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林·漢斯貝利的戲劇《陽光下的葡萄干》是黑人戲劇中第一部得到廣泛關注和贊譽的劇作，故事主要圍繞楊格一家對一筆賠償款的分配展開。男主人公沃爾特·李·楊格的妹妹柏妮莎希望這筆錢能幫助自己支付上醫學院的學費，實現成為醫生的夢想；他的母親與妻子則希望能用這筆錢買套房子，以改善家人的居住狀況；而男主人公想利用這筆錢與人合伙開一個酒館，以徹底改變家里拮據的經濟狀況。沃爾特·李的母親，這個家的決策者，最終決定將這筆錢分為 3 份，一部分作為房子首付，一部分支付柏妮莎的學費，剩下的由沃爾特·李支配。他將柏妮莎與自己那份錢都投資了酒館，但是，他的合作伙伴卷走了他所有的錢，不光他擁有自己生意的夢想破滅了，他妹妹上醫學院的夢想也成為泡影，只剩下母親購置的房產。但因母親購置的房子位于白人社區，社區里的人反對他們搬進去，并派社區代表與他們協商，表示愿意出高價從他們手中買回房子。起初沃爾特·李動搖了，決定接受白人代表的條件放棄房子然而，他母親的一番話喚醒了他的民族意識與他的男子氣概，讓他意識到了自己的身份，至此，沃爾特·李真正成長為一個男人，對自己的身份有了更深刻的認識。沃爾特·李最終拒絕了白人代表的提議，全家人搬進了他母親購置的新房 , 進入白人社區。
這出戲劇中的男主人公沃爾特·李就是一個典型的黑人男性形象，作為一個黑人，就像他的其他非裔先輩一樣，在美國社會生活中處處遭遇不平等待遇，生活在社會底層，生活窘迫；作為一個美國人，他同其他美國人一樣，懷揣著自己的“美國夢”——成為一個成功、富有、受人景仰的男性，改善家人的生活條件。這種“雙重身份和雙重意識決定了他們必須面對兩種傳統，即自身的非洲文化傳統和西方文化傳統。前者是其文化源頭，而后者是他們的生存現實”。兩種身份，兩種意識的碰撞與沖突，使得像沃爾特·李這樣的黑人男性陷入一種身份危機。作為男性，他們的男子氣概因種族歧視和經濟困境也面臨被“閹割”的威脅，因而，他們急迫地想通過某種方式去證實自己身上的男子氣概的存在，去獲得自我身份的認同。
本文旨以沃爾特·李·楊格自我身份的認同歷程來分析黑人男性所面臨的身份危機及洛林漢斯貝利在此劇中所提供的解決方法。
一直以來，承受“三重壓迫”和痛苦的黑人女性問題備受關注，她們同時背負著種族主義、性別主義和階級主義的壓迫，而相比之下對黑人男性問題的關注度比較低。雖說女性在社會中整體上處于弱勢地位，但是，由于女性的性別特征，黑人女性“更能夠從 20 世紀六七十年代以來的黑人社會地位改善中獲得好處，特別是在高等教育和就業機會等方面，她們比起黑人男性來具有一定的優越條件”。正如 Staples R. 在其書中所說，在黑人社會，男性往往比女性更需要人們的關注，學校里學業表現差的是黑人男性，就業市場上頻頻被黑人及白人女性搶走飯碗的是他們，蹲監獄的也多是黑人男性，因毒品、酗酒、暴力等失去生命的還是他們。所以說，黑人男性的問題也應該引起我們的重視。
在黑人男性面臨的眾多問題中，其普遍面臨的一個重要問題就是身份危機。對男性來說，他身上的男子氣概是他定義自己的一個重要標準，但是，對于美國社會中的黑人男性來說，他們的男子氣概因種族主義的壓迫而處于被“閹割”的危險狀態。造成這些黑人男性身份危機的并不是他們身上沒有男子氣概，而是他們該如何去感知自己這種男子氣概的存在：
對于這個國家的黑人男性來說，真正的問題是如何通過努力去喚醒自己身上本就存在的男子氣概，而不是如何努力去成為一個擁有男子氣概的男人。白人男性將他們的男子氣概作為一種不可侵犯的神賦權力，而同樣作為男性的黑人為了保有他們的這種男子氣概卻需要永無止境的付出努力。對黑人男性來說，保有任何一絲男子氣概都需要一個奮斗的過程（Grier and Cobbs）。
也就是說，黑人男性需要不斷的探尋，不斷地與種族主義壓迫、與階級壓迫作斗爭才能夠保護自己的男子氣概不被“閹割”，這種發掘出自己男子氣概的過程也正是黑人男性尋求自我身份認同的過程，即如何化解自己雙重身份雙重意識的沖突。在美國這樣一個資本主義社會中，這種男子氣概又不可避免地與物質財富聯系在一起（Grier and Cobbs）。像沃爾特·李一樣的這些黑人男性意圖通過尋求經濟上的成功來證明自己男子氣概的存在，但是，被社會主流邊緣化的黑人男性獲得成功的渠道非常有限，最終他們會發現自己還是被困在一片物質豐富的大海中間的一個孤獨貧困之島（King）。因而，對黑人男性來說通過創造物質財富而尋求身份認同，即發掘自己內在的男子氣概并被社會所認同，即使不是不可能，那也是很難成功的，正如《陽光下的葡萄干》中的男主人公一樣，希望通過改善經濟狀況及生意的成功而獲得自己以及他人對自己男子氣概的認同、對自己男性身份的認同，但這種尋求身份認同的方式最終還是失敗了。
在《陽光下的葡萄干》中，作者漢斯·貝利洛林提供了兩種尋求身份認同的道路，一是通過改善經濟條件而提升社會地位，以獲得自我肯定及社會認同；二是通過追溯黑人自己的歷史，以求在歷史中找到一種歸屬感，以獲得一種確定的而非飄忽不定的身份。
首先，在這部戲劇一開始，漢斯貝利就對楊格一家居住的屋子做了一個非常細致的描寫 , 而且，作者用了“疲憊”、“疲倦”這樣的詞來形容這個屋子給人的感覺。屋子的疲憊不堪與疲于奔波的楊格一家形成呼應，讓讀者更加深刻認識到楊格一家艱難的生活。沃爾特·李的妻子露絲臉上是一副對生活失望到極致的表情，他的兒子甚至都沒有一張可以被叫做“床”的床睡覺，昏暗的屋子更加襯托出這一家人灰暗的生活。這種經濟上的貧困也影響到了楊格與露絲的關系，戲劇中一開始就展開了他們之間的一場爭論。在楊格的兒子向露絲要錢時，露絲拒絕了他的請求，當楊格問露絲為什么拒絕兒子的時候，露絲直接說道：“因為我們沒錢?！睏罡駥ζ拮舆@一舉動不滿，他認為妻子不該給孩子說這些話，妻子的這一舉動讓作為父親的楊格感覺自己很無能。而且他的妻子不支持他的投資計劃，這無疑是在質疑楊格的能力。所有的這一切，使得沃爾特·李改變家庭經濟狀況的愿望更加迫切，所以，他才會想要在拿到父親的保險金之后與人合伙開酒館，以實現他的美國夢，改善家庭經濟狀況，以救贖他的男子氣概。當母親將保險金其中一部分交給他做投資后，楊格似乎是看到了未來美好生活的希望，他希望能給自己的兒子和家人打造一個舒適美好的未來，眼看著楊格的美國夢要實現了，可是他的合伙人卻拿著他們開酒館的錢跑了。正如秦蘇鈺在他的文章中所說的，“自由平等的美國夢永遠是白色的，現實的美國社會生活也因物質的分配不平衡和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分為黑白兩色 他的投資失敗只是一個象征性的情節，白人不徹底改變白人至上的荒謬意識，黑人的夢想就永遠不可能實現”。就像楊立文在其論文中引用杜波依斯的話所說的，“往往是殘暴無情的膚色偏見造成了黑人的落后，而不是由于黑人落后才引起種族偏見”。
所以說，沃爾特·李希望通過經濟上的成功來改善家人生活，證明自己的作為一個黑人男性的能力以及維護自己的男子氣概的希冀注定會被無情的現實擊碎。
在尋求經濟成功的這條路失敗了之后，沃爾特·李差點兒就接受了白人社區的代表提出的高價收購他們在白人社區買的房子的提議，因為在這個時候，他自己也開始疑惑了。剛被現實狠狠地打擊過的他，此時也在彷徨，他不知道自己的抗爭是否真的會給自己和家人的生活帶來所謂的改善，他不確定作為一名黑人的他是否是一個真正的男人。在之前，他親口告訴母親，錢才是一切，才是生活，現在，他想通過掙錢這種方式來維護自己男子氣概的訴求失敗了，他不知道自己該如何在這個美國社會中去立足，自己該以何種身份去立足。此時的沃爾特·李感受到的正是 Harding 所說的“當我們不再知道自己的前進方向，不再記得我們的起源時那種壓倒我們的自我毀滅感和絕望感”。在這個時候，沃爾特·李的母親對他說的一番話喚醒了被現實封印在楊格內心的男子氣概，他通過追溯黑人自己的歷史和文化傳統，也就是他的起源，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從未獲得了歸屬感，明確了自己的身份，解放了被封印的男子氣概。
在美國社會中，由于黑人在社會中的劣勢地位，在不改變白人至上、白人中心主義的痼疾之前，黑人很難通過經濟地位的提高而從根本上改變自己的處境。正如《陽光下的葡萄干》中的主人公沃爾特·李一樣，黑人男性因為生活的窘迫和現實的打擊而質疑自己、迷失自己。但是，通過認識到自身在歷史長河中的位置，黑人男性也能夠從中找到自己的歸屬感，解放被封印的男性氣概，獲得自我身份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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