證偽主義是20世紀最重要的科學哲學思想之一，它深深影響了當代社會科學的研究模式。在目前許多社科研究方法教材以及影響力較大的學術期刊中，我們都能看到證偽主義的核心方法論位置，如彭玉生所說：“目前科學界比較普遍接受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又稱后實證主義”〔1〕.
不少社科研究者不滿于證偽主義模式的社會科學研究，認為后者過于形式化，丟失了社會科學研究的意義，然而由于知識背景的原因，他們很難在研究邏輯的層次對后實證主義模式展開批評。筆者認為，在目前社科領域中的大量“證偽主義”經驗研究中，的確存在著不少未能真正做出知識貢獻的研究，然而這種現象為何會出現，在研究邏輯的嚴謹性與研究意義的豐富性之間究竟存在著什么樣的沖突，這些問題始終沒能得到闡明。實際上，在波普爾提出證偽主義之后的幾十年里，西方科學界、科學哲學界、知識社會學界圍繞著“證偽”思想進行了許多討論，這些討論曾經也正在引發西方社會科學界對于學科方法與學科本質的新理解。對這些討論進行必要的回顧和了解，有助于我們更全面認識證偽主義的作用和局限，從而能夠更加合理的結合和運用各種研究方法，并促進不同風格研究者之間的溝通。
一、證偽主義與科學實踐
波普爾初提出證偽主義之時，邏輯經驗主義者艾耶爾和亨普爾等人就已經提出了反對意見。亨普爾認為，既然沒有一個理論可以被完全證實，那么也就沒有一個理論可以被完全證偽。他舉例說道，“任何化合物都存在某種溶劑”這種命題就不可能被波普爾那種辦法所證偽，但如果人們把這個命題視為形而上學，大概科學家們不會同意。很容易想象，對于指導科學研究來說這種命題會起到什么樣的重要作用，然而如果用嚴格的證偽主義來考量，這種命題就不屬于科學范疇了。
亨普爾對證偽主義的質疑來自于具體的科學研究實踐，有許多科學家、科學史學家和知識社會學家也用實際的例子表達了對證偽主義的懷疑。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斯蒂芬·溫伯格首先批評了社會科學研究的形式主義問題：“我對科學的了解使我足以知曉，根本不存在既明確又普適的科學方法'這類東西”,“許多科學家很少有科學方法是什么的概念，這就好像大多數騎自行車的人對自行車是如何保持直立的概念知之甚少一樣。在這兩種情況里，如果想得過多，往往可能會摔跟頭”.隨后他進一步舉例批評“證偽主義”:在粒子研究當中有一個重要概念叫“自發對稱性破缺”,圍繞著此概念的命題很難說具有可證偽性，但是如果不把它看做真正的科學，卻是“令人痛心”的做法〔2〕.
以庫恩為代表的科學史學家也對證偽主義展開了批評：“他（波普爾）喜歡的例子……在科學發展中都是罕見的……這種研究，至少在過去，只是在某一科學專業十分特殊的條件下才會間歇地出現”〔3〕.在數百年的科學發展過程中，科學家們在絕大多數時候并非依據證偽主義的思想來開展研究。
甚至對于波普爾常常援引的1919年廣義相對論實驗，也有人指出，當時的實驗操作是錯誤的，實驗結果是碰運氣才得到的〔4〕.當時的實驗數據并不符合廣義相對論的預測，也無法用來對經典牛頓理論予以證偽，只是因為實驗組織者愛丁頓爵士非常欣賞愛因斯坦的理論，于是湊出了想要的實驗數據。
20世紀70年代起，英國一些知識社會學家開展了許多實驗室研究，他們發現，證偽主義在實際中的應用并不符合人們的方法論想象。巴恩斯在考察了一些科學家和研究小組的工作后評價說：“人們常常以為，關注可否證性是作為一個整體的科學所特有的一種方法論約定。然而很容易說明，事實并非如此。如果我們從考慮個體科學家或小型的工作小組入手，我們就會發現，往往不存在這種關注。
而人們感興趣的是，通過發現用于證實的事例來獲得對某個理論的支持。人們從未詳細說明，在什么條件下應當放棄現有的信念，而在遇到看起來強有力的否證證據時，人們往往還要維護這些信念。在許多個案中，最初以這種方式維持下來的那些信念，最終都變成了我們現在知識的一部分”〔5〕.馬爾凱也寫道：“波普爾方法與實踐之間的關系在根本上是模糊不清的……大多數科學家都致力于提供對他們假說有利的證據”〔6〕.
二、證偽主義與當代科學哲學
波普爾的學生拉卡托斯對證偽主義進行了批評和改造。他首先指出，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只能針對全稱命題，如“所有的天鵝都是白的”.而對于許多科學研究，尤其是社會科學研究來說，命題常常不是以“全稱命題”來表示的〔7〕,比如“某藥物的治療有效率為90%”、“下崗工人的收入普遍低于農民工”、“A候選人的支持率高于B候選人”.對于這種命題，即使研究者發現了很多反例，也不能說完成了“證偽”.拉卡托斯進一步指出，波普爾的否證論有一個前提，“我們必須有一組絕對無誤的觀察陳述作為經驗基礎，然后才能保證這些理論的潛在否證者本身不會為偽”,而這個前提實際是不成立的，“任何有關理論正確性的檢驗都是有條件的，不論實驗或觀察都受到一定條件的制約。當經驗（實驗或觀測）與理論不一致時，研究者無法確知到底是理論的錯誤，還是某些實驗或觀察條件不符合理論的要求……只要想象力足夠的話，我們永遠能夠想出輔助假設,把問題歸諸其他因素，把反例消化掉，從而保護特定理論，使其不受否證的威脅……當經驗事實與科學不一致時，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理論錯了，抑或是背景知識有誤。因為經由適當地調整背景知識，可以將任何理論從經驗的反駁中拯救出來，所以經驗并不能否證理論”〔8〕.
基于以上理由，拉卡托斯將波普爾的否證論稱為“教條的否證論”,進而提出了自己的“精致證偽主義”.他將理論命題分為“硬核”與“保護帶”,指出了經驗與理論之間的復雜聯系，將詮釋學和社會學因素納入經驗證偽的過程中，這種做法與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所持的“相符真理”式的證偽觀有很大差別。在當代西方科學哲學思潮中，拉卡托斯等人的思想并不鮮見，然而這些思想并沒有為社會科學研究者廣泛理解和吸納。其原因在于，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在認識論層次已經深深被一種邏輯經驗主義式的知識觀束縛，因而無法深入理解拉卡托斯和庫恩等人的理論價值，無法將他們的思想與自己所從事的研究實踐相貫通。
從分析哲學的發展史來看，拉卡托斯等人的批評意味著社會科學方法論在認識論層次上的重大轉變。分析哲學在認識論問題上長期存在著基礎論與融貫論的二分，持基礎論的學者認為，所有科學語言中的詞都與外部世界有著直接的聯系，這種聯系的橋梁是觀察詞匯，觀察詞匯“是通過用實物或動作表示的定義而被引入的”,它“不僅不依賴于其他詞匯而獨立地得到理解，而且可以成為理解其他詞匯的泉源?！薄?〕一個命題的真假取決于它與觀察詞匯之間的聯系，取決于它與外部世界之間的符合程度。
與基礎論相對立的是融貫論，這種觀點認為，“沒有任何詞匯僅僅依靠直接的經驗聯想而獲得其意義……一個概念的意義與這個概念在其體系中的作用相關，而不是與它和世界的關系相關……命題之間的一致是真理的標準，命題的真理性不在于這個命題與某種本身不是命題的事物相符合，而在于這個命題可以被毫無矛盾地納入某個更加普遍的命題體系之中”〔9〕.比如對于這樣的命題：“在非洲，獅子只用大調三和弦唱歌”〔10〕,如果嚴格按照基礎論的觀點，那么人們需要去實地考察一下非洲獅子的生活才可以得出該命題的真假?？墒菬o論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在科學研究中都沒有一個人會這么做，蓋因該命題與人們的觀念體系是矛盾的，不具有融貫性。
如同許多的哲學二元對立，基礎論和融貫論之間也存在著不休的爭論。塞拉斯評價道：“人們似乎被迫要在下述兩幅圖畫之中挑選一幅：其中一幅畫的是一只象站在一只龜之上，可是支撐龜的是什么呢？另一幅畫的是一條首尾相連的黑格爾之蛇（HegelianSerpent），可是它的頭在哪呢？這兩幅圖畫中都畫得不好”〔11〕.不過二者之間的爭論依然推動了認識論的進展，當代認識論哲學家都逐漸拋棄了純粹基礎論的觀點，即使那些對基礎論抱有同情、繼承了基礎論傳統的哲學家們也不例外?？茖W實在論者普特南就曾說道：“傳統哲學假定感覺材料發揮了認識論作用，而這種作用要求它們是被給予的東西，是我們絕對確信地獨立于科學理論的東西。這種我們從17世紀繼承而來的科學實在論迄今仍沒有喪失它的全部威望，但是它使我們承受著一幅災難性的世界圖畫。到了我們該去尋求一幅不同的圖畫的時候了”〔12〕.在融貫論的視角下，人們無法孤立的判斷一個命題是否有意義或者一個命題是否是真的，只有在整體的人類知識系統中才能做出這種判斷。這便摧毀了邏輯經驗主義的兩個基石：一是分析命題與綜合命題的區分，二是還原論的檢驗邏輯〔13〕.
蒯因認為，人類的全部知識和觀念形成了一個信念場，信念場的周圍是經驗。人們在從事經驗研究的時候面對的是整個信念場，而非面對某個孤立命題。當經驗與某命題發生矛盾的時候，我們完全可以通過調節其他命題的方法來保護它，“在任何情況下任何陳述都可以認為是真的，如果我們在系統的其他部分做出足夠劇烈的調整的話，即使一個很靠近外圍的陳述面對著頑強不屈的經驗，也可以借口發生幻覺或者修改被稱為邏輯規律的那一類的某些陳述而被認為是真的。反之，由于同樣原因，沒有任何陳述是免受修改的”〔13〕.
蒯因指出，盡管徹底的還原論已經不屬于經驗論者的哲學體系，“但是還原論的教條在一種更微妙和更精細的形式中，繼續影響著經驗論者的思想”.不少社會科學研究者就屬于蒯因批評的這種經驗論者，他們“認為同每一個陳述或每一個綜合陳述相關聯的都有這樣獨特的一類可能的感覺事件，其中任何一個的發生都會增加這個陳述為真的可能性，也另有獨特的一類可能的感覺事件，它們的發生會減損那個可能性”.而如果融貫論的看法是正確的，“那么談一個個別陳述的經驗內容---尤其如果它是離開這個場的經驗外圍很遙遠的一個陳述，便會使人誤入歧途”〔13〕.令人感嘆的是，這種“誤入歧途”的談論，在社會科學研究領域中往往是以摩西勸誡的姿態出現的。
在融貫論的視角下，科學研究過程中同樣有證偽主義的落腳點。某個研究完全可以在研究意義上體現波普爾所倡導的證偽理念，融貫論所要破除的只是概念與純粹經驗的一一對應關系。討論證偽主義的社會科學研究者常常陷入誤區，無論對證偽主義持什么樣的態度，他們都認可一種基礎論的知識觀，堅持認為在命題形式與命題意義間存在著同構關系。這就使得那些從知識論意義上認可證偽主義的研究者們總去尋求根本做不到的、技術層次上的嚴格證偽，而那些從微觀層次上看到證偽主義困難的研究者們則傾向于進一步否定其知識論價值。
三、證偽主義與假設檢驗
前文提到，拉卡托斯指出社會科學研究關注的并不都是全稱命題，因而并不適合運用波普爾的證偽主義。但是當代定量社會科學借助統計工具，利用統計學上的抽樣定理，便可以將某個概率式命題轉化為關于某個統計量的全稱命題。這個全稱命題對應著整個抽樣分布空間，通過這樣的處理，概率式命題便被轉化為適合于證偽主義的命題，而且學者們能夠得到結論成真的概率度，這種確定性甚至是波普爾都沒有達到的。
不少研究者認為上述假設檢驗方法正是對于波普爾方法論的實踐應用，然而這卻是一種誤識，因為借助邏輯概率論的假設檢驗方法實際上已違背了波普爾證偽主義的要旨。西方哲學界對于歸納法的效力有著長久的爭論，到了20世紀中葉，休謨問題的不可解決幾成為哲學界的共識。波普爾之所以提出證偽主義，原因正在于他看到了這一點，并試圖通過自己的工作將歸納法從科學哲學領域中清除出去。因此，對于同時代的某些分析哲學家、邏輯學家、經濟學家所從事的現代歸納邏輯，波普爾是持反對態度的。在《科學發現的邏輯》一書中他明確說道：“歸納邏輯已經發展到不僅要描述命題的對錯，而且要給出概率度，由此也被稱為概率邏輯（probability logic）。這些概率邏輯學家們認為，科學歸納應當確定一個命題成立的概率度……然而在我看來，有關假說概率度的全部問題都被誤解了”.現代歸納邏輯依據概率論所構建，而任何概率論都需要假定一個初始概率，這個初始概率只能通過歸納得到，因此拒絕歸納法的波普爾是不會認可這種做法的，他說：“統計學估計或頻率陳述決不能簡單的從決定論性質的定律中推導出來，其理由是，為了做這樣的推導，需要一些初始條件。而當人們使用這些初始條件時，就必須假定它們的統計分布。正是借助這些假定的統計分布，統計學定律才得以從那些決定性的或精確的微觀性質中演繹出來?！薄?4〕波普爾進一步指出，社會科學研究者對于概率的理解還存在著一個誤區?？柤{普曾區分過兩種“概率”,概率一指的是“一種假說相對于一個證據陳述來說的驗證度，這是一個邏輯的、語義的概念。
有關這個概念的語句不是立足于對事實的觀察，而是立足于邏輯分析”,概率二指的是“事件或事物的一種特性相對于另一種特性而言的相對頻率。有關這個概念的語句是事實的、經驗的?！薄?〕維特根斯坦也說道：“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概率指的是歸納概率，這是不可測量的，它起碼與概率計算中的概率不是一回事”〔15〕.概率一與概率二是兩碼事，而不少社會科學研究者將二者混為一談。波普爾說道，前一種或然性是假說的或然性（probability of ahypothesis），后一種或然性是事件的或然性（probability of events），“把假說的或然性與事件的或然性相等同的努力是完全失敗的”〔14〕.
在波普爾看來，證偽主義有一點最重要的原則，即原假設必須是一個被人們普遍接受的全稱命題，只有這樣，證偽才具有科學進步的意義。然而在目前的定量研究實踐中，我們常?？吹降氖恰笆孪瓤戳私y計結果，從中總結出理論解釋，然后再反過來用統計資料驗證理論”〔1〕,這種做法雖然最后可以呈現出一個嚴格遵守后實證主義范式的科學形式，卻掩蓋不了循環論證的實質，其科學性只是虛有其表。然而為什么這種循環論證會屢屢出現呢？其原因有兩點：第一，研究者們普遍將“確定性”看作科學一詞的重要內涵，而在既有的科學哲學思潮中，只有證偽主義從邏輯上較好的解決了經驗歸納的不確定性問題；第二，證偽主義要求一個被普遍接受的全稱命題的存在，然后通過經驗材料予以證偽，才能構成科學進步。然而在社會科學研究中很少有這種類似于牛頓力學的命題，研究者無從選擇。兩方面相輔相成，為了保證研究結果的“確定性”,許多研究者只得用循環論證的方法，從經驗材料中挖掘意義，然后根據這些意義梳理出命題。在撰寫論文的時候，他們把實際研究順序倒置過來，將他們從經驗材料中得到的命題以日常語言表述出來，似乎這個靶子在研究之前已經樹立在那里，然后自己根據經驗材料進行證偽。于是呈現給讀者的就是一個形式上完美的后實證主義研究，似乎先有了一個牛頓定律式的普遍命題，然后研究者從命題中推演出了經驗假設，最后將其證偽。
上述研究者的做法對讀者來講是不可見的，因此我們不能通過猜測研究過程來否定某個研究的價值。對于上述研究來講，其真正的問題表現在，他們用日常語言所表述出來的那些作為原假設H0的命題，往往只是各種矛盾命題中的一個，有時甚至是人們普遍不接受的觀點。對這樣一種命題的證偽，不具備波普爾所言的科學進步價值。社會研究中最常見的現象是：存在著若干矛盾命題，對每個命題來講，都有一些經驗內容與之相符，也都有一些經驗內容與之相悖。因此許多研究者所做的“證偽”工作，無非就是針對其中某個命題舉了一個與之相悖的例子罷了，這和波普爾所說的證偽相去甚遠。
上述研究在目前的社會科學研究中絕不罕見。
我們常?？梢钥吹?，有許多研究雖然采用了嚴格的證偽主義框架，但其最后卻“證偽”了一個人們普遍不接受的命題，以此“驗證”了類似于常識的否命題。這背后的深刻原因是：盡管研究者們常常以后實證主義者自居，遵循著證偽主義的研究程序，但他們實際還抱著素樸實證主義的觀念，他們是在素樸實證主義而非證偽主義的意義上來認可自己研究的價值，證偽主義的科學哲學思想在許多證偽研究中并沒有真正被體現。
實際上，以假設檢驗為主要方法的社會科學定量研究在方法論上并非繼承了波普爾的證偽主義傳統，而是借助了波普爾所反對的邏輯概率論。目前的方法論教育常常給研究者們造成一種印象：“之所以社會科學沒有勝利，那是因為社會科學沒有解決歸納法的問題，只有在認識論上解決了知識的確定性問題，社會科學才能像自然科學一樣得到發展”,這種錯誤觀念導致社會科學研究者們一方面去追求自然科學式的勝利，一方面又要在方法論層次消除歸納法的哲學恥辱。社會科學家沒有意識到，他們誤把自己沒有取得勝利的原因歸因到那個不相干的恥辱上去了，甚至可以說歸因到那個與勝利一體的恥辱上去了。故而在目前不少假設檢驗研究中，為了使得研究不那么空洞，實現經驗研究的意義，研究者就不得不在研究的各個階段，使用各種技巧，在證偽主義的外衣下偷偷搬運歸納證實論。
正如庫恩和拉卡托斯所揭示的，真正有意義的證偽往往是科學發展中可遇不可求的現象，人們不應當為了所謂哲學上的“確定性”而去構造一個虛假的證偽情境。判決性實驗乃是科學發展過程中所出現的一種“旁效現象”,它不是任由某個研究者自己構造的。一些研究者先將科學方法等同于證偽主義，再將證偽主義等同于假設檢驗，由此又會導致濫用假設檢驗方法。我們不妨問一下，對于社會科學家關注的某些重要問題來說，假設檢驗研究中的置信度α（0.05或0.01），究竟意義何在？
總的來說，目前一些社會科學研究者對于證偽主義的理解不夠恰當，導致出現幾種問題：第一，證偽一些看上去就比較“偽”的命題，研究毫無新意；第二，先通過經驗歸納得到結論，后拼湊一個證偽主義的論證框架，于是誤用統計工具，不是根據前驗概率計算后驗概率，而是根據后驗概率去指定前驗概率；第三，在使用邏輯概率分析事實命題時缺少理論指引，從而混淆統計意義顯著與實際意義顯著；第四，將證偽論與證實論進行攪拌式的理解與運用，一方面依據證偽論賦予研究以“科學性”,另一方面依據證實論說明研究意義。
波普爾之所以反復強調證偽必須針對普遍性極強的全稱命題，并強調證偽過程中的復雜社會機制，正是因為他看到了證偽方法被誤用的危險。社會科學研究者有時混淆了“有限-無限”與“已知-未知”兩對關系，錯誤的把科學研究所需解決的“已知-未知”的知識問題全部當作“有限-無限”的數論問題來處理，由此建立了真理與確定性之間的虛假聯結，許多數理工具也因此被濫用。對于這種做法，美國數學家塔勒布批評道：“數學語言的精確性可能導致在人們尚未找到解答時，就誤以為他們已經得到答案”,“生活不是一副撲克牌，我們甚至不知道里面有多少花色?！薄?6〕
四、結語
作為20世紀最重要的科學哲學思潮，證偽主義的學理脈絡理應為社會科學研究者把握。在波普爾之后，科學家、科學哲學家以及社會學家都對證偽主義提出了補充和批判，這些工作也應為社會科學家，尤其是以證偽主義為方法論綱領的研究者所了解。正如張楊所指出的，證偽主義在社會科學經驗研究中被嚴重誤解和濫用了〔17〕,也正如尹海潔等人所指出的，“證偽技術”與“證偽主義”是不同層次的概念〔18〕,微觀視角中的證偽往往不可能,宏觀視角中的證偽卻是可能的，這恰恰體現了研究邏輯與研究意義之間的張力。許多社會科學研究者，無論他們對證偽主義持何種態度，大都沒有擺脫一種來自于基礎主義經驗論的、“相符真理觀”的束縛，于是總試圖在研究邏輯與研究意義之間建立一個形式上的同構關系，由此必然導致對于證偽主義的過褒或過貶意見了。
社會科學家們對證偽主義的盲信、修補和批評往往基于同樣的基礎主義經驗觀，我們應當嘗試吸納融貫論的觀點來解讀此概念。如果在既有理論探討中存在著較為理想的邏輯結構，此時“事實”已較好的被“馴化”,那么使用個案研究或假設檢驗進行知識論意義上的“證偽”,是合理且可能的，這種證偽往往具有較重要的知識進步意義；如果不存在這種邏輯結構，那么完全不妨將經驗材料放到一種詮釋學的語境中，敢于歸納，敢于解釋。假如此時為了保證所謂的確定性而硬生生的構造一個邏輯結構以追求論證形式上的完美，把本應與他人充分討論的東西統統隱藏到自己的概念化步驟中，反而會抹殺研究材料的價值。
社會科學研究者應當認識到，之所以證偽主義能夠對社會科學產生如此深遠的影響，并不僅僅因為波普爾在處理特稱命題與全稱命題之間關系時表現出的天才技巧，更重要的原因是，經驗歸納中的休謨問題頗為湊巧或者說頗為神秘的暗合了自社會科學發端以來，社會研究者們普遍所持的問題意識。許多社會研究者之所以如此推崇證偽主義的觀點，未必是出于邏輯學的興趣，而是因為“特稱命題-全稱命題”這一對概念恰好投射出了他們念茲在茲的“個人-社會”關系。證偽主義在社會學方法論中的地位，也正是依靠“個人-社會”的問題意識才得以奠基的。認識到這點，我們才有可能在研究方法的譜系中找到安放證偽主義方法的合理位置，也才能在意義與實的對抗中為社會科學的經驗研究開拓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