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心理語言”由 Pinker（ 1994: 8） 首次使用。之前，Fodor（ 1975: 3） 提出過“思維語言”.兩者都是指人在思維過程中所使用的不同于自然語言而近似于計算機機器語言的一套內在、特殊的符號系統。由于前者已廣為學界接受，本文采用它來指代這一符號系統。
該假說面世以來，在 Fodor 本人及其追隨者如 Pinker（ 1994:8,2007:22） 等的不斷豐富完善下，逐漸發展成為一套較為成熟的理論。在 20 世紀 80 年代語言學認知轉向的大背景之下，不少語言學家想當然地認為，心理語言是與自然語言相對應的、存在于人腦中的先天語言機能。
甚至有學者基于此假說擬定出理論框架對語義問題進行解讀，如洪流、吳桂霞（ 1998） 、李俠、郭巧懿（ 2010） 、O'Brien、李淑靜（ 2013） 等。盡管該假說曾引起一些爭議（ 高新民 1995） ,然而迄今為止，尚未有對該假說進行證偽的嘗試。有鑒于此，在簡要介紹語言認知觀以及心理語言假說主要內容的基礎上，本文擬從三個方面對其進行證偽，以揭示心理語言的虛妄性。
2. 認知語言觀及心理語言概說
語言認知觀的濫觴可以追溯到古希臘，與之有關的學術思想在亞里士多德的著述中已有所體現。自亞氏以降直至中世紀，哲學家大多認同語言的認知觀，即語言只能在人類的心智中得以體現。Hobbes（ 1651） 在其所著《利維坦》（ Leviathan） 就提及“心理話語”.他指出，言語的用途就在于將心理話語轉換成言語，將思想轉換為文字（ 轉引自 Burchfield 1985:1） .無獨有偶，索緒爾亦流露出類似思想。在論述語言的存在形式時，他（ 1980: 41） 明確指出，語言是以許多儲存在每個人腦子里的印跡的形式，存在于集體話語之中； 有點像把同樣的詞典發給每個人使用，所以語言是每個人都具有的東西，同時對任何人又都是共同的，而且是在儲存人的意志之外的。不難看出，語言的認知觀在索氏這里已經初現端倪。
必須指出的是，盡管亞里士多德、Hobbes、索緒爾的著述中都流露出語言認知觀，但是他們只是強調語言與人類認知活動之間存在一定程度的關聯，他們從未明確提出過存在一種跟自然語言完全對應的心理語言。
現代意義上的認知語言學轉向出現在 20 世紀下半葉，其標志為喬姆斯基對實用主義和行為主義的批判。喬氏（ 1959） 認為，人類語言的產出與理解，遠非 Skinner 所謂的刺激與反應這般簡單； 無論是刺激還是反應，均取決于人類大腦中的認知機能； 語言究其實質是大腦內部的心智語言，而非說話人所操的某種外部語言。這為心理語言的產生做出了鋪墊。
Fodor 的貢獻在于明確提出心理語言這一術語，將該假說清晰地呈現出來。心理語言存在的根據來自于其對人們習得第二語言的經驗的思考（ Fodor 1975） .他認為，學習者要想習得第二語言，必須借助母語詞匯來表達第二語言詞語的意義。如若不然，學習者則根本無法習得除母語之外的其他語言。依此類推，他認為人們在習得母語時也是如此，也必然依賴某種語言。他把這種語言稱作心理語言，即人們與生俱來的先天語言，具有普世性的、對所有人類都通用的語言。Fodor（ 1975） 斷定，人們表達思想、傳遞信息的過程，就是先借助心理語言構成話語，然后再將心理語言翻譯為其所實際習得的話語的過程。
3. 關于心理語言的虛妄性
3. 1 質疑一： 心理表征無法界定
心理語言假說的核心是心理表征實在論。假說認為，心理語言具有一套完整的心理表征系統，就如同人類的自然語言具有完整的詞匯系統一樣。心理表征與人類所使用的自然語言的詞語之間，構成所指與能指的關系。
此觀點頗受詬病，因為心理表征作為本體根本無法界定。
首先，作為心理語言的建筑材料，如果心理表征本身也是一種能指符號，那么它將不可避免地處于兩難之中（ Teubert 2010:48） : 一方面，自然語言的詞語與其對應的心理表征的關系儼然就是用一種符號指代另外一種符號的關系； 另一方面，作為自然語言詞語所指的心理表征，當其本身也充當能指符號時，其所指到底為何物，我們無法知曉。不過，既然心理語言已經脫離自然語言所使用的語境，作為心理語言建筑材料的心理表征就肯定不可能再指代客觀世界中的具體事物。索緒爾（ 1980: 101） 對語言符號的有關闡述有助于管窺心理表征所陷入的窘境。在《教程》中，語言符號被定義為兩面的心理實體，其中音響形象為其能指，概念為其所指，如圖1 所示。比照索氏的做法，作為心理語言建筑材料的心理表征的能指與所指大致可以呈現為圖 2.顯然，心理表征作為心理語言中的詞語，也必然既有能指又有所指。即使我們姑且認同心理表征的能指是心理表征本身，其所指也必然是另外一個層次的心理表征； 而另外一個層次的心理表征也必然有其能指和所指，其所指將只能是在另外一個層次之外的層次中的心理表征。如此一來，心理語言就不可避免地陷入指稱的無限循環、無限后退之中（ Derrida 1988: 58） ,無法脫身。鑒于我們對第一層次的心理表征尚且知之甚少，對第二層次心理表征的了解必然更為模糊，恐怕只能憑主觀臆測斷定其所指； 而主觀臆測對于揭示心理表征的本質絕無助益。
其次，如果心理表征不是符號，那么它將只有內容而沒有形式。果真如此的話，除自我指稱之外，它將無法指代任何其他事物。換言之，與自然語言中的詞語所對應的心理表征必須與其所指代的客觀世界中的事物一模一樣，自然語言中的某個詞語只能與相應的心理表征一一對應，在詞語與心理表征之間不存在一對多或多對一的情況。
而這與語言的日常使用相悖。雖然完全同義詞比較罕見，但并非完全沒有。醫學術語中就有不少完全同義詞，比如caecitis 和 typhlitis （ Ullmann 1972: 141） ,appendectomy 和appendicectomy（ Riemer 2010: 161） 等。這種多個詞語對應同一個心理表征的現象正是心理語言假說無法逾越的難題。假若自然語言的詞語和心理表征一一對應，那么同義現象根本沒有存在的可能。
有關兩者一一對應的說法，還可以從以下兩個方面予以反駁。一方面，不同自然語言體現的心理概念不同。
在翻譯過程中常常為找到對等詞而一籌莫展即是明證。
譬如，甲語言由一個詞語表達的概念在乙語言中必須借助詞組或短語才能確切表達，如德語的 schadenfreude（ 幸災樂禍） ,他加祿語（ Tagalog） 的 gigil（ 看到漂亮東西情不自禁要擰一下的沖動） .類似例子俯拾皆是，不勝枚舉。
另一方面，若兩者一一對應，那么隨科技進步及社會發展應運而生的新詞如 glocalization（ 全球本土化） 、carbu-retor（ 化油器） 等則無法得以合理解釋，因為心理概念總是滯后于新詞。此外，Fodor 的心理表征假說僅僅關注孤立的詞語的意義，對語境對詞義的影響視而不見。而這明顯有失偏頗。眾所周知，由于一詞多義現象的普遍存在，脫離語境而孤立存在的單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空虛的，缺乏確定的意義。甚至連 Fodor（ 1998: 28） 本人也對內在心理概念提出過懷疑。他坦承，哪些概念是先天的，哪些是后天的，他自己也不甚了了。此外，他的心理表征整體說，即心理表征是渾然一體的實體并且無法再度細分，在認知語言學內部也遭到普遍質疑。Wierzbicka（ 1996: 36） 曾指出，在心理表征的層次之下，存在著更小的語義基元，它們的排列組合構成更復雜的心理概念。
3. 2 質疑二： 心理表征與意義表達脫節
上文從本體論上對心理表征進行了證偽。本節將反駁心理表征與意義表達的直接聯系。即使承認心理表征的本體地位，它們也無法直接參與到意義表達的過程當中。這是因為，既然是它們是心理語言的建筑材料，那么它們就必然有相應的物質外殼。如果此推理成立，那么心理表征的物理外殼，就目前科技水平推斷，只能是大腦的活動狀態。大腦是語言產出和理解的所在，不但人所共知，而且不容置疑。既然語言的產出和理解都必然涉及意義，大腦的狀態就應該能夠對意義做出解釋。然而，若就此認定有意義的語言運用與無意圖的大腦狀態可以完全等同，則大錯特錯。這是因為意義的產生過程異常復雜，涉及到三個層面，分別是意圖層面、算法層面和執行層面（ Marr 1982:25） .表達意義的意圖層面處于最高層面，而作為心理表征物質外殼的大腦狀態則處于最低層面，與意圖層面之間橫亙著一個算法層面。Marr（ 1982: 36） 以電腦下棋程序來說明意義產生過程中所涉及的三個層面。第一層面是解釋的意圖層面。電腦可以說是按照象棋的規則實施下棋的行動，并以贏得比賽的勝利為目的。就像人類有信仰、意圖和欲望一樣，因為電腦的程序完全是由程序員編寫而成，在運行過程中必然反映程序員的意圖。
第二個層面是算法層面，主要涉及驅動電腦來實施下棋的行為的程序。這個層面的程序將來自意圖層面的意圖轉化為具體的算法，即程序。同一種意圖在算法這個層面會有不同的體現，但是不管算法如何千差萬別，不管是飛車跳馬還是丟卒保帥，其意圖卻是一以貫之的，那就是獲得比賽的勝利。
第三個也是最低級別的一個層面，是執行層面。這個層面的運作體現了第二個層面算法規則的具體方法。
正如第一層面某一意圖會在算法層面實現為多種算法一樣，第二個層面的一個算法會在第三個層面，即實際的物理層面上，有多種實現方式。譬如，文件存儲介質的變化就可以為此提供很好的闡釋。在電腦問世之前，存儲信息的介質僅僅限于竹簡、布帛、紙張等。隨著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電腦的信息存儲已經完全擺脫了傳統的介質，除電腦的硬盤、優盤之外，還出現了云存儲。盡管其介質千差萬別，所有這些介質都達到同一個存儲數據的目的。這種算法與具體執行步驟的差異也可以比作戰略與戰術的差異。戰略宏觀，戰術微觀。算法和執行步驟的差異可以借用名將不言兵、名醫不言藥這些名言進行概括。名將之所以不言兵，是因為戰場上情況瞬息萬變，調兵遣將不能拘泥于兵法； 名醫不言藥，是因為病人的體質千差萬別，不加區分地將同一種醫療方案運用于不同的患者，不但往往與疾病無補，而且常常造成醫療事故。雖然意圖層面和算法層面都是為取得治愈病人、克敵制勝的目的，但是在具體執行層面卻是變幻莫測，無法拘泥于任何成規和套路。
換言之，執行層面的種種行為與意圖層面的意圖、算法層面的算法絕非一一對應； 恰恰相反，執行層面與意圖層面的關系是難以捉摸的。
由于執行層面上存在著大量可能的物理實現方式，第二層面就有必要對其進行抽象。同樣地，第一層面的意圖也必須要對第二層面的算法進行抽象。與我們關系最為緊密的是意圖層面，我們所關注的是電腦為何如此運行。第二層面的算法和第三層面的物理實現僅僅是無意義的行為序列，其意義我們根本無從考察。只有意圖才有可能被賦予意義。
電腦的下棋程序如此，人類使用語言傳遞意義的過程也是如此，同樣要經過意圖、算法和執行三個層面。大腦神經皮質的活動狀態屬于最低的執行層次，揭示其活動狀態只有助于了解語言在大腦中的執行方式，卻不能揭示將語言執行與語言使用者的意圖聯系起來的更高層次的聯系機制。作為心理表征的物質外殼，大腦神經皮質的活動狀態只是最低的執行層次，與說話人的意圖相去甚遠。
此外，意圖層面與執行層面之間并非一一對應，若將二者混為一談，則必然犯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錯誤。這是因為一方面，不同意圖在執行層次上可能由同一個操作來實現； 另一方面，同一個意圖在執行層次也可能體現為不同的操作。正如象棋中的規則與具體操作一樣，棋手的意圖是贏得比賽的勝利，其算法體現為遵守象棋規則，而其實際操作則千變萬化、無法預測。索緒爾將語言活動比喻為下棋，其精辟之處可見一斑。心理表征就好比下棋所用的棋子，其數量是有限的，但是其背后隱藏的意圖則是無窮無盡的。
3. 3 質疑三： 心理表征本身的意義從何而來
關于心理語言，另外一個難以回避的難題是心理表征的意義問題。即使我們認同“心理語言的確存在”這一假設，但是，對于“心理表征的意義從何而來？”的問題，我們仍然無法做出令人滿意的回答。
眾所周知，意義是作為語言使用主體的人們相互交流的產物。因此，意義絕對不可能也不會孤立地、憑空地產生，而是必然涉及到諸多因素。李福?。?2007: 61-63） 指出，意義的產生涉及到五個要素，分別是對象、概念、符號、使用者和語境。雖然在有些語境下，五個要素的參與程度可能會有所不同，某要素可能被突出、被前景化，某要素可能被隱藏、被背景化，但是質而言之，五個要素對于意義產生都有貢獻，缺一不可。
在意義產生的過程中所涉及的五個要素里面，概念相當于心理語言假說中的心理表征。其他四個要素中，我們能夠斷定與心理表征產生關聯的要素僅有符號和使用者兩項： 符號就是心理表征在語言中的載體，使用者就是具體使用心理表征的人。然而，由于心理表征的意義運算完全局限于在單子個體的頭腦之中展開，對于心理表征之所賴以獲得意義而必然涉及的對象、概念和語境等其他三個要素，我們則根本無法確定，亦無從知曉。因此，心理表征的意義如何獲得，對于人們來說是徹頭徹尾的黑洞，沒有任何可及性可言。
4. 結束語
心理語言假說是人類為探討大腦的語言機能而提出的天才假設。它的提出的確激發了語言學家、心理學家以及認知科學家等對大腦的語言處理機制進行研究的熱情。
然而，由于該假說本身存在的若干缺陷，心理語言終歸是假說而已。本文在對心理語言假說深刻反思的基礎上，從三個方面對心理語言進行證偽，有助于引發學界對人類大腦處理語言的運作機制進行更為深入的思考和探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