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初關于是否應為邏輯研究引入心理學方法這個話題所有的重要爭論，如今看來均已略顯陳舊，當今明智的研究者都懂得措辭謹慎地選取一種弱心理主義或弱邏輯主義。這種變化是如何發生的是本文感興趣的問題。我們將這一問題放入更廣泛的認識論背景下進行探討，指出心理主義和邏輯主義事實上是許多歷史悠久哲學傳統的延續；不論心理主義還是邏輯主義，區別只在于尋求邏輯認知確定性的途徑，因此在兩者之上，邏輯哲學還不得不面對來自現代哲學反本質主義的根本挑戰。今天的學術界，兩者表面上退出歷史舞臺，背地里卻通過互相支持與滲透，達成了一種新的默契：邏輯哲學的“認知轉向”標志著心理主義奪回了陣地，而科學哲學和政治哲學上的新探索重又提起了一種作為“交往理性”的普遍邏輯準則的重要性。
一、邏輯哲學中的心理主義
長期以來，沿襲康德的反心理主義立場一直是邏輯哲學研究的一個基本原則，盡管它的影響在當代的廣義哲學研究中大大弱化了，但不去質疑邏輯規律（規則） 背后的心理原因仍然被以弗雷格為代表的嚴格的形式邏輯研究者所堅持；有趣的是，同樣大張旗鼓反心理主義的胡塞爾所創立的現象學，卻成了一門心理學的解釋學。兩位不同哲學流派的傳奇人物，雖然都聲稱反對心理主義，卻也有過互相指責的過往，各自學派最后的結局也令人玩味。要理解這種現象，必須先弄清楚反心理主義究竟是要反什么。
（一）心理主義問題的歷史演進
江怡指出，胡塞爾的反心理主義實際上是他在弗雷格批判下為自己之前立場進行的辯護（因此他并不對弗雷格的批評心懷感激）。值得注意的是，弗雷格和胡塞爾都非常敏銳地觀察到了心理學科本身的問題：在 20 世紀初的人看來，心理學很有希望發展成一門如同物理學一樣的精確科學，因而普遍對其抱有幻想。胡塞爾卻較早地指出，心理學本身只能是一門我們今天所謂的“軟科學”，基于這一觀察，胡塞爾指出邏輯學的正當性不可能來自心理學，因此他反復強調，“邏輯學是一門規范性科學”，①它并不是人類心理行動的完全寫實表征。
不過在這種假設之下，胡塞爾依然被后世科學哲學家普遍面臨的那個問題所困擾：作為一種規范，邏輯的正當性從何而來？觀察胡塞爾的這種語言上的轉變是有趣的。胡塞爾最初的動機，是要將整個哲學的確定性建立在數學哲學的堅實基礎上，而數學或邏輯哲學之基礎性則來自于個體自省的能力，這是一種類似于笛卡爾的偉大思想實驗。問題在于，胡塞爾所在的那個時代缺乏對認知過程和心理行為的系統研究，自省的表達本身常具有思辨色彩；弗雷格意識到了這一點，他認為心理學充滿了弗洛伊德造成的不良影響，純邏輯本來是試圖規避這種影響，而胡塞爾卻試圖重新將邏輯學誘導入思辨的陷阱。
弗雷格認為邏輯的正當性不需要解決，現在看來這種觀點是錯誤的，基礎性問題終究無法回避；可能是出于一個數學家對于數學和邏輯原則的高度信仰，胡塞爾過早地放棄了他在《算術哲學》中的嘗試，適得其反地構建了一種徹底的思辨哲學。
顯然，根據弗雷格的看法，不是什么心理學或者先驗直觀，而恰恰是邏輯本身，構成了對人類思維規律的充足描述；即使現在還不是，將來也一定會是的。
一旦我們意識到弗雷格的反心理主義核心是這一內容，就會發現他的立論和批判是膚淺的：
章雪富通過引入維特根斯坦的視角，重新審視了堅持邏輯實證主義的維也納學派與后期維特根斯坦思想的不協調，并指出極端的邏輯實證主義實際上提供了將邏輯絕對化的另一個源泉。邏輯本身是蒼白的，僅憑它來刻畫豐富的客觀世界完全無能為力，其余的部分只能訴諸經驗。而以蒯因的“整體主義知識觀”，要做到弗雷格的“把邏輯的東西和經驗的東西完全分開”本來也是不可能的，邏輯實證主義到最后只不過是用“自我”取代了“物自體”。
“物自體”的概念來自康德，而康德和經驗論者的觀點在不同程度上都有今天所謂“心理主義”的影子。
如果我們將兩者看作僅在“共相（唯名論）”和“殊相（實在論）”上存在分歧的同樣的本質論者，就能更容易理解何以邏輯實證主義者一方面看上去很像康德，而同時又自稱經驗論者了。
任何形式的本質論探討的仍然是理念或范本誰更可靠的問題，這同現代反本質主義的基本觀點完全不同，后者認為我們的認識根本不可能是可靠的。唯物—經驗論和唯理—唯心論尋找的都是認識的唯一可靠來源；除了派生出一系列教條外，兩者都不指向認識如何可靠問題的最終解決。19 世紀末近代科學的飛速發展促成了主戰場的轉移，數學—邏輯語言代替柏拉圖和基督教成為新的精神律法；邏輯規則的正當性則成為新的不同形式本質論的試金石。弗雷格和羅素將心理印象或者說認識過程作為一種“物”來處理，而“物”的形而上學屬性在經典物理的體系中又是不可還原的，這同將先驗概念“懸置”來解決心—身問題的策略，在操作上并沒什么區別。
②所以，弗雷格和胡塞爾各自的迷惑，事實上是關于邏輯哲學任務的終極迷惑的不同表現形式。舊哲學試圖為邏輯尋找形而上基礎的本能讓他倆事實上殊途同歸，這一魔咒直到維特根斯坦提出“醫治語言”的綱領時方才解開。
（二）表面的對立和深層的一致
顯然，心理主義和反心理主義標簽之間存在著某種曖昧。馬保恩撰文指出，胡塞爾和弗雷格的反心理主義都立足于對邏輯主觀性和認識論相對主義的拒斥，特別是對胡塞爾而言，這是他的思想體系始終一致的觀點。對于邏輯規則的絕對性，邏輯實證主義者和康德抱著相近的態度，胡塞爾和弗雷格很可能同屬于這一陣營；而一個更嚴格的經驗論者如休謨和普羅塔戈拉可能會對邏輯規則的絕對性存在懷疑，盡管他們將懷疑的基礎建立在可靠的個體經驗③之上仍然是有問題的，但這畢竟是一種更徹底的懷疑主義。兩種不同的“反心理主義”運用兩種不同策略應對這種更徹底的懷疑論，要么是胡塞爾式的訴諸直覺，要么跟隨著邏輯形式主義，將所有邏輯問題歸結為因定義而生———羅素和弗雷格顯然認為這是一個值得努力的方向，盡管他們都沒有做到這一點。事實上，將哲學化為純粹邏輯的道路正是被他倆證實走不通的。但不管怎么說，任何一方都是在努力尋找邏輯的可靠的真正基礎，而不會對這一基礎是否存在產生任何懷疑。
但現象學最終成為了心理學而不是哲學的方法論，因為正如海德格爾后來說的“：如果現象學既不是邏輯學又不是心理學的話，那么，它的特點又在哪里呢？在這里會出現一種全新的哲學學科，甚至是一種具有自己的地位和優點的哲學學科嗎？”
而純形式化的方法，正像拉卡托斯指出的那樣，也無法解釋為何邏輯—數學成為唯一的科學語言，以及它是如何不斷改造自身而擴張自身的解釋力的。兩者在 20 世紀后期都展開了深入的反思，這一反思的結果是，具有計算機科學和神經生理學之嚴格性的心理學分支———認知科學的崛起，成為心理主義重歸邏輯哲學的標志；而承認邏輯的多元性，則是邏輯學家在嚴格性與表達力之間作出的妥協。④
二、邏輯哲學的認識論歷史回響
（一）邏輯哲學的中心任務
對于邏輯哲學的中心任務有各種各樣的表述，整體上說，可以劃分為強調其規范性和描述性的兩大類，但是必須注意，這樣概括并不能完全揭示出不同觀點的豐富性。舉例而言，邏輯哲學家中仍不乏將邏輯視為一種世界的圖式的柏拉圖主義者，他們強調用邏輯規則來規范自然思維，同時又堅持認為邏輯規則本身只是那個“理念”世界的標準陳述，而邏輯哲學的任務有點像拉卡托斯說的是去“發現”而不是“發明”邏輯規律；另一方面，一些英美哲學家如蒯因等，將邏輯哲學看作一種語言哲學，并樂于尋找這種語言規范實際應用到自然語言中產生的種種怪論，使嚴謹完整的邏輯系統顯示出它的另一面。即它不適用于一切情況，在某些情況下，會顯示出它的局限性。這樣看來，邏輯哲學又像是一種對于邏輯學的評論學。
邏輯哲學問題與語言本身的糾纏是維特根斯坦的重要發現；在此之前的努力正如前文談到的，多半是在泥沼中跋涉。邏輯哲學興起于 19 世紀末，這是現代科學體系大廈飛速建設，其基本研究和思想方法得以確立的時期。以維特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的發表為根本標志，可以說邏輯哲學想要解決的是準確描述的問題———具體而言，是解決哲學問題的邏輯描述問題。這種提法有一個預設，就是“邏輯的描述”等于“準確的描述”，至少在當時看來，這種表達是可以接受的：即使當時的邏輯學不足以達到這種準確性，這一等式的最終成立也是可指望的。
這樣看，邏輯哲學起源于一種“成功學”，它是在邏輯—數學語言獲得了描述世界的優勢地位后，對其進行合法性論證。這一工作的目標本身已經決定了它的性質：不論走邏輯主義還是心理主義的道路，其目標都在于尋找邏輯—數學語言可靠性的堅實基礎，很難保證不會重復前人已有的東西。
（二）高爾吉亞的三個問題
正如本文開頭所說的，解釋近代邏輯哲學自身的困境，應當回到整個認識論和思想史的大背景中去。
與其說邏輯形式主義和心理主義是被對手擊倒，不如說是自己走入了絕境。但這種絕境似乎又是命中注定。這么說可能有點勉強，但是整個認識論的發展史似乎真的是在一步步印證高爾吉亞的三個問題：無物存在；即使有物存在，我們不可能認識它；即使認識它，我們也不可能準確地描述。
可以拿經驗論和唯理論爭論的結局做個參考：經驗論傳統本來是訴諸觀察的，這迎合了近代科學的要求，但科學自身的發展卻越來越依賴間接經驗，因為科學家已經意識到人的觀察力的嚴重局限，而測不準原理則是對這一路徑的終極挑戰；唯理論中的“謬誤”最終成了定義的產物（by definition），而分析性命題被預設的自明性一旦接觸到客觀世界多元化的氧氣，反而成為最主觀、最個人化的偏見。唯理論在不斷排除先驗意義上的分析性觀念，而經驗論卻在暗渡陳倉地引入更多的先驗知識。
游離于邏輯實證主義外圍的波普爾首先注意到這一問題，他不僅指出柏拉圖“表象背后的本質”是一個神話，同時也認為感覺和思維的映像關系并不十足可靠，與邏輯主義和心理主義都保持了距離；善于批判的后現代主義者如德里達則直接將傳統哲學斥為“邏各斯中心主義”，以后現代的方式對抗追尋邏輯確定性的努力。為了行文的便利，本文在敘述中放棄外延難以確定的“邏各斯中心主義”而改用波普爾的“本質主義”，但不得不承認兩者發現的是相似的問題。
某種意義上，反本質主義標志著高爾吉亞的三個問題的終結。對于第一個問題，唯名論和實在論延續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的爭論，解決的正是究竟共相還是殊相是可靠的認識對象問題；高爾吉亞的第二個問題是認識的可靠途徑問題，這正是經驗論和唯理論想要解決的問題；最后，當我們經歷了哲學的語言學轉向后，驚奇地發現高爾吉亞關于認識的可靠描述問題依然在耳邊回響。而反本質主義顛覆性地向我們說明，認為人類的認識存在一個可靠的基礎，這只不過是一種理論上的幻覺。
三、結論
放在特定的歷史情境中，上文的論述會令哲學家沮喪，但是作為現代人，我們驚奇地發現，面對邏輯基礎性和客觀真理性爭論的退潮，眼前展現的并非一片荒原，而是碩果累累的田野。面對邏輯哲學中的這些基礎性爭論，當代哲學家們的態度各不相同，從中也能看到一些新的可能性：
首先，盡管邏輯哲學傾向于對此避而不談，但現代哲學的反本質主義對心理主義和反心理主義的沖擊都是巨大的，這使得過去的硝煙看上去只是一場本質主義的“內戰”；以反本質主義的視角來看，試圖為邏輯尋找科學基礎或干脆將其改造成科學，高估也低估了邏輯的價值；對于何謂邏輯，我們應該持遠比科學寬容的態度。邏輯學家如哈克和普特南意識到了這種問題，開始批判“邏輯絕對主義”并采納更徹底的邏輯實用主義；普特南強調“邏輯可修正”，暗示邏輯學本身的發展依賴于對形式語言表達力的新需求。當然，修正的對象依然是形式系統和一致性這些邏輯學的根本對象，而不是徹底放棄建立形式語言的努力。正因如此，不論采取弱心理主義還是弱邏輯主義，邏輯學始終需要回應的仍然是來自反本質主義的挑戰———這種挑戰永遠不會結束，而正是這種張力為邏輯哲學繼續存在提供了理由。
其次，發現認識終究是不可靠的以后，在邏輯哲學本身還能有何建樹這一問題上，仍然有不同的觀點：費耶阿本德認為應該勇敢地接納一種認識論無政府主義；哈貝馬斯———作為政治哲學家而不是邏輯學家，提出在思想多元化的情況下建立“交往理性”的規范，這也是邏輯可以為之貢獻的領域；而波普爾則指出，在被嚴格限定了解釋范圍的理論框架中進行有益的探討，并開發出具有局部解釋力的新理論仍然是可能的。同維特根斯坦一樣，波普爾也認為哲學應當成為思想的治療師；不同于維特根斯坦的是，維特根斯坦始終試圖為合格的哲學建立一套認定標準（至少是排除壞哲學的標準），而波普爾只是認為醫治哲學之所以重要，是因為我們對什么都沒法十分確定———這源自人類自身無法擺脫的可錯性。
不管怎樣，對于哲學家來說，討論本身甚至比討論的對象更重要，因為這是反對任何理論意識形態化的重要工作。哲學家們需要面對的是這樣一種危險：理論就像權力和資本一樣，它的解釋力永遠傾向于自我膨脹。即使拋開這重要的責任不談，討論本身也是富有樂趣的，正如胡適所說：怕什么真理無窮 ，進一寸有一寸的歡喜。
注釋：
①〔德〕埃德蒙德·胡塞爾：《邏輯研究：第一卷》，倪梁康譯，上海譯文出版社，1994 年版，第 46 頁，第 19 節。
② 極端地看，弗雷格和羅素的謂詞理論就像是“懸置”的技術實現。
③ 普羅塔戈拉認為個體的感覺至少是無法也無需置疑的“，人是萬物的尺度”。
④ 盡管如此，很多邏輯學家還是不接受心理解釋。例如，直覺主義邏輯作為一種變異邏輯盡管排除了排中律，但仍認為數學是建立在可接受的論證之上的，而論證要靠直覺主義系統表達。換句話說，他們仍然把數學的基礎建立在一個封閉的符號系統之上，否認如拉卡托斯發現的那樣，數學本身也是在開放的環境中，通過搭建概念的空中樓閣，不斷試探建立起來的（參見《證明與反駁》,拉卡托斯著,中譯本,上海譯文出版社,1987 年版）。
參考文獻:
[1] 江怡.胡塞爾是如何反對心理主義的?———對《邏輯研究》第一卷的一種解釋[A].現代德國哲學與歐洲大陸哲學學術研討會論文匯編[C].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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