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西（Mary Hesse）和羅蒂（Richard Rorty）是20世紀后半期較早自覺對邏輯實證主義進行批判和反省的哲學家，他們都明確反對邏輯實證主義對理論語言和觀察語言的區分，反對科學知識是對實在的準確表象。海西對邏輯實證主義的狹隘的知識概念進行拓展以擴展知識的適用范圍，而羅蒂則在保持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知識的嚴格定義的同時，肯定人類的其他話語體系有著獨特的不可替代的價值。在兩種不同的對邏輯實證主義的批判和反思路徑下，并且在哈克（Susan Hack）的主持下，海西和羅蒂圍繞隱喻是否具有認知性這一論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論辯。海西和羅蒂都明確將自身的立場和傳統的修飾隱喻觀區分開來，他們都否認隱喻可以還原成相應的字面陳述。但是對于隱喻陳述的不可還原的或不可轉譯的內容是什么，它如何在知識更新和社會進步過程中發生重要作用，海西和羅蒂給出了不同的回答。

在這場論辯中，一方面海西和羅蒂從不同的角度對隱喻的非修飾性進行了論證，從而加深了我們對隱喻獨特價值和運作機制的理解，另一方面則映射出了邏輯實證主義的知識理論的局限性及某些可能的修正。

一 從共相到家族相似：海西對隱喻認知性的論證\ue5d2\ue5cf

海西是英國著名女性科學哲學家，她以女性哲學家的柔和和敏感的心靈特質，在西方科學哲學界較早對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知識的演繹特征的說明提出了批評，她認為我們的理論解釋和世界相比永遠是一種近似符合的關系，科學理論并不是對世界真實結構的揭示。但海西又不愿像羅蒂那樣徹底走向工具主義‘她承認獨立于人類的客觀世界的存在，甚至承認世界本身具有一個真實的結構，盡管我們永遠無法達到。因此海西就在對邏輯實證主義的強實在論（strong realism）進行批判的同時，與羅蒂的工具主義自覺保持距離，從而走向了一種溫和的科學實在論（moderate scientific realism）。在這種溫和的科學實在論的基礎上，海西繼承了布萊克關于隱喻的相互作用理論，她斷言所有的語言都是隱喻性的，隱喻是認知性的，在科學知識的進步過程中具有重要的作用。海西是從思考我們的科學理論、科學解釋與世界的關系出發的，這一關系是語言和世界關系的表現。語言和世界是一種什么樣的關系呢？理想的語言和世界的關系應該是早期維特根斯坦在《邏輯哲學論》中所描述的：語言和世界因為共同的邏輯形式而同構。海西認為，不管是16世紀的現代自然科學，還是20世紀的邏輯實證主義，在他們對理想語言的追尋背后都潛藏著亞里士多德的共相世界觀。

在亞里士多德看來，自然中的所有的對象都被分成固定的、有限數量的不同自然種類（natural kinds），每一種自然種類中的對象都由共同的本質（essence）來限定，自然種類相互之間通過種差（differentiae）相互區分。我們要想了解一個對象就是要認識到它的本質和它與其他自然種類的種差，比如，“人是兩足無毛的理性動物”.亞里士多德不關心自然種類內部之間的個體差異，因為這些個體差異都是偶然的，我們對之不會形成必然性的知識，也不會幫助我們真正認識這個個體，比如人的眼睛是黑色的還是棕色的、人的頭發是金黃色的還是黑色的，等等。這些個體差異的變化并不會對自然種類的本質和劃分造成影響。

正是因為這種共相世界觀的影響，所以從亞里士多德開始，人們總是把隱喻看作對語言標準用法的一種偏離，人們相信語言的標準用法和世界本身是一一對應的關系，所以我們可以用這種標準的、字面的用法表達我們關于世界的真理。當代隱喻研究的學者都有意識地對傳統哲學的偏見進行了批判比如約翰遜把這種偏見稱之為“字面真理范式”（lietral-truth paradigm），并對之進行批判。[1]海西則把傳統哲學的這種偏見稱之為“字面的神話” （myth of literal）或“字面語言的優先性” （primacy of literallanguage），并且認為這種偏見在說英語的語言哲學中尤其明顯。字面語言何以取得對隱喻語言的優先。性的呢？海西認為這個過程和當代自然科學的興起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早期的經驗主義者把科學經驗和科學知識看作所有經驗和知識的模型。因此對科學的認識論分析就成為對所有語言、所有知識表達式和所有背景下的信念的分析。所以海西試圖取消字面語言的優先性，她認為隱喻和字面語言一樣可以用來傳遞知識。

亞里士多德的本質主義的共相世界觀在20世紀后半期受到了嚴重的挑戰，尤其是在普遍術語和自然種類的關系上受到了維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說的挑戰。在亞里士多德看來，某一個普遍術語何以能夠成為對這一自然種類的所有成員的命名，是因為它們具有共同的本質，比如“人”,某一個個體是否可以算作“人”這個自然種類的一員，就看他是否具備“理性動物”這一人的共同本質。在海西看來，這種命名是對某一自然種類所有成員豐富特性的簡單化處理，很難說是準確的，并且某一自然種類是否具有共同的本質這一點也是可疑的。正如維特根斯坦在《哲學研究》中令人信服地指出，可以歸于“游戲”這個名稱下的各種活動其實并不具有共同的特征，各種活動之間分別具有一定的相似性，這種相似性形成了一個鏈條，使得這些活動雖然不具有共同的特征，卻能夠因為家族相似的親緣關系而被歸于同一個名稱之下。

在亞里士多德的共相和自然種類世界觀中，術語被認為是準確適合于所描述的對象的，但是經過家族相似分析，普遍術語對對象的描述依賴于個體之間的各種相似性和差異，并不是一個準確吻合的關系。這種語言觀的轉變使得語言和世界的關系發生了改變，因而也將導致知識論的轉變。在嚴格的符合論中，一個語言表達是否具有真值要看其是否與實在相吻合，而隱喻性表達不具有確定的意義，所有隱喻性表達不具有真值，因而也就不能傳遞關于世界的信息。但是經過家族相似的分析之后，語言和世界不再存在嚴格的符合關系，所以如果我們繼續將真理限制在嚴格的符合論和演繹推理中，那么不僅隱喻性表達不具有真值，任何語言表達都將不具有真值，所以我們必須對我們的真理和扣識進行改造。

世界中的對象是以個體的形式存在的，當我們用普遍術語去描述一個個體的時候，我們會忽略這個對象所具有的豐富屬性，從中挑選出符合我們實用目的的某一特性。在此意義上，任何語言在對世界進\ue5d2行描述的時候，都只是一種片面的、近似的描述，都會使得對象所具有的信息內容出現減損。世界是客觀的世界，但知識卻不是對世界的準確表象，而是一種忽略其豐富性和多樣性的抽象?；谶@種語言和世界的關系，海西提出了 “所有的語言都是隱喻性的”（all language is metaphorical）這一基本論斷。所有的語言都是隱喻性的’但這一論斷并非廣為人所接受。浪漫主義詩人最早喚醒我們去注意隱喻在語言中的普遍存在比如，浪漫主義主要是從語言的起源來進行論斷的，海西的論斷不是基于語言起源的歷史根據而言，而是基于語言的深層語義特征而言的。

海西這一論斷所對應的反題是“有些語言是字面性的”,而不是“所有的語言都是字面性的”.海西把這種承認“有些語言是字面性的”觀點稱之為字面主義語言觀（literalist view of language），即“把語言看作一個理想的具有固定意義的靜態系統，這個系統建立在固定的句法和語義規則基礎上”[3].字面主義語言觀將我們的語言分為字面和隱喻兩部分，其中字面語言是固定的、單義的，是對對象的直接命名；而隱喻是一種借用和偏離，是將原本屬于他物的名稱用來指稱此一事物，隱喻性語言是含混的、不確定的，是演繹推理和知識表述應該加以避免的，“因為隨時間或語境改變‘意義的語詞無法成為不管在任何邏輯體系中都可以確認和替換的形式要素。并且，這使得等價和蘊涵的邏輯關系無法運行”[4].這種語言觀認為我們所使用的語言中有一部分是對對象的直接和準確表象，另一部分則不然。

但是經過語詞和事物關系的維特根斯坦式的家族相似性分析，我們知道并不存在這樣一種準確把握事物本質的字面語言，所有的語言和對象都是一種近似的關系。所以，海西指出：“根據這種家族相似性分析，基于對象之間的相似性和差異基礎上的意義的隱喻轉換在語言中是普遍存在的，不是偏離，并且隱喻的某些機制對于任何描述語言的意義來講都是本質性的。這就是’所有的語言都是隱喻性的這個論題目前所意味著的東西”[5].

戴維森認為隱喻性陳述不能傳遞任何關于對象的信息，是非認知性的。海西認為隱喻性陳述和字面陳述一樣具有指稱和真值，并且意在傳達關于指稱對象的信息。海西在探究隱喻的指稱過程中，提出了隱喻在認知性方面的要求。

布萊克認為隱喻陳述有兩個不同的對象，即首要對象（principal subject）和次要對象（subsidiarysubject），隱喻陳述的意義是兩者相互作用的結果。[6]海西把布萊克關于隱喻的一般說明應用到關于科學研究所使用的模型的說明上來，海西強調科學研究所使用的模型正是隱喻在科學研究過程中的具體應用。與布萊克關于首要對象和次要對象的區分相對應，海西把這個區分稱之為首要系統（primarysystem）和次要系統（secondary system），在科學解釋中，首要系統就是被解釋項領域，這個被解釋項是通過觀察語言或為人們所熟悉的理論語言描述的；次要系統就是解釋項。比如，“聲音是以波的運動形式傳播的”,其中“聲音”就是首要系統，而“波”就是次要系統。

模型和隱喻的指稱是什么呢？乍一看是首要系統，海西也認為答案正是如此。但是相互作用理論對于我們將隱喻的指稱和首要系統等同起來會造成一定的干擾。因為根據相互作用理論，在隱喻中，我們通過次要系統去研究首要系統，并且使首要系統發生改變。比如在“人是狼”的隱喻中，人似乎更兇殘了。在“地獄就是冰湖”中地獄似乎更冷了；在聲波模型中，聲音似乎更富有振動性了。也就是說，在隱喻或模型中我們是以一種“變化”或“變形”的方式來看首要系統，如果我們認為隱喻或模型的指稱對象就是首要系統，那么我們如何證明我們以一種“變形”的方式所看到的對象就是事物本身（首要系統）呢？

海西首先反駁了兩種反對隱喻或模型是對首要系統的指稱和描述的論證：

第一種反對意見就是將詩學隱喻（poetic metaphor）和科學隱喻（scientific metaphor）混為一談，不加區分，從詩學隱喻不受邏輯規則約束的特征出發，認為隱喻都是形式上相互沖突的表達，這些表達\ue5d2不符合邏輯規則，因而不能被看作對對象的真正描述，所以也就不能將隱喻的指稱等同于首要系統。海西認為詩學隱喻和科學隱喻有著本質的不同，我們應該加以區分。海西自己也承認在詩學語境下，談論和分析“隱喻性真理”確實是很困難的事情，所以她放棄了對詩學隱喻認知性的要求。但是她認為科學模型即便不是完全演繹性的，也是需要遵守一定的邏輯規則的，科學隱喻和詩學隱喻有所不同‘這些不同的地方恰恰使得科學隱喻可以滿足理論對邏輯規則的要求。也就是說，科學隱喻的使用和詩學隱喻相比要更加服從邏輯規則的要求，所以海西指出，“因此它們的真理標準，盡管不是嚴格形式化的，至少要比詩學隱喻情況下更清楚”[7].所以海西進一步將文學作品對隱喻的使用和科學理論對模型的使用加以區分，她認為科學模型的目的在于發現一種“完美的隱喻”（perfect metaphor），它的指稱就是被解釋項領域，而詩學隱喻從邏輯融貫性和延展性上來看是不完美的（inlperfect）。

第二個反對意見是“如果關于科學隱喻或模型的相互作用觀和隱喻的指稱就是首要系統’這種觀點聯合起來，就意味著關于首要系統的字面的觀察描述具有意義恒常性這一論題是假的”[8].海西認為，“對于首要系統的字面的觀察描述具有意義恒常性”這個論題本身就是假的，應該予以拋棄。根據我們前面關于語言和對象之間僅僅具有家族相似性的說明，觀察描述和對象并不是嚴格的演繹關系，每一次科學革命都會改變觀察描述和對象之間的關系。

所以海西認為科學模型一方面在世界中有真實的指稱對象，這個指稱對象就是首要系統；另一方面當我們用來自次要系統的理論模型對首要系統進行描述的時候，這個描述本身還要受到來自世界的反饋循環的檢驗，因此并不是任意的和主觀的，而是有著客觀的真假標準的，所以模型是有真值的。海西認為科學模型和字面描述一樣具有真值和指稱，因而是認知性的，是科學進步的重要工具和手段。

二 從原因到理由：羅蒂對隱喻非認知性的論證

邏輯實證主義將全部理論陳述分為理論命題和觀察命題兩類，其中所有的理論命題都可以還原成觀察命題，從而從世界獲得真理性的支撐和證據。在邏輯實證主義的這種知識論畫面中，一方面它表達了人類對于知識作為觀念系統的純粹主觀性的不滿，除非這種觀念得到了來自世界的印證，否則我們就無法確證其真理性；另一方面世界在理論陳述面前具有了最后的和終極性的判決地位，這使得我們可以參照世界來對理論陳述進行逐一檢驗。邏輯實證主義的這種證實主義知識理論關于世界在證成知識過程中的作用的說明在20世紀后半期受到了巨大的挑戰：一方面漢森的觀察負載理論的說明使得人們意識到，我們不可能擺脫我們所擁有的本身是一種分類體系的語言去進行純粹客觀中立的經驗描述，另一方面蒯因和戴維森關于知識的整體性的說明也表明我們的理論本身具有很強的自主性，世界和理論并不是一一對應的直接決定關系，我們的經驗預言往往是多個知識陳述合取的結果，所以我們可以有多種選擇來應對世界的挑戰。羅蒂對傳統哲學的表象主義的鏡式反映論的批評進一步加深和促進了邏輯實證主義知識理論的崩潰。

戴維森的非還原的物理主義世界圖景將后康德哲學在自我和世界之間所設定的多重關系簡化為單義的因果關系，用一種整體論的方式來說明我們的知識和世界直接的關系?；诖骶S森這種簡化后的世界模型，羅蒂考察了兩種常見的關于自我和世界之關系的主張：第一種是常識的觀點，“世界可以使我們有理由相信一語句為真”[9],比如當我們看到一只貓坐在墊子上，然后斷定“一只貓坐在墊子上”這個句子為真。在常識看來，我們對世界的觀察對于我們的論斷而言顯然是充分的。第二種是像邏輯實證主義者這樣的知識論者，主張“世界自動自發地將自己分裂為很多具有語句形式的碎塊，叫作事實‘”.[w]在維特根斯坦看來，世界是由事實組成的，復合事實分解為原子事實，原子事實是對象的基本存在狀態，我們的語言由于與世界同構，所以原子事實就能直接為原子命題提供證據，我們可以根據原子命題是否與原子事實相符合來為知識大廈奠定最初的堅實基礎。羅蒂認為第一種作為未經反思的日常見解無足輕重，但是第二種觀點則蘊含了要求世界作為知識的理由的結論。羅蒂認為，世界本身給我們提供的只是盲目的因果刺激，我們的語言在特定的時期會形成特定的關于事物的分類體系（這個分類體系并且處于不斷地變化過程之中）；世界并不以“事實”的方式存在，直接成為知識的理由，當我們用語言對世界進行描述的時候，在某種意義上已經是在對所描述的對象進行分類了，這個分類體系本身是我們所具有的復雜的信念之網的一部分，我們如何陳述、如何分類是由我們的信念之網來決定的。

在這個意義上，世界經過了過濾和緩沖，世界本身是沒有真假可分的，真假是句子的屬性，所以世界本身從來不是以事實的方式存在的，因而并不能直接證明我們陳述的真假。因此，羅蒂區分了世界和我們信念之間的因果關系和我們知識體系中信念之間的證成關系，他批評邏輯實證主義者們混淆了這兩種關系。

羅蒂認為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理論和世界的描述是由視覺在我們的感官系統中的突出地位所造成的，視覺造成了一種我們與世界直接面對面的假象，從而忽略了我們觀念的自主性和整體性。羅蒂認為如果我們嘗試用聽覺隱喻取代傳統哲學的視覺隱喻來理解我們的語言、知識和世界，將會給我們帶來很多有益的啟發。譬如隱喻，傳統的觀點是典型的基于視覺隱喻來理解隱喻本身的，通常認為隱喻是一種把某種東西看作另一種與眾不同的東西，因此來達到不同的語言表達風格，其實并不具有嚴肅的價值。羅蒂認為隱喻并不只是一種看待事物的不同視角，它更像一種“陌生的聲響”（unfamiliar noises），來自心靈的信念和欲望之網外部的“召喚”.“陌生的聲響”和“召喚”雖然無法得到直接的應答，但是它會對我們的信念和欲望之網構成挑戰，在我們嘗試理解這些“陌生的聲響”和“召喚”的過程中，不僅實現了知識體系的更新，還會帶來社會的進步。羅蒂借助于這種聽覺隱喻對隱喻的非認知性作出了重要的論證：

第一，隱喻是邏輯空間之外的聲音。邏輯空間是羅蒂從塞拉斯那里借用的一個概念，邏輯空間是和世界中的因果律領域相對應的，是我們知識表達的框架和條件。如果說我們的心靈是信念和欲望之網的話，知識就是能夠進入這一網絡中的信念，知識的更新就意味著信念的改變。羅蒂認為我們有三種方法可以改變既有的信念，分別是：知覺、推理和隱喻。就知覺而言，“我”打開門看見一個朋友正在做某種驚人之事的知覺，就使得“我”改變對他的舊信念；就推理而言，通過各種證據，“我”認識到“我”所信任的朋友原來是一名殺人犯，所以“我”要改變對他的信念，并重新考慮我們的友誼。這兩種信念的改變都是在原有的邏輯空間中進行的，如果說原來的邏輯空間就是一種對世界進行分類的方式的話，知覺和推理就相當于在邏輯空間所區分出來的各種小格子里填充經驗的材料。如果對信念的改變只有這兩種方式的話，那就意味著我們的邏輯空間是固定的，因此我們的知識的邊界條件是固定的，我們就必須滿足于既有的語言和知識框架。羅蒂認為，除了知覺和推理對信念的改變之外，隱喻是第三種也是最重要的改變信念的動力，也正是這個動力，才能打破邏輯空間的封閉性，因為“獲得真理并非始終就是把材料置人預設的框架中”[11].隱喻是對既有的分類體系的錯置和調整，如果原來的分類體系對事物的分類就如同一個個的小格子的話，那么隱喻就意味著這個新的觀念無法被歸之于傳統分類體系的任何一個格子之中。比如當哥白尼提出“地球圍繞太陽轉”的時候，這一觀念就對中世紀的神學世界觀構成了挑戰，在應對隱喻的這些挑戰的過程中，我們被迫改變原有的分類體系，以便將這一新的觀念容納進來。因而羅蒂認為，“隱喻乃是來自邏輯空間外面的聲音（voice），而不是填充空間的某一部分的經驗活動，也不是對這個空間結構的一種邏輯哲學的澄清。它是一個要求改變一個人的語言和生活的召喚，而不是一個有關如何把它們系統化的綱領”[12].

第二，隱喻是一種陌生的聲響（unfamiliar noises）。如果說隱喻是邏輯空間之外的聲音的話，那么就意味著還有很多聲音在邏輯空間之內。邏輯空間內外的聲音的區分就是我們通常在字面（the literal）和隱喻（the metaphorical）之間所作的區分。羅蒂認為字面和隱喻的區分“不是兩種意義的區分，也不是兩種詮釋的區別，而是對雜音和記號之熟悉用法和陌生用法（familiar and unfamiliar）的區分”?.

羅蒂之所以作出這樣的區分，是因為在他看來，隱喻的字面化過程是一種偶然的過程，就如同硬幣磨去花紋變成普通的金屬一樣，能夠實現這一過程的只能是通過使用。羅蒂將隱喻的字面化過程建立在盲無目的的使用基礎之上，除了等待和頻繁的使用之外我們別無他法，這背后隱藏的是羅蒂對隱喻和來自私人領域以及邏輯空間之外的聲音的警惕。羅蒂是保守主義的，但并不是封閉的，所以他還要為隱喻進入邏輯空間留下通道，這個通道就是當隱喻從一種陌生的聲響經過反復的使用逐漸為人所熟悉、所接受，這個隱喻就開始死去，就完成了從隱喻向字面的過渡。

為了更好地說明字面和隱喻的區分，羅蒂繼續使用聽覺隱喻的類比。他認為從字面到隱喻就好比是我們對聲音的理解從完全陌生的聲音到熟悉的聲音的過渡一樣，完全陌生的聲音讓我們注意到某件事情，但并不能傳遞明確的信息，而熟悉的聲音則不一樣，我們不僅聽到這種聲音，還從這種聲音中接收到某些明確的信息。羅蒂對聲音進行了一個頻譜（spectrum）分析，目的在于表明對這一頻譜的穿越恰如從隱喻到字面的過程。

羅蒂所列舉的這個聲音的頻譜如下：（1）鳥叫；（2）詩歌片段；（3）死隱喻；（4）悖論。按照羅蒂的分析，鳥的叫聲是一種自然的聲音，是非語言的存在。但是在我們對這種聲音的應對中，我們發現了一種新的鳥類；詩歌片段是活的隱喻，這些活的隱喻擴大了我們談論的方式和范圍，甚至影響了我們的生活和行動。但是在這種詩意的描寫中，人們不能說“從葉芝這里獲得了信息”[14],活的隱喻和鳥叫一樣都只具有自然的意義；從（2）到（3），從活的隱喻到死的隱喻，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跨越了自然意義和非自然意義的界線，也就是說跨越了語言和非語言的界線，死隱喻巳經成為語言的一部分，可以用于傳遞信息和表達知識，因而也就具有了非自然的意義；（4）是一些看似無法成立但在某一種具體的話語中卻可以得到證明的棒論，“沒有最大的集合”在數學話語中可以得到證明，“意義并不決定指稱”在弗雷格的語言哲學中會得到證明。當聲音經歷從（1）到（4）的變化過程，這個過程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聲音從自然的意義變成了非自然的意義，從因果性網絡進入了信念的證成網絡、從非語言進入語言，以及從詞匯表之外進入詞匯表等等。

在羅蒂所接受的戴維森的非還原的物理主義的世界圖景中，我們所具有的知識就表現為一種彼此融貫一致的信念體系，知識仍然要受到世界的約束，但是世界對知識所構成的是一種因果性的限制，并不能直接證明我們信念的真假。羅蒂區分了知識的兩種限制條件：一種是世界的因果性限制，一種是其他信念的證成性限制，也就是說信念和世界之間是一種因果的關系，而信念和信念之間是一種證成的關系。因為羅蒂將隱喻排除在語言范圍外，所以隱喻和知識的關系就成了一種因果性的關系。羅蒂認為凡是主張隱喻表達可以傳遞關于對象的明確信息、因而具有認知性質的哲學家都犯了將因果性關系混同于證成性關系的錯誤。羅蒂用上面的聽覺隱喻類比來說明’它指出隱喻之于知識就好比在森林中聽到科學分類之外的一種鳥叫聲和最終經過科學探究確定這個鳥的分類的關系一樣，鳥叫是推動我們進行科學探究的原因，我們通過科學研究所發現的各種證據以及相應的鳥類分類學的知識才是我們最終獲得對這個鳥的分類知識的理由。

三 海西、羅蒂和邏輯實證主義\ue5d2\ue5cf

在海西和羅蒂關于隱喻認知性的論辯過程中，海西、羅蒂和邏輯實證主義構成了一個有趣的三角關系。海西從20世紀60年代起就已經開始對邏輯實證主義所要求的科學理論和經驗觀察之間的演澤性關\ue5d2系提出質疑；還基于觀察負載理論的思想對邏輯實證主義關于理論語言和觀察語言的區分提出質疑；并較早地接受和傳播了庫恩的科學革命以及范式不可通約思想，認為科學知識的進步不是一個線性的累積過程。雖然羅蒂早年是一個標準的分析哲學家，但是后來在《哲學和自然之鏡》中與自身的分析哲學傳統相決裂，對于邏輯實證主義的鏡式哲學和知識論進行了批判。羅蒂認為語言并不能取代心靈成為映現世界的一面新的鏡子。

海西和羅蒂在各自將實證主義作為對手和批評的對象的同時，都指責對方實際上并沒有和邏輯實證主義劃清界限。羅蒂批評海西：“這種懷疑表明哈貝馬斯和海西與他們的實證主義對手所共有的基礎假定是何其之多海西則指出，對羅蒂而言，”意義‘被限定于字面用法中，并且是語義學的對象。

只有字面語句才能表達知識。隱喻是非認知性的言語行為，只能夠因果性地理解成不表達任何東西的噪音[16];并且“我們在邏輯經驗主義者嘗試處理科學理論、嘗試忽視歷史和理論變革的動力過程中發現了類似的東西”[17].也就是說，海西批評羅蒂和邏輯實證主義者一樣未能擺脫“字面的神話”的束縛。

海西、羅蒂和邏輯實證主義這個有趣的三角現象的形成就在于，海西和羅蒂在隱喻認知性問題上的對立實際上反映了他們對邏輯實證主義知識論的兩種不同修正方案。

海西選擇修正邏輯實證主義知識論的替代方案是歷史主義科學哲學。以庫恩為代表的歷史主義科學哲學揭示了科學知識進步的非線性累積的革命性特征，庫恩關于范式不可通約的說明也打破了知識和世界之間的符合論的關系。海西認為在邏輯實證主義對理想語言的追求背后隱藏的是亞里士多德的共相世界觀。她認為，語言和對象并不存在透明的一一應的關系，世界本身并不自動地區分為自然種類，我們用普遍性的術語去描述世界中的對象是以忽略對象的豐富特性為前提的。在這個意義上，所有的知識都是對對象所具有的豐富信息的一種簡化和抽象。我們的知識總是有限的，它在時間上是當下的，在空間上也不能涵蓋所有可能的宇宙空間。我們不能期待我們的知識可以直接描述世界的真實結構，而只能期待在知識與世界的近似符合中、在知識與世界的反饋循環中不斷增強我們的知識對世界的語言和控制能力。既然沒有同世界中的自然種類一一對應的字面語言存在，那么隱喻性的語言就因字面神話的消退而在科學知識的進步中起到重要的作用。

羅蒂選擇修正邏輯實證主義知識論的替代方案是整體主義的融貫論。從實證主義到蒯因和戴維森，科學哲學家在處理知識和世界的關系時經歷了從面對面到背靠背的轉變，羅蒂也處在這一轉變過程中。

所謂面對面，就是指邏輯實證主義者相信我們的知識最終都可以還原成觀察陳述來直接接受世界的檢驗，我們面對世界對我們的知識逐一校驗。但是蒯因和戴維森認為我們的知識是以整體論的方式來接受世界的檢驗的，我們并不是與世界面對面，而是背靠背；當世界給我們一個因果刺激時，我們并不是直接與之面對，我們的信念整體在背對世界的同時決定選擇以何種方式調整信念系統從而接受這種因果刺激，這就是所謂的融貫論。融貫論并不是要放棄世界，我們的知識畢竟是關于世界的，它要改變的是我們的知識接受世界檢驗的方式，它消除了所有自以為能夠成為知識證據的各種心外之物，它僅僅依靠自身的融貫一致來與世界互動。

在海西的修正方案中，剛性的、演繹性的、冷冰冰的知識被融化了，沒有一種知識能夠聲稱直達世界，所以我們可以基于反饋循環不斷改變我們對世界的描述，那么隱喻不過就是在這個不斷改變的過程中的一次小小的改變而已，它可以參與到我們的知識更新過程中。在羅蒂的修正方案中，從邏輯實證主義者睜大雙眼直面世界轉變到我們轉身背靠世界，知識所憑借的是內心的強大，不是世界背棄了知識，而是知識背棄了世界，所以所有能夠成為知識證據的都只能是“心內之物”,即我們信念體系中的其他信念。隱喻表達的是虛假的命題，它并不在我們的信念之內，因而是非認知性。在這兩種替代方案中，一方想要修正的是知識的剛性和冷冰冰，另一方想要修正的是“世界”的獨斷。所以，在兩種不同的認識論方案中，隱喻的認知性質有著不同的答案。在這兩種方案中，海西和羅蒂都沒有像邏輯實證主義那樣完全拋棄隱喻，都肯定了隱喻為科學所必需的特性。

最后，我們對哈克的仲裁進行簡單評述。哈克是海西和羅蒂論辯的主持人，并且事后對兩人的論辯進行了評論和仲裁，哈克的仲裁“尖銳而坦率”,并沒有對論辯雙方的任何一方表示絕對贊同。她對這場論辯的基本判斷是：“羅蒂的論題（隱喻是科學所必需的，但沒有認知意義）盡管足夠大膽和富有吸引力，但是假的；海西的論題（隱喻是科學所必需的，和字面語言一樣具有認知意義）盡管更接近真理，但幾乎毫無吸引力，并且潛在地嚴重令人誤解，因為隱喻這個概念太過寬泛”[18].哈克的裁決表面上看起來比較夸張，事實上她對論辯雙方都有很多贊許，并且存在意見一致的地方。哈克首先指出造成兩個人觀點分歧的重要原因是兩人對隱喻的界定和使用是不一樣的：羅蒂把現存的自然語言看作邊緣性的、生長性的隱喻不斷字面化而形成的，知識、道德和政治的進步都有賴于隱喻字面化的過程，所以羅蒂對隱喻的使用是非常狹隘的，專指新穎的、活的隱喻，死的隱喻、明喻和其他各種比喻性語言都被排除在外；海西從語言和世界的命名關系出發，指出我們的世界是以個體的形式而不是以自然種類的形式存在的，所以語言對世界的命名從來不是直接的和準確的，都是對事物所具有的豐富屬性的抽象和簡化，所以不存在上帝最初所給予亞當的那種字面語言，所有的語言都是隱喻性的，所以海西對隱喻的使用是寬泛的，不僅指隱喻，而且包括明喻和各種比喻性言談在內。對于隱喻是否具有認知性，哈克并沒有給出自己的詳細論述，她只是在海西和羅蒂之間做了一個簡單的折衷：“認知意義存在程度差異，并且隱喻盡管具有認知意義，但只是相對低的程度的認知意義”[19].

注釋

[1] M. Johnson, Philosophical Perspectives on Metaphor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1, p. 12.
[2]維特根斯坦：《哲學研究》，陳嘉映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第39~40頁。
[3]\ue5ce[4] [5]M. Aibib and M. Hesse, The Construction qf Reality,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148, p. 152,p. 152.
[6]M.\ue5ceBlack, Models and Metaphors,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2,pp. 44 -45.
[7]\ue5ce[8]M. Hesse, Models and Analogies in Science,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1966, p. 169, p. 170.
[9][10][13][14]羅蒂：《偶然、反諷與團結》，徐文瑞譯，商務印書館，2003,第14頁；第14頁；第14頁；第293 頁。
[11][12]羅蒂：《后哲學文化》，黃勇編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2,第28頁；第28頁。
[15] [16] [17]R. Rorty and M. Hesse,“ Unfamiliar Noises”,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 61,1987, pp. 291 292, p. 297,p. 298.
[18] [19] S. Haack,“Surprising Noises: Rorty and Hesse on Metaphor” , Proceedings of the Aristotelian Societyf 88,1987-1988, pp. 294-295, p. 295.\ue5c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