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界先于人類社會而存在，人是自然發展的產物。自人類誕生之日起，人與自然的關系就一直存在。人與自然的關系反映了人類文明與自然演化的相互作用。目前學術界大都將人與自然關系的演變分為三個階段: 天本階段，物本階段，人本階段。各個時代的文學創作不可避免地打上了時代的烙印，人類對人與自然關系的認識也就反映在文學的創作之中。因此，有人這樣說: “當人在與自然的關系中處于下風時，人類的文學藝術處于童年期的天真和詩意的美好; 當人與自然處于和諧狀態時，文藝的詩情畫意就存留人間; 而當人在與自然的關系中處于上風，甚至成為自然的主宰時，文藝的詩意就會逐漸消失?！?/p>
一 天本階段的文藝創作
原始社會，人類剛從大自然中分化出來，對于自然的實踐能力低，生產力水平極其低下，再加上人的主體意識沒有真正覺醒，沒有認識到自己與其他自然事物間的差異，對自然處于一種依賴階段。馬克思指出，對于人類“自然界起初是作為一種完全異己的，有無限威力的和不可制服的力量與人們對立的，人們同它的關系完全像動物同它的關系一樣，人們就像牲畜一樣服從它的權力”。無論是在東方，還是在西方，人們把人與自然的這種關系歸結到神學的角度。
原始文明時期產生了口述文學: 神話傳說和詩歌散文。它的內容與表達方式和巫術有一定的聯系，浸潤著神秘性，暗含人對自然的恐懼心理。作為原始社會的產物，神話反映了原始先民對自身和客觀世界的認知。人在強大的自然力面前顯得無能為力，他們在潛意識中將自然“神化”，文學作品中表現出來的是一種神化的自然，如中國的神話故事《山海經》。
農業社會，人類不再滿足于自然的恩賜，開始了初步地改造自然和向自然的索取。新的水利灌溉技術、耕作技術和農用工具的應用，農業開始成為社會經濟的基礎。人在改造自然和利用自然的同時，出現了過度開墾和砍伐的現象，導致自然植被和生態平衡的破壞，使得人與自然的關系出現了局部性和階段性的緊張。但由于這一時期的人口密度較小，以農牧為主的生活方式受到活動范圍的限制，人類開發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有限。在人類與自然的相互作用過程中，自然仍處于支配和主宰地位。這一時期，人類在改造和利用自然的過程中，產生了一些人與自然關系的樸素認識，試圖對人與自然的關系給出多維度的解釋。在西方，產生了“萬物是一”和“人是萬物的尺度”這樣截然對立的觀念; 在東方的中國，莊子一派主張順從自然，“不以人助天”; 荀子一派主張改造自然，“制天命而用之”; 《周易大傳》主張先引導自然，后順從自然。但由于社會歷史條件對人認識的限制，人對自然的情感是復雜的。對于自然的未解之謎，人還是習慣上將之神化，人給自己創造了約束自己行為的“神”?！吧瘛钡某霈F從側面表現了人對神秘自然的敬畏之情。西方的神話、史詩是這一時期的代表作，而中國的古代田園山水詩中自然是獨立自足的，詩人關注大自然，更多的是避世，是怡情悅性; 透過這一時期的文學作品，我們可以看出自然的威力依舊難以逾越。
在生產能力低下的社會歷史背景中，人類只能通過幻想來達到與自然妥協，并從這種妥協中獲得人的安生和進一步發展。馬克思曾說過: “任何神話都是用想象和借助想象以征服自然力，支配自然力，把自然力加以形象化; 因而，隨著這些自然力實際上被支配，神話也就消失了?！彼J為藝術同產生它的社會條件密切相關，社會生產發展了，文學藝術形式相應的發生變化。神話這一文學形式，不僅反映著人與自然的關系的現實生成，而且也體現著一定時代的文化精神與哲學思潮。
二 物本階段的文藝創作
隨著工業時代的到來，人與自然的關系進入了征服階段，人類開始向自然無止境的索取?？萍嫉陌l展在成功地解決人生存的問題，推動人類文明巨大進步的同時，也造成人與自然關系的緊張。人類改造自然的勝利面前，增強了自信心，由過去的恐懼和崇拜自然轉到為所欲為的征服和支配自然。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提出的“人本主義”
在這一時期得到充分的發揚，而“人本主義”思想即包含人比動植物更高貴、更高級，人是自然界的主人等“人類中心主義”觀點。對人自身力量的確信，“人類中心主義”的張揚，讓人破除了思想根源上對自然神力的崇拜，人類開始支配和主宰自然。西方近代哲學和實驗科學的鼻祖弗朗西斯·培根則認為“人是自然的解釋者”，人可以通過實驗解剖自然，從而認識和控制自然，達到利用自然的目的。文藝復興時期，莎士比亞通過哈姆雷特唱出人類中心主義的詠嘆調: “人類是一件多么了不得的杰作! 多么高貴的理性!
多么偉大的力量! 多么優美的儀表! 多么文雅的舉動! 在行為上多么像一個天使，在智慧上多么像一個天神! 宇宙之精華，萬物之靈長! ”這段具有代表性的人物獨白，道出人在自然面前的自信。因而，在文藝創作上，他們高揚人文主義精神，肯定人的價值和尊嚴，主張追求塵世幸福，認為人是現實生活的創造者和主人。
然而，當人類沉浸在對自然的勝利之時，環境問題接踵而至: 溫室效應加劇、酸雨污染、資源短缺、森林覆蓋率低、沙漠化日益嚴重、生物多樣性銳減……恩格斯就曾說: “我們不要過分陶醉于我們人類對于自然界的勝利。對于每一次這樣的勝利，自然界都對我們進行報復。每一次勝利，起初確實取得我們預期的結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卻發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預料的影響，常常把最初的結果又消除了?！?/p>
但是，這一警示并沒有引起人們足夠的重視。面對強大的社會現實，一些詩人們、藝術家選擇了“逃避”。他們渴求逃往古代，退回簡樸，傾心向往著鄉村的牧草和田園。18 －19 世紀，伴隨著倡導回歸自然的哲學思潮和浪漫主義文學的興起，回歸自然并與自然萬物和諧相處的意識甚至一度成為主流思想。湖畔派詩人通過緬懷中古的淳樸來否定現實的城市文明，歌頌大自然。由于他們逃避現實，迷戀過去，美化中世紀的宗法制，幻想從古老的封建社會中去尋找精神的安慰與寄托，也遭受世人詬病，拜倫、雪萊等人就曾對此進行激烈的批判。這些呼喚自然的文藝創造并未能正確認識人與自然間的關系，湖畔派詩人甚至把“聽天由命”
看成是人的“天性的永恒部分”，消解人的主體精神。這種觀點極易陷入對自然的原始崇拜之中。他們所表現出來的生態意蘊只是一種生態直覺感悟，并沒有形成一種自覺和系統的生態思想，并非我們今天意義上的生態文學。
三 人本階段的文藝創作
1866 年，德國動物學家?？藸栐凇疤接憚游锱c有機和無機世界的整體關系”的意義上首次使用生態學一詞。20世紀中葉以來，生態環境日益惡化，人類的生態意識也日益增強，生態理念逐漸滲透到文藝、科學、政治、經濟、倫理道德等人類生活的各個層面。生態思潮出現，是人類對工業文明以來生態危機反思的結果。英國利物浦大學教授貝特在其著作《大地之歌》中指出: “公元第三個千年剛剛開始，大自然卻早已進人了危機四伏的時代……文學批評怎么能夠不直面這樣的世界! 怎么能夠不發出這樣的質問: 我們究竟從哪里走錯了路?”這一追問道出了現代人的心聲，研究者試圖從人類發展的“岔道”，來探尋危機的思想文化根源。
人類反思自身的行為，認為“自然對人類的懲罰，原因并不在于自然，而在于人類自身，是人類對自然的掠奪性態度和行為造成的”。因而，提出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發展理念。這種思想認識上的變化，深深影響當代的文藝創作。
一方面，它為文藝書寫開拓了新的領域; 另一方面，又給文藝學家提出新的挑戰，文藝創作在摸索中前進。美國批評家斯萊梅克曾這樣驚嘆生態文藝創作如此迅速地成為當今文學研究的顯學: “從八九十年代開始，環境文學和生態批評逐漸成為一種全球性的文學現象?！鄙鷳B危機成為時代的共識，生態文藝引領時代創作思潮。生態文藝理論研究和文本創作，取得重大進展。首先，在文藝理論著作上，成果斐然。影響較大的有: 美國學者密克爾的《生存的悲劇: 文學的生態學研究》\\( 1974\\) ，魯克爾特的《文學與生態學: 一次生態批評實驗》\\( 1978\\) ，貝特的《浪漫主義的生態學》\\( 1991 年\\) 、克洛伯爾的《生態批評: 浪漫的想象與生態意識》\\( 1994 年\\) 、布伊爾的《環境的想象: 梭羅、自然文學和美國文化的構成》\\( 1995 年\\) 、格羅特費爾蒂、弗羅姆主編的《生態批評讀本》\\( 1996 年\\) 、克里治、塞梅爾斯主編的《書寫環境: 生態批評和文學》\\( 1998 年\\) 、默菲教授主編的《自然取向的文學研究之廣闊領域》\\( 2000 年\\) ，托爾梅奇等主編的《生態批評新論集》\\( 2000 年\\) ，貝特的《大地之歌》\\( 2000 年\\) 、布伊爾的《為危險的世界寫作: 美國及其他國家的文學、文化與環境》\\( 2001 年\\) 、麥澤爾主編的\\( \\( 生態批評的世紀》\\( 2001 年\\) 等。這些理論成果對生態文學與批評產生影響。中國在生態文藝理論的研究中也涌現出魯樞元、王諾、曾永成、曾繁仁等優秀理論家。其次，生態文學作品樣式，小說、散文、詩歌、報告文學都有所發展。自 1962年美國女作家瑞秋·卡森《寂靜的春天》發表后，生態文學創作在世界范圍內開展起來。哈佛大學教授布伊爾認為，生態文學“是處于危險世界的寫作”，生態文學考察和表現自然與人的關系，探尋生態危機的社會根源。它與傳統的描寫自然的文學不同，傳統的描寫自然的文學大都把人以外的自然物僅僅當作工具、途徑、手段、符號、對應物等等，來抒發、表現、比喻、對應、暗示、象征人的內心世界和人格特征。中國文學提出的“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等表現手法，通過自然物表現的是作者內心的情感。而生態文學關注的是: 自然對人的影響\\( 物質的和精神的兩個方面\\) 、人類在自然界的地位，自然整體以及自然萬物與人類的關系，人對自然的征服、控制、改造、掠奪和摧殘，人對自然的保護和對生態平衡的恢復與重建，人對自然的贊美和審美，人類重返和重建與自然的和諧等。然而，生態文學的創作也存在一定的誤區，就是人應該如何看待自然。針對“敬畏自然”“復魅”“神化”等觀念，我國學者王諾說: “原始人用附魅的方式激發對自然的熱愛和敬畏，當代人對自然的愛與責任義務，主要不應建立在想象、幻想、復魅、再神化之基礎上，而應當建立在對自然的準確認知、對自然規律的恰當把握、對人類中心主義的思想性超越和價值論超越、對生態責任和生態倫理的理性恪守之基礎上?！比伺c自然是相互作用、相互制約的關系，“回歸自然”的生態文學創作，應認識到回歸只是精神上的，實際意義上的回歸自然是不可能的，真正重要的是人如何面對人性的矛盾狀態，充分地意識到自然對人的制約與引導，并把這種制約與引導內化在人格建構中。生態文藝創作所構建的人與自然的理想模式，是為自然，更是為人類自身的生存發展。
由人與自然關系演變發展的歷史不難發現，人類歷史早期對自然的依賴，導致了人類對自然的原始崇拜; 人類改造自然能力的不斷強化，導致了人類意識的覺醒和對人的主體地位的推崇; 但是，生態環境的惡化，迫使人類再次把視線轉向自然。人對自然的認識“是從現象到本質，從不甚深刻的本質到更為深刻的本質的深化的無限過程”。而且，我們可以發現，在某一特定歷史時期，對人與自然的認識不是唯一的，我們所討論的只是特定歷史時期的主導觀念。
因而，各個階段的文藝創作并不是只有唯一模式，而是多彩紛呈。人與自然的關系，歷來是文學的根本內容之一。以人與自然關系的變遷為主線來考察文藝創作，給我們文藝研究提供新的范式。但我們也不可對此過分地強調，畢竟，“平衡、健康發展的文學及其批評至少要全面反映人本身、人與人\\( 人與社會\\) 、人與自然的關系”\\( 王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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