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對于以往生存于高樓深院的科學技術研究，從學術理念和行為方式兩個方面帶來了深刻變革，使其由以往以高等院校和科研機構為主體、以科學技術理論發展為導向、在科學技術研發與教育內部循環，變為現在由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的，"著力構建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對科技研發的社會組織體制進一步提出了深化改革的要求："健全技術創新市場導向機制，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要素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要"創新商業模式，促進科技成果資本化、產業化";要"完善政府對基礎性、戰略性、前沿性科學研究和共性技術研究的支持機制".所有這些關于科技研發體制及其工作方式改革的大政方針，既強調了科技事業發展必須認真遵循包括認知與價值規律、創新和傳承法則等在內的文化邏輯規范，又充分肯定了科技文化產業發展必須遵循市場法則及其資本邏輯的要求，嚴格按客觀經濟規律辦事的原則。其間最為集中的思想內涵是正確認識和處理科技研發的文化邏輯及其組織機制與資本邏輯的內在關系問題，把握資本邏輯介入科學技術研究所形成的效應。
一、資本運行與科技研發內在的邏輯關聯
廣義的自然科學體現著人對自然的理論關系和實踐關系，涵括了科學、技術兩個方面?？茖W揭示自然的內在規律，說明其何以如此、將會怎樣；技術則研發利用自然規律改造和開發自然資源的條件和手段，解決實踐中人應當怎樣、可能怎樣對待自然的問題?？傮w上講，科學文化為技術文化及其實踐性運用提供理論基礎；技術文化是科學文化的實踐延伸，為后者提供物質條件并在社會生產中實現其認識價值?，F代科學文化迅猛發展，與大機器工業生產方式以及市場經濟緊密聯系在一起，因而科學、技術的研發與運用，總是伴隨著資本邏輯的魅影。馬克思認為科學技術是首要的生產力，它們與資本的增殖和發展同時空推進。"由于資本的無止境的致富欲望及其唯一能實現這種欲望的條件不斷地驅使勞動生產力向前發展，而達到這樣的程度，以致一方面整個社會只需用較少的勞動時間就能占有并保持普遍財富，另一方面勞動的社會將科學地對待自己的不斷發展的再生產過程，對待自己的越來越豐富的再生產過程，從而，人不再從事那種可以讓物來替人從事的勞動".[1]
資本來到人世，在推動和利用自然科學技術、發展社會生產力方面起到巨大作用，令馬克思贊嘆不已："自然力的征服，機器的采用，化學在工業和農業中的應用，輪船的行駛，鐵路的通行，電報的使用，整個整個大陸的開墾，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術從地下呼喚出來的大量人口---過去哪一個世紀料想到在社會勞動里蘊藏有這樣的生產力呢。"[2]
工業革命以來的經濟發展史反復證明，憑借科學技術的不斷進步，人類才有了社會生產力一次次的根本性飛躍，才有了人類在自然界及社會生活方面一次次的偉大解放，也才有了資本運動一次次的急劇擴張。在科技文化、社會生產與資本運動三位一體的歷史發展中，科技文化為生產發展提供理論支持與實踐技術、工藝，進而為資本擴張提供新的自然可能性和財富空間，并以工具理性的文化邏輯貫通科學技術與資本運作兩個場域的精神境界。社會生產作為聯結科技文化與資本邏輯的中介，一方面為科技發展提出需要，提供實踐目標與物質手段，另一方面將資本運行的邏輯及其形成的財富力量反饋于科技文化，引導和推動它的發展。這樣，也就衍生出了科技文化與資本運作的邏輯交織。
科學、技術的文化邏輯與資本邏輯之關聯，因為科學、技術同社會經濟的聯系方式不同而互有區別。當我們把科學定義為探索自然規律本身，獲得客觀真理的活動與成果時，它與社會生產、經濟事物的關聯相對較為間接，其投入和產出，不能構成經濟等式，投入的是人財物資本，產出的是科學認識與思想理論，兩者于質于量都無法對等度量。因為這一根本差異，基礎科學的研究一般難以直接與資本邏輯對接，也不能完全產業化組織、市場化經營。它是人類公益性的而非局部群體盈利的事業，其產出成果為社會共享，其投入責任也自然由社會共擔，其價值實現具有長遠性、非加和性、不確定性、風險性，這更難以用投入產出經濟兌現的資本邏輯去運作。像宇宙學、量子力學、純粹數學、理論化學、腦科學等遠離物質生產實踐和經濟生活的科學事業，便只能由國家和非盈利機構組織社會資源投入，才能維系和推動其發展。但基礎科學文化生產這種與資本邏輯的聯系間距并不能絕然否定兩者的邏輯關聯。
馬克思曾經談到：物質生產及其經濟方式總是在不同程度上制約著科技文化的進步，一是"人的智力是按照人如何學會改變自然界而發展的".[3]
二是歷史上正是由于大機器工業生產問世，"才第一次產生了只有用科學方法才能解決的實際問題……才第一次達到使科學的應用成為可能和必要的那樣一種規模";三是在科學成為獨立的生產要素之同時，"生產的發展反過來為從理論上征服自然提供了手段".[4]
筆者從文化與資本的邏輯耦合來分析基礎科學的特征，得出如下認識。首先，科學研究的選題不是絕對自外于社會生產、經濟發展需要的。后者在歷史行進中遭遇的種種挑戰和難題，會通過生產技術、實用科學的緊張、問題突起而倒逼基礎科學研究。社會需求經過技術的倒逼而產生的科學驅動力，如恩格斯所說，比數十所大學的力量還要強大。而這種生產實踐給科學研究的"出題",常常反饋到國民經濟運行和安排的信息編程中去，一則引發企業以產學研結合方式對技術開發與相關基礎研究統籌兼顧，甚至直接進行某些方面的資源配置與資本投入，在技術產業化研發中也帶動基礎科學的研究。二則能引發政府和科學事業機構的關注和投入，像我國自然科學基金的課題指南編制、招標項目的提出、科研課題的立項及經費下達，就有大量源自物質生產、經濟生活的命題，是資本邏輯國家運作的一種指引、安排和推動科學文化生產的基本形式。它直接地表達了"科學-技術-生產"之間的文化邏輯，又曲折地表達了科學文化與"資本"之間社會化的邏輯關系。它讓基礎科學研究的公益性、長遠性惠及全社會，又讓其難免的風險性、非經濟致利性帶來的無償支付由社會負責?；A科學研究的文化生產受到科學認識自身發展規律、科學-技術-生產三者在認識與實踐方面互相促進之規律的文化邏輯規定，又受到來自國家及其事業機構依據經濟運行的資本邏輯對科學研究給出的投資和政策引導的規定，還可得到生產企業在產學研結合中直接給予的資本力量支持。它們曲折地實現著科技文化與資本的邏輯交匯與融通。
基礎科學研究方面的文化生產與資本運行的邏輯交織，雖說間接的方面居多，但仍不失在文化精神方面的直接觸碰與涵化。資本邏輯錙銖必較的運作方式和自然科學要求經得起數學檢驗、注重精確計量的精算思維，同構了一種追求量化的理性思維方式。因為"貨幣經濟使日常交往中持續的數學運算成為必要……對價值進行確定、衡量、計算，將質的價值化約為量的價值。這當然有助于形成現代社會從理智出發、勤于計算的性質，它同以往時期更容易沖動的、整體取向的和從情感出發的特征相對應。"[5]
資本邏輯要求的典型思想范式，是一切經濟行為須"以嚴格的核算為基礎而理性化的，以富有遠見和小心謹慎來追求它所欲達到的經濟成功".[6]
與之相應，現代"大科學機器所產生的觀測結果，已改變了想象各種概念發明時的那種輕松心情，發明這些概念本來是為了解釋這些大科學機器所產生的那些神秘的信號的。弦在十維空間的振動、希格斯玻色子、某個種群中的基因漂流都是此類概念的例子，這些概念比細菌、行星軌道、分子或基因等概念更難想象。"[7]
回顧自文藝復興運動以來的科學史和經濟史在理性主義道路上的結伴而行，我們不難理解以上引述的邏輯意蘊：市場經濟的資本精算邏輯實踐地改變了人們的思維方式乃至相互關系，它培養了一種嚴謹的經濟態度，不斷更新了人們認識和處理社會事物的思維方式，為理性至上的科學意識奠定了文化基礎。同時它又推動著資本運動對科學理性的文化借重，使資本的社會運作隨同科學技術的產業推廣而有了更大的市場，隨同科學技術對經濟管理的智能支持和大數據處理，而具備了更有效的組織方式和計量系統，資本運作因此變得更為精確、更有效益。
其次，科學研究的組織方式也與資本運作的社會邏輯彼此貫通?，F代科學研究方式是科學事業隨同工業革命以來生產方式變革、市場經濟發展而深刻變革的產物。它由以往的手工勞動到現在的人工智能設備的運用，由以往個體勞動到現在的集體攻關；由以往的感官體驗、猜想求證、邏輯推導到現在的龐大實驗和運算系統；由以往封閉性交流到現在的信息、設備、體制共享的開放性研究，科學文化生產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社會性及其與經濟生活復雜深刻的互動關系。它們要求社會大量的人財物投入，又敏感地關注、響應著經濟事業的召喚，與生產實踐緊密結合，使科學研究廣泛深刻地受到來自市場經濟及其資本邏輯的影響、制約和組織，形成了資本邏輯橫貫其中的產學研新體制。這一經濟發展與科學邏輯的互動過程，總是通過各個時期代表性的物質生產方式，把市場、產業與科技文化進步中的各個環節和因素結成高度自組織的社會系統，把自然科學文化生產形式與市場體制、經濟產業形式動態地聯系在一起?？茖W研究由此發生的"歷史性的變化是工作場所的科層化。由于各種機構、科學項目和企業的規模越來越大，專業化程度越來越高，于是需要達到某個目標的各項工作被分列出來，委派給不同的代理人去執行。"[8]
科技研發也因此具備了產業化組織的內部結構，為進入市場奠定了業態基礎。
最后，現代科學發展趨勢的重要表現之一，"是在物理學、化學和分子生物學中，重要科學項目的影響越來越大，這些項目需要昂貴的機器和一個個具有各種才干和動機的團隊。"這些"大科學機器"的高成本運作意味著研究人員需要從政府或事業機構以及體制外的企業得到大量資金。[9]
因而強化了科研與資本市場的聯系，一定程度地改變了研究人員的價值立場和責任關系。正如西方許多發達國家科研事業呈現的文化態勢那樣，"當聯邦政府和各慈善機構成為研究基金的主要來源，成為在異國他鄉舉辦各種討論會的東道主時，許多科學家的主要忠誠對象已從他們自己所在的大學，轉向了這些慷慨的組織。"[10]
科學發展這樣一種社會化規模不斷擴展的文化邏輯，加劇了科學研究在社會資源方面對資本市場、政府投入的依賴，因而在科研選向、價值定位、要素配置、服務對象等方面，強化了對資本邏輯的趨附。雖然科學研究者們仍然執守著科學文化自身邏輯的矜持，認定"科學只有在無拘無束的沉思過程的影響下，才能把它那純粹是理論方面的認識方式、才能把它的邏輯學方法和數學方法，擴展到整個世界上去";[11]
但客觀的事實很"酷感",形形色色的"學術資本主義",貫通文化與資本的邏輯鏈接。
技術研發的文化邏輯與資本邏輯的糾結，相對于基礎理論研究，有其突出的特點。一是它作為物質生產手段與條件的文化生產，其出發點和價值歸宿是直接面向經濟的，因而在目標選擇、項目確立、成果檢驗、價值評估方面，服從經濟的召喚、安排與考量，受資本邏輯的作用更直接。二是它作為由基礎研究走向實踐運用的中間環節，因為與生產實踐的直接貫通承受更多的社會制約，尤其對軍用還是民用、大面積推廣還是小范圍實行、技術公開還是壟斷等問題的處理，受到經濟、社會力量的操控甚多，進而受到資本的投入產出、價值增殖與轉換的邏輯干預十分頻密。像核能開發、基因工程、太空技術等方面的經濟利用，有時甚至會直接扭轉技術研發原初的文化邏輯而服從資本邏輯的安排。三是技術研發產品因其經濟實用性，能以發明專利等方式直接作為商品進入流通市場，作為資本邏輯運作的對象和載體，直接成為知識資本或文化資本，更便利了文化與資本的邏輯耦合。四是技術研發組織方式的企業化、工廠化，資本邏輯改變了科學文化生產以往高樓深院的組織方式，造成了精神生產與物質生產在時空結構上的一致---企業獨立進行；在組織模式上的一致---科層制和大機器流水作業；在資源使用方式上的一致---投入產出核算等。這樣，"專業化的實證科學……由于它在技術方面根據必不可少的法則發揮共同調節作用，永遠無法擺脫……經濟力量。后者那與利益有關的意識形態在學術方面的代表人物，都尋求以他們的財富"獲取，去評價和確證技術成果的優劣。[12]
這形成了資本邏輯與技術文化邏輯的雙重變構與雙向結合。技術的研發和運用，使經濟的市場化發展、資本化經營有了更廣闊的社會空間和物質條件的支持，也多方面地改變了資本增值的方式---通過創造更多相對剩余價值而實現。資本邏輯與科學文化的相互滲透，極大地改變了科學技術與社會生活關聯的文化邏輯：以往人們對待"自然科學，僅僅把它看做是啟蒙、有用性和某些偉大發現的因素。然而，自然科學卻通過工業日益在實踐上進入人的生活，改造人的生活，并為人的解放作準備".[13]
自然科學從單純靜觀的理論意識變為動能十足的實踐意識---技術理性意識，除了認識復歸于實踐以求檢驗與發展自身，最終實現其認識價值的文化邏輯驅動之外，更多受到資本擴張邏輯對革新生產技術、提升勞動生產率、創造更大贏利空間而生發的強大社會經濟能量的推動。這是工業革命、科技革命、資本運動同步發展的內在邏輯關聯。
二、資本邏輯促成學術行為的深刻變革
資本邏輯對科學技術研發產業這一非物質經濟領域的介入，不僅給科技文化生產帶來了鮮明的經濟實用性，而且還在其文化邏輯方面生出一些新機制，形成科技攝納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函變性與自組織性。首先，資本邏輯中的貨幣資本力量一定程度地消解科技研發主體對知識創造力、生產力擁有和運用中的社會角色差異。馬克思曾以貨幣資本對知識生產力的占有為題論述過這一情形：貨幣具有消解有知識創造力和沒有這種創造力或創造力不對等之主體的社會差異。"貨幣是一種外在的、并非從作為人的人和作為社會的人類社會產生的、能夠把觀念變成現實而把現實變成純觀念的普遍手段和能力，它把現實的、人的和自然的本質力量變成純抽象的觀念，并因而變成不完善性和充滿痛苦的幻想；另一方面，同樣地把現實的不完善性和幻想，個人的實際上無力的、只在個人想象中存在的本質力量，變成現實的本質力量和能力。因此，僅僅按照這個規定，貨幣就已是個性的普遍顛倒：它把個性變成它們的對立物，賦予個性以與它們的特性相矛盾的特性。"[14]
貨幣作為無規定性的萬能中介所具有的無窮置換力量，能擺脫一切人與物在質上的糾纏，而僅僅以量的普適尺度權衡與確認一切交易行為、交易對象的價值關系。資本邏輯通過貨幣對知識及其主體生產力的收購與重組，在把知識、能力變成資本要素的同時，也把貨幣變成了知識及其主體的現實生產力。貨幣的人格化使科技知識生產的主體人格在貨幣持有狀況面前變構，使人格化的貨幣與人格化的知識有了相互變通的現實可能性。實際生活中大量存在的許多專家學者與出版商、發行人和私人企業主簽約，提供知識產品和智力服務，不正是馬克思所言的貨幣人格化之知識生產功能的寫照嗎？貨幣讓持有者以其資本邏輯力量，洞穿了知識文化邏輯在規制主體交往中文化人格的封閉性、等差性和神秘性，讓自視甚高、矜持不俗的專家學者很大程度失去了抵擋市場力量的精神力量，轉而成為知識資本的生產者、持有者、實用者。
其次，資本邏輯通過貨幣這一形式化的價值計量工具，虛置科技知識生產內容的特殊價值，夷平了精神性的知識產品與物質產品之間、知識產品部類、品種之間不可置換、不可融通、不可逾越的價值壁壘，在形式化方面賦予知識產業以發展的巨大空間和轉換張力。這一問題，很早就為資本邏輯的研究者西美爾所關注："金錢屬于那些其獨特性恰恰在于沒有獨特性的力量，因為純粹形式的、功能的和數量上的規定性，會遭遇質上規定的生活內容和生活方向，并決定后者，促使后者產生質上全新的形態。"[15]
"金錢的權力產生了任何其他文化因素都無法比擬的擴張，這種擴張給生活中最針鋒相對的趨勢以同等權利。這里我們看到，這種擴張是純屬形式性的文化能量的濃縮反映，這種形式性的文化能量可以附加到任何一種生活內容中，從而使內容沿著自己的方向加強，并獲得越來越純粹的表現。"[16]
當知識文化生產中的符號、形象、程式、編碼、標書、專利等表征知識原理、法則、理念內容的形式性因素之能量，借著貨幣這一貫通內容與形式之間、形式與形式之間差異的萬能鉸鏈，便捷地進行知識產品的設計、制作與交換時，形式化的知識元素便遮蔽或化解了特定知識內容的硬核，使之有了與多種知識文化樣態進而與多種生活內容交通、互滲、融合的條件。進而，使知識產品的高下之間、主次之間、種類之間交流與互譯的間距和障礙，在知識文化的市場化、資本化發展，以及符號化、抽象化生產與交流的條件下大大縮小直至克服。因為在知識產品市場交易及其資本邏輯與文化邏輯聯袂上演的過程中，"金錢表達了對事物進行商務處理時的所謂純粹生意的那一面，就像邏輯代表了可理解事物身上的可理解性。既然能從事物中識別出內在價值的抽象形態，擁有算術精確性的形式，并因此擁有無條件的理性規定性，那么，這種特性肯定會折射到事物身上……金錢關系凌駕于質的現實之上的上層建筑，就以遠為深刻的方式根據自己的形式決定了現實的內在形象。"[17]
貨幣作為經濟交往的邏輯之籌，借助信息技術催生知識生產的形式化、符號化、集成化這樣一些科技研發產業化的技術前提；形式化的知識則使科技研發的產業文化與貨幣資本這一任何價值形式的形式，有了在知識產品的生產與交換中超越文化知識質的差異而相互結合、相互借重的無窮可能性。這些，都使知識文化邏輯的內部秩序受到資本邏輯的某種重構而一定程度地改變著它的生產方式。在產業文化及其市場運營的資本邏輯框架內，知識文化生產正如馬克思所說的："一切等級的和固定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東西都被褻瀆了。"[18]
資本把一切外在、高大、超驗、永恒的神圣知識褻瀆了，把一切不掙錢的知識圣物視為落后、空洞的、無用的東西予以否定，頂多打上"理論"的標記存放起來。一切以能否置換更多的金錢為價值尺度。當某些知識經濟要素及其生產行為的這種置換力下降或消失時，資本邏輯便會毫不猶豫地淘汰它們。在知識產品市場中，"單調與冷漠的金錢變成了所有價值的公分母，它徹底地掏空了事物的內核、個性及其獨一無二的價值。"[19]
這種態勢與法則，對于科技知識生產者雖然難免幾分酸澀，但它是必須面對的現實。人們唯一能夠堅持的，是不要放棄良知、理想與責任，盲目充當資本市場的殉葬品。
最后，資本邏輯與現代科研技術相結合，實現著對知識生產的技術邏輯乃至認知邏輯的重構。法國哲學家莫蘭深刻地揭示了這一現象：影視技術、人工智能技術、網絡通訊技術被有效地運用于科學技術知識生產與傳播中，使文化工業化成為可能，"為了贏利和通過贏利，發展起來了新型的運用技術手段的藝術。如果沒有無孔不入的資本主義精神的推動，這些發明恐怕不會經歷如此根本的和大規模的定向發展。"[20]
資本邏輯對知識產業與市場的統馭，它將資本追求快速增殖而在周轉率上不斷提速的原始野性，帶進文化生產中，加上現代科研技術和傳媒手段高速率運行的物質技術裝備的推動，使文化生產的邏輯運行出現了嶄新態勢："不斷地激勵消費和進行變化……不停的流動配合著一種日益加快的節奏：一切都被很快消耗，一切都被很快更換……通過樣式、時尚、潮流的更新進行著不斷的排除。"它們使"現在"成為人們在精神上經歷過的而在身體上未曾經歷的"奇異現在".知識文化生產處于快速生產、迅疾淘汰的變化洪流中，"它使得人能夠被動地接受而不是主動地承擔自己的過渡的和演化的本性。作為關于永恒的和變動的今日的文化，它只提供'現在時刻的無結構的接續'.它促進了……'當代主義'的故步自封，后者使現在成為參考的絕對框架。它使時間像個人一樣原子式地離散化……但是在對現在的沉浸中并不是只有盲目、逃逸或排遣。昔日的偉大的超驗的價值已經由于被投入不可逆轉的時間中的文明的加速變化而被消除，建立在當前消費基礎上的價值接替了它們。必須在可感的表象中尋找真理和意義的感情變成了統治性的。在者變成了根本的現實。"[21]
知識生產的市場化運作加劇、資本化循環提速、技術性嵌入深化，使知識文化的內容與形式、知識系統的內部結構與外部環境、知識信息的傳播與接受、理性文化生活的理念與情趣，都處于快速變化與置換之中。在信息爆炸的知識洪流里，歷史被當下吞噬，經典被時尚解構，思想權威被市民意識消蝕，學術質量被信息數量擠兌，卓越的理性創造經常被致利性的工藝知識遮蔽，技術仿制、產品批量、生產規模、市場占有率、最終是資本的增殖率，很霸道地糾纏著知識生產的邏輯。我們需要去關注這些負面現象，努力創造條件預防和克服其消極作用。
在科技研發的產業化、市場化條件下，知識產品的生產和營銷，由以往知識產品提供者與享用者的直接聯系，變為產品享用者與其生產者市場化、社會化的間接性聯系，多了市場營銷、貨幣交易的中介環節，經營者的謀利目標及其資本運作策略成了指引知識生產的直接信號。它們由以往知識的生產者和消費者在觀念和對象上相互創造但以生產創造消費為主的格局，變為這種相互創造以消費創造生產為重的格局，市場對知識產品的需求最終成了科技研發產業的"上帝",市場導向成了知識生產的真正決定者。這就是資本邏輯為什么經過知識生產的市場化、產業化，而必然導致科技體制改革，以至政府在指導產業技術創新過程中，需要充分"發揮市場對技術研發方向、路線選擇、要素價格、各類創新要素配置的導向作用"的重要原因。
關于這一現象，只需考察當今國內外高等教育面臨文化產業化、市場化所發生的應變態勢，就足可看出產業文化負載資本邏輯運行的市場性特質。美國學者古爾德認為，高等教育體制發生的一系列變革多為市場化產物，"市場環境毫不留情地構造了對知識的管理和開發。大學可以任意追求深奧的知識，但我們經常聽到的，對大學來說也是最重要的，是要保持靈活，迎合外部需要，對公眾需要快速做出反應，并在此過程中提高教學隊伍工作效率。"[22]
高等教育作為社會文化生產的重鎮，多方面地承受了市場力量與資本邏輯的擠壓、重構與驅動而發生一系列文化變遷：包括有限教育資源按投入產出基本公式配置；文化市場在人才培養和智庫服務等方面向高等院校提出新的要求；產學研三者統一的市場化運作形成"政、企、學"的新型組織機制和利益訴求；高新科學技術競爭的市場驅力與信號對高校教育文化布局、專業設置和管理體制的引導，等等。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資本與文化邏輯糾集的學術資本主義正在改變專業、學科與知識形態之間及各自內部的結構與組合關系?；A研究雖然還一般地認為是科學發展的起飛點或主動力，但無法改變科技研發面向市場及其市場化運作的大勢。"與市場特別是國際市場緊密相關的技術科學和領域日益成為中心".[23]
與此同時，資本邏輯還悄悄地改變著高等學校內部的文化機制：人們采用"從商業世界中得來的質量管理標準和戰略；對市場、曝光度及公共形象宣傳的重視；對邊際收益和學習的常年成本效益的財務考量；通過對成長和收益分配收入的獎勵機制分散權力結構；重新分配勞動力；開發復雜的輔助性產品、專利和服務；用卓越這種模糊的措辭替代具體教育的準確細節；當然還有研究以及與商業世界的其他財務協作。"[24]
所有這些，都要求大學教育及其知識的生產和傳播直接應市，在教育價值理念和運作機制方面釆借大量公司文化理念和經營策略。這實際地展示了資本邏輯與文化邏輯在非產業文化中涌動的耦合機制。以致像大學和科研院所這樣傳統的獨立、清凈、斯文之境，都難免文化邏輯被資本邏輯強勢重組的命運。
作為產業文化經營之道的資本邏輯，對非產業文化的深遠影響是日益加劇的。上世紀80年代以降的全球化，加快了高?？蒲性核c經濟市場接軌，教學科研人員工作模式發生實質性改變，專家虛心向學及其與社會間的無利害默契，逐漸被市場行為所改變。市場社會對專業人員的學術攻關成果和服務于客戶日常需要的績效予以同樣重視，科教人員因為文化優勢的特殊待遇被市場削弱了。更多的科研機構和人員走出高樓深院而進入市場，爭取更多的招標項目和經費，求得更多成果的市場暢銷，收獲更多的知識資本贏利。它們既是資本邏輯對文化邏輯的滲透甚至操控，又是文化邏輯為資本邏輯在非物質經濟領域的延伸以學術方式創生的新型平臺。它們極大地改變了學者們的行為方式、專業意識、價值觀念和思想方法：入世、趨利甚至落俗，承認并接受市場力量及其資本邏輯對學術文化這一過去難以企及的精神領地的廣泛進駐。因而也就或多或少地在學術研究領域引進了公司管理文化和市場評價標準。"在這個環境中，教學科研人員和專業人員越來越多地在競爭的形勢下消耗他們的人力資本儲備。"[25]
人們把更多的時間、勞動和智慧投向文化市場，參與競爭，與資本結盟。學術團體在追求教學、科研聲譽最大化的過程中，把研發項目及其專利、工藝、商標、版權的數目與級別，把從社會爭取到的科研、培訓、咨詢等經費數額，以及招生經費數額，直接作為重要指標納入單位和專業之地位、成就、影響力的競爭、考評范圍。許多情況下，學者們面臨著功夫在學術之外，競爭在科研之外，勝負在專業之外，毀譽在學科之外的窘境。評價一個單位或一位學者的科研能力和學術成果質量，往往要看所申報和完成的課題級別高低、經費多少，要看科學技術在產業運用中的經濟效益大小，要看經濟或行政組織重視與認可的程度，而不是更多地看科學發現的認識水平高低、理論突破大??；不是更多地看技術發明的難度和解決重大實際問題的社會意義。用科學技術創新成果的市場推廣指數及其經濟績效的貨幣當量，置換它們內在的真理性尺度、文化尺度。這絕非偶然現象，在其背后，無疑是資本邏輯的因素在發酵。資本邏輯的力量儼然直接成了文化的力量，至少成了文化力量的代碼和編程方式。這種"學術資本主義"模式還深刻地改變著人們對于知識的信念和價值態度：傳統的"知識就是力量"的理念，大面積地變為現在的"力量就是知識"的理念---人們借助權力與金錢可以購買知識、聘用他人代自己創造知識并獲取相應的榮譽。不久前被司法查處的原鐵道部副總工程師、運輸局局長張曙光利用職務便，貪污行賄，弄虛作假，差點晉升院士，便是典型案例。它重演著當年馬克思深刻揭示的貨幣干預科研的現象：在資本宰制文化的條件下，"如果我有進行研究的本領，而沒有進行研究的貨幣，那么我也就沒有進行研究的本領，即沒有進行研究的有效的、真正的本領。相反地，如果我實際上沒有進行研究的本領，但我有愿望和貨幣，那么我也就有進行研究的有效的本領。"[26]
這能否科研的"真正本領"或"有效本領"與學術功力的"真實本領"的實踐性差異，就在于貨幣資本的持有量！知識的潛在力量往往必須與資本結合才能成為現實的力量，而且貨幣資本還往往決定著知識創造力及其主體的現實命運。在文化產業化發展過程中對此當須高度警惕，如習近平總書記告誡的：文化生產者不要成為市場的奴隸！
參考文獻：
[1]《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69頁。
[2]《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6頁。
[3]《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574頁。
[4]《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70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