會館,是同鄉人在異地設立的、專門為同鄉人士提供集會或休息的場所.從形式上看,會館是一座座建筑; 就其性質而言,會館是一種具有社會性的同鄉組織.與其他省份設立的科舉會館與官紳會館不同,晉商會館的商業性質明顯,是由商人出資興建、并專門為商人服務的.在山西商人建立的會館中,有山西商人獨資建立的,如古晉會館、全晉會館等;有地方性的會館,如潞澤會館、平陽會館等; 還有多省合建的會館,如山陜會館、山陜甘會館等.為了研究方便,把這些會館統稱為"晉商會館".晉商會館的設立,一方面使得出門在外的山西商人有了歸屬感,起到了"敘鄉梓、聯鄉誼"的作用;另一方面為商業交往活動提供了便利,有效地減少了由于買賣雙方市場信息不對稱造成的損失.特別值得一提的是,館廟合一的晉商會館,促進了關公文化的傳播,其定期或者不定期舉行的戲曲演出娛神又娛人.
與晉商興衰的軌跡相契合,晉商會館明代中期興起、清代繁盛、民國時期衰落.如今,這些散落在全國各地的晉商會館經受了歷史的滄桑,多已殘破不堪,但是由儒家文化滋養的晉商精神,仍然值得我們繼承和弘揚,尤其是晉商會館活動中所體現出來的崇信重義、尚中貴和、樂善好施等倫理思想在現代社會仍具有重要價值.
一、崇信重義
信義,是中華文化的精義所在.在傳統社會中,不論善惡黑白、廟堂江湖,都普遍講信義、重然諾,并以講求信義為榮,背棄信義為恥.誠信,首先是做人的基本準則."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大車無 ,小車無 ,其何以行之哉?"誠信還是商人在市場上立于不敗之地的根本."誠招天下客、義納八方財","仁中取利真君子、義內求財大丈夫".晉商會館是明清時代晉商進行商業交往活動的重要場所,其中自然也蘊含著深刻的信義思想.現擇其要者,表述如下.
第一,關公文化,彰顯信義.館廟合一是晉商會館的普遍形式.晉商會館主要供奉的是山西人的老鄉---關公,在晉商會館的顯要建筑中,也就是中軸線上,山西商人都修建了供奉關羽的殿堂.關公是信義的化身,"義"是晉商所崇拜的關公精神的最好的詮釋,而"信"是"義"的表現形式.晉商對關公的推崇,其實也是向人們宣示著要時刻保持著"信義為本、祿利為末"的自律理性,通過關公所表現出來的忠義誠信精神,使晉商所推崇的"誠信不欺""以義制利"的理念得到廣泛認同.
第二,交往有信,輕財尚義.晉商摒棄短視的機會主義行為,注重公平交易,及時糾正會館中會員的不誠信行為,對那些見利忘義、損害顧客利益的行為進行處罰,保證市場交易活動的有序進行.在眾多的晉商會館中,有兩樣神圣的供物.一是為人所共知的關公像,另外一個圣物很奇怪,是一桿"官秤"[1]27.河南省社旗縣的山陜會館現在是誠信教育基地,每年有來自五湖四海的人慕名來這里參觀,接受晉商文化的熏陶,在這座會館中就供奉著"官秤".雍正初年,山西商人主導著河南社旗市場,其間改換戥秤,大小不一,為了杜絕此類事件的發生,當地的會館協商約定,齊集關帝廟公議.社旗山陜會館的碑刻《同行商賈公議戥秤定規概》記載: 其間即有改換戥秤,大小不一,獨網其利,內弊難除.是以,合行商賈,會同集頭等,齊集關帝廟,公議秤足十六兩,戥依天平為則,庶乎較準難均勻者,公平無私,俱各遵依[2]140.有了這樣的規定,晉商的經營活動越發規范,信譽也就越來越高.
第三,仁中取利,義內求財.晉商建立會館的目的之一,就是使齊聚在此地經商的山西商人,在危難之時可以伸出援助之手、相互幫助、共同抵御風險.晉商既要對顧客講信用,還要施信義于其他商號.在一家商號遇到困難之時,其他商號不能坐視不管,更不能趁機把其擠出市場,而要施以援手.那些見危不救,甚至落井下石的商號在會館之中的信譽就會降低,無形之中也會遭到其他商號的聯合抵制.所以,在會館制度下的山西商號,一般不會趁火打劫,使自己的信譽受損.
會館制度下的晉商,以會館的制度、規則為指導,并且受關公精神的感染,他們篤守信義,不但促進了明清晉商良好社會風氣的形成,使人們對晉商有了新的認識,自覺地摒棄了對商人"無利而不往""無商不奸"的印象,而且對晉商本身來說,晉商的信譽會因此得到不斷地提高,成為晉商隱形的財富,從而鑄就了晉商在歷史上的輝煌.但是,也應該認識到,"信義"并不是萬能的,不能盲目地講求"信義",晉商的衰敗與其盲目地相信別人不無關系.我們應該從中吸取教訓,既要重信義、守良規,又要注意審時度勢、拒絕愚忠和盲從。
二、尚中貴和
尚中貴和思想是中國傳統儒家倫理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中華文化之品格,人生事業之格調,其根本者在于和.晉商作為典型的儒商,信奉著中庸之道,他們亦儒亦商,把儒家的中庸思想融入到其商業倫理之中.山東聊城的山陜會館,在其大門上方,左右分別石刻"履中""蹈和"[3],就說明晉商已經把這種理念內化為經商過程中所必須遵守的倫理信條.
會館的建立,不僅僅為出門在外的山西商人提供了一個安居樂業的場所,更是他們團結互助、和衷共濟的大平臺.其"中""和"思想可以概括為三點.
第一,和諧共贏.晉商會館大多由眾多商人聯合捐資興建.除此之外,還有其他捐款,如義捐、樂捐、喜捐等,再加上本籍商人或商號入會所繳納的會員費,還有會館對過往商品征收的厘金,這些構成了晉商會館的資產.晉商會館用這些資產做為本金,通過投資房地產和進行放貸等方式使資本增值,同時也為其會館提供了一個資金拆借的平臺,晉商利用這個平臺,相互協作、互惠互利.
第二,聯合互助.晉商會館的設立促進了商人的交流與融合."一人智慧無多,縱能爭利無幾何,不務其大而為之."晉商在經營過程中,注重聯合各地的力量來實現其商業繁榮.在眾多的會館中,可以發現,由晉商獨自興建的會館并不是特別多,更多的是山陜會館或者山陜甘會館.除此之外,本已形成聯盟的山陜商人或者山陜甘商人,還注重同其他省份的會館進行合作.在四川灌縣,除山陜會館外,還有廣東會館、湖廣會館、貴州會館、四川會館、福建會館、江西會館等會館,晉商會館經常與其他會館進行交流與協商.晉商這種注重共同發展的理念無疑對晉商的興旺產生了積極作用.
第三,和氣生財.晉商的和為貴還體現在對違反會規的會員的處罰上以點到為止.晉商會館對違反會規的行為進行處罰,處罰的形式有三種: \\( 1\\) 財產處罰.社旗山陜會館的《公議集貨行規碑記》記載: 賣貨不得包用,必要實落三分,違者罰銀伍拾兩[2]142.\\( 2\\) 罰戲.社旗山陜會館的碑刻《同行商賈公議戥秤定規概》記載: 公議之后不得暗私戥秤之更換,犯此者罰戲三臺[2]140.\\( 3\\) 扭送官府.這是最嚴厲的處罰方式,除情節特別嚴重外,晉商都會盡量避免采用這種方式.晉商用這種方式解決問題和爭端,手段溫和,體現了"尚中貴和"的儒商特質.
儒商強調"以和為貴",摒棄一味追求利益而損害他人或其他同行利益的行為.誠然,晉商做為商人,其目標也是追求利潤的最大化,但追求利潤與注重和諧、協作并不是完全沖突的.晉商把尚中貴和的倫理精神融入到其商業倫理之中,在經營過程中雖有競爭但也不失和,在同行危難之際,能與其協作聯手,會館的紐帶作用就會奏效.現代市場經濟體制受西方競爭觀念的影響頗深,強調"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法則,這種注重競爭的對抗性法則,為了獲得最大程度的商業利益難免會用殘酷的競爭手段來對抗對手.事實上,競爭和合作可以并存,雙方不一定非要爭個魚死網破,有一個更好的選擇則是和諧共贏.
三、樂善好施
儒家學說的創始人孔子,其核心思想為"仁",提出"仁者,愛人",這個"愛人"的范圍包括父母兄弟、君主臣子乃至一切人.儒家學說的另一位代表人物孟子,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擴展"仁"的思想,認為人性本善,人都有惻隱之心,其中有惻隱便會體現在行動上,所以孟子將孔子所謂"仁"的道德感情直接發展為道德行為.孟子這種求善的內在精神、施仁的外在行為,蘊含著慈善思想[4].儒家學說的"仁愛說"和"性善論"就成為慈善倫理的兩大基礎性理論.飽受儒家思想浸潤的儒商,將儒家"經世濟民"的思想引入商業,以經商手段實現其"立功、立言、立德"的人生理想[5].晉商具有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他們在發家致富之后,以會館為平臺,主動捐資捐款,將一部分利潤用于慈善事業的興辦.隨著晉商經濟實力的增強,加之政府的倡導,晉商會館的慈善活動在清朝年間呈現出興盛的局面,其主要活動包括: 購買義園、扶危濟困、捐資助學等.
第一,購買義園.在晉商創業時期,很多人都是年少時出去打拼,立下不做出點成就就無顏回鄉的誓愿.但生活并不總是在人們的預料之中,再加上晉商創業時期環境惡劣,以及許多意外情況的發生,難免會有人客死他鄉.晉商會館成立以后,會購買義園,用以埋葬客死異鄉的同鄉人.設立在北京的平陽府太平會館,就是在廟宇的基礎上改建而成的,所以又叫晉太高廟會館.由于晉太高廟會館地處偏僻,四周多為各省義地,故平陽府太平會館又購了葦田數畝作為義園[2]28.如果有同鄉人客死在北京,而又沒有親戚可以通知,會館就代為埋葬在此義園.晉商會館中義園的設立,深受儒家慈善倫理的影響,把濟眾為懷這種內在精神直接發展成為現實的行為實踐.
第二,扶危濟困.除了購買義園之外,晉商會館還會購買義莊和義田,然后將其出租,收入的一部分就可以用作幫助處于困境的同鄉老人和病人.建在北京的臨汾西館就踐行著扶危濟困的慈善理念,無償幫助同鄉的親友.如在光緒年間,發旅費、梓費于無力回鄉的親友.民國期間將北樓改為同鄉療養院,作為旅京人治病養疴之用[2]10.臨汾西館的種種行為都奉揚著晉商經世濟民的倫理觀.
第三,捐資助學.晉商雖然奉行"學而優則商",但他們并不是經商以后就把學習丟在一邊,而是認為"賈亦可習儒".由于晉商長期在外地經商,從經商的過程中也發現了教育的重要性.清朝道光年間,晉商會館出資興辦了所謂"四大義學"[1]137.在與語言不同的商人交流過程中,晉商開始重視對其員工語言的培訓,如免費教員工蒙古語、俄羅斯語和維吾爾族語等.除此之外,晉商還資助趕考的學子.慈禧太后和光緒皇帝結束因八國聯軍侵犯北京而西逃的日子,返回北京的路上途經開封,決定1903 年和 1904 年兩科的全國會試在河南開封貢院舉行.這兩年,山、陜、甘三省前來會試的舉子,大都食宿于會館,有不少舉子得到同鄉富商的資助[2]99.晉商借助會館,身體力行的從事慈善事業,這種濟眾為懷的精神為晉商在中國歷史上又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在晉商馳騁商界的年代,慈善事業之所以興盛,原因就在于: 一方面,晉商鑄就的商業帝國經濟實力非常雄厚,有了強大的資金保障; 另一方面,三晉地區一向是文化交融、民族融合之地,儒家文化對晉商和晉民的影響最為深厚,"愛人""施仁"的理念已經深入人心.
明清時期的山西商人敢于大膽地挑戰中國傳統觀念對商業的輕視,將"商"與"儒"有機地結合起來,形成了其特有的倫理觀念.如今,我們已經進入了法治社會,但是法律也有空子可鉆,這就需要道德來彌補.晉商會館中的道德約束機制是一種有效的管理方式和調節方式,值得現代商會、現代商業活動借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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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薛勇民,等. 走向晉商文化的深處: 晉商倫理的當代闡釋[M]. 北京: 人民出版社,2012: 1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