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追本溯源:我國古代德治和法治的優良傳統
儒家和法家都是春秋戰國時期的顯學,相對來說,儒家尚德,法家尚法.這里的"尚"不是絕對的,儒家思想中也有法治的思想,法家思想中不乏德治的思想,尚僅指更加側重.
\\(一\\)從儒家文化的角度看德治文化淵源
春秋戰國時期,儒家創始人孔子繼承和拓展了西周以來德治的思想,將"德"升華為一個更高的層次,主張德治,用道德教化百姓,用禮儀規范行為,是最高等的治國方略,是實現大同社會的關鍵.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按照孔子的邏輯趨向,進一步發展了德及德治思想,使其成為一個完整的體系.
秦二世而亡,漢代秦立,統治者崇尚黃老思想.經過漢初六七十年的發展,西漢的中央集權鞏固,封建經濟恢復,黃老之學已經不再符合時代發展的潮流,統治者迫切需要確立新的積極有為的統治思想.一代大儒董仲舒以儒家學說為基礎,揉合道家、法家和陰陽五行家的部分思想,將傳統儒家思想改造成為適應大一統需要的新儒學體系.公元前134年,漢武帝下詔征求治國方略,董仲舒提出"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主張,攜經其改造的新儒學隆重出場,為漢武帝所采納.自此,儒家思想逐步發展成為中國封建社會不可撼動的正統思想.
儒家倡導德治,因此從儒家文化的角度探討德治的淵源,但是,儒家在倡導德治的同時,并沒有片面的拋棄法治,孔子曾指出"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論語·子路》\\).董仲舒改造儒學更是直接吸收借鑒了法家的思想,指出"刑者德之輔,陰者陽之助也"\\(《春秋繁露·天辨在人》\\).總體來說,秦之后,在中國封建社會進程中,儒家思想占據正統地位,但是這時儒家追求的德治并不是純粹的德治,中國的統治思想確切來說是"德主刑輔",一手抓德治,用道德教化百姓,一手抓法治,用嚴刑峻法打擊不服教化之徒,名義上實行德治,暗地里繼續推行法治,也就是事實上的"陽儒陰法".
\\(二\\)從法家文化的角度看法治文化淵源
法家是先秦諸子百家以推崇"以法治國"見長的一大顯學.法家倡導法治,因此從法家文化的角度探討法治的淵源,但是,就像儒家在倡導德治的同時,也主張以法輔之.在法家思想中,統一的法律與嚴格的刑罰是治國之本、興邦之源.在這一前提下,法家的法治思想中也包含著一定的德治內容,而且法家代表人物韓非、李斯正是儒家大思想家荀子的學生,儒家和法家思想中存在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作為法家思想的先驅者,管仲在齊國主持變法時,實踐了"以法治國"的思想,但也有"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的論述,對德治的價值給予了明確的肯定.
商鞅反對儒家道德教化手段,但也沒有完全拋棄"德"的思想,"力生強,強生威,威生德,德生于力.圣君獨有之,故能述仁義于天下"\\(《商君書.靳令》\\)也就是說,法是社會治理的基礎,"任力"和"貴法"才能實現最大的仁義,最大的德.
韓非繼承了商鞅的"任力不任德"的思想,主張嚴刑峻法是最高效的治國方略.但是,韓非在堅決反對儒家的德治思想,激烈批判儒家忠孝觀念的同時,又提出了一套忠孝仁義思想,而且這個思想直接成為后來新儒學具有核心地位的"三綱五常",在教化方面,比先秦儒家的愚忠愚孝思想更甚之.從這個方面講,韓非并沒有擺脫傳統的道德因素的限制,其思想乃至整個法家思想體系都只能說是奉行"刑主德輔"的思想.
二、兼收并蓄:西方德法兼濟思想與實踐
我國封建社會中,儒家倡導的占據社會主流的德主刑輔思想,亦或法家倡導的刑主德輔思想,都體現了德法兼濟的精神.其實,不止中國傳統社會治理方式具有德法兼濟的特點.縱觀西方發展史,從整體上說,法治特色尤為突出,德治思想在法治環境下,作為法治的重要補充,這實際上是法主德輔,依然體現了德法兼濟的精神.
\\(一\\)西方德治和法治的思想理論淵源
西方法治思想起源于古希臘、羅馬時期,最早可追溯到古希臘的梭倫變法.真正奠定西方法治思想理論基礎的古希臘著名思想家柏拉圖,他指出人性是貪婪與自私的,絕對權力導致腐敗和毀滅,法律則是協調各種沖突和需要的金色紐帶.
他的學生亞里士多德在其基礎上按照"法治優于人治"思路,進一步發展了法治思想,在西方最早明確提出實施"民主法治"的思想,使法治思想在理論上有了重大升華.在法治發展的同時,體現德治的"賢人"治國的思想也不斷發展,最為典型的就是柏拉圖的"哲學王"思想.梭倫正是西方賢人的典范.西方思想家們在發展賢人治國思想的同時,還非常重視公民的道德教育和民主政治的實現,這也是西方德治思想的正要特點.總之,不僅西方法治思想起源于古希臘、羅馬時期,相對成型的德治思想也起源于此時,并且兩大思想就相互聯系,為后世西方德法兼濟的發展培育了肥沃的土壤.
西羅馬帝國滅亡后,西方國家逐步走向封建制,進入了黑暗的中世紀,基督教成為封建統治工具,和世俗封建主共同維護封建制度.在這種政教合一的體制下,基督教的道德作為最高統治思想,德治不言而喻.盡管法律以宗教神學為指導,但其在世俗社會中依然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也正是這一時期,西方德法兼濟思想的歷史地位正式確定.
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后,人文主義精神影響不斷擴展,步入近代以來,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西方德法兼濟的思想發展也進入一個全新的局面,法治思想的特色也日益顯著.
17世紀啟蒙思想家洛克系統地闡述憲政民主政治,并指出法律是至高無上的權力,保護人的"自然權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同時,他還主張取消封建等級教育,人人都有受教育的權利.他的政治理念深遠地影響了美國、法國、英國等西方國家.
盧梭從分析社會不平等的起源和發展出發,確定了社會契約理論,強調用法治代替君主專制政治.這一思想直接影響到美國《獨立宣言》以及法國《人權宣言》.盧梭的政治哲學中最主要的原則是政治不應與道德分離.當一個國家不能以德服人,它就不能正常地發揮本身的功能,也不能建立對個人的權威.
從西方歷史上來看,雖然法治思想有著無可比擬的地位,體現了西方社會治理的特色,但是,德法兼濟的思想在西方也是源遠流長,并直接作用于近現代西方國家社會制度的發展.世界文化殊途同歸,德法兼濟并非只是中華文化的專屬特征,它是東西方國家的共同選擇.
\\(二\\)"美國夢"與美國的德法兼濟實踐經驗
1776年7月4日,《獨立宣言》宣告了美國的誕生,經過兩個多世紀的發展,美國先后超越了英法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拖垮了蘇聯,成為當今世界頭號強國.美國的崛起得益于諸多客觀因素,但是美國德法兼濟的社會治理模式發揮的作用也是不可忽視的.美國是一個法治國家,這是毋庸置疑的.
1787年9月15日制憲會議通過《美利堅合眾國憲法》,1789年3月4日,該憲法正式生效.美國憲法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憲法,是美國的根本大法,奠定了美國政治制度的法律基礎.憲法在政治生活中具有至高無上的地位,根據憲法推衍出的立法法、行政法等,政府權力運作必須恪守法律,將權力放進籠子里,確保權力機構都必須恪守本分.
中國有了中國夢,而早在18世紀美國建立時,美國夢就已經出現并不斷發展,促進美國成為造就成功人士的搖籃.隨著時代的發展,美國夢不但沒有淡出,反而隨著全球化的發展,日益深入人心,其中主要應得益于美國的德治模式.美國大力發展文化設施的建設,巧妙地將社會實體性力量引入德育社會化的進程中,使得美國夢有豐富的實體寄托,并通過電影等形式,向世界推銷自己的價值理念,推銷美國夢.
美國教育作為德治的重要內容,極力推崇無導向教育,堅持價值中立的原則,避免說教式教育和強制性灌輸,注重實踐教育,將德育貫穿于學生生活、學習、擇業和交友等實踐中,使學生潛移默化的接受教育.此外,1883年美國國會先后通過了《彭德爾頓法》\\(《文官制度法》\\)《政府道德法》,使公務員道德的制度化和法律化,為美國德治發展提供了堅強的保障.
美國的法治模式已趨向成熟,德治模式也已系統化,憑借唯一的超級大國的力量,美國在德法兼濟的路途中,與發展中國家相比具有更大的優勢.作為一個法治國家,美國是世界上律師人數最多的國家,但是美國也是世界上犯罪率很高的國家之一.當然,美國作為一個開放的資本主義國家,本質上還是在維護少數資產階級的利益,個人主義、利己主義極端化,犯罪率高并不能證明其德法兼濟的模式不可取,只能說明資本主義制度本身存在問題.雖然,美國的德法兼濟的實踐模式算不得成功,但對于我國未來發展仍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
三、現代社會德法兼濟思想的發展及內涵
如何治理社會,以處理好目前面臨的各種困境,已成為當今政府關注的重要問題.中國傳統的"德法兼濟"的思想經過不斷改造,結合西方社會治理方面的經驗和教訓,逐步以嶄新的面貌,在社會主義中國復蘇不斷在曲折發展中走出中國特色.
\\(一\\)現代德法兼濟思想的時代發展
1840年鴉片戰爭后,從洋務運動"師夷長技"到戊戌變法和辛亥革命學習西方的制度,再到新文化運動學習西方的文化,近代中國在治國方略的選擇上,出現從守住老祖宗的基業,到"全盤西化"兩者截然不同的取向.1949年,新中國成立,中國歷史翻開了新的一頁,現代國家治國方略的探索一步步展開.
新中國成立之初,以毛澤東同志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領導鞏固了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政權,為探索新型治國方略奠定了政治基礎,初步構建了以德治國的雛形.但是,1957年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結束,新中國的德治建設還未正式開始就被扼殺在搖籃中.這一期間,受政治背景的影響,中國以蘇為師,法制建設也大量借鑒蘇聯模式,在治國方略選擇中呈現出"全盤蘇化"的特點,德法兼濟的思想依然處于積累階段.
文革之后,在以鄧小平的領導下,中國的法制建設迅速發展,社會主義法制得以與社會主義民主相結合,這為法制建設奠定了堅實的政治基礎.在法制建設的同時,德治建設也有了長足發展,教育事業迅速恢復發展.改革開放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90年代,在蘇東劇變的國際大環境下,中國在治國方略上開始顯現"中國特色",德法兼濟的思想進入初步發展階段.
20世紀末,以江澤民同志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認真總結改革開放以來的經驗教訓,根據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一系列問題,認真分析和借鑒西方法治建設的模式,逐步提出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的治國方略.2002年11月,中共十六大報告指出,"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輔相成".到這里,中國傳統的德法兼濟思想得以貫徹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程中,中國社會治理真正擺脫了固守陳規---部分西化---全盤西化---全盤蘇化的軌跡,開始形成"中國特色".21世紀前后,德法兼濟在我國的探索進入嶄新的形成階段,成為實現"中國夢"的重要保障.
\\(二\\)現代德治和法治的內涵和辯證關系
傳統德法兼濟的思想在現代社會重新興盛,但與封建社會及之前社會形態中的德法兼濟相比,社會主義新中國所倡導的德法兼濟在內涵上更多的吸收了現代西方國家的思想,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德法兼濟就是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簡單的說就是法治和德治相結合,由此引出了對于德治和法治的內涵以及辯證關系的思考.
道德是社會意識形態的重要方面,是一定社會為了調整人們之間以及個人和社會之間的關系所倡導的行為規范的總和.它通過各種形式的教育、社會輿論、傳統力量和風俗習慣等力量,使人們具有善惡榮辱等觀念,從而達到評價人們的行為,調整人們之間的關系,樹立社會風尚的目的.雖然同屬于上層建筑,法律和道德仍有很大區別.按照我們通常的理解,法律就是由國家制定或認可,并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的,規定當事人權利和義務為內容的,具有普遍約束力的社會規范.簡單來說,德治,即以德治國,是人類社會用道德控制和評價社會成員行為的一種手段.
這一定義體現了儒家對于德治的理解."法治",區別于"人治",是嚴格依據法律治理國家的主張和方法.法治的思想主要體現在法家學派的理論中,法治的主要內容是"依法治國".關于德治和法治的關系,普遍接受的觀點就是德治和法治是社會治理"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是規范社會秩序不可或缺的手段.
道德和法律都有自己的特色,道德的靈活性強,法律的穩定性強,道德的適用范圍廣,法律的作用效力強,但是,道德和法律有都有一定的缺陷,道德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內心本質的調整,法律的功能主要體現在外在形式上調整,二者是相互補充的.只有二者良性互動,才能真正確保落實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生態文明建設五位一體總體布局,促進現代化建設各方面協調發展.
四、我國德法兼濟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特別是加入WTO以來,我國逐步建立了以憲法為核心,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與國際接軌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確定了依法治國的基本方略,法治化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同時,確立了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緊密結合起來的治國方略,教育事業蓬勃發展,人民的知識素養不斷提升,城鄉文化事業和文化產業都有了較大的發展.中國社會主義德治和法治建設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但在發展過程中面臨的挑戰和問題也越來越多.
\\(一\\)法治效力不顯
借鑒西方法治國家的模式,近幾年我國的法治化迅速發展,但總體上處在由人治社會向法治社會的過渡期,離法治的現代化尚有較大距離,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首先,由于立法結構不均衡,權限劃分不明確,時間滯后等原因導致立法質量粗放;其次,司法不獨立、司法腐敗直接影響到司法公正;再次,立法質量嚴重影響到執法質量,再加上暗箱操作、濫用職權,執法問題頻出.
由于法律在內容和制度等方面,還存在不少硬傷,直接影響到我國法治進程的推進.此外,在現代化、法治化國家的探索過程中,黨與法、行政與法的關系還沒有理順,以黨代法、以政代法的現象普遍存在,立法機關和司法機關的獨立性受到極大的威脅,我國法治化長期難以得到實質性發展,削弱了法律的權威,也降低了黨的威信,甚至動搖了人民群眾對黨的擁護和信任.
\\(二\\)德育作用未彰
中國的國門向世界敞開的同時,西方文化也大舉進入中國,封建殘余與外來腐朽思想以新的形式出現并繼續發揮消極作用,造成整個社會信仰的缺失,社會道德危機爆發,道德失范現象更加明顯.由于管理、監督體制不完善,潛規則盛行,官場腐敗現象已經嚴重影響到國家統治的基礎,特權階層與普通民眾的矛盾加劇,政府的公信力受到巨大挑戰.本應成為社會道德模范的官員無官德,也間接導致了民無民德.同時,教育功利化,人文教育缺失,社會主義道德教育并未隨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完善而強化,反而受到市場經濟自身弱點的影響,社會風氣腐敗和道德淪喪的現象不減反增.
此外,科技的迅猛發展,信息化深入人們的日常生活,網絡監管方面存在的弊端也被無限放大,為了盈利,媒體熱切宣傳負面效應,忽視了社會正能量的宣傳,嚴重污染了社會風氣.
\\(三\\)破舊未立新
中國正在向法治國家、市場經濟與公民社會三元并存與互補的現代國家治理模式演進.伴隨著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推進,社會物質財富不斷增加,人們陶醉于現實豐富多彩的物質生活,迫切渴望滿足日益增長的精神文化需求.
但是,維系家庭、社會倫理的傳統道德觀念已被破壞,新的與時代發展相適應的道德體系并未建立起來,破舊未立新,人的心態并未完全走出舊思想的禁錮,思想上出現多元化,精神上陷入了虛無化.特別是在經濟全球化的國際大背景下,這種道德困境被無限擴大,人的價值觀念也隨之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戰,很多人投身于封建腐朽思想和資本主義個人主義思想的懷抱.總體來說,當前我國德法兼濟的現狀依然不容樂觀,德治和法治發展不平衡,德治建設存在更大問題,其影響更加直接,是我國社會發展的主要阻力,這也是我們必須深刻認識的現實.
五、博采眾長:我國德法兼濟未來發展策略分析
在探討德法兼濟的發展策略之前,首先必須明確德法兼濟不是指德治和法治不偏不倚,德主法輔和法主德輔都是德法兼濟的主要形式.縱觀中西方德法兼濟的理論與實踐,可以發現,盛世尚德,亂世尚法.通俗來說,即社會安定時期,人民安居樂業,側重德治,通過揚善,宣揚正能量,更有利于社會穩定;社會混亂時期,國家管理機器受到破壞,法治通過嚴厲懲惡,才能更有效的凝聚力量,渡過難關.立足于和平與發展的時代大形勢中,首先要解決市場經濟下道德失范的問題,這是社會主要矛盾,而解決這一矛盾最有效的就是充分發揮法治的保障作用,更加注重德治,并根據實踐的發展,不斷調整德治和法治的比例和力度,逐步走出一條體現中國特色、適合中國發展的德法兼濟道路.
\\(一\\)以德治國,重塑中國特色道德信仰
加強社會的道德教育,表面上喊得熱熱鬧鬧,實際上卻缺乏與時代精神相適應的內容,缺乏相應的環境機制和道德賞罰機制.因此,打破轉型期價值多元化影響,必須從建立相應的環境機制和道德賞罰機制著手,以重塑中國特色的道德文化信仰為核心,先修官德,以官德拯救民德.
1.反腐敗與重塑官德:構建完善的道德賞罰機制
中國共產黨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事業的領導核心,黨的形象在社會上具有關鍵的引導作用,黨的道德層次直接影響到以德治國方略的順利有效實施.以德治國重在以德治黨.必須加強黨風建設做起,正確認識黨的地位和作用,把黨的領導重心轉移到統領全局上,推動黨領導方式和執政方式的新發展.
長期以來,由于體制僵化,形式單一,監督不力,部分地方廉政建設逐漸淪為形象工程.黨內腐敗、行政腐敗、司法腐敗,腐敗已經蔓延到統治階層的方方面面,成為影響官德的主要因素.官德是代表著社會道德的最高標準.加強社會的道德教育,必須首先重塑官德,而重塑官德的首要任務就是反腐敗,在完善社會主義民主的基礎上,建立完善的道德賞罰機制,充分動用全社會的力量解決腐敗問題,使官德與社會發展要求相適應,為全面提升社會的道德塑造良好的榜樣.
2.教育與重塑民德:營造和諧的文化環境
建立和諧的文化環境是建立和諧的社會環境的先導,對于道德教育的開展具有重要價值.良好的文化環境也是美國模式運行的一大法寶.建立和諧的環境機制,營造良好的文化環境最重要的就是教育的改革.初等教育被升學率壓住手腳,高等教育被就業率壓住手腳,教育改革步伐緩慢.教育功利化,忽視人文教育,輕視實踐教育,學生很難適應復雜的社會對于人才的需求,就業形勢嚴峻,教育并沒有帶來和諧,反而激化了社會矛盾.教育環境嚴重影響到社會的道德環境.社會迫切需要更加深入、系統的教育改革.
其次,網絡環境的整治和管理也是影響社會文化環境的重要因素.網絡擴展了文化教育的平臺,也為傳統和西方文化糟粕的傳播提供了更為方便的途徑.網絡道德塑造已然成為社會道德教育的重要內容,網絡環境機制理應成為社會道德教育環境機制的關鍵環節.
第三,隨著中國經濟實力的增強,我們已經具有興建文化設施,利用社會實體性力量弘揚中華文化的物質基礎.當然,目前正在進行的城市化進程中,"千城一面"明顯難以達到這一目標.只有真正突出中國特色的文化設施才能成為中國夢的象征.
不可否認,不管是教育改革還是網絡監管,還是文化設施建造都是德治形式上的內容.德治最根本的還是重塑官德和民德,提升全社會的道德素質,堅定社會主義信念,自覺主動抵御文化糟粕,做有道德的人.而且,德治必然與文化掛鉤,在兩種社會制度并存的今天,西方和平演變從未停止,德治已經不僅僅是關系到道德的問題,更是關系到國家安全的問題.
\\(二\\)依法治國,彰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優越性
德法兼濟不僅僅是德治和法治,還包括德治和法治的有機結合.面對當前嚴峻的道德危機形勢,尚德是必然要求.但是德治畢竟只是柔性力量,其影響往往是潛移默化的,其效果也需要很長一段時間才能驗證.德治要想發揮更好的效果,必然需要法治的配合.法治必須與時俱進,不斷完善,發揮懲惡的功能,有效配合德治揚善的功能,做好德治的保衛者.
當前,我國法制建設已經有了極大的發展,但是整個法律系統的協調性依然較差,立法、司法不獨立,執法效率低的現象并未消除.目前首要任務是改變一味擴張的局面,破除全面發展、八面出擊造成的低效狀態,循序漸進,先解決現存法律及制度自身的硬傷.法律內容上求精,法律制度上求全;法律實施上求公.堅持依法治國,建立與市場經濟相一致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使整個法治系統更加完善、更加高效.
總之,面對復雜的國內外形勢,社會治理必須強調德治與法治的融合,德法兼濟已經成為當前社會的一大共識.封建社會的德法兼濟明顯不符合社會主義中國的現實,西方比較成熟的德法兼濟模式也存在重大缺陷.中國夢的實現迫切需要我們認識當前社會發展的新形勢,把握中西德法兼濟發展的歷史脈絡,從理論探討和實踐研究出發,充分考慮到現階段社會的特殊性,在施行過程中,有所偏倚,更好地解決社會問題,逐步構建中國特色德法兼濟的社會治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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