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篇論文目錄導航：
【題目】中國公民身份平等問題探析
【緒論】平等視域下的公民身份解讀緒論
【第一章】平等：公民身份的理論視域
【2,1】權利優先型的自由主義公民身份平等觀
【2.2 2.3】經濟基礎型的馬克思主義公民身份平等觀
【第三章】當代中國公民身份平等問題及其化解路徑
【結語/參考文獻】我國公民身份平等觀研究結語與參考文獻
第三章 當代中國公民身份平等問題及其化解路徑
公民身份作為西方舶來品，并不能完全與中國的國情相結合，其公民身份平等理論也并不能完全適應中國。討論當代中國公民身份平等問題必須考慮到中國的具體國情，具體的問題具體分析。
第一節 中國社會轉型時期公民身份平等問題
探討中國公民身份平等問題首先需要考慮到當代中國所處的背景即社會轉型時期，在這種獨特的背景下有利于我們了解中國公民身份平等的現狀及其問題。
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發展和現代化的進程，公民身份形式平等有所發展，關于公民身份權利的憲法規定逐漸完善，但與此同時公民身份出現了實質不平等，具體表現為社會階層固化和貧富分化。
一 社會轉型時期背景的闡述
'社會轉型'既是作為一種理論背景又是作為一種實踐背景存在。20 世紀 90年代，'社會轉型'作為學術術語進入中國學者的理論視野，社會轉型是隨著現代化的進程而出現的。社會轉型是從傳統的社會結構過渡到現代的社會結構，涉及到了包括經濟、政治、文化等各個領域的變化，中國的社會轉型的顯著標志是改革開放和經濟體制改革。
20 世紀 80 年代中國、蘇聯、東歐的一些國家社會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西方學者把這種現象稱之為社會轉型。90 年代，隨著中國改革開放和一系列的社會實踐，'社會轉型'成為學界熱議的話題?？偨Y而言，學界對于社會轉型有兩種公認的理解：1、現代化觀。社會轉型是伴隨著現代化進程而產生的，所謂社會轉型是指社會從傳統型社會向現代型社會的轉變。這種用現代化研究范式來解釋社會轉型是最為學者所認可的一種解釋，因此一部分學者把社會轉型時期理解為中國的現代化過程。2.社會發展觀。社會轉型是社會發展必然經歷的階段，它是一種囊括社會各個領域的整體性、全面性的社會發展過程。誠如科爾奈所言"轉型不僅僅只包括經濟的轉型，還包括了生活方式、文化的轉型，政治、法律制度的轉型等多個方面。"社會轉型作為一種理論界定可能適應于全球的任何國家，但是作為一種社會實踐的社會轉型必定是獨特的。因為每一個國家和地區的歷史文化傳統和經濟發展水平都是不同的，遵循一條道路的單線發展是不可能存在的。中國基于自身的文化和國情特點，展現出了自身獨特的社會轉型實踐。
對應社會轉型理論，中國的社會轉型同樣涉及到各個領域的深刻變革包括經濟、政治、文化，但是在具體的實踐中卻有著不同于全球其他的國家的特點。首先從經濟的角度上看，實現了從自然經濟和計劃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這對于經濟體制而言無疑是一個根本變革。以往的計劃經濟完全是政府的附庸品，政府的力量無處不在，覆蓋了社會的一切領域，個體既沒有經濟自主性也沒有人格自主性。市場經濟以自由交易為基礎，促進了中國經濟發展的活力和個人的積極性，同時催生出了一個新的社會階級，且他們占有的經濟資源愈來愈多，如個體經營者、私營業主、外資等等。
但同時中國采取公有制體制形式具有獨特性，不同于西方的經濟體制改革，中國的市場經濟并非完全依靠市場原則運作，更多是政府的干預，它是看得見的手（權力）和看不見的手（市場）雜糅而成的。從政治層面上看，由人治走向了法治。
文革前后，中國明確的只有憲法和婚姻法，民法、刑法、行政法都是空白，自從 1992 年提出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 1996年提出建設法治國家后，政府開始致力于一系列的法律法規的制定，借以保障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各項權利。在文化層面上，由傳統文化走向了現代文化、由民族文化走向了公民文化。當然這并不代表中國完全拋棄了傳統文化和民族文化，只是'取其精華去其糟粕'.而新形成的公民文化當屬中國的核心價值觀即富強、民主、文明、和諧，倡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這二十四方針分別是從國家、社會、個體三個層面來概述公民應當具有的美德。
二 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不對稱與道德平等缺失
社會轉型時期作為一種現代化進程和社會發展的整體過程，作為中國社會結構深刻變遷的總結，是有積極意義的，可以說社會轉型促進了中國公民身份的進展，例如市場經濟的自由交換原則擺脫了了以往政治人身束縛，賦予了公民以自由和主體意識，民主法治的進程雖然緩慢，但是對于公民權利的保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文化層面的建設也為公民美德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氛圍。在帶來積極影響的同時也伴隨了很多的問題，例如貧富差距加大、社會底層群體的形成、公民道德感減弱，個體道德冷漠等現象。歸納而言，中國公民身份的不平等問題就是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的不對稱和道德平等的缺失。
20 世紀 90 年的社會轉型時期所引起的社會結構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在原有制度結構之外出現了新的群體，如個體經營者、私營業主、非公有制企業家，這些群體成為了市場經濟的主體、財富的積累者，成為了市場經濟體制下受益的、富有的群體；二是原有制度結構中的原有的群體地位發生變化，如農民、下崗工人、打工妹，這些群體漸漸在市場的浪潮中排除在外，淪為了社會底層群眾。
除了社會結構的變化外，社會性質也由以往的熟悉人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傳統社會轉向陌生人社會。正是在這種社會結構和社會性質變化的事實下出現了當代中國公民身份的平等問題即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不對稱以及道德平等缺失。
上述所言的社會階層的存在對于一個健康的社會而言是必然存在的社會結構，但是問題在于這不同的階層（尤其是精英階層和社會底層）之間的愈來愈大的差距所導致的社會底層群體和貧富分化的形成，社會底層群體愈是被忽視，貧富差距愈是加大。在社會轉型時期，這些社會底層群體對城市的現代化做出了巨大的貢獻，但是在城市中并沒有享受到相應的公民權利和社會保障，反而漸漸地淪為二等公民。
1996 年對武漢市的公民進行階層意識的調查，調查結果顯示大部分的公民都有階層分別，并且有四分之三的公民認為自己生活在一個不平等的社會中，隨之而來是社會底層強烈的憤恨情緒，例如仇富情緒、反社會情緒，這是造成社會中一些沖突事件的原因之一。社會底層群體愈是增多，貧富分化愈是嚴重，社會愈是不穩定。由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調查中心所發布的《中國民生發展報告 2014》中提到，中國的財政基尼系數逐漸升高，代表著中國公民的財富收入的差距逐漸加大，公民身份的不平等問題以更加顯眼的方式凸顯出來，這些不平等問題主要是公民身份的實質不平等問題即社會經濟領域的財富分配不平等。
中國憲法第二章明確規定了公民的權利和義務，公民擁有平等權、政治權利、社會經濟權利、教育文化權利，憲法所規定的各項權利從法律、政治、社會經濟、教育等各個角度賦予公民身份以平等的權利，但是這些法定權利并沒有完全得到實施。憲法在法律政治領域規定了公民的平等權即所有公民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但是在社會經濟領域公民的貧富差距加大；所有公民都擁有憲法所規定的政治權利，但是社會底層的群體由于各種原因而無法履行的自身權利；憲法明確規定了公民的社會經濟權，但是仍有很多人未曾實質性地擁有這些權利來改善自身的生活狀況。
這就造成了權利受損、數量龐大的底層階級由于眾多的自然和社會因素被排除在公民身份之外，他們并沒有享受到公民權利，同樣也沒有能力去履行公民身份的責任。公民身份僅僅擁有法律上所賦予的各項平等權利，但是在社會經濟領域卻出現了眾多的不平等問題?？偨Y而言，這就是中國公民身份的不平等問題即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不對稱。
除此之外，在由傳統到現代、由熟悉人社會到陌生人社會的轉型時期，社會不再是蒙著溫情脈脈的面紗，更多表現為赤裸裸的利益關系。人們不再關注內在的精神世界，而是轉向物質享受、金錢、權力、利益等外在性的活動，在這種外在性的活動中，個體就像是作為機器上的零部件而碎片化的存在，沒有整體的道德感。公民退居到個人的私人領域中，追求私利，不再進行公共參與，不再追求公共善，對他者、對共同體所表現出來的道德冷漠。公民奉行的大都是個人至上，對他人只保持著不傷害原則，對共同體保持著'有限國家'原則，如此公民自然對他者、對共同體沒有太多的感情，甚至是冷漠，例如小月月事件中人們的反應。
因此很多公民都感慨'人心不古',很多學者都提出'道德滑坡'.上述這些問題都表現出公民道德平等的缺失，公民盡管也曾履行其義務，例如遵守基本的公共規范，但這完全不足以表現公民的道德平等精神，這是對公民道德平等最低的要求。道德平等不僅僅是公民在公共參與中所表現出來的品質，還包括了公民作為人所應當具有的品質。
第二節 公民身份平等問題的化解路徑
以馬克思主義公民身份平等觀為指導，吸取西方公民身份平等觀的合理成分，試圖化解公民身份平等問題。公民身份平等問題需要制度、分配、美德三者的聯合互動，其中制度公正通過賦予公民身份權利以及公正的制度建設，來營造一種公平、平等的環境，使公民能夠受到平等的待遇，這是化解公民身份平等問題的前提；分配正義是解決問題的關鍵所在，分配正義意在使公民身份在社會經濟領域盡可能地達到相對的結果平等，盡可能地保障社會底層群體利益，縮小貧富差距，同時也是使得公民主體具有道德平等的社會經濟基礎；美德是從道德層面以一種潛移默化地方式恢復公民主體美德，明確公民權利和公民責任。
一 制度公正：前提性框架
無論是解決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不對稱還是道德平等缺失問題，都要以公正的制度為前提性保證。吸取馬歇爾、羅爾斯的公民身份平等理論精華，公民身份如果能夠對社會階層分化具有彌合作用，國家必須要賦予公民身份權利以及公正的制度建設。權利與制度都是相生相應的，憲法規定了什么權利，就會有相應的制度加以保障。制度公正能夠為公民營造一個公正的、平等環境，能夠實現機會平等。
制度公正對于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不對稱問題的前提性體現在制度對權利的保障和機會平等的公正環境。其一，中國《憲法》第二章明確規定了公民首先擁有平等權以及其他各項權利，法律所賦予的權利確保了公民身份的平等。而權利的缺失會導致社會階級的形成和貧富分化，以農民為代表的社會底層為例，在很多情況下農民并未擁有與精英群體同等的公民身份權利，在以投票選舉為代表的政治權利上，農民代表的人數要遠遠低于城鎮代表的人數。本迪克斯認為以投票權為代表的政治權利的擴大能夠緩解階級固化和階級情緒，如果一個群體的政治權利遭到排除和壓制，那么群體必定以極端的社會運動形式來回應國家的政策和制度，這樣就會產生階級憤恨情緒。因此要消除這樣社會階級情緒，必須要賦予所有公民同等的權利，并且以公正的制度來保障權利。正如西季威克所強調的"這種平等恰恰就隱含在一種法律或制度的概念自身中，只要它被看作是一個普遍規范的體系。"在市場經濟體制下出現的貧富分化的一個原因在于公正制度的缺失，甚至有些情況下都沒有可以依循的法律法規，在這種情況下所導致的后果只能是投機取巧和暴富。其二，制度公正能夠保障社會職位與工作向所有人公平地開放，保持階級之間的流動，只有這樣才能緩解階級固化和貧富分化。"各種地位不僅要在一種形式的意義上開放，而且應使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機會達到它們。"所有公民不管其出身和社會地位是什么，都應當具有公開地、同等地機會享有各種社會資源。制度公正平等可以打破由于階層固化所形成的特權階層，賦予所有人平等的競爭和獲取成就機會，制度公正并不必然導致結果平等，但是至少給所有公民營造了一個平等的環境。
制度公正對于道德平等缺失的前提性，主要體現在制度對道德的塑造作用和對最基本的公民道德的保障。制度表現了人們對于社會規范的一種期望，制度是由人制定的、由人維護的，因此公正的制度對于公民主體的道德品質具有塑造作用。盧梭曾經談到："對道德風尚進行的歷史研究使他擴大了眼界，使他看出一切問題的根本都取決于政治，而且任何民族永遠都不外是它的政府的性質使它成為的那個樣子。"盧梭在這里也強調了制度對美德的影響?，F代社會的道德危機不僅僅歸結為個體本身的道德敗壞，還要考慮到社會制度的因素，如果社會制度不公正，即使公民具有美德，也只會導致德福不一致的后果。此外，公正制度設定了最基本的公共規范，公民道德意味著必須遵守這些基本的公共規范，這是公民道德的底線。作為一個公民，這是必須要遵守的公共規范，是強制性的，也是對公民主體道德的最低要求，只有滿足了最低要求，公民才可能在此基礎之上去追求更高的道德品質。
二 分配正義：基礎性保障。
分配正義是解決中國公民身份平等問題的基礎性保障，分配正義涉及到社會基本善的分配問題，是關乎社會經濟領域的分配結果，是解決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不對稱的關鍵所在，也是主體道德平等的社會經濟基礎。分配作為一種社會活動，不僅關系到公民的經濟狀況，而且對公民的平等也會產生影響。分配正義是由亞里士多德首次提出來的，分配正義涉及到財富、權力、榮譽等有價值的東西進行分配，亞里士多德認為在分配領域，要相同的人相同對待，不同的人不同對待。
分配正義是解決中國公民身份平等問題的關鍵所在。就中國的具體情況而言，中國的分配政策以共同富裕為最終目標，也就是最終寄希望實現公民身份的實質平等，實現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的統一。近幾年來政府對分配政策的不斷調整，十六大報告以前的方針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十六大報告中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次分配注重公平，調節收入差距',十七大報告提出了'初次分配就要注重效率與公平的關系，再次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從中可以看出政府對分配正義的重視。具體而言，分配正義首先要實現規范化治理，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還處于萌芽的階段，并未形成與之完全切合的管理手段，形成了一種無秩序的狀態，形成了一些隱性收入等非法收入，因此在初次分配注重效率的同時，要嚴格管理和規范收入分配，比如建立個人收入申報制度、公務員收入透明化等政策；其次要處理好效率與公平問題，無論是在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過程中。
在此過程中要著力改善社會底層群體的收入，發揮國家調節功能，國家可以通過稅收政策來調節公民之間貧富差距的問題，精英階層擁有著比社會底層更為豐富的社會公共資源，而社會公共資源是精英階層和社會底層共同創造的財富，精英階層較之社會底層索取了更多的社會資源，因此提高精英階層的稅收來進行公共建設或是提高社會底層的處境是合理的，但這不等同于要達到絕對的平均主義的平等，這就是羅爾斯的有利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的豐富內涵和人文精神所在。正如安德森所言："平等最主要的不是集中在政治生活問題上，而是集中于經濟領域，集中于公民福利、偏好的滿足，以及政府對公民的補償政策之上。
國家除了通過稅收的手段，還可以通過社會保障來平衡初次分配中的不平等。社會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是國家通過分配或再分配手段，以社會福利、社會救濟、補助等形式，對由于年老、疾病、傷殘、失業等情況導致的貧困人口的照顧。公民無論是城市公民還是鄉村公民，無論是其身處何地，都應當享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
只有確保公民的最基本的生活物質保障，才能使得其有能力和資源去行使權利和履行義務。
分配正義是公民主體道德平等的社會經濟基礎。如上所述，分配正義所涉及到的改善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狀態、最低生活保障制度、稅收調節收入差距等等，都是在力圖實現社會經濟領域公民之間的相對平等以及改善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它給予了公民以最基本的溫飽，最基本的物質基礎，而這是公民主體道德的社會經濟基礎，正如老話所說'倉稟實而知禮儀，衣食足而知榮辱',公民如果連最基本的溫飽都不能滿足的話，哪有時間和心思來考慮公共善和自身的善觀念，亞里士多德也認為幸福的生活、沉思的生活是需要一定財產基礎的，當然并不排除個別的在很貧窮的狀況下依然保持道德修養，如顏回的'三月不違仁',這畢竟是少數。所以，要想使得公民具有主體道德，既需要公正的制度前提，又需要社會經濟基礎，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主體自身的道德觀念和道德修養。公民主體的道德品質使得個體更加關注他者的處境，有利于實現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的統一。
三 公民平等美德教育：主體性精神
公民平等美德教育是解決公民身份平等問題的主體性精神，這種主體性精神既要繼承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神，又要吸取西方的自由平等精神，既可以彌補公民道德平等的缺失，又以一種主體的精神力量促進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的統一。
公民平等美德教育彌補了公民道德平等的缺失，培養公民美德。首先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資源，實現現代轉化。中國傳統理論中充斥著人格平等、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的理論。儒家文化代表人物孔子在馬廄失火時先問的是'傷人乎',在這里孔子并沒有比較人與人之間的差別，即使是奴隸也是可以生命尊嚴的。墨子的兼愛思想（'兼相愛、交相利'）也體現了人與人之間的普遍平等精神，人與人之間相互仁愛，具體的表現就是利他人、利天下。形式平等體現在儒家的入仕官員選拔上，'學而優則仕'（《論語·子張》）強調人如果有才識都能夠有平等的機會考試做官，墨子崇尚'尚賢'也是強調機會對所有人開放，法家的'法不阿貴'思想也是最對形式平等的詮釋。
關于實質平等，孔子說'不患寡而患不均',孟子強調'制民之產',都是強調對人物質生活平均分配。實質平等思想還體現在大同、小康的思想中，其中最著名的一段話是'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而皆有所養'（《禮記·禮運》）。雖然中國傳統倫理思想中并沒有關于現代公民的具體闡述，但是其中關乎人格平等、形式平等、實質平等的思想確實值得發揚，因此，在公民教育中要注重傳統文化的繼承。除此之外，公民平等美德教育可以借鑒西方的公民教育理論。培養公民身份平等美德的最好途徑就是參與到公共生活中，只有在與他人相處中才能更好的體現主體的平等精神。公共生活是現代化社會的產物，是陌生人社會無可避免的場域，在公共交往中應當培養公民保護弱者的責任。
公民身份的平等美德在公共生活和公共交往中體現在尊重道德習俗。道德習俗作為社會共識存隱性地存在在社會中，指導著人們的行為，有一部分道德習俗是社會規定的即社會公德，遵守社會公德是每個公民最起碼的道德要求。有一部分道德習俗是約定俗成即常識道德，常識道德具有經驗性、歷史性、傳統性，一般情況下直接指導人們的行為。在這兩者基礎之上，公民能夠形成對善觀念、好生活觀念的追求，并且在這個過程中做德性的事、享有德性的品質，這是公民身份平等美德最終的追求。正如亞氏所言：最幸福的生活-沉思的生活-對于人們來說是很難達到，所以通過政治學使公民能夠擁有德性，這是次等的好生活，也是人可以通過努力達到的好生活。
公民平等美德教育既可以彌補道德平等的缺失，又是使得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相統一的主體性力量。公民平等美德教育的主要內容是處理個體與他者、個體與共同體之間的關系，對于他者和共同體，公民要做的不僅僅是遵守最基本的公共規范，最重要的是個體對他者和對共同體的友愛、奉獻等品質。這種主體品質雖然不能對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統一有立竿見影的效果，但是卻是作為一種道德的力量潛移默化地影響著兩者。
公民主體的平等美德教育可以培養公民對他者的處境狀態有著同情感情，公民也會有著初衷和熱情去幫助和改善社會底層群體的生活狀態，試想如果沒有公民主體美德，人人都局限自我領域內，對他者的存在和狀態漠不關心，那么公民身份的平等問題只會更加加劇。公民平等美德教育的目標是實現公共善和好生活觀念，這同時也是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相統一的目標，兩者的最終歸宿點是相同的。換句話說，公民身份的形式平等和實質平等統一的歸宿點是在公共善和好生活觀念中，而公共善和好生活觀念恰恰是公民平等教育的目標。公民身份既擁有平等的權利，又擁有行使這些權利的社會經濟基礎，只有如此，公民才有能力去行使權利、參與公共事務、實現共同體的公共善和整體好生活觀念。
綜上所述，權利平等和制度公正化解公民身份平等問題的前提，為公民提供公正的制度框架和平等的環境；分配正義主要是確保公民尤其是社會底層群眾切實的物質利益，既是解決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不對稱的關鍵所在，又是作為道德平等的社會經濟基礎；公民美德教育屬于道德軟實力，一方面試圖恢復道德平等，另一方面又是形式平等與實質平等相統一的主體性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