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隨著國際學術交流的日益頻繁，當代著名邏輯學家和哲學家克里普克（S. Kripke）的邏輯哲學思想，已被國內學界越來越多地認知?？耸详P于個體本質的觀點在分析哲學中顯得獨樹一幟。本來，像本質主義這樣的言論是被早期分析哲學家們作為“形而上學”話題而堅決拒斥的，但同樣作為分析哲學代表人物的克里普克，卻利用其所參與發明的現代模態邏輯的可能世界語義學，將本質主義體面地請回到了分析哲學，從而開辟了一條“分析的形而上學”的研究路徑。而與其本質主義相對應，克里普克提出了其著名的關于專名（以及自然種類名稱）意義的嚴格性理論，論證專名和自然種類詞是沒有含義的所謂“嚴格指示詞”，在所有可能世界都固定不變地指稱特定對象。本質主義是嚴格指示詞理論的形而上學落腳點——“嚴格指示詞不同于其它指示詞的地方在于，它根據對象的本質屬性挑出該對象。它在該對象存在的所有可能世界都指稱了這個對象。談論可能世界是從事本質主義哲學的一種生動的方式，但也僅此而已；它并不是一種闡釋。從一個可能世界到另一個可能世界，我們需要本質屬性來識別對象”[1]。
一關于個體的本質，古典本質主義創始人亞里士多德無力把握，他所刻畫的只有類事物的本質。究其原因，在于缺乏分析工具，也就是現代模態邏輯的可能世界語義學及其哲學。[2]究竟什么是個體事物的本質屬性？克里普克提出了一種“起源的必然性原理”[3]，就生物個體來說，刻畫本質只能訴諸其起源，一個體的起源決定著它的本質，決定著它的自身同一性。比如，亞里士多德是由他父母的精子和卵子合成的受精卵發育生成的，他由之起源的那個受精卵就構成了他的本質。就非生物個體而言，制造個體對象的那種物質對于這個對象來說是本質的。如果一張桌子是由一塊木頭制成的，那么它由之起源的那塊木頭對于它來說就是本質的。
具體來講，對一個生物個體a來說，如果它在現實世界產生于某一個特定的起源，那么在a存在的任一可能世界，它就都有這同一個起源，這個起源也就是它的本質?？死锲湛艘浴耙聋惿着酢睘槔@樣提問：她有可能不是她的親生父母所生的嗎?
有些人試圖把“認識論”上的可設想情況，與這個“形而上學”意義上的問題混淆起來，這在克里普克看來是不準確的。從認識論角度看，可能有一天人們宣布伊麗莎白女王的身世有變化，她實際上是杜魯門夫婦的女兒。無論這個宣告顯得多么異想天開，它本身都不包含著任何邏輯矛盾。但在克里普克看來，他的上述問題和這種設想沒有任何相同之處，他是從一個“既定的事實”，即從伊麗莎白事實上的親生父母，也就是生成伊麗莎白的那對精子和卵子由以來源的人出發的，無論他們究竟是誰?！拔覀兪欠衲軌蛟O想這樣一種情境，在其中，這個女人是杜魯門夫婦所生育的呢？他們或許會有一個在許多特征上與她相似的孩子。也許在某個可能世界，杜魯門夫婦甚至可能有一個孩子，這個孩子后來實際上確實成了英國女王，她曾經甚至還冒充過別的父母的孩子。
但是，這仍然不是說明這個我們稱之為‘伊麗莎白二世’的女人是杜魯門夫婦的孩子的情境，或者在我看來情況就是這樣的。它只是這樣一種情境，在其中有另外一個女人，她具有許多事實上對于伊麗莎白來說都為真的特征?！盵4]
克里普克的問題是指，在形而上學（本體論）的意義上，由某對特定的父母所親生的孩子是否可能起源于另一對夫婦的精子與卵子合成的受精卵，從而一個具體的人能否有另外一個起源：“一個由別的父母生育，由另一對精子和卵子所合成的人怎么能夠成為這個女人呢？”[4]113他也明確承認，伊麗莎白女王可以像馬克·吐溫的小說所描寫的那樣，從未成為過什么女王，但難以想象她是由另一對父母所生育的，因為“任何來自另外一個來源的事物都不會成為這個既定的對象”?？死锲湛税哑鹪从谀硞€特定的受精卵作為伊麗莎白女王的個體本質。
對于非生物個體，比如對于一張桌子來說，它實際由以制造的材料乃是它的本質?？死锲湛艘云淦樟炙诡D演講中的講桌為例，做了下面這樣的反事實猜想：一張由木頭制成的桌子有可能使用完全不同的另一塊木料制成嗎?
或者更極端一些想：這張桌子有可能用泰晤士河里面撈出來的冰做成的嗎?
克里普克認為，如果這張桌子的確是由特定的某塊木料做成，那么，盡管我們可以設想用了另一塊全然不同的木料，甚至用冰來制成一張與眼前這張外觀一模一樣的桌子，它也不會是眼前的這張桌子，此時人們實際上是在設想另一張不同的桌子，而不是眼前的這張?！傲睢瓸’為一張桌子的名稱（嚴格指示詞），令‘A’是實際制造B這張桌子的那塊木料的名稱。再令‘C’是另一塊木料的名稱。之后，我們假設B是由A制成的，就像現實世界中所發生的那樣，而另一張桌子D是由C制造出來的。（我們假定，在A和C之間不存在那種能夠使得用一塊木料制造一張桌子的可能性，取決于用另一塊木料制造一張桌子的可能性這種關系）。于是，在這種情況下，B≠D；因此，即便D是從它自身制造出來的，而且沒有一張桌子是用A制造出來的，D也不會是B?！盵4]114由此可以更加明確，如果某一非生物個體對象是由某一塊特定的物質構成，它就再也不可能由任何其他物質構成了。
二筆者曾依據模態邏輯語義學中可及關系的層次劃分對“必然性”分層，并進而依據“必然性”的層次區分論證，個體本質的“起源必然性原理”表明，對個體來說，只有“起源”才能經得起“邏輯必然性”的檢驗；克里普克的個體本質“起源”學說涉及兩個重要的問題：一是個體的存在，一是個體的自身同一性；個體的起源是決定個體的存在和保證個體自身同一性的條件。[2]
從可能世界的觀點看，我們認為，所謂個體的“起源的必然性原理”只是揭示個體在形而上學（本體論）意義上的本質，這種本質可稱為“絕對本質”或“純粹本質”（bareessence）。而實際上，作為實際的認知與行動主體，我們當然也關心現實對象的各種現實必然性。對個體的現實必然性進行準確的刻畫，不再是一個形而上學問題，而是一個認識論問題，是一個“識別”問題。正是在這個問題上，克里普克的現代本質主義存在嚴重的缺陷。
實際上，關于這一點，克里普克本人對此并非完全沒有涉及到，這一點耐人尋味，值得一探究竟?？死锲湛嗽思妫≒. Geach）關于“名義本質”（nominal essence）的概念。他明確斷言，這個概念與其考慮的本質屬性具有不同的類型。按照吉奇的觀點，因為任何一種指向某物的行動都會是模糊的，因此如果某人通過指向一個對象對其進行命名，他就必定會運用一種“歸類性屬性”（sortal property）去消除他的指稱的模糊性，并保證有正確的歷時同一性標準。例如，通過指著奧巴馬給“奧巴馬”指派指稱對象的人必定會說：“我把‘奧巴馬’用作那個人的名稱”，以此來消除聽話者的如下誤會，即以為是在誘導他認為這是在指一個鼻子或是一個時間片段。因此，這種歸類在某種意義上就是這個名稱的意義的一部分。名稱終究還是有（局部）含義的，盡管它們的含義可能沒有完整到可以決定它們的指稱對象，就像描述論與簇描述論那樣?？死锲湛嗽u論說：“如果我正確理解了吉奇，他所說的名義本質應該根據先驗性而非必然性來理解，因而與我在這里所提出的這種本質有很大不同（或許這就是他說他正在考慮的是‘名義的’而不是‘實在的’本質時所表達的意思的一部分）。因此，‘奧巴馬是一個人’、‘多賓是一匹馬’等等就是先驗的真理?！盵4]115我們應該注意克里普克對吉奇的下面這個判斷：他所說的名義本質應該根據先驗性而非必然性來理解，因而與1克里普克關于先驗性/后驗性、必然性/偶然性、分析性/綜合性分屬認識論、形而上學和語言哲學的基本思路，吉奇所講的“名義本質”是一個認識論概念，而不是克里普克所主張的形而上學概念。
這一點可旁證我們關于克氏個體本質主義存在嚴重缺陷的觀點。
但是，克里普克進一步認為，吉奇應該堅持“更為謹慎”的歸類性屬性。第一，即使一種分類被用于消除一種實指指稱的模糊性，也可以肯定，它不需要被先驗地認為對所指對象成立。盡管表面看來多賓看上去像是一匹馬，難道它就不能被證明屬于一個不同于馬的種類？難道長庚星就不能是一顆行星而不是一顆恒星？第二，即使排除這些反對意見，事實上，很少有說話者會通過實指獲得一給定名稱的指稱；即使他們是通過一根回溯到實指的傳播鏈條獲得該名稱的，為什么據稱在實指中使用的這種歸類性屬性在某種意義上對他們來說會是這個名稱的‘含義’的一部分呢？這些說法雖然只是出現在《命名與必然性》的一條腳注中，但并不說明它是次要的。正好相反，我們認為，其中所提出的問題可以為我們建構一種關于個體本質的識別以及專名意義的合理理論提供重要啟發。
我們認為，從上面這些文字中至少可以提煉出以下兩點：第一，克里普克坦承，專名終究還是具有（局部）含義的，這顯然是其關于專名的“堅定”的嚴格性立場的一種“退卻”；第二，這種含義可通過“歸類”來獲得。如上所述，克里普克說道：通過指著奧巴馬其人給‘奧巴馬’指派指稱的人1他對其中的“人”一詞特別做了強調。這一段話容易讓人想到克里普克關于因果傳遞鏈條的論述中所用的“拿破侖”一例。按照克里普克的舉例，如果接收到“拿破侖”這個專名的人認為它指的是一只小寵物，而不是那位著名的法國皇帝，那么就違反了命名規則，偏離了應有的傳遞鏈條?？死锲湛说臐撆_詞昭然若揭：拿破侖必須首先是一個“人”，他是“人”這個類中的一個元素，被歸入“人”這個類中?？死锲湛嗽谡務搶Ｃ膰栏裥詴r講到，我們可以就現實的奧巴馬其人進行構想，設想他未當選當任美國總統，但他同時明確斷言，“奧巴馬不能不是一個人”、“他不是一個人是難以設想的”；換言之，我們可以就奧巴馬這個現實個體，設想他具有如此這般的具體屬性，他不具有如此這般的具體屬性，等等，但必須首先將該個體置于其所屬的“類”當中。這一提法與吉奇的“歸類性屬性”是相合的；而就克里普克對吉奇的援引來看，他顯然是接受了吉奇的基本論點，在其原文中克里普克只不過是說吉奇“沒有給出任何論證”而已。
早在17世紀，洛克（J. Locke）就將事物的本質區分為“真實本質”和“名義本質”。所謂真實本質，指的是“事物中的某些能夠決定其他屬性的屬性的集合”[5]；所謂名義本質指的是“一個類中的個體去掉其只屬于自己的特性而剩下彼此相似的共同的普遍的屬性”[5]435。在洛克看來，對名義本質的把握對于人類知識體系的建構是非常重要的，而實際上，認識一個事物的名義本質，就是要認識它所屬的“類”。在我們看來，去掉“個性”，保留“共性”，這樣一個用來“合并同類項”的本質屬性，其所決定的就是一個類或者說一個屬。顯然，洛克所謂名義本質與吉奇所講的名義本質上是完全相同的。不過需要指出的是，盡管提出了名義本質和真實本質這一重要區分，但作為一個經驗論哲學家，洛克過分強調了感覺經驗的重要性，認為事物最易感覺的部分才構成其最重要的性質，因而感覺構成了事物的名義本質，而真實本質作為“事物的不可觀察的部分所具有的那種實在的而又未被認識的結構”[5]428，因而就會變成為可感事物背后的神秘實體，這樣便會導致談論“真實本質”成為劉葉濤等 歸類性屬性與個體的識別“多余的東西”[6]。這與克里普克的本質主義觀就相去甚遠了。
還有人曾就所謂“本質歸類”（essential sortal）理論進行過深入研討?！氨举|歸類”是這樣定義的：“一個歸類概念S是一個本質歸類，當且僅當居于S之下的事物，如果不是居于S之下，便不可能存在?！盵7]
這種理論認為，我們之所以認為設想亞里士多德是一只蜈蚣是不可能的，乃是基于這樣兩個事實：一是存在著某個種類，它與一個歸類性概念相對應，使得亞里士多德本質上就是這個類中的一個事物；二是亞里士多德屬于這個種類與其是一只蜈蚣是無法相容的。不過，關于亞里士多德本質上是哪個類中的事物，卻莫衷一是；一般的看法是“人”，人就是亞里士多德本質性地居于其下的一個歸類概念。換句話說，他在所有其所存在的世界中都是一個人，不可能有這樣一個可能世界，他在其中既是一個人又是一只蜈蚣。從這種理論對于本質歸類的界定來看，其與上述名義本質在實質上也是相同的。
克里普克之所以否認尼克松不是一個“人”這種情況的存在，是由其個體本質的起源論所決定的。依前所述，克里普克是從本體論意義上提出其個體本質“起源”論的，起源是決定個體的存在及其自身同一性的標準。這種本質是我們就一個現實個體對象進行“回溯”的結果，因為追到最后會發現，這個個體必須“在那里”，而且必須“是它自己”。就任一個體對象來說，它的存在以及與自身同一都屬于名義本質的范疇，是普遍和共同的，是絕對意義上的。但問題是：從認識論角度看，在具體“把握”個體的存在及其與自身同一的過程中，實際上的認知和行動主體是不可能不通過具體的實在屬性來進行的。設想：如果我們不借助于任何屬性，個體如何“在那里”？又如何“是它自己”呢？個體要以何種方式在那里并與自身保持同一呢？依照可能世界的溫和實在論，我們是在現實世界進行這種“回溯”的，而回溯的出發點，恰恰就是具有現實屬性的現實個體。如果不借助具體的屬性，我們根本就沒有辦法把要進行反事實設想的個體對象識別出來，更不用說對之進行反事實的回溯了。而且，這些具體屬性本身也是必有歸屬的。舉例來說，用于識別亞里士多德這個個體對象的那些屬性包括比如三段論的創立者、《形而上學》的作者、亞歷山大的老師等，這些屬性所含的類概念——“創立者”和“老師”，它們的公共屬概念恰恰就是“人”，所以才說不能設想亞氏不是一個人。當然，在這個意義上，亞里士多德也不能不是一個動物，如此等等，具體不能不屬于哪一個類，取決于認知主體的認知需要和角度。
三
在個體的形而上學意義的本質這一問題上，我們可以從上述關于“名義本質”和“歸類性屬性”的提法中獲得啟發，從而至少可以就此在個體存在的確定以及溝通個體與類的關系上開辟一條新道路。
分析馬克思主義學派的著名代表人物之一、挪威哲學家埃爾斯特（J. Elster）在其名著《理解馬克思》一書中，曾把馬克思關于人和其他動物的諸個區別概括為六個方面：自我意識、意向性、語言、使用工具、制造工具、合作[8]。其中關于語言，埃爾斯特精選了馬克思的兩段話。第一段是：“語言和意識具有同樣長久的歷史，語言是一種實踐的、既為別人存在因而也為我自身而存在的、現實的意識。語言也和意識一樣，只是由于需要，由于和他人交往的迫切需要才產生的?！盵9]下面這一段則涉及到了名稱的意義問題：“人們決不是首先‘處在這種對外界物的理論關系中’。正如任何動物一樣，他們首先是要吃、喝，等等，也就是說，并不‘處在’某一種關系中，而是積極地活動，通過活動來取得一定的外界物，從而滿足自己的需要。（因而，他們是從生產開始的。）由于這一過程的重復，這些物能使人們‘滿足需要’這一屬性，就銘記在他們的頭腦中了，人和野獸也就學會‘從理論上’把能滿足他們需要的外界物同一切其他的外界物區別開來。在進一步發展的一定水平上，在人們的需要和人們借以獲得滿足的活動形式增加了，同時又進一步發展了以后，人們就對這些根據經驗已經同其他外界物區別開來的外界物，按照類別給以各個名稱”。[10]
這里結尾處的“名稱”指的實際上是“通名”，是類名稱。很顯然,馬克思是從人的實踐行動中探尋名稱及其意義的起源的。名稱的形成來自于“分類”，而“分類”來自人的需要和由需要所決定的意向性自覺。循此思路可以看到，所有通名（即便是所謂自然種類詞）都不可能如克里普克和普特南所認為的那樣，完全沒有含義。而這種思路也完全可以推廣到專名，因為任何專名都是對于特定對象（即使是虛幻對象）的命名。而如果沒有種類的概念，我們何以實現對個體對象的識別？如何完成克里普克所謂“命名儀式”呢？[11]
按照如上思路，相信馬克思會欣然贊同當代著名語言哲學家塞爾（J. Searle）的如下論斷：什么可以算作一個“對象”，并因此可以算作進行命名和指稱的可能目標？答案總要相對于一個表征系統才能確定。假定我們有一個豐富到足以將對象加以個體化的表征系統，例如豐富到可以讓我們數出一匹馬、另一匹馬、第三匹馬……可以讓我們識別和再識別對象，例如給出判定一匹特定的馬和我昨天看到的是同一匹馬的條件，我們就可以通過將同樣的名稱賦予同樣的對象這樣一種方式把名稱賦予對象[12]。在當代語言哲學與邏輯哲學關于“專名是否具有含義”這一核心問題的長期爭論中，人們往往把相關個體對象的存在作為一個預先假定的前提接受下來，而不加討論，但關鍵之點恰恰在于：我們要如何確定一個“個體”的存在?！叭绻麤]有在始終伴以心智行動與言語行動的社會實踐中形成的種類思想，人們如何能夠識別一個個體并（如克里普克那樣）通過各種思想實驗去追問其本質屬性呢？”[11]61從這些認識回過頭來看“專名是否具有含義”這個焦點問題，我們贊同克里普克關于專名的嚴格性論題，從而認為專名本身沒有含義而只有指稱。一方面，個體的起源可以支持專名的嚴格性論題。這是關于名稱本身如何的問題，是屬于形而上學（本體論）層面的問題。但另一方面，具體的認知與行動主體（無論是單個主體還是集體性主體）在具體語境中使用專名時，根本無需而且事實上也并不關心這種意義上的絕對本質，從而無需關心專名的嚴格性。他們更關心他們認識個體的方式，更關心符合自身社會實踐需要的、關于個體的某個或某些方面。如果說前一方面是本體論意義上的問題，那么后一方面則應看作是認識論意義上的問題了。如前，吉奇所說的“名義本質”是在先驗性而非必然性的意義上使用的，所強調的就是這種本質的認識論層面的意義。而我們平時所謂專名所具有的“含義”，是人們在具體認知實踐中賦予名稱的，專名在不同可能世界中根據認知與行動主體不同的社會實踐而被賦予不同的含義，而這些含義通常是由與專名相關聯的摹狀詞予以表達的。按照克里普克，摹狀詞在確定名稱指稱對象過程中的功能是必須被認可的。而當認知和行動主體借助摹狀詞來確定名稱的指稱對象時，他們實際上就已經賦予名稱以某種“含義”了，而這種“含義”之所以能夠作為個體的相對本質，是因為在不同的認知主體那里，它們都可以表示出同一個體的區別性特征。
此外，我們在這里還要強調這樣一點：如果我們再考慮一下摹狀詞的語言結構，就會發現，不論是限定摹狀詞還是非限定摹狀詞，都必定會有一個類名稱作為其組成部分。這說明，所用的摹狀詞中已經實質地涵納了相關個體所屬種類的基本特征，而這種基本特征也就是所謂的“歸類性屬性”。
我們曾經論證，一個完整的專名理論應涵蓋對兩個層面的問題的回答：一個是專名本身是否具有含義，二是如何確定專名的指稱對象，實現語言和實在世界的關聯。[13]
克里普克在后一問題上考慮了三個要素：最初命名儀式，隨后發生的因果傳遞鏈條，以及處在該鏈條上的后來的說話者在使用名稱時與在先的說話者保持一致。依本文所論，關于最后一個要素，我們需要對克里普克補充這樣一點：認知主體在“使用”專名進行指稱的時候，除了實現專名與個體之間的關聯，還必定包含對于對象更多的指認，其中就至少要包括“歸類性屬性”所傳達的東西，而這種東西將不得不作為使用之中的專名的含義。有人還循此思路批評因果論：“除非詞語得到了恰當的解釋或理解，我們所處理的還不是語言。但是，名稱意義因果論沒有告訴我們恰當地解釋或理解語詞是怎么回事。就它所告訴的情況說，詞語仍然是死的。這也許是最根本的問題。因果論把那種使詞語得到語義生命的事實擱在使用者的心理掌握的范圍之外。在這種理論中，通過使用名字或詞語進行思維的人是遠離那種使詞語得到生命的事實的。這就很難與他需要理解詞語、充分掌握它的意義這一事實相融合”。
[參考文獻]
[1] QUINE W V. Theories and Things[M].Cambridge: HarvardUniversity Press, 1981: 118.
[2]劉葉濤,張家龍.現代本質主義的邏輯基礎與哲學意蘊[J].哲學研究, 2012\\(2\\):73-79.
[3]張家龍.論本質主義[J].哲學研究,1999\\(11\\):50-6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