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論證研究中，謬誤研究形成了豐富多彩的理論，如謬誤多元形式分析方法（ 伍茲-沃爾頓） 、謬誤的形式辯證法理論（ 漢布林等） 、謬誤的語用-辯證法理論（ 范愛默倫等） 、謬誤的新辯證法理論（ 沃爾頓） 、謬誤的批評理論（ 約翰遜等） 、謬誤的修辭學理論（ 廷德爾等） 、謬誤的認識論（ 福格林） 、謬誤的詰問理論（ 辛迪卡） 以及謬誤的歸納理論（ 哈恩、寇伯等） ,而且這一發源于亞里士多德的悠久研究主題也融入了邏輯發展的前沿。著名的英國邏輯學家加貝在《哲學邏輯手冊》（ 第二版，2005） 序言里指出，也許在過去 10 年里出現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哲學邏輯成就，是與謬誤理論、非形式邏輯和論辯理論的研究伙伴的有效溝通。而且，謬誤理論與論辯理論游戲同時出現在他為邏輯所描繪的版圖中，并注明“謬誤其實是合適語境中推理的有效模式”.他還曾在一次訪談中說，我認為考慮一下謬誤現象以及非形式邏輯界就它所提出的看法是重要的，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主題。他還打算用加標演繹系統處理謬誤。
一、伍茲謬誤理論概觀
伍茲是從 20 世紀 80 年代以來最具創造性和權威性的謬誤研究者之一。20 世紀 70-80 年代，伍茲就回應澳大利亞哲學家、計算機科學家漢布林對謬誤研究提出的挑戰（ 1970） 運用多種現代邏輯工具研究謬誤，在國際著名期刊發表了一系列謬誤研究論文。
其中不少是與自己曾在多倫多大學的學生沃爾頓（ Douglas Walton） 合作撰寫的。1989 年，他們將 1982年之前的獨著或合著的 19 篇論文匯編成《謬誤：1972-1982 文選》，作為國際著名論辯理論家范愛默倫和荷羅頓道斯特主編的“語用學和語篇分析中的論辯研究（ PDA） ”系列之九，由福瑞斯（ Foris） 出版。
①1982 年二人再度合作出版了《論證： 謬誤的邏輯》（ 邏輯和批判性思維教科書） .通過用多元邏輯工具分析各種具體謬誤，伍茲表達了一個主要論點： 對謬誤的最佳回應是理論上的多元主義。由于之前的謬誤研究與現代邏輯的發展相脫節，沒有達到漢布林所期望的高度，因而這種具有濃烈現代氣息的，多元的、形式的謬誤分析方法被學界命名為“謬誤理論的伍茲-沃爾頓方法”（ Woods - Walton Approach to falla-cy theory） .這構成了伍茲謬誤理論發展的第一階段。在第二階段（ 2000 年以來） ,伍茲深入探索了謬誤的一系列基本理論問題，堅持論辯和謬誤研究中形式主義的必要性，經常把論證（ 謬誤） 分析的形式方法和非形式方法結合起來，并逐步將謬誤研究置于認知科學發展和與之相應的邏輯實踐轉向的背景之下，創立了基于主體的謬誤理論，隨后進一步發展為認知經濟的謬誤理論。出版了《論證之死胡同： 基于主體推理的謬誤》（ 2004） ,而與多夫·加貝完成的《錯誤的邏輯： 認知經濟研究》（ 即出） 則是對前著的升華。
可以看出，伍茲在謬誤研究的兩個關鍵時期貢獻巨大。1970 年，漢布林《謬誤》一書向謬誤研究者提出了一個巨大挑戰： 在我們擁有正確推理或推論理論的意義上，我們根本沒有謬誤的理論！ 我們所見到的謬誤論述幾乎根本沒有與現代邏輯的聯系！
漢布林做了初步的嘗試。謬誤的一般形式理論是否可能？
漢布林做出了否定的問答，但在“形式辯證法”的意義上，回答部分是肯定的，但要以擴展形式邏輯為基礎。伍茲將此進一步推進，表明在寬松的“形式的”意義上，可以構建各種謬誤的形式分析理論或方法，但需要預備多種現代邏輯工具，包括經典的和非經典的。比如，直覺主義邏輯、相干邏輯、似真性理論、圖論等。在《論證： 謬誤的邏輯》（ 1982） 中，用到了一階邏輯、辯證法、歸納邏輯（ 分析忽視限制、以先后為因果） 、概率論、相干邏輯（ 分析反駁無知） 、似真性理論（ 分析訴諸權威） 、游戲論（ 多問和循環推理） 、聚集論（ aggrega tetheory,分析組合和分解） 、決策論，還有認識邏輯、信念邏輯和模態邏輯，它們在澄清其他一些謬誤方面也有用處。所以，伍茲-沃爾頓方法是一種強調邏輯的非標準系統（ 包括對話邏輯） 便利性的方法。
伍茲的研究表明，謬誤這一古老的學術主題也可以舊貌換新顏，可以成長為一種謬誤的現代邏輯。
伍茲把現代邏輯的前沿性與謬誤研究的古老傳統聯系起來，這一貢獻使謬誤研究從過去的雕蟲小技（ 偏安于邏輯的某個不起眼角落） 登上邏輯的大雅之堂。
近 30 年來，邏輯學出現了某些新特點和新趨向。
人們從不同角度將其描述為認知轉向、語用轉向或者應用轉向。加貝和伍茲則提出了可以包容以上描述的更為廣闊的一種概括： 邏輯的實踐轉向。
這種轉向的核心之一是，邏輯開始嚴肅考慮在現實生活語境中執行的人類推理的應變性（ contingencies） .此時，謬誤研究又迎來了一個關鍵時期。在邏輯共同體內部，這種轉向表現為擴展和適應新興趣的邏輯新分支的層出不窮； 在邏輯共同體外部，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所要求新邏輯也給予邏輯發展巨大刺激。主體重新回歸邏輯學，研究推理首先得搞清楚推理的執行者---推理主體自身的狀況，成為邏輯新取向的先決條件。一種受資源限制（ resource - bound） 的邏輯觀，或者“資源-目標邏輯”的新概念脫穎而出。推理的正確性，取決于實際的推理者承擔的認知任務或要達到的目標以及執行該任務、達成該目標可利用的認知資源。這是一種邏輯的行動（ agency） 觀點： 邏輯作為一種推理理論，是關于思維者做了什么，當實施一個推理行動時在其身上發生了什么的理論。推理主體的議程---準備或打算做什么，推理主體的能力---他們能做什么以及推理主體可利用的資源這三個關鍵因素制約主體的推理行動。然而，推理主體處于一種層級系統中，有些主體在其中位階較高，有些則位階較低。在一般情況下，人類主體---個體主體只擁有相對不足的信息、時間和計算能力等資源，因而他的認知目標相對更低或更小。他只能用現有的信息，不太多的時間來做事，即個體主體做事的方式與允許的時間和他現時之所知有關（ 試想一想法律論證這種典型情況） .因而，個體認知主體要成為一個“知足者”: 在不至于毀滅他自己的前提下，應付資源限制并把不足或貧乏轉化成有利條件。然而，機構主體卻有所不同。像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或英國軍情五處（ MI5） 這些機構主體，往往比任何個體主體占有更多的信息、更多的遂其所愿的時間，來達成目標。
假如這樣的研究團隊再加上合適的計算網絡手段，那么，它們所具有的“火力”就比個體主體（ 甚至擁有優良個人計算機的大量個體） 遠遠高出很多。高端位階主體可以等待足夠長的時間以獲得對全部重要關鍵信息的掌控，也能實施有力而精準地接近其議程的演算，因而它們的行動更傾向于樂觀運行。由此可以窺見主體推理的真實面目。為了區分這兩類主體所做的推理，伍茲將前者稱為“實踐的主體”（ practicalagent） ,后者稱為“理論的主體”（ theoretical agent） ,這兩類主體所執行的推理相應叫做“實踐的推理”（ practical reasoning） 和“理論的推理”（ theoretical rea-soning） .由于推理主體的一系列特性，因而推理的評估標準需要加以適應，適合于高端位階主體之推理的標準并不見得適合低端位階主體的推理評價?，F在，邏輯的重要任務就是要考慮實踐主體思維、反省、考慮、決定以及行動的邏輯---實踐邏輯（ practicallogic） .一種認知系統的實踐邏輯（ PLCS） 是主體為執行認知任務所使用資源之條件的原則性描述。在實踐邏輯的審視之下發現，一個主體的認知目標之實現的測量取決于 3 個因素： 該主體的認知目標、達成該目標必要的（ 或充分的） 標準以及在此基礎上他能達到該標準之要求的手段。這種新邏輯也提供了審視謬誤的新視角。由于一個實踐主體的資源和目標相互影響，因而演繹有效性或歸納強（ 高概率意義上的） 并不是衡量其推理質量的合適標準。按照實踐主體通常確立的認知目標，有效性或歸納強通常不是他們成功的恰當（ 或可能的） 標準。我們看到，實踐主體慣用手段是，可廢止地堅持合情理的信念。由此，謬誤的概念也發生了深刻變化： 傳統上被判決為謬誤的推理（ 尤其謬誤“18 幫”） 根本就不是謬誤，在某些情形中，所謂的謬誤實際上理性策略---不足資源調節策略 （ slight - resource adjustment strategies,SRAS） .
這樣來看，伍茲順應邏輯的轉向而推動的基于主體、基于受限資源或認知經濟的謬誤理論再次引領了謬誤研究的新時代。如果說第一階段主要是方法的革命的話，那么這個階段伍茲發起了更全面、更深刻和徹底的謬誤理論革命。在此理論框架下的謬誤研究將給這一主題和非形式邏輯（ 特別是論證理論） 甚至整個邏輯觀，帶來巨大刺激和變化。
二、伍茲謬誤理論的意義
伍茲謬誤理論的重要意義可從三個層次來看。
第一，它對謬誤研究的意義。自漢布林對謬誤研究的振聾發聵的評論以來，已出現若干系統的謬誤理論體系，典型的如荷蘭語用-辯證學派的批判性討論架構的謬誤理論，加拿大沃爾頓的新辯證法架構的謬誤理論。這些謬誤理論都假設了論證、對話框架，發現了傳統上的大多數謬誤其實是中性的論證型式（ schemes） ,它們墮落成謬誤是因為違反了這些論證滿足合理性的制約條件。而這些制約條件涉及論證的目的、主體、聽眾、語境等因素，因而對它們的分析與判定主要是語用問題。這樣的謬誤理論已在世界范圍內得到承認，有大量的研究文獻，幾乎成為謬誤研究的主流理論。伍茲多元的、形式的謬誤分析方法雖然不是一種系統的謬誤理論，但其價值早已得到公認，它是當代研究謬誤的任何工作都繞不開的。不過在我看來，伍茲在新世紀提出的謬誤的認知經濟理論，可以與前兩種系統理論比肩而立，其重要性蓋過早期的伍茲沃爾頓方法，因為它是與認知科學新發展所引起的邏輯新動向相聯系的系統謬誤理論。在認知經濟的架構之下，謬誤的概念、特征、判定標準（ 以及一般論證的合理性評估標準） ,傳統謬誤清單（ 18種常見謬誤） 的性質，具體謬誤的重新評價等等，都有了新的觀察視角，新的詮釋和新的結論。尤其是，伍茲選擇了一條不同于語用-辯證法和沃爾頓新辯證法研究謬誤的路徑。后者把邏輯看作一種關于論證（ argument） 或論辯（ argumentation） 的理論，邏輯研究論證即一種語言結構的結構特性； 而伍茲把邏輯看作一種關于推理（ reasoning） 的理論，一種關于思考者做了什么以及在他身上發生了什么的理論，因而是一種實踐邏輯，它是一種關于實踐的主體或智能體做了什么以及反思了什么的理論。這種基于主體推理的謬誤理論幫助人們在執行認知任務或議程時，關注不足資源調節策略的運用和推理謬誤的區別。推理比論證處于更深的層次，它在人們用論證交流之前就已發生。而且，一些推理并不一定在對話架構中發生。
因此，伍茲的這種謬誤理論不僅更凸顯謬誤理論的邏輯特征，而且囊括了對話框架的謬誤理論忽略了的推理情境（ 如獨白式推理） .我認為，以伍茲新的謬誤理論為預備，再整合對話架構的謬誤理論，可能形成一種更為完備的謬誤系統理論。
第二，它對非形式邏輯的意義。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非形式邏輯從揭露形式演繹邏輯對日常論證的不適切性（ 不適當性） 啟動自己的發展歷程。最先的切入點恰好是謬誤問題，因為正如彌爾所言，邏輯的任務是區分好推理和壞推理。
非形式邏輯認為，以邏輯形式（ form） 和有效性為核心的形式演繹邏輯難以勝任邏輯的這一任務。由此出發，非形式邏輯逐步建立了自己的“論證邏輯”.然而，形式演繹邏輯對于日常論證的這種力不所逮的原因在于實踐推理之主體的種種特性。他沒有太高的目標，沒有足夠的資源，沒有強大的計算能力，沒有充裕的時間，等等。這正是伍茲謬誤理論所揭示的。推理之主體的這些特性，進一步決定了演繹有效性甚至歸納高概率（ 排除合理懷疑） 對他是一個太高太嚴格的評估標準。我認為，基于主體推理的謬誤理論有可能提升為一種具有普適性的論證理論，可以使非形式邏輯更上一層樓。
第三，它對一般邏輯的意義。伍茲在創建認知經濟的謬誤理論的過程中，涉及到一系列邏輯的一般問題，比如，邏輯的對象，推理實際與邏輯的形式模型的關系，不同邏輯系統的優勢和劣勢，推理標準的適用條件，普遍邏輯的可能性問題等。對這些問題，伍茲都給出了自己的回答。這些回答上承圖爾敏和漢布林的思路，下啟新時代更多的探索。尤其是謬誤研究以推理主體之行為為中心，整合了心理學、認知科學、語用學、計算機科學和邏輯學的視角，將會勾勒出邏輯學更為完整的概貌。在歷史上，謬誤研究一直是邏輯發展的一種刺激。亞里士多德《辯謬篇》和《論題篇》是邏輯的初始形態---論證理論，20 世紀 70 年代的謬誤論述激發了非形式邏輯理論，伍茲認知經濟的謬誤理論已經初顯推動邏輯學煥然一新的潛能。他所提出的從推理實際出發構建并檢驗理論形式模型的邏輯工作思路值得我們深思。正如埃爾文（ A. D. Irvine） 所評論的，伍茲《悖論與次協調性： 抽象科學中的沖突解決》生動地證明了一種業經深思熟慮的謬誤推理理論可能在認識論和更為一般的理論科學中發揮影響。
伍茲認知經濟的謬誤理論能敦促整個邏輯知識領域中的各種邏輯學說進一步反思自身的適用條件和范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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