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最后10年，全球問題的嚴重程度已經到了從根本上危及人類生存與發展的時代，因此為了解決全球問題而進行全球治理和構建全球倫理的時代也就到來了。為此，1993年《全球倫理宣言》問世了。對于全球倫理的研究，雖然在哲學界、宗教學界和倫理學界已經掀起了研究的熱潮，然而，國際關系學界對“全球倫理”的研究很是漠然、極其淡定、缺乏熱情。有的學者發現了這一現象，提出“關于全球倫理的研究，中國宗教界和倫理學界比較熱，而國際政治學界則在很大程度上保持沉默”.[1]這是因為，國際關系學界的主流學派是現實主義，而全球倫理則屬于理想元素。
迄今為止，學界對全球倫理的探討產生了種種困惑，如果這些困惑問題不能解決，全球問題的解決將成為問題。
一、關于全球倫理爭議的核心困惑
“全球倫理”是1993年“世界宗教議會”發表《全球倫理宣言》（也有翻譯為《走向全球倫理宣言》）后，受到越來越多學者甚至是政治家的關注，并成為20世紀90年代學界（主要是倫理學領域）的一個熱點問題。自1993年《全球倫理宣言》問世以來，學界就有關全球倫理的諸多問題展開了激烈爭論，形成諸多爭論的焦點。
焦點之一：全球倫理的表述分歧。據不完全綜合，學者們對全球倫理在概念上有8種表述，即：普遍倫理、普世倫理、普適倫理、全球倫理、世界倫理、世界道德、底線倫理、全球意識倫理等?！坝捎陂_創性，這一理論的深度與完備性都還有許多欠缺，概念還相當模糊。全球倫理理論提出以后，在國際上引起了頗大關注和反響?！盵2]
足見，全球倫理只是其中的一種表述而已。初看起來，這只是一種表述問題。
其實，這種模糊的表述背后隱含著重大現實問題和理論問題需要深入研究。在我看來，粗看這些表述不過是同義詞而已，但仔細推敲，還是有重要區別的。其中最大的區別是全球倫理意識和全球倫理行為規范的區別，全球倫理與普世倫理的區別。因此，必然提出第二個焦點問題。
焦點之二：全球倫理與普世倫理是不是同一個概念？如果是同一概念，何以有兩種不同的表述？如果不是同一概念，那么二者的關系如何？
能到普世倫理之外去尋找全球倫理的內涵嗎？很顯然，這些問題的解決是深入研究全球倫理的一個關鍵問題。
一些學者認為，全球倫理就是普世倫理，兩者沒有本質區別，因此經常把全球倫理與普世倫理并列起來。我國著名倫理學家萬俊人就是這樣認為的。他在《尋求普世倫理》一書中用“或”把兩個概念并列起來[3]270,為此造成了把全球倫理與普世倫理混同起來的混亂。對此，翟振明對萬俊人的看法引起的混亂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思考。他說：“在萬俊人先生的《尋求普世倫理》一書中，作者雖對這個區分有所注意，但卻把可普遍化當作普遍倫理之普遍的含義之一，造成不必要的混亂?！f俊人先生在同一書中主張的自下而上的以現存的文化道德事實出發的所謂證明方式，違背了哲學倫理學的基本精神，與倫理學的普遍性論證背道而馳?！盵4]
在翟振明看來，全球倫理并不等于普世倫理。他在其《為何全球倫理不是普遍倫理》（原文為英文，馮平譯，作者校對增補）一文中，對二者進行了較為嚴格的區分。[4]
他認為，“全球”概念沒有在邏輯上包含哲學意義上的“普遍”概念，用各宗教間的“共識”來置換倫理學的哲學推理更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的誤導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其實，學術深入研究的發展規律就是把原來混淆的東西區分開來。全球倫理與普世倫理兩個概念從同義詞到想分離，是學術研究的深入，也是防止在現實社會把普世倫理降低為全球倫理的危險。因為，全球倫理更本質的東西是底線倫理，恪守的是倫理的“下限”;普世倫理更本質的東西是倫理的更高層次，追求的倫理目標是倫理的“上限”.焦點之三：全球倫理是不是烏托邦？構建全球倫理到底是不是烏托邦，這在學界還是有爭議的問題。由于構建全球倫理具有重重障礙，以至于有的學者開始懷疑全球倫理的構建是否具有可行性，從而認為構建全球倫理說到底不過是烏托邦。對此，崔建霞、孫美堂提出全球倫理的兩難問題，即：“全球化和相對主義的兩難、應然與實然的兩難、鼓吹和實踐的兩難……我們需要在全世界范圍內呼吁全球倫理，但從現實的普遍性上說，全球倫理只是善良的愿望和美好的烏托邦。全球倫理的鼓吹和實踐必然是悲劇性的?！盵5]
相反的觀點則認為，構建全球倫理并不是烏托邦，而具有迫切的現實需要和現實依據，有的學者提出構建全球倫理的現實依據，包括“生態上的相互依賴；經濟上的相互依存性；政治上由對抗走向對話；網絡社會初見端倪；全球意識的逐步形成”.[6]
在本文作者看來，人類只能在時代最需要的時候才會提出相應的任務。全球倫理的提出是最近幾十年全球問題嚴重到必須解決的時代，正如馬克思談到社會形態演變時所指出的那樣：“人類始終只提出自己能夠解決的任務，因為只要仔細考察就可以發現，任務本身，只有在解決它的物質條件已經存在或者至少是在生成的時候，才會產生?！盵7]
焦點之四：全球倫理是不是底線倫理？宗教學界、倫理學界，甚至是哲學界，很多學者把全球倫理理解為一種底線倫理，包括著名宗教學家孔漢斯、中國倫理學家何懷宏和萬俊人。
孔漢思在起草“全球倫理宣言時”把全球倫理理解為底線倫理，認為“全球倫理不是要把各種宗教簡化為最低限度的道德，而是要展示世界諸宗教在倫理方面現在已有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之處。
它不是要反對任何人，而是要邀請所有人，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一起來把這種倫理化為自己的道德，并且按照這種倫理去行動”.[8]孔漢思基本上是個底線倫理傾向者，但他也是個倫理的較高追求者，因此，萬俊人認為孔漢思屬于介于“最多主義”與“最少主義”之間的人。[3]295何懷宏把全球倫理理解為底線倫理，主要內容是“已所不欲，勿施于人”,這種底線倫理是一種普遍主義的倫理，面向的是社會上的所有人，不僅僅適用于部分人，而且希望得到各種社會合理價值體系的合力支持，因而不是某種價值體系所能獨立承擔的。這種普遍倫理需要現代人形成共識，是現代平等多元化的社會應當趨向的最小共識。[9]
萬俊人的觀點也傾向于底線倫理。他主張普世倫理具有重要的存在價值，雖然有時把普世倫理與全球倫理并列在一起，但基本上回避全球倫理。他認為，現代社會和現代人已經陷入深刻的道德危機，極大地制約了人類未來生活的前景，而各種倫理體制無法單獨滿足現代人類的道德文化的需要，因此普世倫理成為可能。[10]
在此基礎上，萬俊人這樣解釋了普世倫理的內涵：“普世倫理所承諾的主要是人類社會的基本道德問題或日常生活世界的普世倫理問題。因而它是最基本最起碼的，而不是最優化最理想化的。就此而言，它的確是一種普遍主義的底線倫理學或低限度的普遍主義倫理學',然而又是一種具有普遍約束力的世俗生活倫理?！盵3]28,52他基本上傾向于底線倫理的看法：“普世倫理的建構所遵循的是一種最起碼的最大普遍化原則，這一理論建構的方法論原則實際上也預定了普世倫理的理論承諾限度。它表明，普世倫理并不奢求一種高級的、無所不包的、意識形態化的世界倫理體系，而毋寧是尋求一種最基本的人類道德共識?！?/p>
[3]52有的學者反對把全球倫理歸結于底線倫理，余曉菊特別強調人類終極關懷的維度，得出了全球倫理包括底線倫理但不能歸結為底線倫理的結論。因此，他提出把全球倫理等同于底線倫理是一種思維錯誤，其思維錯誤包括：首先這種觀點與倫理道德的一般定義及其內容規定不相符合；其次這種觀點實際上把倫理道德體系中的最低限度原則誤當成決定性或核心觀念；再次，這種觀點曲解了哲學關于普遍性和特殊性辯證關系的原理。
為此，余曉菊提出，全球倫理是一個具體的、包含多層次內容的綜合性系統，不妨稱其為“全球倫理層次論”.它包括底線倫理但不能歸結為底線倫理。承認全球倫理在內容上的多層次性，沒有必要也不可能導致抹殺倫理體系個性化、多樣化模式的道德價值一元論或文化霸權主義。[11]
總之，有關全球倫理問題的研究還充滿種種爭議。這是好事，有利于全球倫理研究的深化。
為了更好地深化全球倫理的研究，有必要把這些爭議問題歸總為一個共同的理論平臺或理論模式。這個理論模式就是要把全球倫理研究用一種理論模式容納為一起，從爭鳴中遇到的種種困境走出來，這就是本文提出的“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的理論。
二、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
構建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理論的理論前提是全球倫理研究的理論共識。為了提煉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理論，有必要確定先對全球倫理研究中的幾個共識性問題提升出來。
首先，人類構健全球倫理的目的是解決全球問題和全球危機，這是人類必須面對和解決的底線生存問題。學界在這個問題上已經達到高度認同，勿需贅述。
其次，人類不僅需要構建解決人類生存問題的底線倫理（即下限），還需要構建更高水平的全球倫理（即上限）。全球倫理的產生和發展，乃是人類為了避免日益嚴重的全球問題已經危及到人類的生存與發展。
從全球倫理的下限看，全球倫理是包括底線倫理。下限的全球倫理并不是個“應當”或“應該”的范疇，全球倫理的現實出發點是客觀上的“不得不”和主觀上的“必須”.“應當”或“應該”的范疇不是底線倫理或下限倫理，而是從下限倫理到上限倫理的廣大區間?；蛘哒f，作為解決危及人類生存的全球倫理是下限、底線，是客觀上的“不得不”、甚至是主觀上的“必須”,是人類所有人都應該普及的（但現在還遠未普及）。
從全球倫理的上限看，那些道德情操極高的內涵，那些為全球事業奉獻自己的一切（包括生命）的倫理，絕不應是我們所反對的，恰恰是值得提倡的，但卻是難以普及的。所以，全球倫理的上限是上不封頂的，很難把某個程度作為上限的最大值。
總之，全球倫理的下限是人們不如此就有毀滅人類的“必須”范疇，其上限則不可認定是行為規范的“必須”范疇，而只是人們行為規范的“應當”范疇，即更好更高地加以提倡的范疇。當然，廣義的“應當”范疇包括“必須”范疇，但“必須”的范疇僅僅是底線或下限的“應當”,上限的“應當”必然高于“必須”范疇。
再次，不能從靜態視角看全球倫理，而必須從動態的眼光去看全球倫理的發展。自從人類全球倫理產生之后，它就具有了十分廣闊的發展空間，其具體發展的路徑或發展路線圖，從性質上看是從最低主義走向最高主義，從量上看是從最小主義走向最大主義或從最少主義走向最多主義。其中最低主義、最小主義、最少主義的內涵構成了全球倫理的底線或下限，最高主義、最大主義、最多主義的內涵則構成了全球倫理的上限。如果人類努力營造更好的生態平衡、更為和諧的國際關系、組建更高級的社會形態，人類才可能更美好。因此，全球倫理必將從下限向上限發展，全球倫理是從不得不的“必須范疇”向追求更好的“應當范疇”的動態發展過程。全球倫理的提升過程是從最低主義的“必須”的全球倫理發展為最高主義的“應當”全球倫理。
鑒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的理論。這個理論是指“全球倫理是全球倫理意識和全球倫理實踐行動或行為規范的整體結構”.全球倫理意識是全球倫理的真知，全球倫理實踐或行為規范則是全球倫理意識的檢驗和真行。只有真知和真行的知行合一，才能變成拯救社會、解決全球問題的社會力量，可謂二者缺一不可。僅有全球倫理意識，卻不付諸于行動規范，充其量是一種倫理道德意識而已。倫理的真正目的是規范人的行為，而不會滯留“只是意識而不行動”的層面?！靶膭硬蝗缧袆印?只有行動才能改變世界，只是心動絕不會改變世界的任何東西。
其實，倫理從其本質上講，就是思想意識和行為規范的二合一，而決不可能僅僅是道德意識，還必須是行為規范，用中國古典哲學的術語說就是“知行合一”.同理，全球倫理是全球倫理意識和全球倫理行為規范的統一整體。作為人類倫理的最高位階的全球倫理，不單純是一種倫理意識，而且更重要的是對人們行為起到調整作用的規范系統。從動態發展角度看，全球倫理是一個從全球倫理意識向全球倫理行動的發展過程。全球倫理已經開始從全球問題意識向解決全球問題的倫理實踐發展。如果說在近代以前，全球倫理還是一種倫理“烏托邦”,只是一些道德情操很高的人的修養，那么隨著現代化的開啟和全球化的加速發展，全球倫理已日漸從一種倫理意識走向倫理實踐。
有的學者已經關注到了這種實踐，并提出從當今世界文明對話和全球化的境域中看，全球倫理的實踐特征有[12]:第一，全球倫理是一種對話倫理或交流倫理。各種宗教面對的共同挑戰，不同宗教面臨的共同問題，例如環境污染、資源枯竭、都市擁擠、犯罪猖獗，等等。這些弊病的減輕或消除，需要包括各種傳統宗教在內的傳統文化發揮作用。通過宗教對話發現價值共識，通過價值觀上的共識促進了解、理解和諒解。宗教之間沒有對話就沒有溝通和理解，相互誤解和排斥就會隨之而來?！度騻惱硇浴窂娬{必須承認并尊重各個民族和各個地域的不同宗教傳統、價值觀念的存在，承認世界文化存在的多樣性。在全球倫理情境中實現各個宗教的平等相待，之間不再是單向的排斥關系，而是平等的對話和交流實踐關系。第二，全球倫理作為一種“底線倫理”構成共同的道德實踐要求。全球倫理不是要把各種宗教簡化為最低限度的道德，而是要展示世界諸宗教在倫理方面已有的最低限度的共同之處。要求所有信教者和不信教者，一起來把這種倫理化為自己的道德，并且按照這種倫理去行動。全球倫理“最低限度”道德實踐目標的設定，是要使其保持一種現實合理性的文化姿態，同時也保持文化價值和思想觀念的開放性，避免為尋求某種“統一性”而易于產生的思想自封性。第三，全球倫理達成倫理共識是一種行動的倫理。全球倫理是具有喚起全人類采取共同倫理行動、擔負起共同責任的倫理，它具有鮮明的倫理實踐的特征。它所要完成的只是在承認各宗教、文化存在差異的前提下，強調把世界各種以宗教為核心的文化傳統中已存在的共同的價值原則，達成在世界范圍內的共識，來應對當今全人類所面臨的道德危機。它相信在每一個古老的文化價值傳統中都會存在有相通的東西，而有價值的東西在所有價值傳統中也都能找到類似的表達，并能得到一致認同。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把全球倫理定義為：全球倫理是為了解決全球問題、全球危機，以解決人類基本生存發展為底線或下限，以建立更高級的和諧社會（包括可國內社會和全球社會，還包括人類與自然的和諧關系）、更好的生存與發展平衡等為上限，從倫理最低主義形態發展為最高主義形態，從全球倫理意識發展為全球倫理實踐行動，從追求國家倫理、國家正義和國家利益發展為追求全球秩序、全球正義、全球利益，從著眼于短期利益到長遠利益，從不可持續發展類型發展為可持續發展類型發展，從零和博弈型發展為互利共贏類型，從國家公民提升為世界公民所具有的一切倫理規范的總和。
至于全球倫理的外延到底包括那些具體內容我們沒有理由象有的學者那樣僅僅把全球倫理理解為“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簡單行為規范。①其實，全球倫理的內涵是具體的、多元的。有的學者已經看到了這一點。馬佩英認為，構建全球倫理包括生態因素、政治因素、文化因素和經濟因素四個方面。[13]
本文作者贊同這種觀點?？梢哉f，全球倫理內涵構成一個對應全球問題以解決全球問題為使命的倫理網絡，但這個倫理網絡是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
全球倫理到底包括哪些具體內容？我認為，全球倫理包含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梢哉f，有多少種全球問題，就有多少種解決全球問題的全球倫理規范。全球問題包括生態惡化問題、全球氣候變暖問題、淡水石油等資源短缺問題、跨國犯罪問題、網絡犯罪問題、販毒吸毒問題、艾滋病傳播問題、核武擴散問題、貧富兩極分化問題、人口激增問題、難民問題、移民問題、國際人權問題、金融危機問題、恐怖活動問題、民族宗教問題、走私問題、海盜問題等等，由此形成了生態倫理、氣候倫理、毒品政治倫理、核武倫理、民族倫理、宗教倫理、資源倫理、地緣倫理、跨國倫理、人口倫理、人道主義倫理等全球倫理內容。② 這些問題主要反映了人與自然的關系問題、人與人的關系問題，以及人的自身精神信仰價值問題。這些全球性倫理都處于萌芽狀態，有的尚處于潛在的萌芽狀態。
三、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的現實價值
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理論的提出，不僅部分解決了全球倫理探討中存在的種種分歧或爭議的問題，而且彰顯了其重要的現實價值，人類對全球問題的解決是從全球意識到全球實踐的發展過程。
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理論具有雙重現實價值。一方面，它有益于深入或解構前述提出的有關全球倫理的爭議；另一方面，它又為解決全球問題提供了全球倫理的瓶頸。對于學界前述所說的理論困境，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理論至少具有下述價值：
首先，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理論厘清了全球倫理與普世倫理之間的界限。其一，當人類發展到只有全球倫理意識，還未轉變為全球倫理行為規范的時候，這樣的全球倫理充其量不過是一種普世倫理意識或者全球倫理意識，這是一種不完全或不完整意義上的 “全球倫理”.在這個 “意識”層面，全球倫理和普世倫理是沒有什么本質區別的。當由全球倫理意識指引，轉變為全球倫理行為規范的時候，完整意義上的全球倫理才會產生。僅有思想，沒有實踐行動，從來就不能改變世界；僅有全球倫理意識，沒有付諸全球倫理行為，全球問題是不能得到解決的。其二，全球倫理行為規范需要全人類的實踐行動，僅僅是少數人的行動不足以改變整個世界，全球問題根本不能得以解決。
其次，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理論闡釋了全球倫理是否是烏托邦的困惑，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構建全球倫理的難度，揭示了構建全球倫理實踐中存在障礙的根源所在，并對克服構建全球倫理障礙提出了唯一可能的出路。由于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需要全球倫理意識和全球倫理行為規范兩個條件，因此全球倫理的構建就注定存在很大的難度和障礙。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理論還告訴我們，產生全球倫理意識容易，而轉化為全球倫理行為規范是很難的，需要很多條件。對此如果完全站在現實主義立場上，就必然認定構建全球倫理是一種烏托邦，這都是情理之中的事情。其實，現實主義從來只是指導人類的一個原則，還有相反的一大原則即理想主義。人們大都是在意識層面向往美好的 （包括正義、真理、自由、平等），而在行動上主要追求利益。因此決定未來構建全球倫理，尤其全球倫理行為規范的制度保障，注定存在極大困難。然而，人類要想克服全球危機，解決全球問題，構建全球倫理則是必須的選擇。
再次，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理論有利于撥開“全球倫理到底是不是底線倫理”的迷霧。說到底，全球倫理有個 “可普適性”的問題，即：如果全球倫理只是道德情操高尚的少數人的實踐，根本不能成為多數人的行為規范，那么這樣就不能成為全球倫理?？紤]到全球倫理的普適性問題，全球倫理首先是一種底線倫理。這種底線倫理是現代人類的生存倫理，不如此，人類將無法生存下去，甚至人類即將滅亡。作為底線的全球倫理是當今人類多數人的必須。放棄全球倫理是錯誤的。 “如果我們這一代人作出錯誤的選擇，我們的下一代就將是歷史上的最后一代人?！瓟[在我們面前的選擇是一種決定命運的選擇：是進化和滅亡之間的選擇?！盵14]
當全球倫理越來越多地變成人類多數人的選擇時，人類才有繼續發展下去的希望。其實，社會各界已經行動起來了。有關世界綠色組織、和平組織世界等各種非政府組織為保護地球生態、消弭戰爭等等的努力，各國政府逐步意識并鼓勵發展可持續發展經濟等，顯然都是全球倫理意識向全球倫理行為規范轉變的種種舉措。
如果采用 “最低主義”或 “最小主義”、“最少主義”的立場，全球倫理必然被理解為底線倫理。但是人類從來就不滿足于最小化主義，時常追求相反的立場，即 “最高主義”、 “最大主義”或 “最多主義”.經濟領域追求利潤的最大化，政治領域追求管理社會的政治最大化，個人追求人生幸福的最大化，都是 “最大主義”的表現。
全球倫理發展必然要進行兩次提升。全球倫理從全球倫理意識發展為全球倫理行為，完成第一次提升；全球倫理行為總是從底線倫理為下限開始，然后不斷向 “最高主義”提升，從而完成第二次提升。根據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理論，全球倫理決不能僅僅止步于底線倫理。如果把全球倫理僅僅理解為底線倫理，那么人類倫理的發展必將有一個終結的歷史階段。然而，人類歷史的發展是個永無止境的過程。因此，應當把全球倫理理解為一個從下限到上限的區間，這將滿足不同層次的人對全球倫理追求的高度或限度。不同水準的人的全球倫理層次和檔次本來就是不同的。當然，更多的人是從底線倫理開始的。但是，我們沒有理由反對、阻止，甚至是嘲笑追求全球倫理上限的人們。我們有充分理由相信，隨著全球治理的深入發展，隨著人們全球意識的增強，全球倫理一定有一個美好的前途和歸宿。在全球化背景下探討全球倫理本身就是一種進步，雖然建立 “最高主義”的全球倫理的現實條件還不是那么的完備，但是不同的文明中都存在一些相通的東西，只要我們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友好氣氛下進行對話和協商，消除文化價值上的沙文主義色彩，人類才有希望。
最后，全球倫理二象性結構理論將把全球倫理發展視為一個巨大的開放系統。不可忽視的是，全球倫理不是從來就有的、與人類歷史一樣久遠的東西。全球倫理是個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弱到強的發展過程。因為，人類經歷了幾百萬年的歷史，文明的歷史也至少有幾千年 （各民族不等），人類在大多數時間內是沒有全球倫理的歷史。因為，全球倫理是20世紀最后10年才提出的。全球倫理是為了解決全球問題應運而生的新生事物。全球倫理是人類發展的希望。如果不能很好地構建全球倫理，全球問題則根本得不到解決，人類因此就毫無希望，必然會提前夭折。
當然，全球倫理仍然處于萌芽或初生階段，需要未來幾百年的完善。不難斷定，當代人類面臨著文明的分叉，全球倫理在現代文明分叉中將會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人類文明的分叉是雙向的，一是向下的惡性分叉，使人類走向毀滅的道路；二是向上的良性分叉，使人類文明走向向上提升的道路。避免向下的惡性分叉，走上向上的良性分叉，全球倫理與全球法治成為人類文明提升的必須。一旦確立了全球倫理，人類文明的發展將提升到一個新的高度。
最后的結論是：選擇全球倫理的這種 “必須”作為最低主義的起點，奔向全球倫理 “應當”的 “最高主義”的目標，這種過程不是一種“必然”,只是一種 “可能”.因為，人類未來的發展是人類選擇的結果。但人類選擇是多維的，不是一維的，或者說是多種可能的而不是一種可能的。從二元思維角度看，人類選擇至少有兩種可能性：一種可能性就是放棄惡性發展而選擇可持續發展道路，在危害地球環境的惡性發展道路上懸崖勒馬，建立并遵循全球倫理。這是一條發展正義的道路。另外一條道路則是片面地以追求“我們這一代人的利益”為目標，不惜犧牲后代人的利益，損害人類整體利益，造成人類的提前滅亡，陷入夭折的陷阱。就目前存在的狀況看，這兩種選擇都已經啟動了。一方面，存在各國為追求國家利益而犧牲全球利益，不管后代人和人類整體利益，只管追求 “我們這一代人的利益”;另一方面，不僅人類的一些先知，而且一些非政府組織 （如綠色和平組織等）和明智的國家，選擇全球倫理，堅持可持續發展道路，放棄惡性發展道路，拯救人類面臨的全球危險性問題。人類的發展未來走向，將取決于人類對這兩種選擇的比例結構與勝率。
無論如何，構建全球倫理是解決當代全球問題、醫治現代病的必須，但構建全球倫理的道路充滿荊棘。不僅構建最低主義的全球倫理的底線極為艱難，更不用說構建最高主義的全球倫理。
不過，雖然構建全球倫理極其艱難、任重道遠，但如果竭盡全力，人類還有希望；如果現代人太過現實，甘愿放棄所有理想，那么人類將無法避免滅頂之災。因為，現代人類危機的深度、廣度和難度是空前的。人類正面臨著現代文明發展的三叉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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