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態批評產生于歐美國家，在２０世紀后半葉基于問題意識而展開，但作為文學現象，其所指涉的“問題”并非局部，亦非限于某個地域及國家，而是人類整體的，是歷史的、文化的，更關涉人類未來生存與發展問題。生態批評不僅有著豐富的歷史、時代與文化的生成語境及條件，而且其最為基礎性條件是人作為生命有機性存在，是如何調控人的生命活動的有機—過程。生命的有機—過程顯示了生命的實在，這是人與萬物的“天然”之合，是“神遇”，是“無跡之化”，用清人石濤之言，這是“山川與予神遇而跡化也”。人要亙古延續、永存，既無法逃離這種“神遇”之跡，更不可背棄生命的“實在”。生態批評的文學表達，將這種生命的實在給予歷史、時代及文化的拓展：既凸顯文學自身魅力，又融括人類活動的多向領域；既要超越性地汲取人類發展過程的一切有益的歷史文化滋養，又要探尋人類共同共通，且具普遍存在的價值合理條件，選取跨地域、跨文化的互通路線。中國文化及文學中特有的感悟自然及生命體驗的方式，不僅內存豐富的生態智慧元素，是生態批評必須汲取的文化能量，而且也是考察中西文學乃至文化互通的必經路線。
一、生態批評與中國文學“天然”的神合
生態批評的構建機制，學科視野，理論思維的方法，情感表達方式，審美體驗程度，對生態、生命及生存問題的特別關注，與中國文學都有著一種“天然”的神合性。我們細致鑒析這種“神合”之跡，把控何以能夠“相互反映”及有機對接，也意在在當代條件下生發出新的意義及價值。相互支持與“神合”。在古代中國人那里，對自然及生命存在有著先天的崇尚與膜拜，那種對“道生”性，對“天人合一”的本體論訴求；對天地歸位，萬物化生、化育及“法自然”的生命有機—過程的體認：對“大化”、“生化”、“大美”境界的尋求都包蘊著深層次的生態智慧。中國人對生命存在特有的感悟及體驗方式，為文學與審美奠定了自然、生命體驗的基礎，不僅為其輸入了基本的方法及思維品性，而且鋪設了人們特有的情意體驗及詩化生存的表達路線。
這使得中國文學中滿含著生態及深層次的生命感悟的元素，尤其是這一系列的生態智慧精華在詩論、詞話、畫論及書論中給予體驗性實踐，顯然也已貫通著樸素的生態批評的理論品質及思維方略。事實上，在工業文明及現代性反思條件下產生的帶有科學性視野的生態批評盡管產生于“西方”，但與中國文化之“東方”化的滿含深生態智慧的藝術與審美傳統既有著同歸之途，又可以相互反映和參照。借用薩義德《東方學》中的話說：“像‘西方’一樣，‘東方’這一觀念有著自身的歷史以及思維、意象和詞匯傳統，正是這一歷史與傳統使其能夠與‘西方’相對峙而存在，并且為‘西方’而存在。因此，這兩個地理實體實際上是相互支持并且在一定程度上相互反映對方的?！?br>中國文學滿含的生態智慧是先在的、豐富的，其現代意義及價值仍然是巨大的，并且有著極大的挖掘潛力及再生能力?！皥髢斏迸c“神合”。共同印記生命有機—過程的轍履，并且作為共同祈望，就成為生態批評與中國文學的“神合”鋪墊了現實基礎。從生態視野審視這種基礎條件會給予我們一種對生命的全新體驗，這不僅是人作為生命活動體的基礎要旨，也是人必須生態永續存在的體驗策略；不僅是生態主義的踐行領域，也是生態批評基于文學體驗的拓展線路；不僅是對中西文學精義傳播、延伸、再造的重要路徑，也是共同繁復人類文化及精神魅力的一種“報償”。
英國學者巴克斯特言：“生態主義贊賞的生命是一個有意義的生命，因而也是精神的，有報償的生命?！鄙鷳B批評作為生態主義的延伸及體驗策略，同樣是通過對這種關系進行理論的拷問及對“有報償的生命”的體悟?！坝袌髢數纳北M管需要關注地球生態中每一個個體生命，但作為一種觀念的體認，更強調地球生命系統的整體，是萬物的生命有機、過程在整體與系統的“神合”，或者說，只有這種整體性地“報償”與“神合”，才能使人與自然萬物的生命沿著有機—過程的路途亙古延續。生態主義不僅需要這種廣闊視域，而且生態批評也必然在超越時空限定的條件下，在對未來世界發展的狀況設置中確立共同的學術視野，既需多種學科共續承接，又要超越時空界限，而必然使多路人馬對接，弱化政治傾向、意識形態、理想信仰、價值取向、民族習性、思維品性、生活方式的差異與歧見，在全球視野中趨向一致，體現全球人類對自身生存整體及地球家園的共同關注。
“道”性自然與“神合”。體認“道”性自然關鍵之處是識道、觀道、品道、體道，乃至韻道。這可以有幾重路向：一是體認作為自然、生態、生命本源存在的自然之“道”；一是把控老子所言的“道生”及“道法”性的自然，并且作為中國文化的重要生態智慧滋養，而補給且沉淀著民族精華；一是延續歷史及文化含義的精髓及精義，使之在現代條件下大放光彩，并且在現代價值生發上濃墨重彩；一是在跨文化闡釋中，跨越時空限定，不僅在中國文化土壤之外的一切地域中觀覽其對自然、生態、生命及人的活動的共同作用，而且在其中再生及豐厚本應有的內蘊。這多個層面不僅內存“道”的有機—過程性，而且會在文學視界中通過展示多向度的“神合”，既顯化生命的實在，又推及人類整體的永續存在。由“道”到文學，盡管是一個延伸性序列，但卻呈現了精神轉換的必然，其“神合”必然是海納百川，而原因就在于這必須指涉人作為生命有機性及生態永續存在必然。不管人的未來路途如何行走，對人的任何活動方式及交往方式所內存的“道”性“神合”不是去改變，而必須是豐厚、完備，并有機調節，且再生新價值。西方學者也能深諳“道”的玄機，如云，道“是一種有創造性的、活生生的存在，它和感性世界有機地結合在一起。
道在它的本質上被理解成是在現象世界中可被感知的，并且在其中表達著自己”?！霸谥袊?，道家思想家們一開始就面對著一種屬于古老精神文化的對生命及世界的肯定觀，這種觀念是由對世界細致的思考而發展起來的，并且具有非常明顯的倫理性的特征”。海德格爾對老莊思想那種比較深刻的體味實際就說明了這一點。法國學者埃德加·莫蘭為自己在中國出版的系列著作寫了一個題為《東方與西方的交融》的總序，其中談到，他曾經引用老子的“谷神”，以表現他對“道”的那種“吸納百川”精神的體驗與理解，他認同東方的“道”及統一的陰陽原則。莫蘭感到，他自己的思想方式與中國傳統所固有的，深刻的思想方式處于共鳴之中。在研究“復雜性原則”時，莫蘭還認為，復雜性方法中兩重性邏輯原則與回歸環路原則，都可以在中國找到以其他詞語所做的同樣的表述。他還稱自己總是自然地感到與中國的注重聯系、變化和轉化的思想相溝通。他特別強調了，正是這種多樣性中的統一性和這種統一性中的多樣性構成了人類精神的財富。
由文學而賦魅的“神合”情結。文學與生態的聯姻原因會有多樣，但究其根本，則因于相互共同及共通之處，即一方面共同表達人的活動整體性及有機性，另一方面，以自然與生命作為共同與共通的闡釋基礎。自然是生態的實在，生態是自然的肌理；自然是文學基礎，文學是自然升華。當然，人的任何的活動方式都無法別離自然與生態，但文學與其相比，則是更加全面、整體地表達，更富有情意體驗地使之全方位顯現，其“神合”更會彰顯自然、生態及生命的無盡魅力。文學不僅賦魅了這種“神合”情境，而且也在跨地域、跨文化的交融闡釋中使“神合”魅力無窮。
文學賦魅自然是一個永久性話語及其表達，文學將自然之魅無盡地表達與美化，這不僅是人的情意體認，更在于自然本身的魅力無窮。人的魅力全得自于自然之魅，而自然之魅就在于其生態有機性及過程。生態批評作為一種文學活動方式被認同、體驗、表達及放大，對自然的觀照是其主要策略。特別是那種崇尚描述人與自然，人與生態環境及肉身與精神體驗的“自然寫作”，其文本解讀往往將愛默生的“自然情結”，將亨利·梭羅的《瓦爾登湖》中人與自然的天然“神合”及“神交”方法視為范本，視為經典。
盡管古已有之的文學經典文本中，并非皆暢揚自然，有的還在極盡張揚人的活動無限性及對自然的征服性，但生態批評也會通過對自然的共通與共同的交往之“神合”情境，不僅挖掘自然的之魅，而且通過評價及反思人的活動，以闡發人與自然的無法別離性。
我們用生態批評的體驗及評價特點來審視和重新闡釋中國文學，觀照古代中國人對自然的特有情意，這不僅會豐富生態批評活動，而且也是人類文化交往及與未來交通的互通之策，由此，世間的一切都可以經由文學而在自然面前，在生態體驗的情境中實現對接，進行“神交”。
二、生態批評與中國文學互通的多重路線
文學藝術體驗的發生，是環繞對自然的感悟及生命的體驗而展開的，且將“自然”作為必然的連接點，這在古今中外的藝術審美活動中都有似曾同一的感悟方式。中國文學不僅對自然之“道”性有至深悟解，且對自然之美亦有特殊關愛及情意體驗之法，或者說，自然審美構筑了中國藝術審美的歷史及家族相似性，這就使生態批評與中國文學互通有著多向度、多層面必然性。
系統整體性的互通性。古代中國人以系統整體性宇宙觀為基礎，通過對人的生命存在，對自然的特有感悟方式，展示對人與自然，人與社會，以及人與自身的多重關系。中國文學與審美盡管有著體悟自然、表達自然的獨特情境，但并未脫離社會存在，而往往是纏繞在“入世”與“出世”的關系分野中，不僅表現人們整體的社會關注及責任意識，將自然與人的情意、人生、德性品質的鋪設緊密相連，并且往往設置一種環境，將人的活動和情意放在與多種自然物的共生之境中。如春不僅是一種自然演化的節氣，更似觸發著情意及激越著的態有機體。言春者自古以來無以計數，在中國文學藝術中，春同樣是一種每每寫之、誦之，且充蘊無盡情意的生態肌體。春既是季節，更是有機、過程的實在，是“生”之運演節律的生態顯現。盡管古代中國人并非懂得“生態”何謂，但他們將春與多樣自然物象有機合成，將自我的情意、人生與生命體悟在春和自然物象的生態有機性中融入，卻已經極富生態意蘊。生態批評建立的生態學思維路向本身是系統整體的，同時自誕生那天起，它對人與自然生態有機關系的體認，就不僅僅是文學自體性的存在，它的后現代指向，它的批判性、顛覆性本身就表現了它的社會存在意識及社會屬性，其蘊涵的深層次文化意義，內存著文學發展的一個必然及歷史的趨向。
生存關注的共同問題。深究問題，往往使文學活動更具有色彩感，更突出其對自然、對生命、對人生的特殊關愛。中國文學中的問題意識最經典的表現往往是面對重大社會、國家及人生出現問題，仁者君子、賢哲雅士、文人墨客們便產生了對自然、對人生的特定關注，由此而生成對自然之美的至深悟解。
他們會呼喚自然，向生命吶喊，或者是向道、禪中尋求精神的慰藉，進而在自然體悟中，在文學審美體驗中進行宣泄，以沉淀情感，積聚生命的能量。王維《積雨輞川莊作》云：“積雨空林煙火遲，蒸藜炊黍餉東菑。漠漠水田飛白鷺，陰陰夏木囀黃鸝。山中習靜觀朝槿，松下清齋折露葵。野老與人爭席罷，海鷗何事更相疑?！贝?詩 書 寫 “山 中”“松 下”的 清 靜 悟“道”，這既是王維人生境遇不暢而產生的一種問題性回盼，也是融入山野之境而清靜頓悟，且與萬物、“野老”交相融合，表征對困頓人生的超越。王維的另一首詩《歸輞川作》云：“谷口疏鐘動，漁樵稍欲稀。
悠然遠山暮，獨向白云歸。菱蔓弱難定，楊花輕易飛。東皋春草色，惆悵掩柴扉?！边@里的田園之意、之趣與“惆悵”的心靈境況，實際也是對社會、人生之途的拷問。生態批評所針對的問題意識往往不是個體的，而是社會的，是歷史的、文化的，且是全球性的，是人類發展而產生的過程性問題，同時也涉及由工業文明而帶來的人們具體的生存境況、消費觀念及發展觀問題。對這一系列問題的關注與重新審視恰是文學活動及審美體驗得天獨厚的條件。我們如果真正從這重領域里為人類提供生存的方略，提供感受生命，親近自然的策略，那么，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將對自然、生命，對美的愛，繼而匯聚為對人生之愛。
愛默生曾經暢言人與自然那種永久無法隔離的至深情誼，因為大自然是無私的，只要我們能夠真誠地面對自然，呵護自然，各種自然生物對人來說也將是無私的。他說：“當心靈向所有的自然物體敞開之后，它們給人的印象卻是息息相關、彼此溝通的。大自然從不表現出貧乏單一的面貌。最聰明的人也不可能窮盡它的秘密，或者由于尋找出它所有的完美而喪失自己的好奇心?！?br>“大自然滿足了人類的一個崇高需求，即愛美之心?！痹娨怏w驗與共有尋求。言詩意體驗，不僅因為中國是一個詩的國度，也不僅在于中國文學總是溶解在詩與畫的創造中，而是因為中國的藝術與審美歷程本身就是一種詩意呈現，是詩意的生命演歷過程。古代人通過構筑人的詩意體驗方式，引領人們深層次地體驗人與自然、人與社會及人與自身的多重關系，其中的自然話語、生命話語、美的話語，乃至生態話語、“生生”節律，都轉換為詩性話語及詩意表達，且依據生命活動運演邏輯及韻律感來呈現。生態批評同樣是力主構造一種生態詩學，威廉姆·魯克特最早界定生態批評時，就設其為“生態詩學”。
當然，魯克特這種界定主要是出于對生態性這門科學在文學實踐，在閱讀及教學運用而表現的，還不同于我們所言生態、生命有機節律及在人生、生命活動中而呈現的詩意狀態。事實上，生態批評以詩意性的生命體驗方式，找尋人類所應有的“詩意地棲居”之地，使詩意的存在家園“顯魅”，這實際已經表現了強烈的生存關注，是一種詩意性生存策略。
話語構建語境的相通點。生態、自然、關系性、系統整體性、生存論、生命體驗，共生共榮，以及“生生”韻律、“天人合一”、“天人共存”、可持續性、詩意性等形成的話語系統，適用于生態批評的整體結構。
其中一個核心構建機制，這就是知“生命”。中國文學中對生命的體驗及其話語系統本身就具有較強的表意性、有機性及生態性，且具知識性，有許多的概念與命題在西方批評話語中也可以使用。我們仍就“道”而言，作為一個核心范疇，“道”不僅是本體與生命的原初觀照，而且也是上述系列話語表述及整體構建的一個凸顯標志?！暗馈辈粌H為其內在肌理，而這一切又積聚并集合為“道”；對“道”的不同解讀及體驗，不僅是古代人的常理，而且亦會生發現代的闡釋?！暗馈钡脑跣?、聚合性、內在性及統領性，在知識論及闡釋方面的真實性，其不可拆解性，使其有獨特的表達線路，繼而體現一種超越語言的特性。葉維廉就說：“宇宙現象整體運作的演化生成超乎人智與語言，道家早就悟到。與其把‘知’的可能放在人智，一步步遠離真實世界，與其用概念對萬物之為萬物、對其自然生發衍變質疑，反不如對這些質疑的行為本身質疑。因為人為的假定不可以成為宇宙的必然，實在是不辨而明的；所有意圖以抽象的意念或圈定、范定的方式去類分天機都是徒然的，都是限制、減縮、歪曲、片面不全的，都是不可靠的假象?！?br>從這種意義上看，道家對世界、對生命、對人生、對倫理，擬或是對“天機”的體驗性把控及悟解，可以充蘊西方分析、抽象性及思辨性解釋原則。這就是說，“道”并非是不可闡釋的，不可分解的，而是在闡釋、分解中是否把握其內里及真義，是否給予自然、生態及生命以體驗性闡釋，而非僅僅限于話語及概念、范疇及體系性的分解，也非只是對之進行條分縷析。
三、生態批評與跨文化互通的超越性
我們之所以要從跨文化境域觀照生態批評與文學的中西互通，一方面是基于生態與文學的有機聯合，而表現出一種多樣性文化的互為闡釋及“間性”交往，另一方面，則為跨越時空文化交融的歷史必然性。生態批評欲產生更加廣泛的全球影響，并惠及人類整體及未來，需要從幾千年的中國文學中獲得滋養。中國文學亦要體現現代轉換，要走向世界，融入世界，要與多樣文化進行“間性”交往，既突出自身特點，又以文化支持觀照人類發展，而生態批評這種新的文學現象，則為其鋪設了優質的互通路線。
生態批評與跨文化原則。未來世界的發展更基于文化的發展，同樣未來世界的交往更基于文化的交往，未來世界體系的構建，實際是文化體系的構建。發展、交往及體系構建中的文化構成必然體現多樣性，且體系是多重價值功能的聚合，并且能夠呈現文化間性的特性。加拿大學者Ｄ．保羅·謝弗在《文化引導未來》中稱文化是“未來的鑰匙”。謝弗說，創建文化體系的“關鍵在于使文化和各種文化形態成為全球活動和人類事業的中心，輔以必要的安全和預防措施，這將能使人類根據文化的最高、最聰明和最能容忍的原則而不是最基本和最粗略的實踐來創建世界體系。這些原則包括：尋求平等、公正和真理；愛美好的東西、知識和智慧；對穩定、秩序和多樣性的需求；合作、關心和共享的重要性；承認別人的權利和自由以及尋求完美……要想為制定一個更平等和有效的體制奠定基礎的文化潛力得以實現，那么人類、大自然、自然環境和其他物種之間將必須更加和諧地相處。這種相處應基于與自然的統一，而不是凌駕于自然之上”。生態批評與中國文學都兼具了這種體系構建的基本條件及跨文化原則，并得以彰顯平等、公正、友好的文化潛力，通過文學活動的延伸，而呈現對自然與人之間生態有機關系的調控?？缥幕遣煌幕g的審視、闡釋及交往，生態批評與中國文學之所以對跨文化現象也具有超越性，原因在于其交往及間性基礎是基于人類整體對自然、生態及生命演化的態度，關注的是人類整體及家園共生性存在，因而并非是基于泛文化狀態。兩者皆從文學活動特性及各自的文化特點進行延伸，從生態與文學之所以能夠合作且聯姻的特性中延伸。這就成為一種人類個體及整體生命的永續性展示，且具未來性視野，其所建立的并非僅僅是一種世界秩序，更是人類與自然生態有機關聯，是地球共同體的有機演化的必然抉擇。
生態批評與“文化間性”問題?！拔幕g性”首先認同不同文化間的關系，生態批評與中國文學的“文化間性”表達，并非僅限于不同文化間的關系，還顯示著東西方文化之間的關系問題，既涉及文化影響、滲透及兼收并蓄問題，更要關注如何能夠在這種文化交往中使人類得以生態美好的生存與發展。生態美好不僅以生態有機及詩意性家園存在為基礎，而且必然關涉政治、經濟、文化、道德化的生存條件，且都能呈現生態有機性。法國跨文化研究學者米歇爾·蘇蓋和馬丁·維拉汝斯在《他者的智慧》一書中這樣談到：“各種文化都是深深地依賴于文化滲透現象或跨文化現象，文化間的互為影響甚至可以達到‘文化雜交’或‘諸說混合’的程度（不同地理文化或宗教元素被整合進同一類立場態度之中）?！耙庾R到不同世界間對話與互動的必要性并意識到其現實性，是將文化定義為一種有生命力的現象，一種能使‘共同生活’更為美好、減少沖突、甚至是推動經濟發展不可或缺的因素。在某種程度上來說，這也是實現從文化到跨文化的一個心理過渡?！?br>事實上，生態批評與文學的中西互通也呈現文化間的交往與對接，這既是現實與必然，也是一種藝術調節和發展。蘇蓋和維拉汝斯在闡釋文化間關系時也明確，“文化間”一詞，涉及文化之間的關系，不僅是一種現實，也可以看做一門藝術?？缥幕鳛橐环N既定的事實，存在唯一的事實，就是文化間性，亦即文化之間確實存在的關系。自然、生態與生命的本根性是生態批評與文學中西互通及文化間性構建的基礎條件，而之所以相互間能夠滲透、跨越，原因在于其各種不同的文化特性。其中既有自然地理及環境條件的決定性，又有其經濟文化生成的條件，同時又據此成就了不同的文學、審美及生命體驗特性，并呈現文化多樣性、語言表達及學理闡釋特性。從文化間性層面把控生態批評與文學的中西互通，既需認同其融通、交往性，更需彰顯其超越性，這一切又不應過度拘泥于各種文化特性及標準。蘇蓋和維拉汝斯也指出：“一旦以我們自己的標準、自己的方式、自己的習慣來理解世界，我們就會不由自主地試圖使這個世界符合我們的標準、我們的方式、我們的習慣，由此帶來的后果可能會非常嚴重?！边@既要堅守個性、特殊性的文化樣態，又要超越自我禁錮，定勢及習性的纏繞，一切尋求共通性，同建共同的目的性及價值。
生態批評與文化闡釋。美國著名漢學家，達慕思大學的艾蘭教授認為，當代西方學者之所以要研究古代中國，其簡單原因在于：中國不是歐洲。中華文明與歐洲文明之間沒有傳承關系，兩者地位完全平等，中華文明則有更強的連續性。她在每每賞析中國文明構成的器物、文本時，都會被它們的美所感動。艾蘭深情地表達了這樣的思想：無論古今中西之人在時間、空間和文化語境上多么迥異，但我們都享有共同的人性。艾蘭有多部著作研究中國早期文明，在《水之德與德之端———中國早期哲學思想的本喻》一書中，她從“水”的自然性狀及中國早期文字的性狀入手，揭示古代中國人對水的認識，并確定其本體性特點，由此而延伸至對“道”與“德”的豐富內容以及富含自然實體及現象之狀的闡釋。由“水”至“道”，其特性是因于共同的動勢及流溪之狀。故艾蘭指出，哲學意義上作為自然規律的“道”，是基于水之流溪的本喻，而“水”的特性之一就是循道而行。
她這樣說：“‘道’的概念，作為一條溪流，作為一條指導人們行為道路的方向原則，由此，‘道’的概念被拓展延伸，蘊涵了這樣一個條件狀態，每一事物都應因循自然規律而動?！卑m還進一步明確，《老子》和《莊子》中的“道”的功能構造不僅源于這種溪流及水道，而且其特性都是源之于水自身。盡管艾蘭并非出自于生態批評的視域闡釋中國文化，但卻在把握“生態”存在根本現象，其對“道”的闡釋不僅把握其本喻及本根特性，而“水”與“道”的流動之狀也明晰了生命運動的節律狀態，凸顯了有機性及生態關聯的本根性。作為西方學者，艾蘭的闡釋以更加明晰、確證、邏輯及辯證的方式，不僅有效及合理地揭示了中國文化與哲學、文學及審美的概念和范疇的基本特性，而且還能夠至深體驗性且標識其隱喻及本喻。艾蘭指出，在中國早期哲學思想中，水是最具創造活力的隱喻。在闡釋“萬物”時，艾蘭指出：“‘道’是一種創造生命的力量，生成萬物，但它是以水賦予生命的方式而不是上帝創造的方式創造萬物?！f物的自我更生是生命序列的一個環節，生物依次開花，生育，并由此走向消亡?！?br>顯然，這又是一個溪流及生命流動序列的隱喻及其表征。生態批評與詩性闡釋策略。就生態批評作為評價及學理活動本身而言，西方學者還少有對于中國文化及文學現象進行生態闡釋例證，但從文學的中西互通及跨文化視閾的闡釋卻不乏精到者。美國學者宇文所安（又名斯蒂芬·歐文）對中國詩學闡釋有著獨到之處，但他的闡釋理路，其概念、范疇、邏輯推演及系統的構建顯然是西方化的。比如在《自然景觀的解讀》一文中，他用西方的景觀話語替代自然，并分析了諸多詩篇。事實上，景觀與自然看似皆出自于自然生態的本有之狀，但景觀更具人本性及構造性，同時作為西方話語的慣用詞語，有時指代自然、環境，當其替代了自然而進行詩學闡釋，以其闡釋中國古代詩歌時，顯然會將詩性體驗的自然而然之狀，將其萬物一體的有機結合進行分解。因而宇文所安使用了“建筑結構的自然景觀”的說法來闡釋詩篇，并指出這種現象在中古時期的秩序中可以被清楚明晰地表述出來。在宇文所安那里，“大自然被表現為具有建筑性結構的、刻意構造而成的、清晰明澈的，每一部分都融會入一個整體之中。對于在大自然中找到結構完整性的強烈需要，本身已經包含了它截然相反的立場。在這一相反的立場中，自然不過是眾多細節的大雜燴和拼盤，或缺乏內在統一性的秩序，或暗含一種隱秘而晦澀難懂的秩序。面對著具有建筑結構的自然，人的主體意識可以與之保持一定的距離，從宏觀上把握這一整體；而當置身與支離破碎的大自然之中，主體意識則迷失了方向，沉湎于局部的細節當中”。建筑結構性顯然是一種結構性的組合體，事實上，我們并不能排斥詩歌創造中的這種自然物象的組合，但根本點在于它是合成的情意滋潤及有機性，還是物象堆砌，或者是“碎片化”再現。當然，依循古代中國人體驗方式，或許難以解析這種建筑性，但西方話語解析及其體驗卻會成就這種建筑性。而這種建筑性的詩性體驗的出發點并不僅僅是解構，以其回復“支離破碎的大自然”，而是滿足“在大自然中找到結構完整性的強烈需求”，顯然，可以看到這種詩性闡釋方式的可行性及必要性。中國文化及文學體驗中，這種有機系統性、完整性是一種亙古的追尋，盡管其中也不乏物象堆砌、情意與物象分離的表達，但卻總是會在情感、德性及人生路途的尋求中建造有機整體，使自然物象、主體情感、德性品質等融匯，并會伴以“道”性及生命、情感之動，以表達其“真意”，而在詩性的解析及闡釋中，往往也會以這種物、事、情的動勢展開。
葉維廉在《中國古典詩的傳釋活動》一文就說：“中國古典詩的傳釋活動，很多時候，不是由我，通過說明性的策略，去分解、串連、剖析原是物物關系未定、渾然不分的自然現象，不是通過說明性的指標，引領及控制讀者的觀、感活動，而是設法保持詩人接觸物象、事象時未加概念前物象、事象與現在的實際狀況，使讀者能夠在詩人隱退的情況下，重新‘印認’詩人初識這些物象、事象的戲劇過程?！蔽?、事、情的動勢體驗及合成作為中國詩學的闡釋要義，其中合成的也是多樣性的物象及人相的生態組合，既有自然物及生態原發態，有“隱退”詩人繼發態，有接受“傳釋”者的合成態，這種多態的生態有機合成，恰復合接受美學的自由性。葉維廉又說：“中國古典詩里，利用未定位、未定關系、或關系模棱的詞法語法，使讀者獲致一種自由觀、感、解讀的空間，在物象與物象之間作若即若離的指義活動?！?br>生態批評在跨文化闡釋方面蘊積的超越性，不僅指涉自然生態及生命體驗的方式，同時還呈現語言及話語構成的超越。超越并非剝離，這首先是立足文化多樣性、原有的生態根脈及環境特性的清晰梳理，對由此而生成的經濟社會結構、文化習性、德性品質、人格樣態及價值構成等智慧內涵，在兼收“他者的智慧”中豐富自身，體現“間性”交往及交流。這既是生態本有的，又是生態及生命體驗的；既是話語構成的，又是超越知識論的；既是歷史與現代的，更是未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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