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中國的村落結鉤研究一直是人類學研究的中心問題，然而，此類研究基本上是基于政權、宗權和紳權三個方面進行的。1949 年以后，中國曾一度采用公社制，目前又采用縣、鄉、村的三級結構。此結構體現出了政權的主導性，也體現出了中國農村社會的結構單元特征。
本文所指“村落結構”是老百姓生活中的控制力量，這種力量同樣建構中國農村的社會與生活，其中既包括社會權力，也包括社會生產力和意識形態，它們構成了傳統村落結構的基本框架，其中，音樂會社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以流傳在河北、山西、陜西、湖南土家族地區等地的音樂會社為對象，探討這些會社在傳統村落中的作用，以及隨著村落結構的變化所遇到的問題。與此同時，說明在新時期城市化發展進程中，“鄉愁”的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 :民間樂社 ;音樂會社 ;村落結構 ;農業文明 ;社會變遷。
從小跟隨音樂學院的老師學習音樂，把音樂學院理解成為了培養音樂家的搖籃 ;后來經常到各地去采風，看到了各地存在各種類型的樂社和具有樂社性質的演奏小組和個體音樂家。這些樂社和演奏家們演奏自己獨有的音樂，有自己特殊的社會價值，并延續著傳統的音樂傳承方式。某地區流傳有自己的本土音樂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國流傳有諸如河北“音樂會”這樣的民間化“專業”樂社 ;奇怪的是一個村子中有自己的音樂會社，而且數量之多，幾乎遍及村村寨寨 ;奇怪的是土家族人干農活時還需要“專業的音樂家”演唱（奏）薅草鑼鼓。這些令我們來自城市的中華文化的局內人感到驚奇！把這些樂社和其中所包含的樂人整合成為一個整體概念，并把此概念與目前存在的數個音樂學院中的音樂教育相比較，之后似乎理解了民間樂社對于延續中國傳統文化血脈所具有的獨特價值，由此使我們認識到中國目前所存在的兩種音樂系統和教育體制 :依托在城市之中的專業音樂以“先進文化”的姿態占據在“高雅藝術”的高臺之上 ;而依托在農村的民間音樂以“傳統文化”的姿態廣泛播種在“民間藝術”的大地之上。
一次，前往河北高洛采風，進村時遇到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人類學專家。他跟我說他每年都來這里。我問 :“為什么？”他說，“這里的傳統村落結構保持得很完整?！痹摯迮c河北的其他村落沒什么特殊，只是多了一個“音樂會”,而河北“音樂會”在許多村落中都有，他所指的“村落結構”民族音樂學者來說這些理論似乎缺乏我們的關注點，即基于日常生活所需來討論一個村落是怎樣建構其自身的功能結構的。人類學家們不會特殊關注民間樂社，對于民族音樂學家來說，樂社對于村落生活非常重要，是村落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他們是村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而且，理解樂社在村落中的作用和價值又與村落的權利系統密切相關，與“村”和“鎮”的生活密切相關，進而與人與土地的關系密切相關，由此，討論樂社將有助于理解中國的村落結構和村落生活。本文將以此視角為基本著眼點，探討民間樂社在傳統村落結構中的功能和存在價值。需要說明的是，樂社是由人組成的，談及樂社實際上也在談及樂人，只不過是組織化了的人群。非組織化人群的音樂行為，諸如非結構性的個體民歌演唱等，則不在此討論之中。
另外，對何為“村落結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將從三個方面來理解村落結構，并以此闡述其對樂社的影響 :其一，村落中的權力關系 ;其二，村落中的生產力 ;其三，村落中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本文把此三個方面理解為構成村落結構的不同方面，是村落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盡管不是全部）。我們在此討論的基點是傳統的村落，然而，其觀察角度并不是在歷史文獻中尋找傳統村落的結構樣態，而是在現實的村落中來反射傳統村落結構的特點，并探尋該結構在今天所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變化。因為現實的村落正處在歷史的轉折交點之上，傳統還在延續，新結構逐漸形成，很多傳統結構中的文化樣式正在新的結構中為了繼續生存而掙扎。長期的民族音樂學塑造，使我們似乎具備了一定的“傳統音樂的鑒寶”能力，能夠在田野中識別哪些是傳統的遺存，哪些是變革中的新因素。所以，本文的論述是基于個人的理解與經驗，相信對此有不同的理解，還望讀者能夠提出批評與指正。
一、基于社會權力的村落結構及其變遷。
長期的農業文明使得中國人對土地的依賴非常強烈，窮人當佃戶，租種他人土地 ;有錢人買房置地，房子與土地被視為“祖業”,有了這些便有了生活的保障?？梢?，人與土地的關系是中國古代社會最重要的問題。正如費孝通所說 :“中國是個農業國，因之一切經濟問題的打算，歸根結底，總離不了土地?！庇终f :“城里人可以用土氣來藐視鄉下人，但是鄉下，‘土’是他們的命根。在數量上占著最高地位的神，無疑的是‘土地'.”人們在土地問題上的相互競爭使得一部分獲得了優勢，占有了更多的土地，成為了我們所說的“地主”;而在競爭中的失敗者則成為了地主的“佃戶”.地主不僅僅是當地的土地占有者，而且靠著經濟上的力量成為了區域內的“管理者”,所以，他們在剝削佃戶的同時，也成為了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并且靠著宗法（或稱之為“祖宗留下來的規矩）的力量，與各層級的”官僚“所承擔的”法治“力量共同維護著區域內部的社會秩序。1950 年 6 月30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并頒布了《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即根據當時中國的土改狀況，按照對土地的占有率和出租率，將農村階級劃分成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這種劃分基本上反映出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中國農村基本的經濟狀況，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了人與土地的關系。
費孝通還說 :”我們說鄉下人土氣，雖則似乎帶著幾分藐視的意味，但這個土字卻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義是指泥土，鄉下人離不開泥土，因為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辦法?！爱斖恋厥巧a資源的時候，人是圍繞自己所擁有或可使用的土地而居，由此形成了一個個村落。在可視的層面上，村落是一個空間的布局，有房屋、街道和人生存賴以依靠的物理顯現。與此同時，村落也是一個社會的集合，其中包含非物質的人群結構。比如，1949 年前與后的人與土地關系上的差異不僅體現在地主與佃戶（1949 年前）、公社制到承包制（1949年后），而且還體現在宗主 / 宗族制度（1949 年前）和法制 / 行政制度（1949 年后）的變遷。參考人類學對中國村落結構的研究可以發現其研究是基于政權、宗權和紳權三個焦點之上的。政權即政府的是什么呢？后來讀了幾本研究村落結構的書，發現這些研究大多從土地關系（如地主與佃戶）、家庭關系、權力系統、民俗信仰、婚姻制度等角度入手，雖然這些都是本質性的重要問題，但是，對于權利，宗權即家族的權利，而紳權即當地有錢人（即地主）的權利，其中宗主制度是以家族和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對于天高皇帝遠的邊遠村寨來說，”祖宗留下來的規矩“是使社會得以維系的基本條件。本文中把這些傳統村落中的控制力量稱之為”權力“.1949 年以后，政權成為社會的主要控制力量。廣大農村，縣、鄉、村三級政府構成了村落的三級結構 ;而且村落又被劃分成行政村和自然村，行政村是行政管理的單元，而自然村是村民們生活關系的單元，也即歷史所形成的村落的自然范圍?！毙轮袊耙恢痹跒榉ㄖ浦贫榷?，各項法律得以建立，并通過龐大的行政網絡使得法律落實到各個角落。各級政府實行黨政雙管制度，黨委和黨支部層層延伸，構成了一個完密的網絡 ;與此同時，行政網絡與黨的網絡相互編織，即便到了村落的層面，照樣設有村長和村支書兩個職位，兩個職位即便由一人擔任的話，其擔當者也是具有雙重面孔和雙重職責的。在這樣的黨政交織的社會管理機制之下，村落的各種工作便由政府建構中處在最基層的村長和村支書來負責。這時候，雖然村落的地域和自然狀況不變，其社會建構卻發生了巨變。
可以看出，這種結構基本上體現出了政權的主導性，而宗權和紳權如果不是被取消了，也是被大大地減弱的，從中體現出了民主與法制的建設。唐忠新《村落社區的權力結構透析》一文中研究了村落中權利結構及其變遷，即由過去的紳士到貧農的權利轉換，以及改革開放以后村委會的權利和村干部的”富人“化。作者也看到了所謂”非正式的領袖人物“在社區管理上的權力?！彼^非正式的領袖人物主要是指沒有正式官銜的富翁、族長和宗教神職人員等。他們之所以能夠在某些方面分割社區權力，與正式組織的功能不足和農民佑求的多樣化有關。
本文所指“村落結構”是老百姓生活中的控制力量，這種力量同樣建構中國農村的社會與生活，其中既包括社會權力，也包括社會生產力和意識形態，它們構成了傳統村落結構的基本框架，其中，音樂會社是重要的組成部分。本文以流傳在河北、山西、陜西、湖南土家族地區等地的音樂會社為對象，探討這些會社在傳統村落中的作用，以及隨著村落結構的變化所遇到的問題。與此同時，說明在新時期城市化發展進程中，“鄉愁”的意義與價值。
關鍵詞 :民間樂社 ;音樂會社 ;村落結構 ;農業文明 ;社會變遷。
從小跟隨音樂學院的老師學習音樂，把音樂學院理解成為了培養音樂家的搖籃 ;后來經常到各地去采風，看到了各地存在各種類型的樂社和具有樂社性質的演奏小組和個體音樂家。這些樂社和演奏家們演奏自己獨有的音樂，有自己特殊的社會價值，并延續著傳統的音樂傳承方式。某地區流傳有自己的本土音樂并不奇怪，奇怪的是中國流傳有諸如河北“音樂會”這樣的民間化“專業”樂社 ;奇怪的是一個村子中有自己的音樂會社，而且數量之多，幾乎遍及村村寨寨 ;奇怪的是土家族人干農活時還需要“專業的音樂家”演唱（奏）薅草鑼鼓。這些令我們來自城市的中華文化的局內人感到驚奇！把這些樂社和其中所包含的樂人整合成為一個整體概念，并把此概念與目前存在的數個音樂學院中的音樂教育相比較，之后似乎理解了民間樂社對于延續中國傳統文化血脈所具有的獨特價值，由此使我們認識到中國目前所存在的兩種音樂系統和教育體制 :依托在城市之中的專業音樂以“先進文化”的姿態占據在“高雅藝術”的高臺之上 ;而依托在農村的民間音樂以“傳統文化”的姿態廣泛播種在“民間藝術”的大地之上。
一次，前往河北高洛采風，進村時遇到來自中國社會科學院的一位人類學專家。他跟我說他每年都來這里。我問 :“為什么？”他說，“這里的傳統村落結構保持得很完整?！痹摯迮c河北的其他村落沒什么特殊，只是多了一個“音樂會”,而河北“音樂會”在許多村落中都有，他所指的“村落結構”民族音樂學者來說這些理論似乎缺乏我們的關注點，即基于日常生活所需來討論一個村落是怎樣建構其自身的功能結構的。人類學家們不會特殊關注民間樂社，對于民族音樂學家來說，樂社對于村落生活非常重要，是村落結構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因為他們是村落生活中不可或缺的 ;而且，理解樂社在村落中的作用和價值又與村落的權利系統密切相關，與“村”和“鎮”的生活密切相關，進而與人與土地的關系密切相關，由此，討論樂社將有助于理解中國的村落結構和村落生活。本文將以此視角為基本著眼點，探討民間樂社在傳統村落結構中的功能和存在價值。需要說明的是，樂社是由人組成的，談及樂社實際上也在談及樂人，只不過是組織化了的人群。非組織化人群的音樂行為，諸如非結構性的個體民歌演唱等，則不在此討論之中。
另外，對何為“村落結構”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將從三個方面來理解村落結構，并以此闡述其對樂社的影響 :其一，村落中的權力關系 ;其二，村落中的生產力 ;其三，村落中老百姓的生活方式。本文把此三個方面理解為構成村落結構的不同方面，是村落結構的有機組成部分（盡管不是全部）。我們在此討論的基點是傳統的村落，然而，其觀察角度并不是在歷史文獻中尋找傳統村落的結構樣態，而是在現實的村落中來反射傳統村落結構的特點，并探尋該結構在今天所發生的、或正在發生的變化。因為現實的村落正處在歷史的轉折交點之上，傳統還在延續，新結構逐漸形成，很多傳統結構中的文化樣式正在新的結構中為了繼續生存而掙扎。長期的民族音樂學塑造，使我們似乎具備了一定的“傳統音樂的鑒寶”能力，能夠在田野中識別哪些是傳統的遺存，哪些是變革中的新因素。所以，本文的論述是基于個人的理解與經驗，相信對此有不同的理解，還望讀者能夠提出批評與指正。
一、基于社會權力的村落結構及其變遷。
長期的農業文明使得中國人對土地的依賴非常強烈，窮人當佃戶，租種他人土地 ;有錢人買房置地，房子與土地被視為“祖業”,有了這些便有了生活的保障?？梢?，人與土地的關系是中國古代社會最重要的問題。正如費孝通所說 :“中國是個農業國，因之一切經濟問題的打算，歸根結底，總離不了土地?！庇终f :“城里人可以用土氣來藐視鄉下人，但是鄉下，‘土’是他們的命根。在數量上占著最高地位的神，無疑的是‘土地'.”人們在土地問題上的相互競爭使得一部分獲得了優勢，占有了更多的土地，成為了我們所說的“地主”;而在競爭中的失敗者則成為了地主的“佃戶”.地主不僅僅是當地的土地占有者，而且靠著經濟上的力量成為了區域內的“管理者”,所以，他們在剝削佃戶的同時，也成為了道德和社會秩序的維護者，并且靠著宗法（或稱之為“祖宗留下來的規矩）的力量，與各層級的”官僚“所承擔的”法治“力量共同維護著區域內部的社會秩序。1950 年 6 月30 日中央人民政府公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土地改革法。并頒布了《關于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決定》，即根據當時中國的土改狀況，按照對土地的占有率和出租率，將農村階級劃分成了”地主、富農、中農、貧農“.這種劃分基本上反映出了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前中國農村基本的經濟狀況，也在某種程度上反映出了人與土地的關系。
費孝通還說 :”我們說鄉下人土氣，雖則似乎帶著幾分藐視的意味，但這個土字卻用得很好。土字的基本意義是指泥土，鄉下人離不開泥土，因為在鄉下住，種地是最普通的謀生辦法?！爱斖恋厥巧a資源的時候，人是圍繞自己所擁有或可使用的土地而居，由此形成了一個個村落。在可視的層面上，村落是一個空間的布局，有房屋、街道和人生存賴以依靠的物理顯現。與此同時，村落也是一個社會的集合，其中包含非物質的人群結構。比如，1949 年前與后的人與土地關系上的差異不僅體現在地主與佃戶（1949 年前）、公社制到承包制（1949年后），而且還體現在宗主 / 宗族制度（1949 年前）和法制 / 行政制度（1949 年后）的變遷。參考人類學對中國村落結構的研究可以發現其研究是基于政權、宗權和紳權三個焦點之上的。政權即政府的是什么呢？后來讀了幾本研究村落結構的書，發現這些研究大多從土地關系（如地主與佃戶）、家庭關系、權力系統、民俗信仰、婚姻制度等角度入手，雖然這些都是本質性的重要問題，但是，對于權利，宗權即家族的權利，而紳權即當地有錢人（即地主）的權利，其中宗主制度是以家族和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對于天高皇帝遠的邊遠村寨來說，”祖宗留下來的規矩“是使社會得以維系的基本條件。本文中把這些傳統村落中的控制力量稱之為”權力“.1949 年以后，政權成為社會的主要控制力量。廣大農村，縣、鄉、村三級政府構成了村落的三級結構 ;而且村落又被劃分成行政村和自然村，行政村是行政管理的單元，而自然村是村民們生活關系的單元，也即歷史所形成的村落的自然范圍?！毙轮袊耙恢痹跒榉ㄖ浦贫榷?，各項法律得以建立，并通過龐大的行政網絡使得法律落實到各個角落。各級政府實行黨政雙管制度，黨委和黨支部層層延伸，構成了一個完密的網絡 ;與此同時，行政網絡與黨的網絡相互編織，即便到了村落的層面，照樣設有村長和村支書兩個職位，兩個職位即便由一人擔任的話，其擔當者也是具有雙重面孔和雙重職責的。在這樣的黨政交織的社會管理機制之下，村落的各種工作便由政府建構中處在最基層的村長和村支書來負責。這時候，雖然村落的地域和自然狀況不變，其社會建構卻發生了巨變。
可以看出，這種結構基本上體現出了政權的主導性，而宗權和紳權如果不是被取消了，也是被大大地減弱的，從中體現出了民主與法制的建設。唐忠新《村落社區的權力結構透析》一文中研究了村落中權利結構及其變遷，即由過去的紳士到貧農的權利轉換，以及改革開放以后村委會的權利和村干部的”富人“化。作者也看到了所謂”非正式的領袖人物“在社區管理上的權力?！彼^非正式的領袖人物主要是指沒有正式官銜的富翁、族長和宗教神職人員等。他們之所以能夠在某些方面分割社區權力，與正式組織的功能不足和農民佑求的多樣化有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