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古代慈善事業自商湯的“賑恤饑寒”發端，“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澹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1],在宋代以后尤其是明清時期日趨興盛，“善堂善會的數量迅速增加，慈善機構種類繁多，慈善活動內容豐富”[2].這一趨勢構成了清代中期文宗阮元的政治、文化活動的社會歷史背景，不僅對他的為政為學影響深遠，其慈善活動也直接建構 了 這 一 歷 史 場 景 本 身。 阮 元 （1764~1849），字伯元，號蕓臺，又號雷塘庵主、怡性老人，清代中期徽派樸學名 家，被 “海 內學者奉為山斗”[3].阮元不僅在治學方面有突出的成就，其政績也頗為顯赫卓著，歷仕乾、嘉、道三朝，著名的封疆大吏，被譽為“外吏”表率。關注民情、踐行慈善是阮元為官時期的重要政舉，《鄉賢錄》贊其“為政力持大體，以惠愛為本”[4]239.在任期間，阮元關心人民疾苦，致力于賑災濟貧、保嬰育嬰的慈善活動，設立了一些公益慈善機構，推動了中國古代慈善事業和慈善文化的發展。
一、民本與仁學：阮元慈善活動的思想基礎
任何社會的慈善事業背后都需要一個特殊的價值體系來支撐，西方推行慈善獲益于基督教的基本訓誡，中國古代的慈善事業則得益于支配社會的儒家思想，尤其是儒家傳統的民本思想。民本思想作為中國古典政治思想的精華部分，經過幾千年的繁衍，逐漸形成比較系統、完善的理論體系，成為歷代統治者治國安邦、德化臣民的重要手段，構成中國古代政治穩定和社會發展的基礎。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尚書·五子之歌》曰：“皇祖有訓：民可近，不可下。本惟邦本，本固邦寧?！边@一思想主要為儒家學派的思想家們所繼承，其中孔孟是先秦民本思想的集大成者。春秋戰國以后，儒家的民本思想綿延不斷，成為歷代明君賢相、士大夫階層的治國濟世之道。
阮元現實慈善活動的思想基礎和價值支撐正是儒家正統的民本思想。阮元繼承了傳統民本思想的精華，在為政實踐的過程中體察民情、關注民生，都直接源于他對儒家民本學說的認同和提升。作為樸學的代表人物，阮元對儒家民本學說的理解和升華主要是通過考據訓詁的學術途徑來表達的。阮元生活在乾嘉時期訓詁考據盛行的學術語境中，他繼承了戴震 “經非古訓不明”的訓詁學方法，注重以字通詞、以詞通道，所以其民本思想主要反映在他于儒家民本理論體系的范圍內，對孔孟 “仁”學和性命古訓的闡釋和理解，具體來說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 以 “相 人 偶”闡 釋 “仁”,使 抽 象 的“仁”具體為本初化、生活化的人際互對互助關系?！叭省笔侨寮颐癖舅枷氲暮诵母拍?，是社會生活的最高道德準則。在孔子看來， “仁”要在活潑的日常生活中展現，要在現實的人際交往中體悟，其本質是人與人之間要相互關愛、相互尊重。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這些情理相通性的道德要求都是 “仁”的具體體現。 “仁”作為人際情理相通的要求，不僅適用于普通人之間的交流，更適用于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溝通。作為統治者的君主，要從 體 仁 出 發，關 愛 臣 民，施 行 仁 政，“為政以德，譬若北辰居其所而眾星拱之”.因此，從 “仁”出發的道德要求一定要推導出 “民本”的政治要求。
阮元認同孔子的 “仁愛”論，同時他又從訓詁學的角度特別強調 “仁”的本質核心是 “相人偶”,二個人之間相互的對應關系才有 “仁”,人與人之間的相互關愛、相互為濟，才是 “仁”的本質體現。因此，“仁愛”的實現過程中，“推己及人”是處理人際關系的重要準則，也是儒家學者自身道德修養的標準。阮元解釋道， “仁雖由仁而成，其實當自己始，若但知有己，不知有人，即不仁矣”,即 “人與人相偶而仁乃見”.所謂 “相人偶”簡而言之，即在任何事情中，都要考慮到對方的存在，對方的利益和感受，以此原則為基準，在別人困難的時候，要從同理心出發自覺地幫助他人，處理好與他人的關系，而不能僅僅考慮自己的利益和感受。
“相人偶”小則反映君臣、君民、臣民、父子、夫妻、師徒等二元社會關系，大則表現在個人與社會群體、群體之間的和諧關系之中，即“仁者人也”,“仁”之相偶必須落實在社會人際關系的領域，方才能得到體現。阮元在 《論語論仁論》中注解道： “孔門所謂仁也者，以此一人與彼一人相人偶，而盡其敬禮忠恕等事之謂也，相人偶者，謂人之偶之也，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驗之而始見，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見?！盵5]176有德性的人，必然是能夠突破自我局限，特別是自我利益局限的人，如若閉門自居、瞑目靜坐而不與他人交際，那么即使他有德理在心，也不能稱之為“仁”者。因此，“相人偶”實質上是慈善行為的重要心理基點---只有當自己能夠體會、理解別人的困苦，才有可能幫助他人，而當體會、理解別人的困苦后，就有幫助他人 “仁”的義務。
二是阮元從 “相人偶”的角度思考政治，強調 “民惟邦本”的安民治國之道，在政治實踐中主張 “仁政”.中國傳統民本思想強調 “民本君主”,通過 “安民”來達到 “安邦”的目的，是明君賢相有效的治民之術，也是 “仁”在政治上的具體實踐，更為歷代儒家學者所關注和探究。
“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6].阮元精研儒家典籍，深知民本的重要性，他以人際意義的 “相人偶”闡發 “仁”之義理，推及到政治關系上則是主張 “仁政”.阮元認為 “王者以仁治天下之道”, “侵暴”是不仁，為政不仁則歸結為不能 “相人偶”.具體的表現在 “天子諸侯不體群臣，不恤民時”,這是 “為政不仁極之”.而 “視臣草芥，使民糜爛”,會使 “家國怨而畔之”,深究其因則是 “不能與 人 相 人 偶”,如 秦、 隋 二 世 而 亡 即 是 例證[5]177.他又指出 “敬恕之道”于治國的重要性。敬恕看似與 “仁”無關聯，而實際上 “古天子諸侯不仁者，始于不敬大臣，不體群臣，使民不以時，漸致離心離德。甚至視臣如草芥，糜爛其民而戰之，若秦、隋之殺害群臣，酷虐百姓，行不順，施不惠，家邦皆怨，是不仁之至也”,而這一切的源頭是 “不敬不恕”[5]184-185.在阮元看來，敬恕之道乃是治國安邦的重要原則，不體人民疾苦是治理國家的大忌。
阮元 “仁政”觀點的闡發，主要反映在他對圣人古訓的注解中。他認為，孔子的 “施政以德”發展到孟子時更注重將 “仁”運用到治理國家人民的方法和途徑中，愛民、行仁政、不尚利是孟子仁政論的主旨，所謂 “國君好仁而天下無敵”, “三代之得天下也以仁，其失天下也以不仁”,是對仁政治國的擴大和提升。在孟子的仁政理論中，處處可見其對統治者施政的具體要求。阮元認為 “治民者以仁，暴民者必致亡”是孟子仁政論的核心[5]196,他贊同孟子的 “仁政”學說，孟子提出的 “言為政者必以仁”,在現實中表現為薄稅斂，不罔民，如此可使 “民之受虐政者必歸之”.與此對應，阮元批判韓非為代表的法家主張法術治國的政治理論。韓非提出 “有道之主，遠仁義，去智能，服之以法，是以譽廣而國威，民治而國安”,阮元駁斥韓非的 “謂仁暴即亡國”之說，指出 “法術即暴也”,才是亡國之因由，秦國所以二世而亡，皆由 “李斯殺韓非而用其說”[5]198-200.他主張為政者在實際的政治實踐中，應把利民放在重要的位置。在釋解性命古訓的行文中，阮元指出君主的 “天命”在于“養民”,他引用春秋時期以仁政著稱的君主邾子之言： “天生民而樹之君，以利之也。命在養民?！比钤澩溃骸爸烀诶駷榇?，不以一己之吉兇不利民”[5]220,這是為君為官者之正道。
從民本和仁學思想出發，阮元在著作中多次贊揚熱心慈善義舉的耆舊和官紳。他在 《廣陵詩事》中推崇鄭板橋不計個人官途而為民請賑的義舉，贊其 “不愧古良吏”.又記載了鄉賢冒辟疆“救荒義事甚多”;汪澹人 “好施與”,以數萬計錢款 “獨立修葺文廟”;困冠霞資助孤貧失學的讀書人，以此鼓勵家鄉揚州的善舉之風[7]14-31.
他贊揚安徽巡撫錢楷 “率僚屬捐養廉為倡”,組織紳士平糶賑粥，疏導水道，使人民 “得安宅”,“受其惠”[8]408-409.這些敘述反映了阮元利民惠民的思想傾向，為其任官期間從事慈善活動奠定了深厚的思想基礎。
二、阮氏家風：阮元慈善理念的養成
阮元慈善活動的顯著成就根源于多重因素的合力，而家庭教育環境的養成是其慈善理念與實踐的價值倫理支撐。家風，是中國傳統社會的重要倫理資源，是一個家族或家庭的所有成員在日常生活中長期堅持的理想信念、價值追求、行為規范和精神面貌的總和。家風的符號表現形式是家訓，物態表現形式是家庭生活的實際活動。阮元體恤民情、踐行慈善的為政作風，與他所浸潤的樂善好施的優良家風有著密切的關聯。
阮元出身于一個秉文兼武的世家。萬歷年間（1573~1620），阮元的先祖阮嚴由淮安遷至揚州，成立了阮氏家族的分支。阮元的曾祖父阮樞良，字孚循，“性恬退，不樂仕進，督叔弟習武，成武進士”,官至明神宗榆林衛正兵千戶，誥贈昭勇將軍。阮樞良在其伯兄歿后主持家事，以勤儉治家，尤其關心同鄉疾苦，阮元描述道： “公好施予，嘗置義冢數十畝以濟貧者。鎮南石橋長數里，久圯，民病涉，公欲新之而力不濟，乃造舟以濟往來鄉人。貧病者施以粥食衣藥，歿為之官，每歉歲，行之益力?！?/p>
[8]377阮元的祖父阮玉堂 （1695~1759），亦為武進士出身，官至湖南參將，亦有儒士仁愛助人之風。乾隆初年，阮玉堂參與鎮壓苗族起義，俘獲苗人千百人， “帥將戮之”,他 “以死請得生”,使 “帥怒，百苦之而不悔”[9]789.阮元也在著作中述道：“乾隆五年，時太府君有征苗之捷，戮逆受降，多所全活?！盵8]364阮元成長時期，其父母的家庭教育理念多能秉持祖宗遺風，授扶貧濟困之義。阮元幼年受教于母林氏，惜未及弱冠，母親便與世長辭，阮元成年后的為人、為學和為政之風更多的受到父親阮承信的熏陶和影響。阮承信，字得中，號湘圃，擅長古文辭，騎射技術也頗為嫻熟，雖然不樂仕進， “補國子生，閉門守貧”,但其 “居貧，潔身自守”,且性情秉善，尤其樂善好施，行善鄉里，頗有儒士之風。 《儀征阮氏家承》中記載他 “拾金不昧，好義勵節，義方教子，捐資助賑，救活 災 民”[4]3.阮 元 在 父 親 逝 后 追 憶 道：“貧民有除夕不戒于火者數十家，府君往視之，罄所蓄資給之，使結舍?！?/p>
[4]366阮承信在日常生活中熱衷慈善，言傳身教，嚴慈并至，阮元深受其行事作風的影響。
一是災年的捐贈。阮湘圃治家勤儉，逢災年時，他常捐出家庭積蓄，以助賑災。嘉慶六年（1801），浙江諸暨縣水災，他捐銀四千兩助賑。
嘉慶九年，浙西水災，又捐出一萬兩。他認為這些 “省廉俸而積”的錢款用于賑濟饑民，是 “得用之道”,用在了最恰當的地方。阮元在碑文中寫道：“嘉慶五年、六年金華、諸暨等縣災，九年、十年浙西災，府君教元請振以體恤皇上愛民之心，前后凡蒙恩賑二百數十萬口；府君自出奉一萬四千兩助賑?！?/p>
[8]383二是關心民瘼。阮湘圃雖一生未踏入仕途，但作為一個出身世家的讀書人，他懷有 “兼濟天下”的士大夫美德，十分關注民情疾苦。阮元回憶，父親在他為官后 “每勸以矢清矢忠，勤職業，毋失祖志”.每年秋天審訊重囚之時，阮湘圃常在屏后坐聽，慎重判斷案情，以防出現冤錯的案件。嚴冬的賑粥，他力行 “親自頒粥”,為“老稚貧民可以卒歲”而深感喜悅[8]372.嘉慶十年 （1805），福建土盜黃葵幫乞降，放出難民，他欣慰道： “此活數百人，勝于炮火中擒獲者遠矣?！比钕嫫酝砟瓴≈貋淼秸憬?，正值阮元在嘉興賑災，父子二人見于舟中，阮元憶道： “府君神明不衰，歷問海洋、盜船、浙西賑濟、川米平糶諸事，皆盡委屈?！盵8]
370-372阮元在父親的碑文中記述： “杭州創建普濟堂冬賑粥，貢院士子萬舍皆甃石版，若茲事亦府君教也。府君教元練兵、省刑、毋諱災”,以及 “整飭育嬰堂，收養棄孩較前倍增，禁金華府溺女，上喜銀籍存之……亦皆府君教也”[8]383.阮湘圃的這些提議基本都被阮元所采納，成為他從事慈善活動的核心措施，并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清代陳康祺贊譽阮氏的家風道： “康祺竊觀世家巨族，子孫通顯，若其人庸庸無所表見，雖身都令仆，而祖德不必其可稽。至于勛名政跡，學問操持，果足澤當時而傳后世，則雖一命以上，其先人積累，必先有以饜乎宗族鄉黨之心。
醴泉芝草，確有根源，觀于文達父祖，益可興起矣?！盵9]790傳統社會中，家風是家族長期興旺發達的精神倫理基石，也是世家子弟最為顯著的價值標簽，對其為人做事有著關鍵性的作用。在阮元家風中，慈善理念的突出對他為官期間的慈善實踐無疑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三、賑恤饑寒：阮元的慈善活動
清代從乾隆后期開始，各種矛盾日益凸顯，社會機體呈現不可逆轉的衰敗趨勢。嘉慶、道光年間，自然災害頻繁，更加劇了人民生活的困苦。這一時期，阮元歷官浙江、江西、湖廣、兩廣等地，目睹了民眾因自然災害和各種社會問題的影響而遭受的困苦潦倒，儒家民本仁學思想和扶貧濟困的家風理念促使他開展了大量的慈善活動。在 《浙東賑災紀事》中，阮元自白 “致災已不德，有力敢不憚”[10]830,對為官任地的賑災、扶貧、救危等民生要務甚為謹慎和盡責， “凡有便于民生者，無不講求盡善?！笨傮w來看，阮元一生所從事的慈善活動大體上可以分為三類：
第一，以義捐為主要方式、以緩解水災破壞為目的而進行的水利疏通、河工治理。阮元在江西、浙江等地為官期間，多次通過義捐的慈善方式疏通水利，造福一方百姓。 《鄉賢錄》記載，在任江西巡撫期間，阮元 “修省城章江水閘。兩湖則奏建江陵縣范家堤、沔陽州龍王廟石閘……兩廣則奏建桑園圍石堤”[4]239.據洪煥春統計，自嘉慶九年 （1805）至道光五年 （1825）的20多年間，浙江一帶連續遭受旱澇災害，農田無收，百姓生命財產遭到極大的威脅。嘉慶五年（1800），正值阮元出任浙江巡撫，當地又逢大水，災情十分嚴峻，他記載道： “冰凌塞谷壑，積雪明群山；飽飯被復陶，猶覺此地寒。矧茲災余民，食少衣復單。庚申夏六月，風雨夜漫漫。
山海本交錯，蛟龍出其間。夷寇蕩頗盡，婺栝民亦殘?？窳髌粕匠?，百道開漓，平地水一丈，墻屋崩驚湍。漂人及雞犬，決冢浮窆棺，清畎為石田，沃土成沙灘。萬頃稻始花，擢拔同草菅?？腿缫纱搜?，試看高樹端。樹端枝杈椏，秸猶交攢?！盵10]829-830
通過觀察，阮元發現水道的壅塞是造成水災的重要原因，尤其杭州的水利多年未加疏導，每遇大雨，城中便泛濫成災，“君民多臥水中”.為了緩解洪水的破壞，嘉慶九年 （1805），阮元組織當地的官員和商人捐資疏通水利，他自己首先捐出俸祿以作表率： “甲子春，予首捐廉俸，官士商亦各出資，記銀四千八百余兩……自學士港、流福溝至三橋址，掘土四千七百九十四方，自三橋址北至滿城，南過藩司、東行宮前之太平溝、金箔橋、通江橋、過軍橋、慶豐關等處，掘土四千六百五十一方。由是清波門首受湖水，輕輕泠泠入流福溝，過運司前……會涌金水門水入滿營城，暢通無泛濫之苦。藩司前諸山水亦入太平溝暢流無阻?！?/p>
在組織疏通河道的過程中，阮元十分注意愛惜民力，“每歲十一月浚治一次，毋減工，毋累民”[11]664.這樣既緩解了水災的影響，也不至過分的耗費民力，彰顯了他以民為本、體恤民情的仁政原則。
第二，賑災濟民是阮元為官期間又一項重要的慈善活動。阮元重視災年時的賑粥、平糶舉措，尤為注意防范并嚴懲災糧的貪污現象，在處理與饑民、災民相關的矛盾時，傾向于把利民放在首要的位置，同時善于發揮自己的政治智慧，協調民眾與政府的關系?！独滋菱种鞯茏佑洝份d，每值災年，阮元必至受災嚴重的地區親自督查賑災情況， “每歲賑貧民粥，凡四十日，以為例，日食粥者數千人”[12]39.他制定了行之有效的管理辦法，以確保賑粥之舉的順利進行。
陳康祺記載了嘉慶十年 （1805）浙江賑粥的發放情況：“嘉慶乙丑，浙西水災歉收，杭、嘉、湖三府散籌賑粥，分男女兩廠、擇佛寺立大蘆蓬，無雨淋日炎之苦。道路出入次第，皆以木柵梆炮為號令紀律，日賑數萬人，無擁塞之虞。有疾者給以藥，老病廢疾別有廠，婦女有廁篷，數月中無一人死于廠者?！弊髡吒朽巴瑫r受災的天津，雖然也設立了粥廠，卻因地方官利用賑災之機中飽私囊，而使得 “多凍餓踐踏死者，而篷席遭焚，數千災黎，熠于一炬”.相比之下，“阮文達撫浙，所謂實心行實政也”.在賑粥的過程中，阮元嚴格的監督災糧的質量和數量，陳康祺稱贊阮元設立的粥廠 “煮粥濃厚，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滲為度。司事與饑民同食之，無一盎饐餲者，民情歡悅”[9]88-89.對于災糧的發放，阮元更是 “不敢少吝慳”[10]829,尤其謹防貪污現象的發生，他專門作詩 《行賑湖州示官士》告誡官員 “分以賑民事，庶不謀其利”,對于依靠煮糜為食的數萬災民百姓，作為 “任事者”的官員應當盡力地去救助他們，民與官 “共手足”,使 人 民 “受 所 賜”,這 是 為 官 者 的 本分[10]875.
嘉慶十九年 （1814），一場罕見的特大旱災席卷整個華北和華東地區，山東、江蘇等省受災尤其嚴重。阮元在詩文 《絳代 賑》中悲嘆道：“年豐尚謀食，歲荒食更無。今年春夏旱，山東二麥枯。農民無收獲，握粟如珍珠。俯首掘草根，煮及薺與荼。仰首剝樹皮。屑及柳與榆?！?/p>
作此詩時，阮元正任漕運總督，押送自淮安至袁浦的漕糧，中途遇到了逃荒的災民萬余人， “攔輿乞食，勢頗洶洶”.在緊張對立的情況下，阮元沒有采取激烈的方式驅趕饑民，而是發揮了他為官的智慧和仁愛之心，將饑民帶上漕船，使部分人充當船夫，給予他們活命的食物。他如此描述自己當時的心境：“饑民爾勿死，為我牽舳艫。一船加廿人，數萬抵飛芻?！盵10]929陳康祺也有此事件的記載： “嘉慶十九年，江北旱災，流民充斥道路……時漕艘銜尾而北，水淺船遲，公立發令箭，傳諭押運文武官，每船添雇纖夫二十人，以利挽運。適江南十余幫在境，恰有五百余艘，俄頃之間，萬余饑民皆得食，歡聲雷動。蓋此令一出，漕船得速行，饑民得裹腹，而又分幫安插，弭變無形，誠一舉而三善備也?！?/p>
[9]1391恰當處理了這次矛盾，未引發任何的沖突和暴動，不僅緩解了饑民的果腹之急，使之 “得飯數盂”,“飽腹且心安”,并且使漕糧迅速運達了目的地。正如阮元自己所說， “治寇在于猛，恤災務于寬”,這正是他民本思想的切身實踐。
第三，在任地建立慈善機構，嘗試并開拓了一些全新的慈善領域。阮元在任地建立的慈善機構主要有浙江的普濟堂和廣州的恤嫠會，其管理章程由阮元一手制定。這兩個機構基本上都是通過籌資的方式運轉，其中普濟堂以官民合作的形式運作，將管理權交由地方紳士：阮文達公撫浙江時，創設普濟堂，手定章程十二條，籌貲付紳士經理，至今賴之。
一、通衢夏秋施茶水，冬施姜湯。一、施貧民瘧痢、傷寒、瘡癤時瘟丸藥膏丹。一、每年十二月立粥廠一月。一、設恤嫠會，月給錢文。一、設收瘞局，掩埋枯骨。一、施舍棺木、綿衣。一、設錢江義渡。今天下井田久廢，生齒日繁，朝廷不能行限田之法，宗子又無收族之方，以致豪強者田連阡陌而淫侈亡等，貧窶者勤動終歲而俯仰無貲。惟興立善舉，策畫恒產，猶為抑兼并而扶瘡痍之善術。凡有字人之責者，幸勿謂煦煦孑孑，簿而不為也。此事無關掌故，特錄之以為外吏勸。
[9]218除了親建專門的慈善機構，阮元還涉足了一些其它的慈善領域，如拯嬰。清代溺嬰陋俗成風，各地均有，清政府自順治起嚴厲禁止民間溺棄女嬰，但在民間和官界并未引起真正的重視。
阮元撫浙期間，當地溺嬰現象十分嚴重， “江右風俗多溺女，浙江而金華尤盛”,針對不良的社會風氣，他制定了獨特的拯嬰之法，其弟子記載道：“先生知其事，首倡捐清俸若干兩，俾編戶有生女者，許父母攜報郡學教授官注冊，給喜銀一兩為哺乳之資，乃令一月按籍稽查，如違，以父母故殺子孫律論，母不敢遽溺其女?！盵12]43《郎潛紀聞》也有相關的記載： “捐清俸若干，貧戶生女者，許攜報郡學，學官注冊，給喜銀一兩，以為乳哺之資，仍令一月后按籍稽查，違者懲治?！边@項獨特的拯嬰法施行后，收到了良好的成效，原本意圖棄嬰的父母因 “一月后顧養情深，不忍殺矣”,以至 “全活甚眾”,被陳康祺贊為 “拯嬰第一法”[9]87.
綜上言之，阮元的慈善活動在其政治活動、學術活動的基礎上已帶有近代社會活動的萌芽色彩。在阮元所處的時代，西方近代性因素已經片段化地傳入中國，阮元也零碎地接觸過一些西方近代化的元素，如他組織 “新修 《廣東通志》時，中外交往更為密切，其 《外蕃門》于是新增了美利堅、墨西哥、比利時等17國，并介紹了重要國家的基本國情”[13].因此，阮元的慈善活動中具備了一些近代開明因素，如慈善組織的士紳化 （社會化）管理、拯救女嬰的新方法等等。
但總體而言，阮元慈善活動的思想根源還是傳統性的：一方面是中國傳統 “民本”政治思想的體現，慈善活動是儒家 “相人偶”仁學、仁政理念與個體修養的自然延伸；一方面是 “樂善好施”良好家風的熏陶養成，其慈善義舉是繼承阮家祖先的 “志道”.正是基于此，阮元的慈善活動無論組織方式還是活動內容，都深烙著古代慈善事業特性和形式的印記，其慈善思想和實踐在整體上遵循古代士大夫實現 “修齊治平”崇高政治理想的途徑及附帶事業，自發性遠大于自覺性，政治性遠大于社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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