·薩瓦特爾,于施洋譯. 倫理學的邀請[M].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8.
[2]孫英. 幸福論[M].人民出版社,200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